東台灣的聲音 《更生日報》

花蓮市民紛紛在《更生日報》報社外的閱報欄前
停下腳步閱讀最新出刊的《更生日報》。
 記者鄭穎暄／攝影

  【記者鄭穎暄／花蓮報導】在花蓮幾乎家家戶戶都知曉的《更生日報》，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由謝膺毅在花蓮創辦，與東台灣一起走過六十三年，是台灣存活最久的地方報之一。從最初一張四開紙到如今每日廿四版、對開六大張書寫從花蓮到台東的地方消息、並刊登全國和國際重點新聞。

現任社長謝立德延續父親謝膺毅的工作，將《更生日報》的角色定位在領導輿論、關懷弱勢、反映民情、藝文重現、觀光休閒及體育發展等。在面臨閱報人口逐漸老化下，二○○六年為了爭取年輕讀者成立了網路電子報，更推出影音報導，謝立德說，期待網站能成為「東台灣的資訊中心」。

回顧《更生日報》的歷史，從《謝膺毅與東台灣》一書中可了解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是當時擔任警備司令部東部調查組組長謝膺毅辦報的關鍵。

書中寫到，謝膺毅有感「文化思想」最能影響人、也最容易被輕忽。他認為要使省籍間和平共處、凝聚共同的文化意識，並促進官方與民間的溝通，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辦報。

於是，謝膺毅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創辦了《台灣更生報》，一方面宣達政令、一方面述民間疾苦，使下情能上達。取名「更生」為重拾新生之意，希望幫助人民築起溝通橋樑、走出悲情。

《台灣更生報》草創時期，以三日刊的型態出刊，一張四開大小的紙共四版，內容包括國內外時事、省縣市要聞、地方要聞及其它軟性新聞。最初報社就四個人加上一個兼差處理報社大小事務，發展至今報社規模已拓展至一百多人，記者遍佈全台，除了以地方新聞為重，也與中央社、新華社、路透社購買重要的國內外新聞。

《更生日報》現任社長謝立德。記者鄭穎暄／攝影

《謝膺毅與東台灣》裡記載到，《台灣更生報》在創辦第二年決定改成日刊，因為三日刊的發行方式，往往等到出刊時，地方「新聞」已成了「舊聞」。另外，當時民眾十分關切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進行的「國共內戰」，因此《台灣更生報》還改版騰出版面刊載最新戰況，採用當日電訊新聞。
而早期以農民為主的花蓮，《台灣更生報》常配合政策如「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做大篇幅淺顯易懂的解說。這種深入農村的報導大受農民歡迎，在當時沒什麼大眾娛樂之下，閱報漸漸成了一種有用又有趣的消遣，更使《台灣更生報》成了「習字教材」，更生報發行量也開始攀升。

然而，一九五一年花蓮大地震，震倒了無數房屋，其中也包括《台灣更生報》報社、員工宿舍及合作的印刷所。四年來，好不容易穩定成長的《台灣更生報》遭受如此打擊，報紙被迫停刊一天，也是六十多年來唯一一次。

《更生日報》創辦至今已逾一甲子。
記者鄭穎暄／攝影

《謝膺毅與東台灣》裡寫到，當時謝膺毅認為這時候最需要媒體來報導災情、呼籲外援，於是搭起棚子充當臨時辦公室。隔天《台灣更生報》全體深入災區、漏夜編排，出刊後，免費發送給市民。透《台灣更生報》的報導，善心捐贈紛紛湧入花蓮，除了報導災情、力促災難善後委員會，還呼籲民眾做好衛生工作，協助花蓮居民重建家園。

《台灣更生報》與花蓮一起重新從廢墟中站起來，也讓謝膺毅決定辭去軍職，專心做個全職報人，同時報社也改名為《更生報》。自從花蓮大地震的打擊後，謝膺毅就決心要有報社專屬的印刷廠，一九五五年終於實現。

不料在花蓮大地震七年後，溫妮颱風再度創傷《更生報》，雖然《更生報》沒有延誤出刊，但許多員工包括謝膺毅自己都成了受災戶。在全縣停電一個月、颱風後紙價飛漲、員工急需領薪修屋、報社業務又因風災延誤收款下，只好趕緊借款應急才能度過危機。

在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之前，全台報紙數量維持在三十一家，雖然東部僅占少數，當時《東台日報》與《更生報》在東部分庭抗禮。《謝膺毅與東台灣》裡寫到，謝膺毅認為，雖然競爭對手不多，但若只安於現況，總有一天會被淘汰，於是引進了東部報界第一部電動鑄字機及新的字模，印刷效果頓時改善；另外還指示編輯部每周固定推出專題報導。

而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後，報業欣欣向榮，《更生日報》成為了各報伸入東部觸角的假想敵，廣告市場的低價戰也一度造成《更生日報》很大的困擾。《更生日報》卻安然度過了發行及廣告量暫時萎縮的危機，原因是在地人看習慣了《更生日報》，即使各報際出低價促銷，廣告效益不及《更生日報》，廣告客戶自然會回頭。

《更生日報》周末報導較偏向圖文及休閒、教育
性質。記者鄭穎暄／攝影

《更生日報》現在的名稱，是自一九七一年更名後，沿用至今。目前訂戶量有三到四萬人，平面與網站廣告同步。謝立德說，有人問免費電子報會不會影響報社收益，他回答，收益上沒影響，反而希望網站來補充平面，當網路發展成氣候，點擊率更穩定、覆蓋率更大時，可以考慮另闢廣告市場。

在前幾年《中國時報》、《聯合報》縮編地方版記者人力之時，謝立德認為，大報為了省錢而裁地方版，將沒有眼睛認識地方大小事務，但也給地方報一個新的機會來爭取訂戶。
而面臨其它地方報的競爭，謝立德說：「除了自己，沒有人可以打敗你。」再多競爭者，如果不知道自己危機在哪也沒用，自己做不好，才有機會被打敗。謝立德本著「盡全力做都不一定有機會成功，所以每件事都用心做到最好」的態度持續帶領《更生日報》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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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日報

二二八事件

媒體寒冬／中時大裁員　給同仁的一封信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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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社大 培育文化觀光人才

官舜弘(前排中)帶領士林文化人才培訓班同學合影

【記者林伯驊／台北報導】「士林有許多第一、唯一，是非常珍貴和厲害的！」社區大學民俗巡禮講師官舜弘說，士林的觀光市集，如士林夜市，或者大士林地區的歷史文化士林官邸等，非常豐富。在士林社區大學所開辦的「士林文化觀光人才培訓」，負責其中一個主題的官舜弘，對台下大多為中年的學員，細數著士林的文化資產，使大家更深入了解士林。

士林文化觀光人才培訓在士林社區大學招收在地人，培養成為未來推廣士林地區的觀光人才。副校長劉君英表示，士林是台北面積最大區，各地都有其特色，例如社子生態文史、陽明山自然環境、國際村等等，值得研究。培訓課程從講述士林當地的歷史，參觀士林古蹟如芝山合約碑記石牆、北隘門遺址，介紹士林地區發展和都市規劃和環境改造、士林夜市特色，輔以導覽概論、消費者心理學分析、地方產業創意行銷，學員更了解士林，並懂得如何推廣。劉君英說，課程結束後會成立志工社團，做導覽觀光。

官舜弘介紹了士林許多第一，例如全國第一所師資培育學校－位於芝山岩的國語傳習所、第一座科學主題公園－美崙科學公園，台灣第一座被發現的史前文化遺址－芝山岩文化，還有多項小吃的起源地雪花冰、泡泡冰。官舜弘並分析，士林夜市四方的格局，可同時擁進大批人潮，擁有良好的先天條件，其次位於捷運站旁，交通便利，都是適合觀光的條件。再者士林夜市許多特色小吃皆吸引人潮。

官舜弘實際帶領學員走訪士林夜市，並一一走訪特色小吃、店家，甚至請老闆介紹自家特色。其中十全排骨的老闆蔡松田，一面從鍋裡攪拌排骨給大家看，一面表示，要做導覽需先知道這裡的典故，才使人信服。士林老街商圈繁榮促進會理事長李錦福在當地開店多年，向大家說明一些特色店例如士林明刀、文化性的中和筆莊，還有許多風靡多年的小吃。學生在走訪士林夜市當中，除了吃了許多小吃，也更了解士林夜市迷人的原因。

官舜弘認為，要先增加對士林的了解，才能去做推廣，士林有許多第一和唯一，獨步台灣甚至亞洲，要為士林做導覽，要先深入學習。士林社大也有許多相關認識士林的課程，像公民週的「水水士林」、暑假開課的士林美術展覽、士林好好學。劉君英認為「士林學」概念已形成，推廣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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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社區大學

士林文化觀光人才培訓簡章

士林社大課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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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教育為原住民孩童點亮「星」希望

【記者張仟又／桃園縣報導】一群國立中央大學的志工們在今年寒假前往台東縣海端鄉霧鹿國小進行科學深耕教育，希望利用當地光害少的特性，將霧鹿國小打造成一所星光小學。

中央大學課外組行政專員黃裕隆表示，打造星光小學活動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活動，考量偏遠地區的教學資源缺乏，因此以營隊的方式教學，藉此豐富學童的學習經驗；而第二階段活動，針對參加第一階段活動的國小，進行天文科學深耕的教育訓練，由中央大學偕同天文館工作團隊深入學校，針對教師與學童進行天文延伸教育，並整合當地天然優厚觀星環境，規劃天文觀測活動，讓該校成為當地天文教育推廣的基地。

今年是星光小學第五班，每年一班，已經舉辦了五年，前面四班都是只由天文館的志工們出隊，包括第一階段的天文館參訪和第二階段的現場教學，今年開始才引進營隊的形式，由自願跟隨天文館志工的大學生們去國小帶營隊。

服務採用分工的方式，天文館的志工負責為學童解說觀星儀的使用方法、如何使用肉眼觀星，並對當地教師進行天文儀器的教學，希望老師在學會使用儀器後，能讓天文觀測的活動長久持續下去。中大志工則負責帶小隊玩大地遊戲、團康活動、準備午餐、帶晨操和管理秩序，透過玩遊戲的教學方式讓小朋友能學習得更開心。

地球科學系一年級鄭舒尹說：「我覺得很充實，不管是知識方面或是心理都感受到了新的東西流入。服務是件很奇妙的事，不求任何回報，付出的心甘情願，能夠遠離塵囂看看最單純的他們還有自己，我覺得我們彼此都獲得了心靈上的成長。經由星光小學，讓從未有營隊經驗的我們起步，開始了解自己的常處還有值得加強的地方，這不是只是單純的營隊而已，跟著天文館志工們一起活動，讓我學習到了不少野炊的技巧，還有他們廣博的知識，都讓我大感佩服。」

張仟又製作/照片由黃裕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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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林琦峰：第五所星光小學師生-天文館表演「八部合音」

打造星光小學。點亮星希望活動成果

霧後露星光-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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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志工在雲南找回童心

【記者張婷羽／桃園市報導】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陽明、清華、交大及中央大學）在去年暑假舉辦第三屆暑期國際志工服務，總共有十九位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志工前往大陸雲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麗江市的ＹＹ幼兒園和小百花幼兒園，進行為期十六天的海外服務，服務內容包含簡單的英語教育、衛生教育、勵志教育和生活教育。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的學生李文萱說，志工在出團前要受一個星期的訓練，訓練課程包括說故事的技巧與運用、英語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海外服務醫療衛生、活動方案的創意企劃與帶領技巧、志工團隊統合與協調藝術等。

他們首先分別到那兩所幼兒園探查情形，計畫該如何給與他們所需要的協助。交通大學材料系學生吳沛雯說，小百花幼兒園的園長希望志工能為孩童提供完整的教學活動，內容包含五大領域─社會、語言、藝術、科學及體育，而ＹＹ幼兒園則比較希望志工們能給予衛生教育方面的指導，例如如何正確洗手和刷牙等。

吳沛雯說，因為服務對象是年紀非常小的孩子們，他們決定每一項的教學內容都要用遊戲、唱跳和說故事的方式來進行。在ＹＹ幼兒園的衛生教育中，他們教小朋友刷牙歌和跳洗手舞，讓他們能知道清潔的正確步驟並養成勤洗手和刷牙的好習慣。最後，這些志工大哥哥姐姐們發給每個小朋友一支牙刷，要他們比賽看看誰能把牙齒刷的最潔白乾淨。

「我們當然也知道牙齒的潔白程度不是刷一次就可以看出成果的，但是用這種方式能讓孩子們很盡力的去完成目標。」「他們刷完牙後，每個都迫不及待地張大嘴要給我看他們牙齒，雖然看到很多蛀牙，但是還是覺得這些小孩真是可愛極了。」

交通大學資財系學生林采容說，他們在小百花幼兒園的服務內容中，有教孩子們摺紙鶴、講以「團結」、「誠實」為主題的小故事，並藉由故事內容中所出現的動物教導他們這些動物的英文名稱。除此之外，志工們也從情境式遊戲當中，教導幼兒園孩童要適時的說：請、謝謝和對不起。

吳沛文說，雖然這趟服務之旅因為地緣路程的關係，在兩個服務地點當中奔波非常花時間和體力。「但是在服務的過程中，天真的小朋友們不斷地給我們意想不到的驚喜，像他們會拿著我們與他們做的紙鶴蹦蹦跳跳假裝他們會飛，讓我們再次找回了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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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桃園出版社 引進俄國經典

櫻桃園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短
篇小說集－－帶小狗的女士。
櫻桃園出版社/提供

【羅萱／台北市報導】櫻桃園出版社為一專營俄國文學的出版社，於二○一○年六月成立，目前已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出版社位於南京東路的一間小辦公室中，整間出版社所隸屬的成員只有一人─丘光。

丘光在成立櫻桃園出版社之前，已經在出版業界工作了十年。在二○一○年時，剛好是俄國已故名作家契訶夫的一百五十歲誕辰，契訶夫是丘光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於是丘光把紀念當作是一個藉口，索性成立了這間櫻桃園出版社。而取名為「櫻桃園」，也是取自於契訶夫所寫的戲劇的名稱。

丘光表示，與台灣文學相比，俄國文學的主角是靈魂。俄國文學經常會探討的主題是哲學上或是精神上的想法，再進而推進與社會的關聯。丘光在高中時期曾經閱讀過俄國文學，且深受其吸引。填寫大學志願時，有意圖的將俄文系往前填寫，最後果真上了政大俄文系。在攻讀完大學學士學位後，丘光前往俄國留學兩年。對於俄國文學的喜愛，讓丘光就算把興趣變成工作，也不成一種壓力。丘光說：「這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融入生活，不單是工作。」

以櫻桃園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帶小狗散步的女士》來說，此為一本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故事的內容是敘述一對各自有婚姻的男女在外地邂逅，重返俄國後，還是無法忘記當時的浪漫光景，仍然背著各自的家庭見面，成為自己心中的秘密。但最後女主角無法承受良心的壓力，要求男主角想出一個解決之道，最後就在男主叫捧著頭說著「怎麼辦怎麼辦…」中畫下句點。丘光表示，契訶夫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開放式的故事結局，給讀者廣大的想像空間。丘光說：「俄國文學多利用隱蔽的心理分析，把小說主角的心理狀態隱藏起來，讓讀者自行想像。」

由於丘光在出版業界已有了經驗，創業之路並不算辛苦，嚴格說真正的困難可能就是資金上的問題。但丘光說：「有多少資源就做多少的事。」目前丘光定給自己的目標，就是一年中可以出版三到四本的著作。丘光不求多，只求自己能夠持之以恆的把出版社繼續經營下去。

目前台灣的俄國文學書籍較少，丘光表示，七○及八○年代時的俄國文學較多，但九○年代後就慢慢變少，一般大眾讀者對俄國文學較不熟悉。丘光說：「但也因為有空白，開發才有未來性。開發更多未來會喜歡俄國文學的讀者。」丘光表示，他將利用現代的眼光來挑選經典文學，並重新包裝，未來希望也能引進一些東歐的文學，帶給讀者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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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契訶夫150歲誕辰，櫻桃園文化推出創社作

櫻桃園出版社facebook

櫻桃園出版社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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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良 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

左一為穿著阿美族部落服飾的
蔡政良／蔡政良提供

【記者陳佩儀／台東報導】蔡政良，一個誤打誤撞闖入台東都蘭阿美族生活圈的客家年輕人，他是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一九九四年因參加台北水山客文史工作室在都蘭部落進行短期田野觀察，而與都蘭阿美族結下了不解的因緣。他有個阿美族名字叫Fotol’， 平常都以futuru表示，字面上的意思是「睪丸」，引伸意為真正的男人，他在參與都蘭部落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竟不斷地實踐著人類學所標榜的文化參與、學習、理解、尊重與詮釋，成為從都蘭A’tolan，石堆之意，萌芽的「人類學家」。

到了都蘭部落，蔡政良看到都蘭面臨青少年青黃不接的情況，在研究所社區教育的期末報告裡，他腦海始終盤繞著都蘭沒有青少年的光景，因此他決定針對都蘭的「巴卡路耐」(Pakalungay)意思是「青少年」，透過社區教育的理論概念，結合都蘭的傳統方式，試著將失去的巴卡路耐重新找回來。

於是他在一九九四年提了一個計畫，並將他命名為「天真的計畫」，他尋求都蘭頭目、族人、大學社團和都蘭國中老師的支持，並協助申請訓練經費，希望能把都蘭部落年齡階級中的巴卡路耐給找回來，也讓他從此和都蘭部落結下不解之緣。從一九九四年到現在，十七個年頭過去了，都蘭部落早就成為他另一個家，努力學習成為阿美族真正男人的歷程。

整個計畫的目的，就是希望參照過去都蘭巴卡路耐訓練的方式，搭配一些能夠吸引青少年的活動，連接起都蘭的kiluma’an，阿美語，意為「在這個收穫的季節，大家回家團聚，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連結情誼，一起成長。」，找回那些原本已經不太願意參加年齡組織的青少年。

為了巴卡路耐訓練營計畫，他從淡水到都蘭，一一確認訓練活動內容的增補、重要師資、編製教材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將長者的智慧融合到一本教材。編製教材過程中，聽到許多有趣的傳說故事，如以前卑南人期負阿美族人的故事、從前打獵的情況、都蘭的巫術、螢火蟲的由來、燒酒螺的由來、捕魚的故事、卡造放牛與布農族的相遇等，他笑說是個：「聽故事的瘋狂旅程。」

巴卡路耐訓練營通常是在都蘭部落豐年祭開始的前一週舉辦，招集所有巴卡路耐階層的青年從事勞動服務，由長老及哥哥們教導敬老尊賢、歌舞、雕刻、編織、刺繡、作菜、撒網、捕魚等，中間穿插一些康樂遊戲，有許多活動是針對都蘭的巴卡路耐進行，他們會接受最多的訓練，尤以歌舞為重要。

蔡政良說，選擇原住民族群中已經被認為是重要的文化標記，例如：社會組織、儀式以及歌舞等切入，檢視其中知識的傳遞模式與意義建構的過程。此外，傳播媒體與數位、網路科技的影響日增，這對傳統的傳遞、散佈與建構又將會造成何種影響，也是一種他感興趣的議題。他認為從普遍被認可的傳統文化認同標記是如何被傳遞與建構的歷史脈絡、內外在認知驅力與傳播媒介的變數有助於探討原住民文化的延續以及變遷。

影音的溝通媒介對於原住民在歷史記憶與行動上扮演何種角色，也是另一項蔡政良長期感興趣的議題，所以他也是個民族誌影片工作者，紀錄片作品包含《回來是土地肥沃的開始》、《阿美嘻哈》、《從新幾內亞到台北》，如何認知屬於自身文化脈絡的影音紀錄，並加以解構詮釋，並賦予何種新的意義，這也是從認知學科來討論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對於影音訊息的處理模式。

蔡政良在都蘭部落裡與當地阿美族相處超過十年以上，他因欣賞當地的文化而走入人類學的學術研究領域，並在學習的過程中，愛上阿美族與海洋互動的生命態度，他說：「我在這是在學習如何當一位阿美族人，其實是他們教我很多，我也深深以此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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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都蘭部落格

蔡政良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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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當老師 小湖山大教室

學生們在下課時於學校內的溫泉泡腳池休息

【記者洪祥祐／台北報導】位於台北市北投山區的湖山國小，因座落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擁有豐富的生態環境，如火山地形、溪流溼地和高山植物等，為了讓自然環境融入學習之中，學校打造出專屬的生態教育課程。如藍染與植物染課程、草山遊學和社區溫泉等多樣自然教學。

湖山國小是一所位在陽明山上的微型國小，每個年級各只有一班，全校學生僅一百六十五人，但學生卻也因此有廣大的學習與活動空間，並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湖山國小擁有不同於一般都市中小學的學習環境。湖山國小教務主任顏世廷說：「由於學生多來自於都市，為了使小朋友們更能融入學校的環境學習，才決定規劃藍染、溫泉等相關課程，並配合教育部創新教育的理念，發展屬於湖山國小的學校特色。」

學校自一九九一年開始推展田野教學，早期北投陽明山區是栽種藍染原料「大菁」為主的產地，顏世廷表示，老師們上課時除了帶學生藍染的歷史背景外，還會讓小朋友們自己動手嘗試，運用大豆、洋蔥和七里香與大菁作植物染與藍染的搭配，學習夾染、綁染等技巧。藍染課程不但成為學校著名的特色，也是學生們最喜愛的課程之一。

為了使課程朝「學校課程社區化，教學活動在地化」的方向發展，學校設計了能讓社區結合的課程，讓學生們能夠藉由課程認識當地背景。如「湖山水噹噹」帶領小朋友們了解湖山盆地泉水的來源與用途，「湖底社區溫泉」則是介紹大屯火山群與北投溫泉等相關資訊。不僅如此，學校還特地利用溪流與溫泉，分別設置了戲水場和泡腳溫泉池，讓學生們能在下課時有不同的休憩地點。

顏世廷表示，未來校方為了讓校園生態更加豐富與多元化，將再建置蕨類植生牆與螢火蟲之家，讓更多生態教育成為學校課程重點。許多居住於市區中的家長就是為了湖山這樣的自然環境，才送小朋友上山來上課，讓孩子們在大自然中快樂成長，留下難忘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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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山國小

陽明山國家公園

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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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性少數 從瞭解開始

蔡春美引用這張圖片比喻看的見的性少數
所面臨到的社會壓力就像一隻貓面對一群
狗的注視，光是壓力就足以逼死人。
蔡春美／提供

【記者馮凱／台北市報導】由輔仁大學同窗會前社長張小七（化名）所舉辦的「看的見的性少數－性工作者、藥癮者、愛滋感染者的處境與關懷」講座邀請到蔡春美做主講人，講座中蔡春美陳述所接觸的實際案例，讓台下聽眾了解這些性少數的處境。蔡春美也透過分析報紙內容，告訴聽眾媒體對愛滋議題的報導有哪些不當用辭。

主講人蔡春美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博士，目前是台北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她表示，藥癮者、愛滋感染者與同志有許多處境很類似，像是「如果你的朋友說他是同志你會告訴老師、朋友或家人嗎？如果他是同志你會不會覺得他很『亂』？」蔡春美表示，把這些問題把套用到藥癮者、愛滋感染者所得到的答案都很像，因為如果這些人將自己身分公開，所面臨到的是社會的不諒解與道德譴責，以致於這些人是選擇隱藏自己身分或不希望自己身分被曝光。

蔡春美表示，自己有接觸桃園監獄五十名的藥癮愛滋受刑人，而這些人都是因為共用針頭而感染愛滋，當中有許多人擔心因沒有健保身分，得不到肝炎治療及追蹤的機會，後續將因肝炎惡化死於肝癌。蔡春美表示，犯人的健康權與自由權是連坐的，當受刑人的自由被剝奪連帶的健康也不被重視。蔡春美說：「當中有一位受刑人哭著告訴我，因為無法治療C型肝炎，自己最後可能一出獄即因為肝癌往生，而沒有重新做人的機會。」蔡春美也說：「許多愛滋感染者不是死於愛滋，而是無法承受社會上的道德譴責與壓力而選擇輕生。」

蔡春美表示，目前媒體對愛滋感染者報導多是負面的，像是一位老師因死於愛滋，媒體就去訪問校方、家長還有救護員。不然就是記者拍的照片會營造出社會對愛滋的恐懼，像警察在羈押毒癮愛滋感染者就會全副武裝杜絕任何接觸。蔡春美表示，社會大眾普遍對愛滋的傳染途經充滿迷思，認為觸碰到血液、口水或被咬到就會感染，但真正的傳染是經由直接血液與體液交換。

最後蔡春美希望同志教育的落實讓大眾可以認識同志及宣導愛滋病的防範，並消除大眾媒體形塑出同志與愛滋是有關連的刻板印象。在座的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也極力推動校園中的同志社團成立，希望藉由社團舉辦一些關於性別議題的課程與講座，讓有興趣的同學有這樣的管道了解同志及愛滋病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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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網路文章:愛滋病毒的感染是有條件的 也是可以預防的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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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京」「劇」典 傳承中國文化

【記者林伯驊／台北報導】手上舞著劍，配合京劇的鑼鼓點踏出步伐，一群熱愛京劇的學員，練習著京劇的身段。這是文山社區大學的京劇班，每個星期固定在木柵國中，學習傳統京劇的身段，從熱身階段的拉筋、走台步、繞著教室的跑圓場，雖然不是京劇的科班出身，每個人都確實做好每一個動作。

一開始上課，同學先抬腿拉筋，走台步、接著繞著教室排一排跑圓場。熱完身後，老師李光玉帶著大家練習這學期學的舞劍加上《霸王別姬》曲牌「夜深沉」。隨著轉身、揮劍，雖然大家動作不盡相同，但都緊盯老師，做到一致。李光玉說，三個月的時間差不多學一段，學期末會有成果發表會。

此課程已經四、五年了，李光玉原本是國光劇團成員，現在任職於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剛開始與國光劇團一起在社大上課，後來因成效好獨立開班，主要教導京劇的基礎身段。她表示，由於社大學員大多沒有京劇基本肢體語言，欠缺身段基礎功，先從此處加強，前後有教過彩帶、長槍，而這學期主要教舞劍，使用旦角（經劇中女性的角色）的身段。

李光玉解釋京劇是「程式化動作」，「每一個動作、每一首唱腔、每一段音樂、每一個鼓點子、都有它『專有名詞』，都是固定的。」她說，例如在角色上的「紅龍套」、「白龍套」，是不同角色的專有名詞，若排出「二龍出水」的隊形，則是一種程式化的動作。演員在舞台上的動作都是程式化串連成一場演出。

京劇擁有中國百年的歷史背景，最早可追朔到清朝，相較於其他表演，李光玉說，此類表演型式也提供別類「養分」，例如朱宗慶打擊樂的鼓，取材自鑼鼓點，其文化的重要性很高。

在此班級擔任班長的潘俊仁，原本大學主修美術，由於熱愛京劇，畢業後重新考上國立台灣戲曲學院，主修京劇，「其實美術和京劇有許多共通點，只是將其轉到表演藝術。」白天在學校上課，每周一晚上又在社大，憑著對京劇的一股熱情投入其中。

京劇和其他傳統表演藝術在文化上都有其重要地位，卻因時代推進，市場正在萎縮。李光玉說，國光劇團之前有舉辦「京豔之旅」，推廣京劇；國立台灣戲曲學校將小朋友耳熟能詳的故事如三國的草船借箭，改編成京劇，並和國小合作來演出，藉此推廣。潘俊仁認為，京劇的推廣可從大學生出發，像自己的朋友經由介紹下，現在也會一起去看京劇演出。

記者林伯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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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劇團

文山社區大學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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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明信片 傳達對好友的想念

小綠正在製作零錢包。記者林縉明/攝影

【記者林縉明∕台北市報導】一張明信片傳達的是朋友間的友情與對朋友的想念，好友的去世，讓小綠藉由作品來想念這位好友，讓她能有繼續創作與克服萬難的勇氣，即便遇到困難，小'綠也深信朋友會在背後默默的支持她，讓她在創作的路上並不孤單，正因為這股信念，小綠投入了創意市集。

大學時代就愛創作的小綠，當時曾有朋友邀請他一起到創意市集，但小綠認為時機還不對，因此拒絕的朋友的邀請，直到好友過世後，讓小綠心情大受打擊，決定用好友喜愛的創作來懷念他，完成好友未完成的夢，於二00九年創立了Green's room，開啟了她的創作之路。

小綠的作品都以兔子為主角，包含明信片和手創飾品，她表示，因為自己喜歡兔子，且在大學的畢業製作時，也是選用兔子當主角，所以作品才會延續使用兔子當主角。隨著畢業後出社會工作，在心境上也有所改變，作品也加入新的角色，但作品在怎麼改變，也不會將主角改變，這是小綠所堅持的。

創作的靈感來自生活感受，她說，「我常常利用時間四處旅遊，藉由旅遊豐富我的生活經驗，靈感也常常在這時閃過腦海中。」除此之外，當悲傷時特別有感而發，藉由作品宣洩自己的情緒。小綠表示，作品希望引起共鳴，鼓勵大家鼓起勇氣，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小綠認為，自己的作品與他人作品最大的差別在於情緒與想法，隨著心境的轉變，使得內容有所改變，讓兔子能有不同的變化，不是只有一層不變的想法，不會做任何變化，這就是自己作品的特色，讓商品能有識別度。

正因為開店需要資金，所以目前Green's room都以寄賣的方式為主，小綠說，寄賣雖然會被對方抽成，但至少會有專人幫忙販售與管理，只需要將商品寄給對方，是個不錯的小本經營模式。創作這條路需要的是資金，小綠平時到創意商品的店家打工，他說，至少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才能維持生活開銷，慢慢累積創業基金，將來才能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店。

目前正在積極的增加寄賣點，讓更多人能看到Green's room的商品，小綠說，目前除了明信片外，也開始製作手創飾品，像是零錢包、鉛筆盒等，增加商品的選擇性，畢竟明信片的市場有限。未來目標是建立自己的品牌、商品與店家，讓夢想不再是憑空想像，是能實際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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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s room兔子系列明信片

Green's room臉書

擺攤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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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星花園游泳池 庇護身障工作機會

瑜軒快樂工作的模樣。吳韻恬／攝影

 【記者吳韻恬／新北市報導】榮星花園游泳池的技術指導員戴慧君表示：「只要擁有完善的工作環境，身心障礙者也可以擁有工作的能力」，榮星花園游泳池是台北市第一座游泳池庇護工場，也是全國第一座，二○一○年由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成立並委外經營，雇用身心障礙員工十二位，占游泳池的員工一半以上，分別負責清潔、櫃台，甚至還有一位身障者擔任救生員的工作，他們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工作氣氛很和諧，一進去游泳池看到工作人員都很勤快的工作。戴慧君說：「游泳池經過他們的細心維護，可以發現和別的游泳池沒有甚麼不同，一樣乾淨整潔，可以保持得很好，他們工作能力也是可以培養的。」


戴慧君說，這個游泳池的工作人員障別都不同，有智能障礙、自閉症、身障等，會因應個案不同，指導他們的方式也不同，有的可能在別的地方有過工作經驗會容易上手，所以會教導他們工作內容約兩到三天之後，再來在工作時邊指導他們哪邊要改善，戴慧君是主要管理身障工作者的輔導員，但是其他工作人員也會在旁協助教導身障的工作者。而身障工作者大部分的問題不是在工作技巧上，而是在情緒障礙的部分，因為身心障礙者他們可能因為生理上的問體，比較沒有辦法控管好自己的情緒，有時可能會跟同仁爭吵，像是吵工作的道具是誰的、清潔的區域是屬於誰的問題，甚至有智能障礙者可能會因為前一天被媽媽罵，會在工作途中突然大叫，這時候戴慧君表示：「就會用聊天的方式開導他們、安撫他們，慢慢的告訴他們要怎麼做以及排解情緒，其實就跟教導小朋友一樣，要有耐心。」

工作人員崔景皓覺得自己可以把游泳池
周邊清潔乾淨很開心。吳韻恬／攝影

「其實在這裡的工作者平均工作時間有一年了，他們會慢慢透過經驗，看同事怎麼做同時審視自己」，戴慧君說，他們會知道正在從事的行為是工作，只要規定好他們，就會乖乖的去執行，其中有位唐氏症的員工瑜軒，剛開始會不知道要做什麼，然後就幫他訂定工作課表，再巡視看有沒有做好，但是要用他喜歡的態度跟他相處，強硬態度是行不通的，之後他就會慢慢不用課表也知道要做什麼了。

從去年暑假開始在榮星花園服務的崔景皓，他有自閉症和輕微的智能障礙，目前就讀大安高工三年級，他說：「我在這裡工作就是覺得很多人一起工作很快樂阿」，他現在在游泳池從事是清潔的工作，但是他接下來七月想要去考救生員，蝶式、仰式、蛙式都難不倒他，戴慧君說，他雖然有輕微智能障礙還有自閉症，但是在這裡工作久了之後就比較願意跟人接觸，沒這麼害羞了。

已年近三十，在游泳池工作約一年多，有視力障礙以及重大疾病的工作人員蕭羽嫣說，對她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因為視力模糊，都不知道到底清乾淨了沒有，這時候就要依賴同事幫忙看，在近幾年才出現身體狀況的她也學會用樂觀的態度面對人生，就是在工作時做好份內的事，享受和大家一起合作完成清潔工作的時光，蕭羽嫣說：「很開心榮星花園庇護工場給我們這樣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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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工場

榮星花園庇護工場受訪影片

庇護工場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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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記者 雲豹的傳人

第一屆雲豹新聞獎。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供

【陳佩儀／台北市報導】「雲豹新聞獎」，以雲豹為名，代表一種不畏艱難與勇往直前的精神。雲豹是魯凱族神話傳說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牠雖然是一個動物，但是牠有一個很明確的特徵是：很快、很聰明、在傳說中牠帶領魯凱族族人建立新部落，因而改變魯凱族的命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執行長舞賽‧古拉斯說，而媒體工作者其實也是這樣的角色，動作很快、很聰明，也可以改變這個社會，他們的形象是不謀而合的，所以就採用雲豹這個名字，一方面去彰顯原住民的文化，一方面去凸顯記者跟雲豹一樣是有這樣的特質。

雲豹新聞獎於二○一○年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設立的目的是希望改變媒體工作者，更多的去報導正向原住民的新聞，更進一步去展現具有原住民觀點的新聞，透過比賽的形式，去建構出具有原住民觀點的新聞框架，展現他的價值出來。舞賽‧古拉斯指出這是台灣傳播學界過去一直沒有討論過，但在多元文化裡面其實都有提到，台灣一直沒有去實踐，雲豹新聞獎的設置就是想要去實踐這塊，也期望能透過這個獎項，能夠激勵原住民的朋友能夠來從事新聞報導的工作，希望透過這些作品能夠影響到整個社會。

舞賽‧古拉斯說，她本身也是記者出身，很清楚整個媒體市場裡面是怎樣報導原住民，例如：原住民喝酒、好逸惡勞或偷竊等新聞，所以在去年開始辦雲豹新聞獎的時候，就提出媒體經常對原住民有一些錯誤的報導，包括刻板化的印象及扭曲原住民的形象的內容，讓媒體可以正確的報導原住民形象，甚至更進一步的表現出具有原住民觀點的新聞。

雲豹新聞獎主要分成平面媒體、廣播類、電視類、網路類以及評審團獎。平面媒體內獲得專題報導雲豹獎的趙瑜婷，在國語日報原鄉兒童大未來系列報導中，以台灣第一本【原住民教育政策白皮書】初稿擬定，正在各地舉辦公聽會，從課程編排到師資培訓，是要被漢人同化？還是保有民族自決？或是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原住民文化傳承時，常會遇到兩難，是要固守傳統？還是呼應時代的改變？的議題獲獎。

又如電視類中獲得族語新聞播報雲豹獎的達少瓦旦，他針對雪霸國家公園「聖山說」的一則新聞，主播特別製作「傳統領域」專題，回應並提醒當今社會與主政者，泰雅族的傳統領域之範圍與意義。

舞賽‧古拉斯指出，第一屆比較大的問題在於很多的得獎者都不是原住民，除了有些像廣播的族語新聞獎，或是族語類的是原住民拿到獎項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非原住民拿到，她說：「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這表示非原住民媒體工作者對原住民的議題是很關心，而且能夠展現原住民新聞的觀點，這也是一件好事，可是她更希望有更多的原住民去參與這個新聞的報導工作，也就是更多的原住民記者。」

她說，因為原住民會比漢人更清楚原住民社會的問題，她自己在做原住民新聞報導的時候，因為有切身的經驗，原住民社會的問題也會比別人更清楚，所以在下筆的時候，對原住民議題分析的能力，會更優於其他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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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雲豹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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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生鍾權 用紀錄片跨越兩岸

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左）分享自己接觸紀錄片
的原因，(右)為影評人林木材。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只要我有攝影機，找得到好的觀點，能夠讓觀眾去思考，拍攝紀錄片就是有價值的。」這是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對拍攝紀錄片的堅持與看法。

一九七九年出生，鍾權雖然年輕，但已經是拍攝過四部紀錄片的導演，二十二歲時，一個人前往北京的廣告界工作，二ＯＯ三年成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鍾權說，會選擇進修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很封閉，「想選擇一種態度過生活」，一開始對紀錄片沒有特別的熱情，但對於影像的拍攝很有興趣，於是選擇影像作為新的學習。

在北京留學的鍾權，對國家主權的認同有特別的感觸，鍾權說，在中國讀書，不停地在兩岸來回穿梭，認同是常常會觸碰到的問題，二OO三年第一次踏上北京，準備進入海關時，出現兩個不同的選項，一個是中國公民通道，另一個則是外國人通道，「才剛踏上中國的土地，認同的問題就出現了」。

鍾權說，到北京讀書不久，正好碰到中國發射「神州五號」，幾個同學一起在電視機前看著火箭發射升空，當時有個台灣留學生，一邊看「神州五號」發射，一邊流眼淚，看到同樣來自台灣的同學竟然對中國的成功這麼感動，「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流眼淚」。

在北京生活七年，鍾權說，在北京，他感受到中國人跟台灣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所以當鍾權要拿起攝影機，製作兩岸的題材時，「我不能迴避我是台灣人的這個身分」。

二ＯＯ六年鍾權從北京帶回《台北京─比賽》、《台北京─過客》這兩支紀錄片，探討的都是兩岸差距的題材，鍾權說，其實拍攝兩岸題材，我也可以選擇拍攝「探親」、「大陸配偶」這些在台灣就可以完成的紀錄片，但鍾權認為自己曾經都在台灣和中國這兩塊土地生活過，有更優勢的條件，去拍攝能夠在空間上跨越台灣和中 國的紀錄片。

隔年，鍾權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放映《台北京─比賽》，鍾權說，台下有兩位華僑觀眾，為了爭執對方的身分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在現場吵了起來，沒想到兩位伯伯最後卻得到「我們都是美國人」的結論，握手和好，「這大概是只有台灣人才會發生的狀況，雖然很好笑，但也很悲哀」。

二ＯＯ八年，鍾權完成紀錄片《我們》，影評人林木材說，過去鍾權的兩支紀錄片，都是站在流行文化上看兩岸的差距，《我們》這支紀錄片相較起來，包含的政治性是比較濃厚的。

跟著「台灣加油隊」拍攝的鍾權，在奧運期間被中國當成被當成不受歡迎的異議份子，鍾權說，自己整天都要被跟監，跟著「台灣加油隊」的拍攝過程，隨時都有黑衣人跟在身邊，「走在路上會發現，為什麼樹旁邊都躲了人」，為了擺脫黑衣人，「台灣加油隊」去長城觀光時，將訊息寫在紙條上互相傳遞，沒想到遊覽車一到目的地，車門下又是五個黑衣人等著，「當時情緒真的是快崩潰」。

對於在中國遇到的特別經歷，鍾權說，其實會有點生氣，「覺得我都已經在北京生活過六、七年，你們到底有什麼好跟蹤」，不過自己從二十二歲到北京工作後，到三十歲以前的生活都在北京，最純粹、原始的創作能量也都是在北京，所以他對北京這塊土地還是有深厚的感情，「對我來說北京是我的家，但台灣也是我的家」。

被問到最新一部作品，鍾權說，其實拍紀錄片拍到後來，「想越拍越回到台灣的土地去做」，而最新的一部作品《正面迎擊》，跟兩岸題材無關，拍攝的是摔角選手如何透過動作的安排，讓觀眾看到最熱血的表演。

鍾權新作《正面迎擊》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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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權導演《我們》的官方部落格

流浪者與三個城市的三角關係：鍾權專訪

鍾權最新作品：《正面迎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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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者的樂活工場

【記者歐靖雯／台北市報導】一個小小的饅頭，除了果腹以外，還可以行公益。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輔導成立的「愛肯樂活工場」，由自閉青年分工合作，製作手工饅頭，這群過去被一般職場所拒絕的孩子，在這裡被接納，也能發揮所長。

愛肯樂活工場的技術輔導員吳黎鳳說︰「藉由手工饅頭製作、包裝與展售等活動，培養自閉症者的就業能力及職業技能，協助就業者養成持續工作專注力、正確的工作態度、適性的工作技能及社會人際互動技巧，使更多的自閉症者能從工作中賺取合理報酬並獲得自信心與成就感。」

三十歲的「小威」(化名)從小對黑色敏感，看到有人穿黑色衣服就會一直盯著看，常被誤認為「色狼」；過去在工廠工作，曾經將眼睛所及的黑色物品全扔掉，讓無法理解的老闆嚇得請他「另謀高就」。

「小威」來到「愛肯樂活工場」初期也同樣令人頭痛，因為他看到麵粉覺得髒髒的也想丟掉，尤其碰到鮮奶饅頭，連一點點的氣泡都認為是髒污，忍不住戳上好幾個洞，將平滑的饅頭外皮變成「月球表面」；輔導員在了解個性後讓他遠離「鮮奶饅頭」，改成製作雜糧與穀物饅頭，並且教導操作其他機器，讓他也能成為饅頭工場的小幫手。

愛肯樂活工場的就業服務員詹素燕表示，提供自閉症者就業機會，藉由一般職場的工作訓練環境，建立他們有正確的工作態度、習慣與職場應變能力，能夠有效提升心智障礙者的就業能力。

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柯白珊說，在一般人眼中，自閉兒的舉止源自於特殊的固著特質，「愛肯樂活工場」工作的成員每天都有不同的狀況，有人喜歡搶工作，有人不會捲麵皮卻對掌控麵團發酵時間極度敏感，只要耐心引導，都能發揮所長。柯白珊說︰「讓心智障礙者更融入社會，突破人際溝通障礙、增強就業 意願，促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與接納，這是我們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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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肯樂活工場Facebook

Love Lights Life!!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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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盲人重建院讓視障者重見光明

【記者高翊華／台北報導】很多視障者因為看不見，所以都會遇到無法獨立生活的問題，也會失去生存信心，因此，位於新莊的盲人重建院，專門訓練視障者運用其他器官來彌補視覺之不足，重新建立他們的生存信心。 盲人重建院緣起於民國四十年，開啟了台灣視障者事業的基礎。同時由熱心福利工作之社會人士組織董事會，從事國內盲教育與視障者重建工作。

盲人重建院已成立了約六十年，至今也幫助過上萬位盲人及其家屬，更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公益團體之一。志工處林夏妃說，院內的盲人來自全國各地，都是中途視障者，原本都和一般人一樣看得到，卻因為生病、車禍、意外等原因造成視力損傷，進而無法自理生活，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重建院宗旨就是要協助他們走出黑暗照常生活，避免其自暴自棄導致家庭破碎或走上絕路一途，所以致力於發展盲人「社會生活適應」和「職業重建訓練」，讓他們能更提昇生命的價值。

重建院主要要幫助視障者的項目有：服務中途視障 ( 後天失明 )者重新踏入人群、學習生活自理、一技之長外，並活出自信、開拓視障朋友的生活領域。林夏妃表示，重建院是按摩業界專業養成教育學院，長期輔導視障朋友從事按摩工作，也有「捐愛心，贈舒壓」的服務，以捐款作愛心，贈送舒壓服務的方式，讓捐錢的民眾可以感受到長期贊助視障重建教育的成果，也將募款用來作以支持更多的視障朋友重建之用。

林夏妃表示，重建院一開始，是訓練盲人從事接線生的工作，但幾年下來，發現市場的接受度不高，因為有時候盲人在和人應對方面還是會有心理上的障礙，於是開始訓練他們按摩。一年只收二十個學生，年齡限制在十八歲到六十五歲，所有費用完全免費，但入學的視障者都必須接受考試，因為有些人手指力道可能不夠，不適合按摩。林夏妃說，訓練學生一個月得花費要五萬元，一個完整的訓練課程必須花上十個月才可以考取證照，而重建院的經費除了政府補助外，主要還是靠社會捐款，考取證照後的按摩師，如果再重建院工作，必須要把薪水的一部分拿出來作為學弟妹的經費，「這是傳統，因為他們也是靠著學長姐這樣才可以順利學習的」。重建院除了訓練視障者按摩外，也會教導他們煮四菜一湯，而他們的畢業考試，就是要煮菜請老師吃飯。

除了職前教育外，重建院也提供了團體治療課程，林夏妃表示，曾經有個視障朋友告訴他，在來到重建院之前十年的生活，前三年看遍了所有的西醫，再來的三年看遍了所有的中醫，後來的三年看遍了所有的密醫，最後一年的生活就是待在家吃飽睡、睡飽吃，是到了這裡之後，聽到別人的故事，才覺得自己原來不是最可憐的一個。

在重建院工作了三年，林夏妃表示，在與視障者相處的過程中，因為他們看不到，所以其他感官功能都比較敏銳，有一次自己找一個東西找不到，有個視障同事告訴他：「我想應該是放在桌子下面左邊的地方」，結果真的在那裡，「好像自己才是視障者喔」，林夏妃笑著說。

因為重建院的關係，所以新莊新泰路附近的紅綠燈都會設有語音系統，告訴視障者現在是紅燈還是綠燈，但是在其他地方就沒有，對視障者來說非常危險，除此之外，林夏妃說，像路上有一些道路雖然有導盲磚，但很多機車都會停在上面，警察也不會取締，讓視障者根本就無法使用資源，「很多設施好像只是為了評鑑才設的」，林夏妃覺得，視障朋友在台灣生活，還是很不方便、很危險，很多視障朋友走在路上尋求幫助時，也常常被拒絕，曾經聽過一個同是為了能夠搭上公車，所以都在早上六點時出門，然後站在馬路上攔公車，「他們說因為早上人比較少，站在路上攔公車司機也比較容易停車」，林夏妃說，很希望大家在路上遇到需要幫助的盲人時，能夠主動伸出援手，不要那麼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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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盲人重建院

舒壓小棧

幫助視障朋友的四步驟：「問、拍、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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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會 爭取原住民電視台經營權

【記者陳佩儀／台北市報導】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二○○九年八月成立，基金會宗旨是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經營原住民族傳播媒體事業。而此刻，原住民族正面臨力圖擺脫當前社會主流價值的附庸，以期充分自信地展現原住民族文化價值的時刻。

執行長舞賽‧古拉斯說，原住民長期以來是在台灣社會的邊緣，整個結構是弱勢的，那從傳播的領域看，原住民不僅參與傳播的人數很少，在主流媒體被報導的機率也很少，有機會被主流媒體報導時候，經常會出現刻板化的印象、形象被扭曲的問題，這使得原住民在台灣的社會就更顯得弱勢。

因此，她說：「基金會成立一直很積極的在做一件事就是：傳播媒體的經營權要掌握在原住民自己的手中，因為掌握媒體才能掌握發言權、掌握歷史跟文化的詮釋權。」

舞賽‧古拉斯指出：「我們最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得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經營權。」原住民族電視台從開台以來就是政府委託給民間的電視台去製播原住民的節目，因為是民間且是商業的電視台，所以問題就是一直複製漢人刻板化原住民的印象，使原住民主體性無法開展、扭曲原住民的形象，例如：原住民愛喝酒、好逸惡勞或偷竊等新聞，那也沒有能力去做原住民社會議題的討論。

在無線電視公股處理條例通過之後，原住民族電視台交給公共電視製播，但舞賽‧古拉斯說：「經營幾年後，我們發現，只要媒體的經營權不在原住民手上，仍然會出現前面商業電視台會出現的錯誤，原民台的方向會靠向主流，例如：歌唱節目模仿超偶，這些節目無法彰顯原住民的音樂與文化，那這些問題要徹底的解決就必須把經營權拿回來。」

她說，如果接手原民台後，會確立傳播權的落實，自己決定要做甚麼節目，會拍紀錄片以呈現自己部落的故事，而音樂性的節目，就可以讓部落的歌謠被展現，強調原住民新聞的價值，以及新聞的製播，呈現原住民觀點的新聞，不僅鼓勵原住民新聞，還要用族語去播報，這是需要透過法治、透過跟主流社會的辯論，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成，而法治的部分涉及公共電視法，在修法時，把公共電視台、中華電視公司 、客家電視台、PeoPo、台灣宏觀電視、原住民族電視台變成一個大的公廣集團，舞賽‧古拉斯說，但對原住民來說，把他放到一個漢人經營的媒體裡面成為他一個小的圈，這樣對原住民媒體的發展未必是好。

舞賽‧古拉斯說，所以基金會就積極的去跟主管機關做這樣的討論，也跟這大社會有很多的辯論，包括辦座談會，去討論甚麼叫原住民的主體性？、為什麼要把經營權拿回來？討論公共電視法為什麼不應該把原住民放進去，而最近終於有比較好的成果，公共電視法的修正，朝野協商都同意原住民電視台因為他的屬性不同，還有原住民社會的需求，非常清楚原住民電視台是要獨立，但這還是初審的朝野協商，後面立法院還有一些辯論，會怎樣現在還不知道，「但我期望經過這一年多的討論後，整個主流社會或漢人社會會瞭解原住民對於傳播媒體發展的需求。」

台灣社會有那麼多不同的族群，那麼多不同的語言，雖然簡單分成四大族群，但是四大族群裡面還有各個不同的語系，舞賽‧古拉斯說，光是原住民，十四個族群就有四十多個語系，每一個語言、文化內涵度都不同，「期望公共電視法他的修正，真正能夠落實，讓台灣的媒體展現多元文化的美好，這是我們努力的事。」

曾任公視總經理、目前是中正大學教授胡元輝則認為，如過要獨立設台，由現在的原文會來經營管理，他覺得有很多配套措施很不足，第一點就是原文會理監事的選任辦法，基本上是由政府機關做決定，最高決策的單位是由政府單位來做決定，那未來可能會造成經營觀理上政治跟媒體關係的混淆。

他指出，其他的國家，公共電視台的董事會一般是經由國會的同意或由該族群具有公共精神的制度來遴選出足以代表該族群的董監事來負責決策經營，可是現在原文會是由政府機關決定，那運作上會造成獨立性的困擾。

第二點是現在原文會的設置條例，基本上他不是為了一個電視台或一個具有主體性跟公共性的點是台的運作而做設計，原文會的條例基本上是非常簡單，要保有主體性跟公共性的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來講是不夠完整。

他舉例來說，問責制度的設計，多久要進行一次評鑑、要如何向社會大眾公開透明，從原文會的條例是看不到這方面的設計，怎麼樣能確保能夠對族群同胞來問責，那這個顯然是沒有任何的規範，那對節目的一些基本方針或政策，原文會的條例也沒有這方面的規範，基本上沒有辦法擔負來為原民台運作的法律架構。

除了基本法治上不夠以外，他說，假設在獨立設台過渡的階段，人才的訓練也還不完整，怎麼適當的讓這些人才能逐步接受，這也要有一個周率的思考，讓原住民族電視的人才能夠安排到原住民族電視台，這種銜接要也有完整的思慮，這樣獨立設台才能夠做得好。

第三部分是經費，他表示，現在原民台的經費，要做好獨立設台的運作他個人是覺得不夠，政府對原民台未來獨立設台的運作方式，需要有完整的經費配套，如果沒有在經費上完整的配套措施，那事實上公共電視有給原民台一些協助，那將來沒有了以後，他覺得對原民台的運作上是有影響，所以在經費上要長遠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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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公共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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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奇怪 他們只是從「戲」找自我

【記者王文萱／台北市報導】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而腦性麻痺、唐氏症等罕見疾病的孩子，更是小可樂果劇團的天使。炬輪技藝發展協會（原中華民國殘障技能發展協會）秘書長王美珠說：「這些孩子被認為是社會很大的負擔，但在這個劇團裡，他們不再是負擔。」導演翁岱琴說：「當我看到他們在台上演出時，有一份很大的榮耀與愛在他們身上。」

「戲劇可以抒發感情，釋放感情，感動更多的人。」王美珠認為，戲劇可以撫慰自己，也可以撫慰別人，於是她開始發函到台北各個國中小學，剛好有位腦性麻痺孩子的媽媽希望給他們孩子圓夢的一個機會，於是決定成立小可樂果劇團，便開始了劇團的召集演出。

小可樂果劇團於二○○六年成立，由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大可樂果劇團所分支出來，大可樂果劇團是由一群因病或意外而造成肢體殘障者所組成的，而炬輪技藝發展協會則是共同協助與贊助劇團的成立以及往後的活動表演。小可樂果劇團即將於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在台北市親子劇場演出《小紅帽舞台劇》，而這齣舞台劇是由一位一出生就被斷定智商不到七十五的小男孩，小仁（化名），所編著的故事，他也飾演劇中的大野狼，而劇情內容由翁岱琴協助修改。

翁岱琴帶領劇團已邁入第三年，「一開始我也不太敢，戰戰兢兢的，但在接觸這些特殊孩子之後，我的人生觀和教學觀也有很大的翻轉。」她表示，她反而離不開他們，也很慶幸可以接觸他們，「在世人眼裡特殊孩子是不完整的一群，但在我認為，其實他們是為我們承擔了這一切的不完整。」

小時候是韻律體操的運動選手，總是追求最優秀的頂端，翁岱琴表示：「在這種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人生好像總是為了第一名而活，價值觀變得扭曲，視野變得狹窄。」從選手轉為舞者後，也生活在較勁與比較的環境下。「生命其實不只是這樣，在接觸特殊孩子後，我發現人生不必總是在比較，每個人都要看到自己的價值。」她假設，今天有個小朋友表現的比昨天好一些些，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而非讓孩子永遠與別人比較。「看清了這一點，讓我的生命很不一樣。」

「戲劇是一個多元化療癒的平台。」王美珠表示，這些孩子有歌唱、舞蹈、台詞甚至互動，在戲劇的團體裡互為領袖。「我看到他們的成長與進步，都非常感動與開心，因為他們都一直被拒絕在喝采、掌聲之外。」尤其他們是多重障礙的孩子，「有些孩子嘴巴一張開就直流口水，大家都覺得很髒，排斥他們這些孩子。」她強調，「不能馬上看到這些孩子的成長，但長時間下來，你會發現收穫很大。」

身為特殊孩子的家長鄭先生說：「在這裡面她漸漸學會背臺詞，都能說出完整的話，社交方面也學到了很多，這是她自己的一片天地。」他的孩子得了一種罕見疾病，無法克制食慾，與一般人不同的身材導致外界給予異樣眼光，但他的孩子在這裡過的非常開心。「她熱愛劇團也熱愛演戲。」

另外一位自閉症的小朋友文冊（化名），去年開始懂得和別人溝通、互動，「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大的進步，因為他原本不太會講話。」王美珠說，以前父母親都會陪同小孩前來排戲，現在文冊（化名）都可以自己搭乘交通工具前來，甚至互相照顧、互相糾正同伴的臺詞。「這是人格養成非常重要的地方。」

以前文冊（化名）只會「阿、阿。」結巴的回答，現在他能夠完整的回答母親「我在排戲。」甚至成年後能夠在工廠開始工作賺錢。王美珠說：「賺的錢雖然不多，但也證明他有能力照顧自己。」文冊（化名）的母親也感動落淚，欣慰她的孩子能夠獨立自主。翁岱琴說：「家長最擔心的就是他們以後離開了，孩子會沒有辦法自主，但這些孩子都能夠自主了，這也是家長最欣慰的部份。」

擔任志工的吳奇諺，目前就讀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學系一年級，他說：「一開始是由學校安排而開始當志工。」而這些志工在劇團裡的工作則是協助排戲，在一旁帶領他們。他認為，這些孩子很天真、善良。「一開始覺得沒什麼，後來開始覺得有意義，會想主動關心他們。」

「起初和這個團體不熟，大家都不適應，因為這些小朋友喜歡摟摟抱抱。」吳奇諺說，這些孩子是想要示好，並表示他們的依賴、喜愛。「他看到你就會很開心的抱你一下，畢竟他們算是弱勢團體，就會比較需要多一點別人的關愛，或是得到別人的認同。」王美珠說，在排第一齣戲時，她在戲裡客串，扮演一位「奶奶」的角色，至此，小朋友們開始叫她奶奶。「我之前得肝癌症時，有個唐氏症的孩子脫下外套，說要給我當成棉被，『奶奶，妳要好好休息，我會好好努力的。』」她表示，這些都沒有人會去教導他們，他們都是自己主動的。

這些唐氏症的孩子要背台詞是非常困難的，但他們都做到了。王美珠說：「他們甚至把別人的背了起來，現在他們甚至懂了隨機應變的能力。」而這些孩子辛苦的學習歷程，卻也是甜蜜的成果。王美珠表示，曾經有人問她是否後悔，「我來不及後悔就被感動淹沒了，在我想要後悔的時候就感動滿懷了。」看到家長的喜悅、孩子的成長，會有成就感，這不是金錢能夠衡量的。「所以我樂在其中。」她強調，「只要給我們機會，你可以看到生命無限的可能。」

記者王文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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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可樂果劇團

小可樂果劇團

小可樂果2011/08/19公演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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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志文以客家音樂現代詮

記者馬叔安／攝影

【記者馬叔安/台北報導】說起傳統客家戲曲，也許映入多數人腦海中的，多半悠揚於鄉野山林間的山歌與村笛。從小生長在客家文化中的顏志文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是全台灣最早期開始進行客家音樂創新的音樂家，同時也是「山狗大樂團」音樂總監，對他而言，音樂是要讓現代人瞭解傳統與過去。

「音樂是最抽象、最純淨的藝術。」顏志文說道，師大美術系畢業的他發現自己對音樂的興趣，於是遠渡重洋到美國波士頓柏克利音樂學院研習音樂：「那時候的動 機很單純，因為那時很喜歡爵士樂，但在台灣當時爵士樂並不發達，所以我想到美國去學爵士樂。」顏志文說。而這一學，學出了他的音樂人生。

「出國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會再踏回客家。」顏志文笑道，從美國學成歸來後，他開始進行音樂創作，直到一九九五年，導演侯孝賢邀請顏志文為其電影作品《好男好女》進行主題曲創作，那時顏志文突發奇想，開始用客家曲藝結合西方現代音樂進行創作。而這也成為了他創新客家音樂的代表作之一。

「我所做的並不是單純的沿襲傳統音樂，也不是將西方爵士樂理論硬套用在傳統音樂上，」顏志文說道：「而是以傳統客家音樂中特有的元素與特徵，使用在現代爵士樂的創作過程中，讓兩者相輔相成。」在作品＜紙鶴＞中他唱道：「一條長長介線，一張薄薄介紙。兩枝竹篾綁共下，做隻紙鷂飛上天；三條花花介尾，四四角角介圓身；五月時節來放紙鷂，飛到天頂來聊。南風輕輕吹過，吹過妳紅紅介面，花香陣陣飄過，飄過妳花樣介笑容」。以傳統客家社會中的生活元素配上現代音樂風個格，唱出年輕人的難譴春情。

由於生長在客家文化中，顏志文兒時記憶中存在許多現已失傳的傳統客家曲藝，由於曾經「活生生」地看過這些已經不復存 在的音樂，他比其他人更能從中取得創作元素及靈感。

一九九七年，顏志文和另外四位夥伴組成了「山狗大樂團」，同年出版第一張專輯《是誰在那兒唱山歌》，是全台灣最早期的客家音樂專輯，現在這個樂團已經逐漸承接給下個世代，經過十四個年頭，是台灣最資深的客家音樂樂團之一。

「現代的客家音樂環境其實不如十幾年前，因為大家的熱忱消失了。」顏志文說道，由於客家音樂在當今台灣音樂市場已經不是個新鮮名詞，所以不論閱聽人或唱作 者都漸漸失去了當年客家音樂剛出現在市面上時的熱情：「但越是這樣，越是要保持獨立音樂精神！我不為了錢唱、不為了錢創作！」顏志文說道：「只要場地好、觀眾好，就算沒錢我也會去唱！這才是獨立音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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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狗大樂團官方網站

顏志文

柏克利音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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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目睹兒 撫平孩子心中永遠的傷

目睹兒2007年聖誕活動／婦援會提供

【記者鍾曉雲／台北報導】台灣在近十年的社會中，家庭暴力事件頻傳。據內政部家庭暴力通報案件概況的統計通報，二○一○年家庭暴力通報案件共有九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件，較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二。許多夫妻之間爭吵之餘，無辜的孩子更是家庭暴力下的受害者。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自二○○○年開始關懷及投入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的服務，幫助因目睹家庭暴力而造成心理創傷的孩子走出心中陰影，讓他們重新找回屬於自身年紀應有的快樂。

目睹兒指的是處在暴力家庭中的兒童及少年，他們親眼看到或是聽到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員間的暴力傷害行為，包含精神暴力、肢體暴力或是性虐待，有些孩子甚至也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然而當孩子身處在這種環境下，對他們的心理傷害是深遠的。

由於目睹兒的外表沒有明顯傷痕，讓他們藏在心中看不見的傷痛往往被忽略。目睹暴力的孩子可能會出現自卑、憂鬱、退縮、學習障礙、缺乏自信、不容易相信別人或建立親密關係、或是小大人、過度早熟的表現等等情形。婦援會在服務婚暴婦女的工作經驗中，觀察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只是婦女本身，還包括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

婦援會發現台灣社會多關注在家庭暴力，鮮少人注意到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的影響。婚暴婦女前來諮詢時會將小孩托給志工暫時照顧，而這些孩子在與志工的互動中，會吐露一些自己不開心的心情，讓婦援會開始重視暴力家庭對孩子的影響。二○○○年開始，婦援會投入對目睹兒的服務。

目睹兒一詞是由美國「Children Who Witness Domestic Violence」而來，比起台灣，美國很早就發展了對目睹兒的概念，於是婦援會從國外請專家來培育社工，希望透過與學校連結及親職教育等等的方式，做概念的宣導。「美國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台灣很晚才關注到。一開始大家對目睹兒沒什麼了解，所以我們積極的去對外宣導家庭暴力對目睹兒是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婦援會目睹家暴兒少服務組督導鍾惠慈說。

目睹兒童多是從家暴中心、學校轉介而來，或是藉由舉辦活動主動發掘個案。現在婦援會總共有一名督導與三名社工服務約八十位目睹兒童，幫他們做短期輔導、安排諮商，從婚暴婦女的個案瞭解有些小朋友會有到法院作證的需要，會陪同他們出庭及準備資料。

每個禮拜三晚上會有治療系的課程，小孩或是媽媽們都可以來參加，讓他們慢慢知道其實家暴不是他們生活的全部。除了個別輔導外，也將目睹的小朋友集合起來，利用戲劇治療和遊戲治療的方式，讓孩子們在團體過程中抒發他們過去目睹家暴的經驗和情緒，讓小朋友們互相支持與鼓勵。「整個服務流程最快六個月，但大多都是要一年才會結案，我們會觀察孩子是否已經能夠回到自身年齡應有的行為，家庭暴力的狀況是否結束而結案。」鍾惠慈說。

鍾惠慈表示，台北市對目睹兒的概念比其他縣市了解，資源也相對充足。為了讓其他縣市的目睹兒也能受到幫助，婦援會受到內政部的委託到各縣市宣導目睹兒的概念外，也積極在社工培育的部分，讓各縣市的社工碰到目睹兒的狀況都能給予他們必要的協助。

婦援會在每年的聖誕節都會辦活動，也邀請已結案的目睹兒童和媽媽都能來參與，等於是回娘家的感覺，也可以順便了解這些孩童在結案後是否漸漸走出創傷，並變得堅強與茁壯。

資料來源:婦女救援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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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救援基金會

內政部統計通報

婦援會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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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秋勤:對台灣的愛從瞭解開始

【記者馬叔安／台北市報導】「拷秋勤」在台灣獨立音樂界並不是個陌生的名字，於二○○五年發行第一張EP作品集「復刻」以來，他們以南管、北管、客家八音、歌仔戲、勸世歌、民謠以及台語老歌等台灣本土素材創作的本土風格音樂，已經在海內外受到相當多的矚目，並在二○○八年得到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樂團獎」 和「最佳台語專輯」的肯定。

拷秋勤五名成員希望以音樂道出台灣本土的特色與文化：「我們從小的教育中，對世界和中國大陸的歷史和地理有很多的著墨，但對我們本身生長的台灣卻是很少，」 團員范姜表示：「因此，我們的目的就是讓聽眾們透過音樂認識台灣、愛上台灣。」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拷秋勤將台灣的風景、兒時的生活都做為創作的依據，並且強調族群團結、反思歷史，以及呼籲大家保護環境生態、維護文化資產：「音樂的立意就是勸人為善、關心社會，並且團結一心，才能讓我們生活的環境更美好。」范姜說道。

環保是拷秋勤相當關注的議題之一，他們在作品《灰色海岸》表達他們對因土地開發而受到破壞的台灣海洋生態：「珊瑚在白化，海洋生物起了變化，你不怕你不怕，一切都是自然變化。看到了嗎？海洋生態每況愈下，我害怕我害怕，難道真的沒有辦法？」

除此之外，拷秋勤也致力於在台灣國片中找回對這片土地的認同，對拷秋勤而言，國片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文化、歷史及人文風情，而近年來有許多台灣國片出現，活躍於世界舞台。可是政府在相關補助的措施上未達建全，有很多尚未成名的導演對於作品只得放手一搏。因此，他們也創作了《電光戲影夢》這首歌來表達對國片導演們的勉勵。

這首歌唱道：「一鼓作氣毫不畏懼，大把資金豪賭下去，我的全身上下充滿了骨氣和毅力。我是個導演，生活過的冒險，為了要拍部電影我還得給個笑臉。」道出國片導演們面對毅然投身理想的決心，以及面對現實困境不得不做出的妥協。

「我們對自己的土地應該抱持著愛，而愛一個土地之前，必須瞭解它。」范姜說道，不僅讓台灣本地人瞭解、喜愛自己的土地，拷秋勤將在今年出訪加拿大等國外城市進行表演，代表台灣的音樂傳送各國，讓世界更加認識台灣。

影片:拷秋勤於溫哥華演出(拷秋勤樂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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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秋勤官網

拷秋勤INDIEVOX部落格

拷秋勤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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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母親節 把愛化為公益送媽媽

【記者高翊華／台北報導】母親節即將來臨，位於新北市樹林區的大安庇護農場，就推出了母親節應景活動，提供訂購康乃馨以及手工香皂的服務，民眾可以購買單枝康乃馨或是花束，也可以ＤＩＹ彩繪花器或製作康乃馨桌花，希望大家能在送花送禮之餘，將對母親的愛轉為公益慈善，讓這個節日更有意義。

大安庇護農場是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視障協會」經營管理，是台灣首座合法立案由身心障礙者自產自銷的農場，就業服務員駱建志表示，農場成立於二00四年，目前共有四十四位員工，大多是身心障礙者，因為當初成立農場時，不希望服務對象只局限於視障者，所以也包括了其他需要幫助的朋友。

「你好，歡迎光臨！」，一走進農場，就會聽見員工親切熱情的招呼聲。農場是倚著山坡建成的，栽種的植物種類非常豐富。駱建志說，在剛成立之時遇到了不少困難，農場現在的地方本來是一片山坡，是輔導員和學員慢慢開墾，用人力把沙包一層一層疊起來，才有現在的一、二、三樓，以後希望能夠結合餐飲，朝休閒觀光農場的方向轉型。

駱建志表示，農場目前以種植花卉和手工香皂的製作為主，也有提供職前教育，讓想要進農場的心障者，可以先學習工作技能。而經濟來源是以銷售花卉和手工皂為主，在聖誕節、畢業季等節日，都會推出相關活動來刺激消費，偶爾也會到街上去義賣。因為政府有「優先採購法」，所以公司行號要買花的話，都必須先向庇護農場購買，所以收入還算穩定。

駱建志表示，和身心障礙者一起工作很輕鬆，因為他們很單純，覺得只要可以和同儕一起工作，就會覺得快樂。而讓他記憶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到街上去義賣花卉，客人詢問什麼是庇護工場，駱建志回答是提供給身心障礙者朋友工作的地方，但客人走後，有位員工就表示，不喜歡自己被稱為身心障礙者，「他們也是有自尊心的」，駱建志說，我也覺得很煩惱，不知道下次該怎麼介紹又不會讓心障者聽了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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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庇護農場

大安庇護農場

優先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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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好好看? 市民要OURs公有地

OURs都市改革組織合影。記者周毓翔／採訪報導

【記者周毓翔／台北報導】民國一百年台北市政府配合花博推動的一系列都市更新計畫---「台北好好看系列」，表面上看起來是個很理想的都市更新計畫，然而其中卻有些問題，OURs（The 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都市改革組織專業執行施媖之說，台北好好看系列二的都更計畫表面上要綠化都市，實際上卻出賣了台北珍貴的公有地。

前身為「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無殼蝸牛）的OURs都市改革組織，組成的成員幾乎都是都市計畫與建築設計方面的專業人才，他們平常會接一些社區規劃的案子，關注社區歷史保存、生態保育與弱勢問題。

為因應花博活動，台北市政府推動的台北好好看系列都更計畫，利用提供容積獎勵的誘因，讓申請更新這些公有地的單位進行綠化的工作，把被閒置的房子打造成小公園，希望藉此達成都市綠化的目標，然而表面看似美好的計畫，卻很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

不肖建商常用的做法是先在被規劃為好好看系列的土地附近買下一間小房子，再去申請把公有地劃入都市更新計畫的一部分，把原有無人使用的房子拆掉，改造成一個小公園綠地，維持約十八個月之後，在公園上蓋大樓，一來把公有地變成私有，又因為之前得到的容積獎勵又可以蓋更高。

施媖之說目前正拜會議員，希望能夠改變這項政策，他說公有地有很多用途，除了鋪個草地蓋一座公園外，也可以用來種菜，當個「都市農夫」，OURs過去就跑到羅斯福路三段的一塊綠地上種菜。

台北好好看系列目前申請通過案共八十三件，完成綠美化的有七十件，總面積十八‧二七公頃，而其中公有地共有十六塊，總面積大約十‧八公頃。

侵占公有地示意圖。周毓翔／攝影

OURs的訴求有四：市府應提供相等面積的公有地補償花博展館占有的公園用地，作為市民公園之用；反對都更自治條例第十九條修正案，要求議會嚴格把關；配合台北好好看系列二已綠化的公有地，應優先持續管理維護；公有土地應遵守公有公用為原則，市府應盡速進行用地檢討。
OURs希望達到一個社區共同參與討論公有地利用方式的理想，施媖之說公有地屬於住在當地的社區居民們，市民有權共同討論決定如何使用公有地，而不是讓有權人士去決定該蓋什麼東西，目前經過OURs的努力，讓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九條修正案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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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s官網


台北好好看系列二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


火盟護地，揭穿假公園


假公園真種菜 台北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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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性教育 遠離愛滋病

【記者馮凱／台北市報導】二○一二年教育部將實施同志議題列入中小學課綱，而這將有助於學生更了解同志及其他多元族群，建立對同志的正向觀念。錯誤的觀念像是滋病常與同志扣連在起需要改變，這需要透過交導正確性觀念讓人知道從是危險性行為都有可能感染愛滋病，不論是同性或是異性間的性行為。

同志諮詢熱線所舉辦的「愛滋愛滋亮晶晶系列講座」主要是在分享男同志間的性經驗分享，但在此同時也有保險套與指險套的示範，強調安全性行為的重要。虎斑（化名）說異性戀的男生可能不喜歡戴保險套就從事性行為，其實這樣感染愛滋病可能性更高。講座中也教導保險套與指險套的使用方式，並強調性愛時一定要戴套，這可以減少性病的傳染，特別是菜花是傳染性強、容易接觸感染的疾病，而指險套的功能也是避免手指在接觸陰道或肛門而感染。

一百年八月一日起，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將首度納入同性戀議題，教育部已委託學者編寫教材，讓老師上課時有依據，避免將錯誤的知識教給學生。目前教育部九十七年出版《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並委託東華大學編製《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國小階段）、高雄師範大學編製《性別好好教》（國中階段），又請杏陵醫學基金會成立「性教育教學資源網」，提供老師教學參考。

在性教育教學資源網上，提供台北市民政局出版《認識同志手冊二〇〇九》內容，裡面列有同志世界的三十一問，譬如問：同性戀是不是不正常？回答是：同性戀者是少數，少數不代表不正常，就好像在台灣，原住民、客家人、外籍人士或者像是左撇子都是少數，但我們都在學習尊重這些少數人的權益，並不會說他們是不正常。而教育部出版的《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和東華大學編寫的《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都提供很多教學案例。這些將有助於青少年對於同志有更多的瞭解，也包括同志間正確的的性觀念。

虎斑是支持同志議題列入國中小課綱的，這讓人可以認識不同氣質的人，這些人需要我們去尊重並給予他們友善的環境。並不是像反對的人說同志教育是教性愛知識、性愛技巧，這些是無法在國中小所教授的，但正確的觀念是可以透過同志教育去建立，讓學生認識到有同性戀這一族群的存在，培養學生去尊重不同氣質屬性的人。

有關同志議題的教材有很多，像是教育部所編列的性別教育書籍，還有同志諮詢熱線、性平會團體等等都可以提供一些講座、教材與課程，如果學校有需要就可以請這些團體舉辦講座給老師或是學生去聽，而題材有認識多元性別、同志教育等等，高中以上可以探討如何安全性行為之類的講座。而同志教育是要從小教起，從一開始的認識不同族群並培養尊重的態度，之後到宣導正確的性觀念，這些不論是對同性戀或異性戀都是重要的，應該要事先的教導以免事後的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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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人類乳突病毒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同志諮詢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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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妓救援影展盼重視情色犯罪

【記者陸家豪／台北報導】幼年時期所寫的日記裡應都是充滿歡樂的，但是少女Y（化名）的日記卻相反的充滿苦痛。這本少女Y的日記是在九○年代中期一次掃蕩妓女戶行動時，警方所發現的雛妓生活點滴。「為什麼爸爸媽媽不要我？」、「我好想回家…」，字裡行間透露著痛苦與悔恨，不僅讓社會大眾十分不忍，也更奠定了日後婦女團體對於雛妓救援行動的信念。

今年為國際婦女節制定滿一百週年紀念，台北市文化局協同財團法人婦女救援基金會舉辦「童顏無妓─台灣雛妓救援活動特展」。此展於台北市「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出，展覽內容帶大家回顧當年婦女團體對於雛妓展開的救援活動，並提出當代的色情議題，希望社會大眾能同心協力杜絕色情犯罪。

一九七十年代，政府為了管制性工作者人口成立公娼制度。不料卻因立法不周、執法不力等緣故，導致私娼氾濫、公包庇私的舉動層出不窮。一九八七年，婦女團體站上當時私娼寮遍佈的華西街進行遊行抗議。婦女團體以「稚女無辜，嫖客有罪」做為訴求口號，反對人口販賣、逼良為娼，在當時還在戒嚴時期的年代，此舉為台灣的婦權運動寫下歷史性的一頁；隔年再度舉辦的第二屆華西街大遊行更是日後具體法案的主要推手。這些抗議過程都在本次特展中完整呈現。負責這次活動的研發高級專員蘇慧捷表示，這次的展覽就像在紀錄婦女團體的努力成果，進而帶出色情現象的轉變。

經過一九九五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的訂定，以及婦女團體十幾年來舉辦的許多觀念宣導活動，現今的未成年性交易情況已減緩許多。但當代的色情議題已經轉向新移民性交易以及網路色情、網路援交等新面向。婦援會意識到這樣的新興議題，現也持續在進行「新世代不幸少女救援行動」，而其中最迫切的就屬新移民性交易問題。除了落實人口販運法以外，婦援會同時也在培育翻譯與法律人才，以便實行陪同外籍人士偵訊的服務。「新移民的性交易與之前的雛妓狀況相當類似，」蘇慧捷說：「因為她們對台灣法律和風土習俗不甚了解，所以時常被誘騙成為受害者。這樣的情況下只有陪同偵訊才能保障他們的權利不受損害。」

由於現在未成年人口的觀念轉變，性交易從以前的非自願轉變為當事人自願的行為，於是現在婦援會的努力方向從解救受迫人口逐漸變成觀念上的矯正，包括深入校園宣導、發行文宣教案以及與企業合作培養青少年正確金錢觀等。蘇慧捷表示雖然目前未成年性交易案件已獲得相當大的改善，但是新型態的色情犯罪仍需大家一同努力。蘇慧捷也希望透過這次的特展，能夠讓社會大眾正視現在的情色氾濫現象。

本展內容有「社會現象概述」、「為什麼要救雛妓」、「公私娼館介紹」、「案例血淚控訴」、「華西街大遊行」、「推動防治專案」、「當代色情氾濫現況」、「新世代不幸少女救援行動」等八個展區。展場播放美國紀錄片「十三歲的交換日妓」，影片內容記錄了許多被解救出來的未成年性工作者，重獲自由後接踵而來的艱難考驗，用外國的案例讓觀眾了解雛妓可能會遭遇的困境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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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救援基金會

台灣女人─1988年1月9日救援雛妓華西街大遊行

十三歲的交換日妓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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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仍須努力 創造新樂園

【記者馮凱／台北市報導】第十六屆校園同志甦醒日GLAD（Gay and Lesbian　Awakening Days），晚會FAIRY活動於二○一一年四月三十日在台北市世新大學禮堂揭開序幕。這吸引了許多的北部大學生共襄盛舉，而活動背後的訴求是「同志仍須努力」，希望透過系列活動的舉辦，在校園中創造一個性別友善的新樂園，建構校園友善空間，並真正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明文規定學校需要協助弱勢學生，並給予更多資源不能因學生性別氣質和性傾向予以差別歧視。

二○○五年十月出版《同性戀邦聯》是台灣第一本關於同性戀歷史與文化的報告書，隨後台大男同性戀研究社（GayChat）與台大女同性戀研究社（Lambda)，在Lambda指導老師張小虹及熱心於同志人權的朋友組成「香包小組」，策劃了一個屬於台灣同志朋友自己的節日「校園同性戀日」，英文名字是GLAＤ— Gay and Lesbian Awakening Day，意即校園同志甦醒日之意。許多學校同志社團透過GLAD的活動曝光、說明活動的訴求，給予校園同志們更多勇氣，營造友善的校園空間。

中央大學的LANNY（化名）說，這次活動是他上大學第一次參加的同志活動，他覺得晚會活動很有趣，透過參與活動瞭解GLAD背後的訴求。

而輔仁大學好社社長小小魚（化名）說今年有兩個目標是，校園同志空間的爭取以及性別平等法的落實，而輔大所面臨的是第一個問題就是，是否能成為同志正式社團，這一方面正在與校方做協商。

透過許多同志社會運動者的努力，同志已經越來越被社會所看見，並影響了法律與社會制度上的改變，像是「性別平等工作法」、「家暴法」和其他實質的保障，這些都是給予多元性別群一個友善個空間。

經過GLAD活動十五屆的努力後，同志學生有了多自我展現空間，但也還是有些校園空間對同志學生非常的不友善、禁止學生成立社團、師長言語的明確性別歧視、校園課程、制度欠缺性別敏感度，這些都是真實發生在校園裡的現況。因為校方的不友善，導致許多同志學生仍缺乏認同資源，陷入出櫃恐懼和認同焦慮。

第十六屆GLAD活動要讓校園同志處境更好，舉辦像是GLAD Feast in Neverland校園舞會、‎16th Cinema in Neverland影展、「異同」手拉手之校園快閃活動等系列活動。

透過活動的舉辦，讓更多同志學生能被看見並給予尊重，共創一個性別友善的新樂園，建構校園友善空間。同時讓更多人能認知道現行校園的不適宜制度，進一步和學校對話，以具體行動向校園及社會展現同志的力量。

這次GLAD活動聯合主辦的學校有文化拉友會、中央酷兒與女性文化研究社、北大北G星、台大GC、世新飛魚同志社、交清部落格、東吳QC同志合作社、政大陸仁賈、輔大同窗會、輔大好社等大學性別與同志社團，透過各大專院校的集結，營造出一股力量向學校及社會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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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校園同志甦醒日粉絲頁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維基-校園同志甦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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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學生協助印尼企業發展

【記者張婷羽／新北市報導】輔大管理學院的印尼志工服務團學生在去年暑假到印尼做了三個星期的企業指導服務。這是輔仁大學和印尼當地企業建立的交流關係，所以每年輔大都會面試一群有興趣和熱忱的學生到印尼服務。企管系學生林子翔說，服務團隊先到印尼的郊區工廠，觀察他們小型企業的生態。發現其型態類似於台灣早期的家庭式工廠，在財務、行銷、和生產等方面都有許多改進以及發展的空間。

林子翔說，他們最後選定了蠟染工業坊和紡織廠進行產業分析的協助，因為服飾產品比較容易在行銷方面給予協助。他們實際參與瞭解工作流程，將每個步驟拆解開來，研究細部動作與所花費時間，找出可能的閒置時間將其刪除，使生產效率提至最高。除此之外，他們也主動找到企業負責人帶他們前往上游廠商批貨，瞭解材料來源並且觀察廠商在與企業交易的整個過程。

針對企業行銷以及財務管理的部分，林子翔說，店鋪的擺設非常重要，會影響工作效率和顧客滿意度。「所以我們規劃出一個理想的動線設計，讓員工在進入工廠後能夠馬上達到目的而不會要經過許多雜物後才可到達，在生產上可以節省許多時間提升效率；此設計也可讓消費者進入店鋪後有一個舒服的環境進行選購與交易。」

林子翔說，他們也指導印尼工廠員工做服務目標的市場調查，例如，鎖定購買產品的主要消費者並調查競爭對手，以企業的目標為出發點去制定策略，協助企業維持原有顧客外並拓展客源。他們教導印尼員工以記錄財務報表的方式，從中提出問題協助改善修正。

明年要參與的企管系學生許芷軒說，去年學長姐分享經驗時，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印尼的員工其實不太願意去接收新的想法，例如，他們對服務團隊提供的企業協助很不適應也不太願意全盤接受。林子翔也說，他們那時候幫蠟染廠設計demo，成品印出來卻跟他們當初設計的落差很大。

林子翔說，未來改進的辦法可能是希望從了解他們的文化著手，去觀察印尼各年齡層人們的穿著。藉由引導的方式，帶領企業主設計出符合市場口味的款式並加強企業管理和行銷手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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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人本計畫

輔大管院學子助印尼商家經營新聞報導

輔大服務學習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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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保存李天祿一生

【記者賴佑維／台北報導】布袋戲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李天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但是知名布袋戲操偶藝師也是亦宛然掌中劇團的創辦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與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合作，將李天祿生前的影音資料、劇本等保存下來，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也是師大圖文系主任王健華表示，李天祿代表著台灣布袋戲的文化傳承，是非常必要的保存對象，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數位典藏保留住傳統的布袋戲文化。

當初會做李天祿數位典藏其實只是個偶然，王健華說，剛好系上有研究生跟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內部的人很熟，於是就做這個數位典藏，與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合作的過程也相當愉快，王健華補充說，因為我們不是布袋戲方面的專家，許多專業問題都要請教他們。像是丑、北、旦、生、佛等角色的辨識、分類等都要仰賴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幫忙。
李天祿數位典藏將李天祿的一生寫了進去，從生涯簡介，到一輩子離不開的布袋戲，細分內容的話有頭盔製作手繪稿、口述劇本、影音資料、劇本、工藝技法等，其中口述劇本詳細紀錄李天祿生前表演的劇本，有赤壁大戰、西遊記、七俠五義等劇本。只要連上李天祿珍貴文物與影音資料數位館就可進行檢索。

數位典藏裡的影音資料裡更是保存了亦宛然掌中劇團出外表演時的錄影，方便民眾在家裡就可以觀看。包含國內外的表演，從這些影片中可以看到亦宛然以往的珍貴錄影，這些對於喜愛布袋戲的民眾來說相當實用。

在數位化的過程中，王健華表示，其實這是最簡單的部份，就是使用一般人觀看影片常用的QuickTime軟體，但一般網友用的免費版功能較少，付費版則功能較多，例如可以製作跟使用者互動的影片，網友可以藉由滑鼠控制影片上的物體轉動。以李天祿數位典藏為例，將布袋戲偶放在轉盤上，設定每轉幾個刻度就拍一張，再利用QuickTime就可以製成跟使用者互動的影片。

數位典藏的優點在於不管時間過了多久，資料都可以永久保存下來，王健華說，物件會因為時代久遠而毀壞，而將資料數位化後，不僅便於保存，也方便更多人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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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夢人生 李天祿珍貴文物與影音資料數位館

亦宛然掌中劇團

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亦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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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口販運 應從性別平等做起

蘇聽雨參加CATW-AP會議(居中發發言者)。
記者邱欣怡／攝影

【記者邱欣怡／台北報導】這些年來，台灣因為兒童少年性交易防制法訂定，雛妓押賣的問題雖然少了，但是卻沒有完全消失。婦女救援基金會社工蘇聽雨說：「最初的境內人口販賣模式現在已變為跨境人口販運。」台灣目前所扮演的是輸入國或轉運國的角色，而現在的人口販運被害人，和數十年前雛妓押賣被迫從事性交易，遭受人口販賣的女孩們，有相當多相似性，尤其以性方面「剝削、控制」最為顯著。

今年四月，蘇聽雨代表婦援會赴印度參與說CATW-AP（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Asia Pacific）會議，主要就是談論主要是在討論亞洲地區人口販運的問題。她表示，赴印度參加會議，得到最大的啟示是：在菲律賓或印尼等國家都有由青年團 組成反人口販運的組織，而且發起人還是男性。這些青年團在當地進行防止人口販運宣導，發起連署，甚至到各地學校傳送這類資訊給學童，教導大家應該要懂得性 別尊重與平等。她說：「這是我們值得效法之處。在台灣也需要更多青年朋友動起來。」

蘇聽雨說：「為什麼女性總是被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男性總是賣方？」所以她認為，預防人口販運，最根本應該從「性別平等」觀念著手。就好比女性在學校 受教育，是學習自主，受家庭的束縛沒那麼大；但當妳一畢業之後，還是被父母要求相親、尊重夫家，獨自承受蠟燭兩頭燒、又要工作又要顧小孩等等。所以她鼓勵 各學校的性別研究社團或性平委員會能夠加強宣導性別平等，並且回歸到談台灣社會根深柢固傳統家庭觀念，及對性別角色的期待。倡導「家庭分工」，就是去打破 傳統對性別角色的期待。性別議題非常廣泛，但她說：「性別議題談的越多，若沒有把這最根本的問題解決，所謂的性別平等這件事情，都還只是在理論層面。」

因為人口販運算是一種性暴力、性犯罪，牽扯到性別與人權議題，蘇聽雨表示，要談此極端問題之前，其實在大眾宣廣上，而不是單一宣導反人口販運，而是從性別 平等觀念做起。她說：「若跟青年或社會大眾談人口販運、談外勞權益、談身邊有許多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大部分的人還是會覺得『這與我無關』。所以我才認為 應該從最根本的性別平等做起。」

另外，目前婦援會積極推動「3P計畫」—起訴(prosecution)加害人、保護(protection)被害人、預防(prevention)人口 販運的整體防治。所做的是以被害人的庇護與陪同偵訊為主。蘇聽雨表示，現在在台灣人口販運被害人大部分來自越南、印尼或大陸等國。被害人的庇護會針對個案 需求做個別規劃，包括：食衣住行、身心理醫療、法律諮詢、技職訓練等，發展及強化個案自我生活能力，建構被害人保護網絡。陪同偵訊會結合專業律師，向加害人提出訴訟。

蘇聽雨也談到，婦援會目前針對人口販運防制法正在做一個研究案，主要是蒐集個案，結合檢察官、律師、其他婦女或勞工團體的意見一起來做評估及研究目前所定之法律是否合宜，或有哪些需要增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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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W-AP官網

婦女救援基金會

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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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新聞網教你如何面對災難新聞

【記者楊宛瑜／台北市報導】如果今天你的家遭遇天災或人禍，你希望記者如何報導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是負責報導這件事的記者，你又會怎麼報導？今天你看到這樣的一則相關報導，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創傷新聞網就是一個專門探討這樣議題的網站。

創傷新聞網，由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許瓊文成立。數年前，因為家中的不幸事件成為新聞焦點，「但我們家其實已經婉拒記者的採訪」許瓊文說：「婉拒採訪之後，事情還是被新聞媒體報導出來，這對我們這些受害者家屬來說是一種傷害。」加上過去從事新聞記者的行業，讓她開始思考創傷新聞的製作過程以及再現，對受害者、記者以及閱聽人的影響，於是在二○○四年，投入創傷新聞研究，成立了創傷新聞網。

所謂的創傷新聞，指的是以天災人禍為報導題材的新聞，如日本的三一一地震、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八八風災、車禍、兇殺案等。創傷新聞網除了研究新聞記者在處理創傷新聞的時候應該如何面對創傷新聞，避免在採訪的過程中留下心靈的創傷，也研究記者應該如何播報創傷新聞，避免傷害到當事人。

許瓊文認為，在採訪創傷新聞的過程中，記者的事前準備很重要。她說：「採訪的事前準備，可以讓記者免於很多不必要的傷害。」例如，今天要去一個衛生條件不好的地方進行採訪，記者事前就應該要去打破傷風疫苗，然後查詢當地情形，評估是不是需要帶呼吸器？路面好不好走？是不是應該要穿長褲避免蚊蟲的傷害？這些事前動作，都可以幫助記者在採訪現場免於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許瓊文也表示，學校的傳播教育應該要教導學生這方面的知識，讓學生知道未來可能會面臨哪些情況，又應該怎麼做會比較好。她以自己的上課方式為例，她常常會在課堂上模擬各種不同的採訪情境與學生討論。像是今天你要去一個有瘧疾的國家做採訪，應該要做哪些事前的準備？日本311地震，如果你是現場記者，妳／你會怎麼報導？颱風來襲，記者應該要注意些什麼事情？透過這樣的討論，讓學生們在進入媒體工作前思考相關的議題，並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

那麼，記者應該如何報導才不會傷害到當事人呢？許瓊文表示，很多記者在學校期間雖然有被教育如何跑新聞，但出社會之後，因為被長官要求又受到現在媒體環境影響，過去所學的理論常常不能與工作實際結合，因此像是在面對創傷新聞的時候，記者常常出現不得體的表現，引起民眾的反彈。

她舉例，像是事故新聞，很多電視記者都被長官要求採訪要有畫面、能夠激起觀眾注意，但過去在學校，老師不會教你這種時候你應該怎麼做，基於對畫面的需求還有時間上的壓力，於是很多記者一到現場就把麥克風拿到受害者家屬前面，問「現在心情怎麼樣？」，然後近拍家屬哭泣的畫面。「我覺得傳播教育其實應該推廣在職進修，這樣學的東西才能和工作結合。」許瓊文說：「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學生結合在職場上遇到的事件盡早做探討與準備，才不會在進行採訪的時候，在災難現場問出『現在難過嗎？』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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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聞與創傷

創傷新聞 記者與受訪者的共同課題

Dart Center – For Journalism&Trauma

Guide for Reporting the Japan Quake

Japan’s Triple Disaster: Resources for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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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玲 為亞斯伯格症孩子尋夢

【記者陳郁雯／台北市報導】一個名為「愛的禮物布朗尼巧克力工作室」於今年二月在網路上建立起來，這是一家製作手工布朗尼巧克力的專賣店，最特別的是，這也是一位媽媽周玲玲為患有自閉症的女兒Grace（化名）所創立的獨立就業空間。

自閉症其中一種類型稱為亞斯伯格症，亞斯伯格症的患者在外觀上並無異常，但在與人相處時，往往因為眼神不太注視對方、無法察言觀色，以及因負面思考與自我中心的特質，常說出令人反感、覺得苛薄的話，導致患者無法融入團體中，但語言發展與學習認知能力上卻比典型自閉症還要來得好。周玲玲表示，亞斯伯格症患者說話非常直接，「不會像現在的人都在想『我到底怎麼講才是對的』。」

在Grace國小三年級時，因輔導老師發現其不太對勁，便建議周玲玲帶Grace去醫院檢查，才發現Grace患有亞斯伯格症，當時周玲玲和老師都不太懂這是甚麼病，後來，她找了許多有關於亞斯伯格症的資料，才慢慢了解女兒的狀況。她表示，這樣的小孩有情緒的時候，會有不同的肢體語言和表達方式。

記者陳郁雯／製作

有一次Grace帶著水果刀到學校去，老師和同學都非常驚訝，當周玲玲問Grace為什麼要帶水果刀，她說「因為我的朋友說想吃水果，所以我就帶水果刀過去」，此時周玲玲開始意識到外界對亞斯伯格症的不瞭解，容易產生誤解，於是為了避免未來更多的誤會，周玲玲帶著亞斯伯格症的相關資料開始向校長、導師、各處室以及班級裡的小朋友做宣導，有時怕老師太忙，周玲玲會在資料上先畫重點，介紹怎麼樣的症狀代表甚麼。

國小升國中時，Grace到普通國中的特教班，但卻也遇到因老師不清楚該症狀而造成的苦難，直到周玲玲的一位身心障礙者朋友提議 「到特教學校去」，雖然周玲玲當下聽到頓時崩潰，但也決定將Grace送往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校內有很多中重度障礙的孩子。周玲玲表示，Grace的症狀和這些孩子相比起來較輕微，因此Grace會開始照顧其他更需要協助的孩子，讓她找到了自己的價值與自信。

周玲玲堅持，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賦，不應該花時間在原本較差的地方，而是要去發展自己的優點。因此從Grace小學時，周玲玲便帶著她到處去接觸不同的領域。然而面對Grace未來的獨立就業，周玲玲仍然擔憂，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Grace如何能自力更生。Grace也無奈地說：「去一般的庇護工場，他們嫌我太聰明；去一般職場，老闆嫌我動作太慢，那我到底要去哪裡上班呢？」

直到二○○九年七月，周玲玲在台北金華街開設一家專賣布朗尼巧克力的「祝福專賣店」時，才發現Grace對製作巧克力和餅乾有著非常認真的態度，「有時她還會跟餅乾說話，像在呵護小孩子一樣」周玲玲笑著說，此外在店裡也會提供其他身心障礙的孩子們來這裡工作。

這些孩子在「祝福專賣店」各司其職，例如有人對認路很有一套，便擔任送貨的工作；有人對網站架設有興趣，就負責網路管理的工作。周玲玲表示，祝福專賣店大約有六到七位孩子、兩位固定的工作人員，以及四到五位心靈課程的老師幫孩子們上課，並採取學校實習的方式，每個月給付四到五千元的薪資，也供應午餐及晚餐，而已經畢業的孩子薪資則會從一萬元開始起跳。然而令周玲玲痛心的是，家長往往透過自我的認知去限制孩子們的天賦，覺得在這裡工作賺不了甚麼錢，紛紛不允許孩子來這裡工作，她認為家長忽略了金錢以外的經驗成長。

隨著台北地段租金，以及要供孩子們吃飯與薪資的經費壓力越來越大，於是周玲玲對Grace說：「媽媽不行了。」去年十月她宣告關店，但在網路上也成立了「愛的禮物手工巧克力工作室」，主要的訂單大多由Grace製作，如果訂單太多，還是會請其他的孩子們一起來幫忙。

未來周玲玲表示，目前正在規劃的「靛藍天使協會」預計在今年七月成立，希望能創立一個有別於庇護工場的庇護性就業中心，從身心靈開始去為身心障礙的孩子們做培訓，再協助他們就業，也希望能透過一系列針對家長與老師的輔導課程，讓他們了解應該如何去幫助身心障礙的孩子們。

記者陳郁雯／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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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孩子：亞斯伯格症

一個亞斯伯格症孩子的聯絡簿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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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油隊 凝聚《我們》的台灣意識

《我們》導演鍾權分享創作過程。
記者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 穿上黃色的上衣，手中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台灣加油隊」喊出「台灣加油！Let’s GO Taiwan！ Let’s Go！」的加油聲，陪著台灣體育選手，征戰過大大小小的體育競賽，紀錄片導演鍾權說，藉著記錄這支「台灣加油隊」，想讓觀眾「從《我們》的角度，思考我們（台灣人）的問題」。

紀錄片《我們》，主要是敘述一支由台灣六年級生組成的運動加油團「台灣加油隊」，在國際各類運動競賽場合為台灣選手加油，二OO八年，這支由「卡神」楊蕙如和「溜鳥國手」李昆霖所帶領的加油團，想前進北京奧運為台灣選手加油，卻因為台灣總統大選，每個人對政治不同的立場，讓聯繫「台灣加油隊」隊員的愛台灣信念，在前進北京的路上，出現矛盾與衝突。

鍾權說，一開始跟公視合作拍攝這支紀錄片的出發點，是想觀察台灣人如何看待二OO八年由中國主辦的北京奧運，於是在網路上鎖定了這支由楊蕙如、李昆霖帶領的「台灣加油隊」，希望從運動場上得到答案。

鍾權說，「一開始的設定，沒有打算要有這麼強烈的政治性」，但在拍攝期間，加油團裡的角色，隨著二OO八年總統大選的到來，各自展現了藍、綠不同的政治立場，對照台灣選舉造成的統獨意識高漲，以及中國主辦奧運，帶動其國內的民族意識，於是兩岸對統獨和認同的問題，隨著導演對「台灣加油隊」的紀錄跟著被牽引出來。

片中「台灣加油隊」的隊長楊蕙如跟李昆霖，在總統大選之際，公開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使得不分黨派和立場只為體育的「台灣加油隊」，被政治染上色彩，當大選結束，楊蕙如和李昆霖，以「台灣加油隊」隊長的身分準備前進北京，為台灣選手加油、打氣時，卻因其政治立場被中國維安列為「恐佈份子」，還沒進入北京海關，就被遣返回臺灣。

看過《我們》這部片的觀眾王韻筑表示，依照自己以前的想法，會覺得體育的事情歸體育，而政治的事情歸政治，但看完這部片，主角因為個人的政治意識因而被中國遣返，才發現「生活中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對〈國家〉認同的這個議題」。

片中有一段場景，當其他的「台灣加油隊」隊員順利入境，到球場上去為台灣選手加油，觀眾台上「台灣加油隊」一邊喊著「台灣加油」，另一側卻出現中國為台灣加油的加油團，喊著「中國加油！台北加油！」透過雙方加油團的對照，可以看出中國人和台灣人，對中華民國的主權性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王韻筑說，一般看運動不會去考慮背後的政治問題，但這部片對北京奧運這個運動場上的紀錄，卻讓人看到，在中國的國家教育下，中國跟台灣雙方對台灣這塊土地主體性的認知差距，藉著這部片「看到這樣的差距，是很有趣的事情」。

對於「台灣加油隊」的隊員，鍾權表示，其實他們很多人對於國家的認同，都比一般人更積極，加上他們很多人都在國外生活過，知道台灣人在國際上的困境。

片中記錄到，很多外國人只知道台灣，不認識中華民國，或者外國人可能根本就不認識台灣，「台灣加油隊」到球場為王建民加油，剪票員卻不曉得王建民來自台灣，「台灣加油隊」將誤認成日本人、韓國人，鍾權說，所以這些隊員願意自己掏錢，組成「台灣加油隊」，在運動場上為台灣人加油、吶喊，給台灣球員多一點支持，也讓外國人多認識台灣。

就像楊蕙如在片中所說：「因為我們是個寂寞的國家，我們的選手在外面比賽也很寂寞，我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不寂寞」。

鍾權說，其實拍攝《我們》這支紀錄片，最終是希望大家能回到，「我們台灣人是一個共同體」，來自同一個國家，就像「台灣加油隊」在球場為台灣球員吶喊的加油聲一樣，「台灣意識的凝聚力，比什麼都更強大」。

《我們》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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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昌：好山好水是最大的財富

【記者王鈞生／台北報導】迴鄉有機農場，由林宏昌與一群好友共同創立，他們共同的理念主打「自然」，藉由與環境共生，以順應環境的理想，在自然生態農法裡，尋找有機種植的方式；期待建立與環境間平衡的關係。這座位在苗栗銅鑼的農場，除了本身理念外，更想將正面能量帶給社會，除了與牧羊人之家合作輔導中輟生來實習農場外，未來還計畫接納更生人給他們空間學習農場方式。

場主林宏昌原本在南投埔里以使用農藥為栽種的農友，他笑說：「原本的收入非常好，甚至可超過科技新貴，但農藥過度使用，也讓自己的身體狀況亮起紅燈，像是在農務後不自覺昏睡等等。」他漸漸體認到農藥的傷害性遠比農作產值來得大，便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找到了苗栗銅鑼鄉，花了三年的時間復育土地，便開始了迴鄉有機農場。成立迄今六年，農場面積現在已高達二十五公頃、十五個廠區的多元化種植。

林宏昌表示，目前迴鄉農場的四大主軸，首先是自然堆肥，將一般的廢棄物、腐爛的葉子、果實、排泄物等，這些廢棄物放置半年至一年，中間加入些許的菌類，之後便是現成的有機肥料。其次是生態池培養自然食物鏈，規畫水池和渠道，藉此吸引到各式各樣的昆蟲與動物前來，讓生態鏈更加完整，在場區裡也可見到螢火蟲。
其三，與原本環境共生，將原本附著在土地上的雜草保留下來，並花一段時間觀察適合的農作物，林宏昌說：「許多農民會將雜草除乾淨，認為這些草會將地力吸收走，但其實不然，我們發現雜草頂多搶走十分之一的養分，而雜草的氣味能夠讓作物的蟲害降低不少，因為昆蟲是靠嗅覺來挑選食物，一但氣味雜昆蟲就不會大量聚集。」此外雜草除得太乾淨，對土壤也不易保濕。

場主林宏昌展示環境共生的小黃瓜。記者王鈞生／製作

最後他表示，適時適地配合作物屬性種植，除了各季節適合種的植物不一樣外，農場更會不定期的試種不一樣的品種，非本土化的作物會先進行適應力觀察，一年後再視其是否排斥，決定是否留下繼續栽種。

迴鄉農場除了環境共生的堅持外，更與牧羊人之家的合作，開設課程讓中輟生到農場進行一個月的實習。林宏昌說，從最初的四位到現在增加到十多人，其中大多是他們自己相互影響，課程結束後主動回來幫忙的。他說：「主要是肯放手讓這些少年去使用任何器材，滿足好奇心，也給他們一技之長的生活空間。」

另外在推廣上，市場上對消費者來說，有機只是一個大概念，鮮少有人能分辨真正的有機與背後栽植方法的差異。林宏昌說，有機栽種可分為裸地種植、網室、溫室等，產值與營養成分各有優缺點，但在價錢是推廣的最大障礙。但他舉例說：「像是小黃瓜它們賣一斤七十塊左右，一般小黃瓜差不多三十幾塊，但當颱風等氣候劇變時，可能會漲到一百多塊；而我們有機種植的價錢是全年均一價的，大多數人都會忽略這一點。」

記者王鈞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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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裸地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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