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獲居留權 在台藏胞尋得一片天

【記者陳香妤／生命力報導】「台灣的環境比較好，賺錢比較容易，所以我還是會選擇留在台灣！未來有辦法的話，希望能去美國玩玩、順便探望久沒見面的親人。」吉米卡桑這麼說著。

吉米卡桑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間，經蒙藏委員會的宣導而來台灣接受職業訓練的其中一員，這段期間蒙藏委員會駐南印度、北印度及尼泊爾辦事員在當地宣導人來台就業並允諾協助購得護照，卻沒想到來到台灣後接受了三個月的職業訓練後，就再也沒有人理會過他們了，而之前發的護照以及入境證，一到了台灣就被收回，等證件再發還時，早已過期了，且當初所發的護照居然是假的，沒有了這些證件，在台灣就很難找到工作，只能靠打零工過日子，既出不了國更回不了家。

「我們對印度的法律又不懂，台灣政府說來台灣會輔導我們就業，於是，我們就來了，也不曉得原來護照是假的，什麼都是假的，沒有證件，工廠也不要我們，我們都找不到工作，也沒有人管我們！」回想起來到台灣後的十多年，吉米卡桑還是無法忘掉那種無助的感覺。

在這段期間，他們曾經試著自己去蒙藏委員會、監察院、入出境管理局尋求協助，也曾經試著找幾個立委幫忙，希望能獲得在台的合法居留權，卻得不到任何的回應。直到二年多前，一起來台灣的一位藏胞朋友有個朋友在佛教文物店做事，店裡有位同事曉得他們的遭遇後，便向他們介紹了劉立恩律師，至此，他們對於自己爭取已久的合法居留權總算看到了一點希望。

他們透過劉律師找上了台灣人權協會，經由台權會的協助而聯絡上了蒙藏委員會及入出境管理局，最後入出境管理局以「專案」的方式處理，約一個月後，在去年的三、四月間即順利的得到了合法的居留權，在這其中每個人都負擔了三萬多元的律師費。

「我覺得很高興，得到合法居留權後，工廠願意雇用我們，我們的工作也比較有保障，終於可以有固定的工作，不用再靠打零工過日子，能夠得到的薪資也比較多，這樣的生活比較踏實。」吉米卡桑談到拿到居留權後的感覺如此說道，現在他偶爾會回家鄉去看看親人，但是生活的重心還是在台灣。吉米卡桑覺得回到了印度，他的身份就只是難民，生活的條件不如台灣，所以即使取得居留權後能自由的入出境，他們也只想回家鄉探親，留在台灣才是最大的意願，況且他們只要在台灣居住滿三年就能取得台灣的身份證，所以現在他們等的就是這一張「身分證」。

目前在從事佛具生意的吉米卡桑最想做的事，是和從印度來的仁波切一起在台灣成立密宗的花教組織，希望能在台灣將佛法傳開來，並且希望能夠藉由信徒的力量募到款，可以解決在印度的廟的經濟困難。對於未來，吉米卡桑說：「如果有辦法的話，我希望能去美國玩並且探望很久沒碰面的親人，現在能做的就是努力的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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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重視改革 與弱勢同一陣線

【記者錢乃華／生命力報導】以「重視改革」作為一貫原則的台灣立報，對於社會改革、關懷弱勢團體一向不遺餘力，不但在報紙中開闢原住民版及性別版，為弱勢族群提供一個發聲的園地，更不遺餘力的關心他們的權益。

一向以重視社會改革作為原則的台灣立報，關懷弱勢族群不遺餘力，除了為原住民、同性戀、勞工、婦女…等弱勢團體提供一個發聲管道，更將原住民、性別議題各自獨立成為一個版面，深入報導弱勢族群的困境。

隸屬於世新大學之下的台灣立報，是由報人成舍我於一九八八年創辦，當時報禁才剛解除。適逢社會運動興盛、抗爭遊行頻繁這股以改革為訴求的社會風氣，早期的立報著重於報導社運、社會改革這方面的議題。不過，隨著這股風潮的消退，立報決定延續「重視改革」的原則，將報紙改版為以教育為主軸、弱勢族群議題為輔的經營模式。

「為弱勢族群發聲的專版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弱勢團體彼此之間的立場矛盾，」立報專題中心主任張約翰說：「這些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作為主流政治團體政治鬥爭的工具，這方面在報導時要特別小心。」他以蘭嶼居民抗爭核廢料傾倒這個事件為例，當初蘭嶼鄉長簽下同意合約時是由原住民民意代表居中牽線，由此可見，原住民本身的意見不但矛盾而且分歧，一旦整件事成為政治話題，將使得事件本身對蘭嶼居民造成的傷害被忽略。

張約翰說，立報的原住民版頗受原住民好評，一方面是因為在這個版面寫專欄的作家多為原住民政策的擬定者或執行者，在原住民社群中已具有相當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另一方面是因為原住民刊物市場小、難以生存，因此一直沒有一份能表達原住民心聲的刊物，也沒有其他報紙為原住民開專版，只有立報每天以一個版面的篇幅報導相關議題，所以格外受到原住民的重視。

和原住民版相比之下，牽涉到婦女、同性戀等議題的性別版的運作狀況顯得複雜許多。「立報只專注在婦女權益、同志議題，沒辦法像各大報那樣吸引婦女的目光」，立報專題中心主任張約翰說，因為各大報已用大量版面，如：生活、消費、家庭版來吸引婦女族群的注意，立報所著重的婦女權益報導不容易讓婦女感興趣。不過，性別版卻受到許多同志朋友的關注，像是目前台灣唯一立案的同志團體－同志諮詢熱線，就時常接受立報的邀稿，對於立報提供他們版面發表文章，他們非常的重視。此外，去年年底參選立法委員的兩位同志身分候選人－詹銘洲、陳文彥也曾利用立報當作發表政見的工具。

除了發行報紙之外，台灣立報也和不同單位進行合作計劃，例如今年一月和夏潮聯合會、人間出版社合辦的「夏潮報導文學研習營」，目的在教導學員用貼近社會真實面的觀察角度作為出發點，進而推動社會走向改革的道路。此外，立報也和天下雜誌、亞卓市網站合作進行「三一九鄉向前行－認識家鄉九年一貫學以致用教學計劃」活動競賽，為的則是提倡教育改革。

「報社的報導方向，一向站在替改革者、弱勢者發言的角度。」立報副總編輯張正說，立報的報導始終維持「重視改革」的原則，並且以推動社會改革、關懷弱勢作為目標，希望能對社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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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玩「沙」 度過五月水荒期

【記者吳華／生命力報導】大象的戲水池以沙堆代替，河馬因為身體泡不到什麼水而發脾氣。這些是木柵動物園以衛生為前提所做的省水措施。園方一切都按步就班地配合政府省水，但是老天爺不下雨，河馬先生也只好咬牙忍耐，度過缺水期。

「看！大象們正用長鼻子將沙子甩到背上，正玩的不逸樂乎哩！」這是面臨近期的缺水，木柵動物園所採取的以沙代水的省水措施。台北市木柵動物園位於分區限水的第五區，依規定，每一區的停水時間都是從凌晨四點至隔日的下午四點，逐日輪流。五月十七日，動物園也面臨了這一波的第一次停水。

動物園自民國八十八年，在經濟部的補助之下，以全面地更新全園的省水器材和雨水儲蓄利用系統。像是省水水龍頭被安裝在每個遊客的洗手間裡。雖然園區水的主要來源是翡翠水庫，但現在面臨了乾旱，這些平時的儲備就派上了用場。

動物園的機電室主任柯振財說：「動物們的適應環境能力比人類強，所以限水的措施不至於對牠們造成太大的影響。」動物園目前已將動物們平時所泡的水、清洗欄舍和景觀用水降到最基本的用量。推廣組的林惠珍表示：「我們在符合動物生存條件的情況下，將換水、供水的頻率降到最低。」一切配合政府省水措施的動物園，園區裡頭的花花草草現在也是從動物水池中，另外舀出來澆灌的。

目前河馬池的水從一週換兩次水改為一週換一次。水量則為原本的三分之一，泡不到什麼水的河馬情緒因此很不穩定。大象的戲水池現在也已被沙堆代替，不過大象似乎挺滿意牠們的新娛樂，彼此用長鼻子將沙子甩來甩去。另外企鵝的用水並沒有特別的變動，因為企鵝的水池有臭氧殺菌系統，每日經清潔後不停地循環，所以企鵝的水約一個月才需要更換。

至於不是水生或兩棲類的動物，欄舍的清洗還是照樣每天都會有員工處理。負責清潔可愛動物區的許錢媽媽說：「那些迷你馬每天的排泄物平常我們都是用水沖地板啦，但是現在比較沒有水，我們就只好每天將這些動物的排泄物鏟起來裝到筒子中，再倒到動物園裡的化糞池裡。」動物園的環境衛生很重要，沒有水的時候動物欄舍的清洗更不可馬虎，不然很容易就成為傳染病的溫床。

利用動物園平時的儲水系統，園內的動物們在水荒期還是有基本的維生用水，牠們還是每日正常的作息，雖然現在園方還能維持動物們的生存，不過之後動物們能否安穩地住在動物園裡，就得看老天爺肯不肯賞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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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動物園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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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艾尼摩社 關懷流浪動物

【記者萬親杰／生命力報導】「養狗時必須三思，這是一個大原則。不要一時覺得動物可愛就拿來養；也不要因為不想養就隨意丟棄。」東吳大學艾尼摩社社長黃渝崙說。

艾尼摩社的成立，是由幾個本身喜愛動物的東吳大學會計系學生，有一天恰巧在西門町撿到一隻流浪兔，於是大家心血來潮決定創建一個服務流浪動物的社團，成立至今已經近兩年的時間。黃渝崙說，取名「艾尼摩」，其實就是英文「Animal」的譯音，他們覺得這名字蠻特別的。

艾尼摩社的服務工作，主要是平時如果撿到流浪或受傷小貓小狗，他們會先將動物送至獸醫院作檢查和梳洗整理，之後小動物就必須住在獸醫院，直到有人來領養牠們。他們撿到的流浪動物中，以小貓的數量最多，有許多甚至還未長牙，本身存活率很低。但是他們都會不忍心地一一收留起來，送至獸醫院或帶回家照顧。

社員李宜芳說，曾經有一隻流浪小狗在學校附近遭一位無聊男子潑灑燙水，使小狗整個頭皮灼傷潰爛。後來旁邊一家餐飲店的店員媽媽，就好心地帶小狗去看醫生。但由於醫療費不少，需要兩萬多元，所以這位媽媽轉向艾尼摩社，希望幫助募款。結果短短一星期就募得了上萬元，小狗因此得以完成醫療。痊癒後的小狗現在就住在這家餐飲店。黃渝崙說，牠現在已經是一隻調皮、快樂的小胖狗。

艾尼摩社不僅在平時處理流浪動物的工作，到了假日的時間，社員會去台北縣中和流浪狗收容所當義工，替動物做服務，這也是艾尼摩社目前指標性的工作。李宜芳說：「我們會去餵小狗吃東西、幫牠們洗澡，也處理一些流浪狗的認養手續。」她說，去收容所服務動物是很特別的接觸，這是私人團體和公家機關的合作，她希望能夠做好，也希望這種做法能夠讓其他地區、團體一起來進行。

艾尼摩社的經費以學校的撥款為主，再加上本身的社費。他們的經費不至於匱乏，除了帶動物去做檢查、梳洗外，花費不多。在服務流浪動物過程中，艾尼摩社社員常遇到「退件問題」。黃渝崙說，在中和收容所，有時會有民眾去認養小狗，可是過沒多久，這些小狗又被退還至收容所，原因常常是狗叫聲影響鄰居或不適應狗的體味等。所以民眾認養的時間通常不長。

目前艾尼摩也遇到傳承的困難，就是招收不到新生。黃渝崙說：「許多人當初加入艾尼摩社，是抱著可以看可愛小動物的心態，但是當他們發現這裡的動物常是髒兮兮的，傷痕累累的，大家就漸漸疏遠，能留下的很少。」黃渝崙又說：「我們不會去強求社員，畢竟這工作真的很累，要有足夠的意願、耐心和愛心。」即使將來人手不足、社團支撐不住，他們仍會以個人力量繼續為流浪動物付出。

「曾經在一星期之內，我們撿到了八隻流浪狗，那種心情很難過。」黃渝崙說，艾尼摩社也期望社會大眾在飼養動物前能三思而後行，對動物要有一份責任感，不該說要就要，說丟就丟。社員李宜芳也表示：「大家如果觀念不改正，流浪動物我們永遠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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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

中華民國關愛動物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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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學習 全人訓練全能發展

【記者劉佑豪／生命力報導】「這是一個屬於人格成長的協會。」全人文教協會的志工黃香齡說，「在服務的過程中學習、藉由親自的參與，達到自我成長，全人文教協會的理念宗旨，就是這麼簡單。」

協會起源是由於一群充滿抱負的年輕人發現，透過服務社會的過程，不但可以有益於別人，更能自我成長。於是他們開始邊舉辦訓練活動邊培訓輔導幹部，自己本身也不斷接受各類野外求生、急救、活動設計、輔導教育、心理學、組織行為管理、創作戲劇、行為改變技術、潛能開發及康輔訓練等。民國八十四年，蕭建仁先生基於教育與公益的熱忱，給予支持，以心智建設訓練（Mind Building Training）為理念的「全人文教協會」正式成立。

「MBT全人訓練的對象，主要針對一般的兒童及青少年為訴求，以人格、生活教育為主，提昇兒童及青少年人格的健全發展，以補足學校教條式教育的缺失，提供一種預防性教育的功能。」全人教育協會副執行長林彩媚小姐說，現在的小孩都很聰明，不過在於人格基礎的建構上很多都是不足的。依照我們不同的課程及訓練，藉由遊戲、互動的方式，學習情緒的認知與管理、自我及人際的開發、口語的表達等等。在人格成長、人際關係、創意及領導表達上做一個提升跟加強。

「藉由遊戲的學習是最有效的。」在協會擔任志工已有三年時間，目前就讀於實踐大學社工系四年級的黃春齡說，「『情境扮演大富翁』是很受小朋友們歡迎的一個遊戲。它是一種類似大富翁的遊戲，擲骰子的小朋友必須依照他們走到格子裡的指示，扮演各種不同情境裡的角色。它讓小朋友在不同的情境中作各種的揣摩及自我情緒的控制，認識什麼是喜怒哀樂，如何的運用不同角度去模仿別人。整個遊戲不但讓小朋友玩的開心，也讓他們學到了很多，而我們要做的就是這樣，讓小朋友不害怕學習，進而更樂於學習。」

MBT全人訓練與現在提倡的全人教育有什麼不同？林彩媚說：「我們希望透過訓練的方式，讓學生能夠在『做』中學習，以親自參與的方式，能有更深的認識，讓學習不單單只是一種知識的灌輸。」

「MBT全人訓練的發展，可以提供給不同層級群體的特殊需求，針對學生、親子關係、公司機構，可以發揮其不同的功能。」推廣部主任楊喻雯說，透過MBT的全人訓練，將全人教育的理念有更完善的發揮。

全人教育協會的服務，除了到各級學校單位舉辦講座及課程之外，也利用假日與學校合作舉辦，以人格成長為主題的一日營隊，將全人訓練帶進校園。除此之外，與青輔會合辦的寒暑期MBT成長營、政府企業公司委託辦理的訓練課程、以及一些公益專案的承辦，都是協會服務的範疇。

根據九十年教育部頒布的九年一貫教育政策中指出，教育改革目的在於，透過人和自己、人和社會、人和自然等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成為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及世界公民。從全人教育觀點來看，教育應提供一個適性發展的機會和學習空間，發揮個人潛能，並養成獨立思考及自我了解。而MBT全人理念也是如此，期望能促進均衡的個人全方位成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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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文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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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荻社區大學 開啟婦女新生命

【記者黃心怡／生命力報導】蘆荻社區大學老師王淑娟說，從事婦女教育工作兩年來，讓她感觸最深刻的是，看到婦女原本神情緊張，甚至呆滯的臉龐，逐漸展出笑容及神采；而原本覺得自己沒什麼長處的婦女，開始喜歡述說自己的故事；不敢在課堂中發言的婦女，慢慢開始講話了。

「來報名的人，婦女佔大多數。」王淑娟說，蘆荻社區大學成立的時候，學校透過調查及接觸報名學員，了解社區居民的需要，以進行課程設計，發現婦女朋友佔了全部學員的百分之七十九，因此規劃了一系列的婦女相關課程。

蘆荻社區大學婦女相關課程涵蓋了家庭、婚姻、親子及家庭照顧課程，像是女性成長與婚姻、家庭關係與溝通、親子關係、現代EQ西洋插花、巧手麵食佳餚等課程，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所面臨的難題，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學習的道路。王淑娟說，每一個課程的老師，透過課程為媒介，啟發學員能自動自發的學習，陳述自己的經驗、意見和困難，老師與學員一同討論，一同成長。

婦女課程除了教導技巧之外，也企圖以性別角度切入主題。「許自己一個空間」這門課程，老師除了教導婦女家庭佈置的技巧，透過佈置的過程中，探討居家空間與性別關係，當婦女在佈置屬於先生或孩子的空間時，往往不會想到自己也需要屬於自己的空間，相關的議題可以藉由教導技巧的同時被討論。

王淑娟表示，大多數的婦女朋友都是長期被家庭束縛，以照顧孩子與家庭為中心，「我太封閉了」、「我想多認識一些人」、「我要自我成長」都是婦女學員參加課程的動力，她們長期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累積受挫的經驗，但通常不知道如何解決，婦女朋友通常會覺得自己能力不足，因而有學習的動力。

像這樣的學員，王淑娟說，蘆荻大學對她們而言是有特別意義的，她們不像一般較有空閒或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婦女，可以遠到台北市區追求自我成長，她們只能就近邊帶孩子邊學習；另外有一些是剛走出家庭來學習的婦女，往往不敢一個人來上課，而是跟著鄰居或親朋好友一起來，而蘆荻社區大學就在她們的社區中，於是成了婦女往外學習的有利條件。

學員從課程中的學習，改變與別人的互動方式。王淑娟表示，曾經有一位學員告訴她，從前跟小孩的互動模式比較獨裁，經過老師的教導後，可以用心去聽聽孩子的聲音，委婉的與孩子討論與商量，使得家庭氣氛變好了，學員覺得受益良多。

王淑娟還說，有一個學員加入婦女成長社的課程，在那裡與大家一起分享經驗，述說自己的困難，學員發現很多人都有莫名的辛酸，大家都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不像以前遇到困難只能自己一個人難過，也不知道如何尋求援助，學員覺得最大的收穫是認識很多朋友，可以傾述心事，從同學或老師得到安慰和意見。

「在蘆荻，一群女人在一起，述說自己的故事。」王淑娟說，當女人對於所處的共同環境有了瞭解以後，會慢慢意識到女人是被綁在一起的。而藉由共同扶持、協助的過程中，以及在互相支持的環境中，培養出自助與助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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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媽媽的愛 關懷徬徨青少年

【記者李宛蓉／生命力報導】就讀國中的學生們，正處於青少年的尷尬年齡，說是小孩子，卻又有些小大人的架子，如果心理發展調適不當，很有可能會出現行為偏差的情形﹔遇上青春期的煩惱，有些孩子會找朋友師長談談，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孩子會主動尋求心理諮詢的協助。台北市仁愛國中的輔導室在民國八十一學年度便想出了由義工媽媽主動關懷的概念，幫助有需要的學童。

「其實他們都是好孩子，只是需要有個人聽他們說話，開導他們而已。」目前在台北市仁愛國中當義工輔導媽媽的吳美月說，就讀國中的學生們，正處於青少年的尷尬年齡，說是小孩子，卻又有些小大人的架子，如果心理發展調適不當，很有可能會出現行為偏差的情形﹔遇上青春期的煩惱，有些孩子會找朋友師長談談，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孩子會主動尋求心理諮詢的協助。台北市仁愛國中的輔導室在民國八十一學年度便想出了由義工媽媽主動關懷的概念，幫助有需要的學童。

仁愛國中輔導室主任李月鳳表示，輔導室老師的工作並不輕鬆，當時輔導室的老師只有三位，一個人必須要負責五六十個問題學生的輔導個案，因此有時會忽略了有些行為算不上踰矩但是卻有著心理困擾的學生，他們希望由義工媽媽以母親的角色取代輔導老師的立場，藉著媽媽的力量幫助這些迷惘的孩子。

義工輔導媽媽的系統相當的人性化，但是執行之餘，需要將輔導人員的專業性納入考量。針對這一點，輔導室主任李月鳳說，輔導老師都會從旁協助義工，再者目前已經進入第十二期的仁愛國中父母成長班的演講和課程，也提供了家長們進修相關知識的機會，課程內容包括了親職教育、青少年心理等等。偏差行為比較嚴重的學生仍是由專業的輔導老師進行諮商，而由義工媽媽輔導有心理困擾的學生。

輔導室起初在全校各班發傳單，請學生拿給家長，並且希望他們能來學校當志工，李月鳳主任表示，「沒想到回收效果還算不錯。」她又說，因為學生家長很多是家庭主婦，時間上比較能配合。不但有交通導護義工媽媽，連輔導義工媽媽的工作也相當熱心參與。就是這麼一個概念，踏出了輔導義工媽媽系統的第一步。

曾經擔任過義工媽媽的林碧純，卻是在另一種機緣下成為了輔導志工。林碧純女士的兒子李康恆，國三時分班到了升學班，在之前，課業人際關係表現一直十分優異的李康恆，卻似乎不太能打入這個班上的圈子，有點不能適應，加上又有課業上的壓力，除了和家人談心之外，還常跑到輔導是找老師聊天，尋求老師的幫助。經過輔導老師的開導，熬過了這段過渡期。林碧純說：「就好像是一種回饋的心理嘛，學校幫了我兒子，我也想要幫幫其他的孩子。」她表示，輔導媽媽的工作內容，就是多和自己負責的學生多接觸，除了每週詳細填寫校方給他們交代輔導進度的聯絡簿，她還常常打電話關心他要照顧的小朋友。

在擔任輔導媽媽的兩個學期裡，長期輔導了一個學生。「那個孩子不能把他歸納成『壞學生』。」她說。這個個案的家庭背景很正常，父母是忙碌的生意人，哥哥姊姊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但是身為老么他，就是不愛是上學。但是他也不去哪裡，起床後只是賴在家裡不出門上學。有時候被父母的電話催煩了，才拖拖拉拉的到學校，時間早就超過了第二堂課。「我想哥哥姊姊一定給他很大的壓力吧！不知道怎麼辦，只好逃避。」

為了進行輔導的工作，就是和學生每週一次面談，此外林碧純也時常打電話和他聊天，鼓勵他要積極向上，為未來的日子打好基礎。林碧純說，她也到過這個小孩子的家中作家庭訪問，他的父母都很關心孩子的教育，但是工作太忙，沒有辦法兼顧。她又說，進行輔導的兩個學期間，都跟他和他的家人保持聯絡，這個學生後來也好不容易考上一所職業學校，想到一開始他的家人能信任陌生人的輔導，林碧純說，「真的很欣慰，我們現在偶爾也會見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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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怨天尤人 齊作毅開創網路未來

【記者劉靜怡／生命力報導】民國七十二年，當年三十一歲，任職於貿易公司的齊作毅，因為一時的疏忽，不慎摔落溪谷，雖然幸運生還，但是卻因胸椎完全性碎傷，導致下半身癱瘓，從此他只能依靠輪椅行動。

十九年前的春節，齊作毅因為工作忙碌，直到凌晨一點才出發回高雄鳳山團圓，卻不巧遇到車禍，導致高速公路大塞車，到了凌晨三、四點還塞在路上，四周又因濃霧伸手不見五指，內急的他，想說跳過路肩去上廁所，沒想到所在的地點卻是一座橋，結果他就這樣摔下溪谷。齊作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幸好當時還在大塞車，我太太來找我的時候，又遇上了一位好心的貨車司機，願意綁著繩子吊下橋去找我，再把我吊上來，我才撿回一條命。」

下半身癱瘓的事實並沒有擊倒齊作毅，也沒有使他怨天尤人，反而讓他變的更堅強，更能體會人生。他常會對和他有一樣遭遇的患者說：「其實對於我們這種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思考現在生命的意義和活著的價值。」他覺得，既然已經不能像以前那般生龍活虎了，做什麼都受限制，而且什麼都沒有了，就應該好好思考這一生中還能做什麼事情，鼓勵的話都不見得有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去思考所剩下的殘生，還有什麼價值在、活下去的意義在哪裡。

由於任職於貿易公司的齊作毅並沒有任何保險，一切的花費都只能靠積蓄，半年之內就耗盡一切儲蓄，還欠下了一筆債務，只好靠著在家幫貿易公司打零工來貼補家計，在七八年之間，他不顧勸阻的拼命工作，卻付出健康的代價。五度褥瘡開刀治療、三度尿路感染住院，導致現在他每次坐在輪椅上不能超過四小時，只能間歇性的在家幫報章雜誌寫些專欄維生。

民國八十五年間，齊作毅因緣和五位殘友參加了勞委會職訓局所辦的「居家電腦網路自學職訓」，從完全不知道什麼是電腦開始，只憑著幾本書籍、手冊，一台電腦和網路，靠著自己的力量學習各項電腦及網路網站製作的基礎技能。

結訓之後，他們六位利用所學技能一起合作了「傷殘網路資訊中心」網站，希望能夠提供殘友更多的服務資訊，後來他們又一起創立了領航員工作室，專門為公司團體設計製作網頁，成為他們重生後的第一份工作。

雖然領航員一開始在蕃薯藤的介紹下，接了一些不錯的工作，但隨著能上網、會製作網頁的人越來越多後，網站的工作就漸漸地越來越少了。資訊業的競爭本來就很激烈，再加上政府較大的案子都是需要公開招標，他們根本無法與大公司競爭，最後也只能幫蕃薯藤做些代工。近來又碰上經濟不景氣，網站慢慢地無法維持，成員們逐漸凋零，目前只剩下兩個人繼續經營這個網站。

在現實的情況下，雖然經過了職訓的幫助，齊作毅能夠在網路上製作網頁、多媒體，但是他所能獲得的工作機會還是不多。「資訊這方面的東西是很艱深的，但是我們所受的訓練畢竟只是一些皮毛，根本不能和本科系的人競爭。」

雖然在這十年中經歷了許多風雨，齊作毅還是不怨天不由人，一路走來都抱持著一顆勇往直前和感恩的心，到現在，他還是依然積極參與各項職訓，並擔任DIN(Disability Information Network)身心障礙園區的版主。他說：「因為當初我這條命是由別人救起的，我真的很感激這塊土地的人民，所以我希望能把我的餘生貢獻給這個社會，而最重要的就是do my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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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員工作室

DIN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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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瘤傷友陳淑惠 化悲痛為力量

【記者詹淑芬／生命力報導】「沒有人能告訴我，如果不治療的話到底會如何?帶著一顆不定時的炸彈在臉上，因為治療我損失了一個鼻子，左半身多了些傷口，十餘年來四處奔波，時間、金錢我已無法詳細估算。」血管瘤傷友陳淑惠回首這段治療過程甚至台中、高雄都去過，臉上數不盡的傷疤，心中訴不盡的辛酸。

三十二歲任職電子時報業務專員的陳淑惠，國中時右眼下面腫過一次，看過醫生消腫後不以為意，高中時右嘴唇慢慢變大，至長庚醫院看診才得知原來自己患有動脈血管畸形的血管瘤。血管瘤是一種常見的良性皮膚腫瘤，是皮膚血管異常增生或血管擴張，所引起各種血管瘤及血管胎記，也有人說那是「床母」留下來的記號。

民國八十二年時，陳淑惠在國泰醫院第一次開刀，從臉上開刀找血管，直接將血管硬化劑注射到血管中，原本治療後可望恢復卻事與願違，消腫後出現更可怕的壞消息，鼻子及右邊顴骨附近因組織壞死全變成黑色的，出院前開了第二次刀，結果鼻子沒了。

那年農曆年陳淑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的，換藥時甚至都不敢看鏡中那個沒鼻子的自己，但卻也沒親戚朋友肯幫忙換藥。最長的一次住院是二十幾天，整隻左手固定在頭上，左手臂接了一條肉管黏在鼻子上養肉，因為這古怪模樣，住院期間除了開刀，最遠只離開病床到廁所，連病房門都沒踏出過一步。

接下來的幾年，陳淑惠平均兩個月注射一次硬化劑，每星期二下午請假後，下個星期一才會再和同事見面，因主管及同事的包容和照顧，才可以邊工作邊治療。由於健保不給付血管硬化劑，在昂貴的醫療費用、因治療產生的疲累及工作不允許的情況下，陳淑惠停止了一切的治療，聽天由命。但老天爺卻不放過她，陳淑惠的血管瘤病情更加惡化，右眼臉甚至腫到影響視線的程度，於是再度回到長庚醫院接受一次三萬五千元的雷射手術，病情才開始漸有起色。

前年十月底，陳淑惠在桃園敏盛醫院又接受了一次手術，將多餘的組織切除，原以為從此脫離疾病的魔掌，但沒高興多久卻又發現了一條不正常的血管，頓時感到晴天霹靂，先前的努力化為烏有，甚至一切又將重頭開始，所幸去年開刀將這條血管綁住，才總算治療好。如今距上次開刀已經十個月了，陳淑惠只希望自己有無數的十個月，永遠都不用再面對這難纏的病。

這段日子裡，陳淑惠覺得自己活在恐懼中，每次開刀全身麻醉前，都祈禱不要醒來，不想再忍受那種身心上的折磨。陳淑惠說，每次麻藥退的時候，傷口痛楚外加上嘔吐，幾年下來持續的醫療都沒看到效果時，哪還有信心及勇氣繼續接受治療。但由於母親在她開刀時幾乎都請假陪伴，因此覺得很對不起母親，且她以前也沒面對過這樣的事情，母女倆都再次重新學習面對生命。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工員劉靜芬表示，在和傷友接觸時會多鼓勵他們參加活動，在陽光血管瘤聯誼會中，病友可以互相了解幫助，彼此交換醫療資訊，讓他們不會感到孤單。在醫療方面，由於健保目前沒有給付染料雷射的費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辦過公聽會後，健保局承諾會在六月二十六日給予是否補助的答覆。

擔任陽光血管瘤聯誼會義工的陳淑惠，也同時在榮光育幼院及鵬程啟智中心服務。現在每週一、二晚上都會去當義工，陳淑惠表示:「由於曾經受過許多人的幫助，現在則是換自己體會付出的快樂，因為自己有能力幫助別人，反而覺得更加開心。」

陳淑惠說:「肉體上的傷痛容易忍耐，心中的傷卻要花上數倍的時間來治療。」血管瘤傷友需要的是大家像朋友般地以平常心相處，別因為傷友臉上或身上的紅色印記而感到害怕，用異樣眼光看待，要放鬆心情以真誠的態度對待對方，才不會再度造成血管瘤朋友心中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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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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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環境 從家園做起

【記者劉玉琴／生命力報導】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已經默默在花蓮推動環保教育十五年之久。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理事長，目前任教花蓮女中的張淑貞說：「從原本的花蓮環保媽媽工作隊，到現在的環保工作促進會，我們的目的始終如一，只希望能幫我們的環境做一點事。」

十五年前，一群對生活、對環境有理想的媽媽們著手領導推動環保教育。那個時候，西部正為了垃圾在不斷抗爭，而花蓮人卻似乎未感覺到土地環境正在遭受威脅，身處花蓮這樣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更讓媽媽們覺得，有義務對這塊土地多付出一些關心。於是，一開始由媽媽們組成的花蓮環保媽媽工作隊便如是成立。

一起致力推動環保工作的文宣組長謝淑美，回憶起那段自己印製發送文宣的日子。她表示，十多年前花蓮人沒有環境保護的概念，只看著新聞播報著西部的垃圾大戰，而花蓮人卻渾然未覺。「為了推動環境保護的概念，我們不斷的藉由文宣傳達我們的理想，一切希望從垃圾回收開始。」

從推動宣導環保教育，到著手帶領花蓮人親身實施垃圾減量、分類回收，花蓮的環保概念已默默在各級學校單位看出成果來。像由張淑美所推動，資源回收做的相當成功的花蓮女中，不僅在校內嚴格實施垃圾分類，更特別闢一間資源回收室，負責回收各班教室所分類的有用資源。

花蓮環保工作促進會的義工們多為花蓮各級學校的老師，在推動環保工作時更可以做到往下扎根的效果。他們帶領校內有意願的學生組成了環保工作隊，花蓮女中的「向日葵環保工作隊」、花蓮高中的「蔚藍工作隊」都曾經在課餘時間隨著老師們在花蓮縣市各地進行環保義工的活動。曾經在高中時參與向日葵工作隊的李旻靜同學表示：「那是一段非常有意義的日子，我們不僅上課增加環境保護的知識與涵養，更親身力行到角落去幫助我們的環境。」

「對環境的保護，從自己的家園做起。」從花蓮女中的衛生教育組長，進而走出校園，和有志為環境而努力的同仁們一起打拼，這十五年來張淑貞對於自己身為花蓮人感到驕傲。她說：「環境保護是所有人的責任，哪怕只是一點棉薄之力，相信是不嫌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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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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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會曹麗鳳 幫助受刑人站起來

【記者丁威／生命力報導】大毛(化名)因為有做小吃的專長，出獄後透過更生保護會的幫助，貸款了一筆錢，和他太太從事小吃業，現在收入很穩定，是更生人重新站起來的成功例子。

板橋分會幹事曹麗鳳說，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更別說是更生人了，所以剛出監的人都會想要嘗試做生意。她也表示，因為創業小額貸款的最高金額可到四十萬，引起很多更生人的注意，所以近來申請這項服務的個案爆增。

 更生保護會在台灣有很多分會，負責輔導和關懷當地的更生人，像是技能訓練、輔導就業、急難就助、創業小額貸款等都是更生會服務的項目之一。而且更生會的服務項目這兩年來是有增無減，像是入監輔導就是其中一項。

她表示，入監輔導是更生會員工會定期到監獄，向即將出獄的人做一對一的輔導，像是告知他們現在外面的狀況，以及找工作的資訊，或是詢問他們需要那方面的協助等，這些輔導對更生人在出獄後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技能訓練方面，她指出，更生會會定期和少年關護所，或是台北看守所合開一些技能班，為期三個月，內容包括電腦、美容美髮、木工、小吃等。更生會有時還會請成功的個案親自入監演講，反應很熱烈。輔導過這麼多個案，曹麗鳳說，其實大部分的更生人心地都不壞，只是他們當初在犯罪時對於法律都不了解，有些也是因為好奇心作祟，像她手邊有很多個案是因為好奇才去吸毒，結果被抓，因此坐牢，所以更生會才會去幫助這些誤入歧途的人。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曹麗鳳說，雖然更生會會定期的與這些更生人連絡，不斷的鼓勵和幫助他們，但很多更生人在出獄之後都無法得到家人的諒解，甚至連家都不能回，沒有家人的鼓勵，再加上景氣又不好，這些更生人很容易又會踏上犯罪這條路。

她舉例，曾經有位更生人出獄後，因為工作時常在換，收入不穩定，而且有酗酒的習慣，後來卻因為喝酒失控，把他哥哥殺死，結果又回到監獄裡。所以她覺得要救更生人只有靠更生會的力量是不夠的，同時還需要家人和社會大眾的幫助才行。

「如果一百個更生人我們救了一個，那就滿幸運了，因為那樣就減少了一個社會問題」。曹麗鳳說，雖然有些個案會讓她們感到挫折和無力，但只要能多讓一個更生人重新站起來她們就會很開心、很有成就感，所以更生會會繼續努力，幫助到更多的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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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更生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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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劇場 用論壇與觀眾對話

【記者李晉仰／生命力報導】「我們只是想用不同的肢體方式來呈現客家文化所面臨到的問題」客家劇團團長林怡君說。民國八十八年三月，當時台北民政局開辦一系列客家文化相關課程，其中的「客家劇場班」就是「客家劇團」的前身。當時的劇場班吸引了工商、教育、服務等不同職業的客家與閩南人的加入，經過差事劇團四個月的戲劇訓練，參加了台北市第四屆客家文化節「滾動原鄉 ~ 串連啊！捱等介命水」與台北市義民祭典活動「新義旗之歌」的大傀儡戲演出後，獲得觀眾肯定，因而在八十八年底，成立「客家劇團」。團長林怡君說，大家有相同的共識，一起為客家問題努力，這大概是當初劇團成立的最大的動力吧。

除了自身的經驗外，客家劇團也不斷的藉由「認識客家」的相關課程，來學習客家的語言、文學、歷史、婦女等議題，藉由彼此團員的討論，讓肢體的表現與劇本內容能夠更豐富，也更多元化。客家劇團團員周馥儀說，雖然本身是台中閩南人，但是對於客家議題一直很關注，直到九二一地震後，中部客家村落面臨到嚴重問題，從而加入當時在石岡舉辦的「客家後生種籽營隊」，間接認識了南下中部演出「地震的記憶」的客家劇團，就此結下不解之緣。另一團員黃永達也說，自己身為花蓮的客家人，投入客家的文化工作也有十年，對於客家的種種議題很想用肢體、戲劇的方式呈現出來，才會加入客家劇場，把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感覺演出來。

無論是客家人，還是閩南人，在客家劇團的激盪討論下，呈現了不同的觀點與思考空間，只是，一個以客家方言與議題為主的劇團，對於閩南團員而言，仍有其侷限在。客家劇團團員周馥儀說，身為一個閩南人，除了語言上的溝通的問題外，對於如何去融入客家議題，甚至感同身受，才是最困難的地方。不過，她也笑著說，就像閩南人不太瞭解客家文化一樣，客家人也同樣不太熟悉閩南人的觀點看法，藉由彼此交流解釋，反而更能激發出一些不易察覺到的問題。劇團團長林怡君也說，衝突不一定不好，有時它更能延伸出反省與討論，而這就是劇團所需要的。

在一連串的討論與訓練後，劇團的二十多位團員利用上班上課之餘一手包辦了舞台佈景、道具、服裝，排練等所有工作，於去年三月推出「請問麼个哥？請問麼个妹？」的戲碼，分別在台北客家文化會館、大直婦女服務中心、台灣大學校本部與新竹北埔慈天宮廣場等地舉行免費的巡迴演出，來呈現客家原鄉情懷、客語承傳、客家婦女與客家文化消費商品等問題。客家劇團團員黃永達感慨地說：「在戲裡演的阿松柏，其實就是我自己，身為花蓮的客家人，在工作生活的壓力下，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台北打拼，但對故鄉的父母、土地、親友卻有一種不捨，這樣的故事我看得太多了」。劇團團長林怡君也說：「雖然本身是楊梅的客家人，但我常說我的客家話是撿來的，因為除了在家中和在劇團外，很少有表達的環境與空間，這樣的問題所反映的不只是文化承傳的斷層，也是客家族群認同的問題」。

除了團員自身演出外，客家劇團也利用巴西劇場工作者Augusto Boal所創立的「論壇劇場」的方式，讓觀眾變成導演，主導劇情的發展，進而思考問題背後的意義。客家劇團團長林怡君說，藉由論壇劇場的形式，拋出問題給觀眾，讓他們去思考問題，而不再是看完戲就走人。劇團團員周馥儀也說，在巡迴演出中，還有觀眾跳上來取代原有的演員，結果劇情就照觀眾的行動來決定，全部的演員也都全力配合，這才是真正的互動。只不過這樣的論壇的效果在台北和在新竹似乎有所差別，劇團團員周馥儀表示，台北的客家議題所呈現的是台北的觀點，不能完全適用於新竹傳統的客家村落，所以才會有所的落差。但無論如何，比起國外，台灣的論壇空間和風氣還不足，劇團團長林怡君無奈地說，只能在現有的環境中，在慢慢探索適合台灣論壇的方式。

由於缺乏經費的補助，從去年巡迴演出結束，客家劇團的訓練課程就暫時告一段落，除了少數團員繼續在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接受另外的課程訓練外，大部分的團員因為私人的事務繁忙，而宣告中斷。客家劇團團長林怡君說，劇團的暫時停滯只是在為復出作準備，針對目前劇團所遇到的議題與表演方式的瓶頸，冷卻下來進一步思考與反省，這樣的劇團才能長久。劇團團員周馥儀也說，劇團走到這裡完全是靠大家的毅力與熱誠，不可能說放棄就放棄，在這段空閒時間，大家還是會用E-mail互相聯絡，有時相約一起去看其他劇場的演出，從中學習，當作是再出發的準備。

「在劇團待到現在，最大的收穫除了學習的樂趣外，大概就是對自己想做的事會有所堅持，並努力完成」客家劇團團長林怡君說。她表示，雖然自己是學理工出身的，卻對客家議題與戲劇呈現有所興趣，在經過閱讀相關書籍與課程訓練後，將兩者作結合，所以客家劇團算是對自我的一種肯定。客家劇團成立至今，已快滿三年了，過程中的風風雨雨，全靠彼此的互相幫助而走過來，雖然缺乏補助經費，如今停滯，但東山再起的念頭，卻從未消失過。劇團團長林怡君說，除了希望將來能不用靠政府補助為生，可以自給自足外，客家劇團也準備將「認識客家」的研習課程，集結成書，讓民眾能從不同的面貌與方向去瞭解客家事務，為客家文化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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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關愛協會 障礙兒重生的天堂

【記者劉邠如／生命力報導】「什麼叫愛心，並不是每天來上班，沒有領薪水就叫愛心，這是膚淺的。真正的愛心是有深度的，這裡的老師做的工作量都是雙倍的，但他們從不曾抱怨或是要求額外的補償。」社團法人台北市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理事長邵嶽峰說：「因為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談鼓勵不談責備，是我們信奉的信念。」

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於民國七十九年成立，由一群心智障礙者的家長組成。原本一開始，只是一個心智障礙者可以互相支持的團體，後來為了服務更多的心智障礙者，遂成立了目前的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

現在的協會是有計劃的對心智障礙者提供服務，協會的社工李婉菁表示，所提供的輔導項目，大致以輔導就業為主，主要的服務對象則是十五歲以上的智能障礙或是合併多重障礙者，希望他們在接受完一般的智能障礙教育後，還能在這裡接受一些訓練，以銜接之前教育的不足，使他們在進入社會去工作，不至於不能適應。

李婉菁說，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的特別之處，除了教導心智障礙者學習專業的技能，也會同時教導他們的父母、手足，該如何去照顧身心障礙的孩童，以及政府在法律上又有什麼樣的保障，是他們所應該要知道的；而協會和一般心智障礙中心不同的是，這裡的學員無須負擔任何的費用。不過正因為如此，除了政府的補助外，必須由協會自己本身去募集所需的開銷。

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目前在附近的巷弄內，租下一間兩層樓的小店面，當作是學員的庇護工廠。店面的一樓是花坊，地下室和二樓則當作辦公室和學員的教室。如此一來，便可以一邊教導他們，也讓學員自己參與花店的經營，雖然一個月所費不貲，而花坊實際上的收入根本無法打平支出，但他們還是認為相當值得。邵嶽峰說：「因為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談鼓勵不談責備，是我們信奉的信念。」

而邵嶽峰又說，在以前有人笑稱「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要募集所需款項尚不困難，「做一份簡報，募個十萬百萬都不成問題！」但最近幾年，隨著大環境的景氣變差，協會所能募得的金額也愈來愈少，「有時候做了簡報想募款，募得的款項可能連支付做簡報的錢都不夠！」

邵嶽峰將慈善事業當成理想，他表示，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志工的需求是需要被照顧到的。不過他還是希望協會的社工人員能把這份工作當成事業，而不是職業。「若非如此，做的那麼辛苦，而一個月的薪水也只有三萬多元，做社工根本就混不下去。」

要離開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時，協會的學員們都很有禮貌的和我們說再見，雖然只是簡單四個字的「客人再見」，但可想而知的是，那是花了多少社工人員的心血才換得的。回頭看著在那巷弄內的小花坊，那是一個充滿陽光與希望的地方，那是心智障礙者們重生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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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心智障礙者關愛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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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樹劇團 舞動新生命

【記者單明心／生命力報導】樹仁基金會自民國七十三年創辦以來，秉持著以「藝術」啟發心智障礙的孩子。而彩虹樹劇團，從民國七十八年至今，年年在台北市各地舉行巡迴演出。今年他們計畫招收彩虹樹劇團二團，希望可以幫助更多心智障礙的孩子。

「雙手往前推，感覺到有力氣，很好，往前跑。」十幾個大孩子，就這樣跟著老師的指令開始動作。他們是樹仁基金會彩虹樹劇團身心障礙的孩子，在他們進劇團之前，沒有一個人想的到，他們也是可以這樣盡情舞動自己身體，甚至比平常人做的更好。

樹仁殘障福利基金會，於民國七十三年成立，以「藝術」為出發點，陶冶身心障礙的孩子。而在音樂家李泰祥的推動之下，民國七十八年成立了「彩虹樹劇團」，希望能藉著肢體的動作和音樂，開發他們在心靈內在的潛能。目前彩虹樹劇團二團正在招生中，希望可以幫助更多十五歲以上心智障礙的孩子。

「我們一直在做的就是用藝術開發心智障礙孩子語言能力和人際關係的互動。」樹仁基金會職能訓練中心主任王繼慈說。有些孩子剛來的時候，甚至連簡單的生活自理都不會，現在他們都已經可以照顧自己，甚至還開發了藝術方面的天份。基金會門口的陶藝作品，就是這些孩子們的傑作。

十六歲的小兵，有情緒困擾問題的她，國中唸普通班，動不動就打人，還有說謊的習慣，帶給大家很多困擾。剛到彩虹樹劇團的時候，幾乎每天都哭著要回家。經過半年的時間，她學會如何在舞動肢體的同時，發洩出內心的情感。現在的她是劇團裡的小班長，還會幫忙清掃工作。

每到劇團練習的時間，就是彩虹樹劇團孩子們最高興的時候，他們開心的轉動著手，扭動著腰，模仿著老師的動作。藉由舞動肢體的方式，心智障礙的孩子，用最原始的方式，表達出他們內心的情感。

彩虹樹劇團的舞蹈老師林絲緞女士，是以開發「身體原舞力」有名的舞蹈家。他說，教導這群心智障礙的孩子，最重要的是清楚了解每一個人的脾氣，怎樣去拿捏練習時的氣氛。適時的擁抱讓他們知道自己做的很好，講話口氣比較兇的時候，他們也會知道自己惹老師生氣了。

林絲緞說，心智障礙的孩子或許在行動上較一般人遲緩，但是他們內心深層感知，和一般人沒有不一樣，跟他們一起跳舞，你會感受到他們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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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樹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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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樂醫 活出健康精采的人生

【記者邱韻珈／生命力報導】紅斑性狼瘡，也就是所謂俗稱的「蝴蝶病」，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張女士得病十五年來，從一開始不能接受，到後來以豁達的心情面對病魔，她說：「我雖然不能說這是上帝祝福我的，不過我相信祂讓我得這個病一定有祂的旨意在，所以我不會去抱怨。」

「在知道自己得到紅斑性狼瘡之後，第一個念頭就是不想活了。」罹患紅斑性狼瘡十五年，現在已經與它和平共處的張女士說道。 全身性紅斑狼瘡是一種自體免疫系統疾病，體內的抗體會對抗自己的抗原，身體各組織器官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其臨床表現十分多樣。常見的有關節炎、臉部紅斑、頭髮脫落等等病變，甚至神經精神方面疾病。此病好發於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女性，以前因患者臉上出現的紅斑而稱為「蝴蝶病」，現在則取其音譯〈SLE〉稱為「思樂醫」。　　

張女士一開始的症狀是微血管破裂，看了醫生也都以為是血液方面的疾病，三年之後才在一次因為全身骨頭酸痛而住院的檢查中，發現得到紅斑性狼瘡。「我的症狀都是屬於血液方面，所以我沒有長蝴蝶斑。不過服藥之後，整個臉就腫成像月亮般的臉，也瞞不了人。」自稱很注重外表的張女士表示，這個情況對她打擊頗大。而雖然醫界到目前為止尚未證實紅斑性狼瘡具有遺傳性，她堅持要找到可以接受這個病的人，所以一直保持單身。　　

「其實家人也蠻辛苦的」張女士表示，因為這個病很複雜、症狀很多，加上容易情緒不穩定需要包容，有些人一發病就要住院三個月，更需要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尤其是很年輕就發病的女孩子，她們的父母更辛苦，不管是疾病本身的症狀或是服藥之後的副作用，尤其是蝴蝶斑和身體水腫的問題，都讓特別注重外表的年輕的女孩子難以接受。也因此她在加入思樂醫之友協會後，都會去探訪病友，希望能以資深病友的身分，給剛患病的人一些幫助。

中華民國思樂醫之友協會前身成立於民國七十四年，是由榮總發起的，張女士就是因為在榮總看病而加入的。協會執行秘書龔麗娟說，協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幫助紅斑性狼瘡患者互相扶持，除了讓病友能彼此交流，或是定期舉辦醫學講座，還有爭取患者權益和宣導社會大眾正確的紅斑性狼瘡知識。「取名為思樂醫，一來是因為紅斑性狼瘡又常又繞口，二來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恐怖，一般人聽到可能以為是會傳染的皮膚病，所以就用英文縮寫的音譯取名為思樂醫。」　　

一開始認為自己得到絕症，很不能接受，後來體認到紅斑性狼瘡是一種慢性病，張女士說：「要跟它和平相處，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愉快，不要一直去想為什麼會得這個病。」雖然可能會很不舒服、很難看、副作用很大，但是這不是最嚴重的病，與其自怨自艾不如減輕身上的壓力，這樣真的會好很多，她誠懇的說。

以前很獨立、很愛旅行，現在因為體力問題而有所顧忌，有時候可能需要別人幫忙，但是想想，跟那些得到更嚴重的病的人比起來，自己的病情已經受到控制，張女士覺得算是幸運的了。而且，他們算是重大傷病患者，也在健保幾付範圍，就目前來說，醫藥費不是太大的問題。

雖然因為免疫力不好、體力不好，出門都要很小心、很怕感染，有時候情況不好只能待在家裡，皮膚很脆弱要小心不能受傷，血小板過少牙醫不願意幫她拔牙因為會血流不止，不過在宗教信仰上找到寄託的她現在已經能夠處之泰然，「我雖然不能說這是上帝祝福我的，不過我相信祂讓我得這個病一定有祂的旨意在，所以我不會去抱怨。」就是這種豁達的心情加上對患病正確的態度，思樂醫的患者也能越活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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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思樂醫之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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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韻合唱團 豐富肢障朋友生命色彩

【記者周怡珊／生命力報導】一九九零年，一群肢障朋友和社會青年們成立了心韻合唱團。心韻額團員來自於各方，各自的工作經驗、人生歷練以及教育背景大都不同，對音樂的素養亦有差異；但，相同的都是對歌唱的愛好。心韻合唱團用美好的樂音打開殘障者封閉的心靈，為社會公益盡一份棉薄心力，是心韻的喜悅，也是他們的方向。

心韻合唱團在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四日星期三晚上七時，正式在位於濟南路新生南路口的衛理堂開始練唱。心韻合唱團的成員，是來自廣慈文教基金會的音樂班喜愛歌唱的學員，音樂班結訓後，由於對音樂的熱愛，學員們藉著音符、樂曲的串聯，把他們的歌聲交織了起來，深深地凝聚彼此的扶持與關愛，心韻合唱團因此成立了。

心韻合唱團的成員大多為肢障朋友，也有義工朋友社會青年的參與，團員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成年人，有老師、會計師、上班族、珠寶業、印刷業等。雖然只是業餘演出的團體，外表上也與一般合唱團有所差異，但沒有影響他們對音樂表現能力以及對音樂與合唱的熱愛。

心韻合唱團總幹事鄭琇華表示，心韻每年都會有固定的年度演唱會和不定期到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像老人院、孤兒院、少年輔育院演出。由於心韻是非營利團體，所以營運資金是來自於文化局補助，社會善心人士，還有民間企業捐助來維持合唱團基本營運。而她也有把合唱團推向不同領域的目標，像今年九月一日的年度演唱會就不同於以往的公益免費演出，把場地定在新舞台劇場，也因此改以售票方式平衡成本，這是合唱團的中長期規劃。

提到參加合唱團的初衷，心韻合唱團網路負責人薛貿鴻說，他在學生時代是玩熱門音樂的，有一次去觀賞心韻的演出，被合唱的優美歌聲所吸引，興起參加合唱的慾望，一頭栽進就是七年歲月。從一個沒有家累的年輕人，到現在是個成家立業的爸爸，心韻一路陪他成長。來了就不想走，他說。他特別提到，他和他老婆也是因為心韻而相識相惜，最終決定相伴過一生，產生下一代。現在，每個禮拜三他們都全家出動，參與心韻這個大家族。

「有家的感覺，是團員們最深的感動」總幹事鄭琇華說，心韻是團員們在平日生活工作以外，放鬆心情、釋放壓力的避風港。音樂能深入人心，帶領肢障朋友走出封閉的心靈、內向的個性，或者來自工作失活上的挫折。團員們蒐集有關肢障朋友的相關新聞，在每週練唱時彼此交流，擴大社交圈範圍，結識新朋友。每個禮拜三，一來看看朋友；二來藉著開懷高唱，來放鬆心情。大家相聚時間雖短，但彼此都很珍惜，感情融洽像兄弟姊妹一樣。

心韻合唱團的靈魂人物，也是家族的大家長─音樂總監蔡長雄教授，平時擔任台灣神學院音樂教授，在白天課務繁忙之餘，義務性質擔任心韻合唱團音樂總監。藉著宗教的信念，為肢障朋友獻出他的音樂生命力；心韻的宗旨，就是「喜樂的心情」。蔡長雄說，若要以「為音樂而音樂」作為心韻的重心，對音樂總監來說，是沉重的；而若以「為生命而音樂」作為帶領音韻的出發點，付出絕對的熱誠與耐心，所得的成就就值得欣慰。

「身殘心不殘，是心韻的寫照」鄭琇華說，殘障朋友很努力也很珍惜這個音樂家族，以真誠去愛，彼此關心扶持，都是心韻永遠不變的堅持。 心韻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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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照護人員 宛如媽媽的照顧

【記者呂嘉鴻／生命力報導】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自去年初開辦的『社區照顧福利人員』的計畫，在今年年初又開辦了家事管理加入原專案。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慧珠說，自專案開始在北中南三地實施以來已經完成了兩千多位社區照顧人員的成功案件。

王慧珠表示，當初會成立社區照顧人員的企劃，主要是基金會長期以來便在福利政策的改善上努力，尤其更極力想要幫助女性在福利照顧的體系裡得到幫助，因此基金會便開始著力企劃這專案。至於連帶解決了社會上許多的失業問題，她則認為一方面是經濟不景氣，另一方面也因此看出中高年齡的女性二度就業是多麼困難。

整個社區照顧福利的範圍包含保母、居家作月子人員、課後照顧人員、家事管人員(一般家庭清掃、膳食等家務)以及居家服務(到府提供老人、長期病患、身心障礙者之照顧服務)的多樣服務。王慧珠表示，所有的職類人員都必須接受專業課程，通過遴選後，由基金會的社工員陪同前往服務家庭簽約後，才能正式的開始工作。基金會所做的是免費轉介工作，以及找尋培訓師資的角色。王慧珠並認為，整個計畫推行下來原本以為失業現象嚴重的南部地區，參加家事管理的人數會比較多，結果反而是課後輔導及保母人員的培訓較多人參加。她觀察到這現象乃是對於北部的人來說，她們會認為這只是「服務業」，是一種簡單的上下班關係，但是南部人觀念還是比較傳統，會認為去人家家裡打掃、煮飯是一種好像自己是傭人，對方是主人的感覺。

住在台北市，透過基金會在今年做了四個多月的保母工作以及一個多月居家服務的王秋蓮表示，當初她會參加這專案是因為在報上看到基金會有開設保母課程，抱持著一種想與其他保母分享經驗的心態上，便去參加課程，並且在去年考取保母執照後，便參加了基金會推行的照顧人員專案。

王秋蓮說，在工作期間，她們有任何工作上的問題，都可以請教基金會，加上專案附有保險，讓她覺得工作上比較有保障，跟以前自己在私人家庭裡當保母的感覺有所不同，而且工作時段都可以跟基金會協調，很有彈性。更重要的是，她在這些工作裡面，與不同家庭的接觸之下，本身自己也有家庭小孩的她，學到許多經驗。「我覺得現在的家庭會常發生問題，我觀察到是因為家裡的老年人跟年輕人的忍耐度都不夠。」王秋蓮說。王秋蓮並且說，對她們這些學歷較低的中年婦女來說，透過基金會，找到這些工作讓她覺得好像找到第二春一樣，不會就此悶在家裡面而覺得生活無趣。

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表示，她不覺得基金會推行的案子，會讓女性角色仍然是困在家庭照顧人員的框架裡面。劉毓秀認為社區照顧人員的工作是女人去「別人」家庭工作，而不是待在自己的家庭沒有薪水沒有時數限制的作牛作馬地付出。更何況參加企劃案的女性都要加入工會，以求保障，她自己與基金會也正在要求立法院修法讓這些女性照顧人員納入勞退法的保障名單裡，這樣一來女性照顧工作不再是在家庭內部「私領域」，而是在「公領域」上受國家制度的保障。

王慧珠說，社區照顧人員的推行　是基金會將來會持續推動的重點工作 希望達到照護人員招募推廣的簡章上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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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 公益新選擇

【記者徐郁芬／生命力報導】在網路世代中，消費者不但可以網上購物，還可以線上捐款。大多數的線上捐款是採用信用卡捐款的機制，而現在出現的虛擬貨幣提供了一個新的管道讓網民們在消費及享受服務之餘，也可以發揮愛心，不定額小額捐款。中華社會聯合勸募協會於四月底與玉山銀行合作，透過玉山銀行開發完成的ECoin小額付款機制，讓網路族多一種捐款選擇。

聯勸公關勸募組胡玉芳表示，網路科技持續發展勢必是一個銳不可擋的趨勢，藉著Ecoin虛擬貨幣捐款，只要隨手在網頁上點選，不論金額大小，捐款者可以很方便的傳遞愛心，如以其他捐款模式，舉郵政劃撥為例，捐款者所捐贈的金額並不可能太小，而藉由Ecoin，不論是一元、十元或是百元，只要有心為善，金額不是問題。

玉山銀行電子金融部林奎佑表示，所謂的Ecoin虛擬貨幣是以跨平台儲值的概念，藉由各種電子媒介管道將帳戶中的錢轉成虛擬貨幣，以虛擬貨幣在網路上消費，虛擬貨幣與台幣是以一比一方式兌換。而最大的好處在於它的儲值金額限於一元至一萬元，是所謂的「小額付款」，與使用信用卡網上消費比較起來，可以免除信用卡被盜刷的憂慮，而且以Ecoin做小額消費的同時，也避免刷卡買一條牙膏時覺得不好意思的窘況。

也就是說，虛擬貨幣是一種專門使用於網路上的「錢」，因為金額不大，所以消費者會比較敢嘗試網上購物。加上有很多網路標售的網站，最後的付款方式還是要買方與賣方約個時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以確保交易安全性，卻也多了一層麻煩，一但虛擬貨幣變成了共通的交易方式後，交易變得簡單方便許多。

他並表示，Ecoin的使用與申請都非常便利，它就像網路上的零錢包，在家上網就像出門逛街shopping一樣，只要到網上直接申請一個虛擬帳戶，就可以到EcoinTown（https://ecoin.esunbank.com.tw）中的任何加盟店消費或享受服務，而且只要透過匯款、ATM轉帳、網路轉帳、信用卡轉帳等方式補充零錢，「在歡樂之餘，還可以捐款做善事」，Ecoin的用途是很多元化的。

聯勸胡玉芳說，積少成多的力量會是很可觀的，我們希望將捐款推廣為生活中的一部份，培養大眾捐款的習慣。捐款者有不同的偏好與習慣，多一個管道，捐款者也多一個選擇。尤其是現下十四歲到二十二歲這個範圍的年輕世代，他們在網路的使用率上是較頻繁的，藉由虛擬貨幣線上捐款的機制，可以培養年輕的支持者，這是考量到世代交替後，捐款習慣將會隨著使用習慣的改變而有所調整。

她並提及社福團體要接觸這些年輕人的管道很少，藉Ecoin的發行，不但可以增加與其接觸的機會，來自於這個年齡層的小額捐款也將會對公益團體有所幫助。她說，因為非營利團體的人力資源真的不足，而科技帶來一個很好的方式，既好用又簡單，增進了不少效率。去年聯勸接收到公益團體的申請總額就有三億八千萬，但實際募款總額是一億四千萬，仍是明顯的不足。通常聯勸會傳達一個理念，鼓勵大眾捐款─「其實社福如果做得好的話，捐款就像是投資自己的未來。」

聯勸未來在金錢上、物資上及志工方面會做更多資源整合的工作，包括參加國外物資捐贈組織，發展物資捐贈的項目﹔可能與微軟合作，做為一個中介社福機構與微軟的窗口，發起一元捐贈電腦軟體給公益組織的活動﹔並希望扮演媒合捐募者與社福團體，以提供更直接、有效的幫助。

再者，玉山銀行電子金融部林奎佑提出了一個構想，他認為對於網站上有價值的內容是應該由消費者付費的，但是因為網路現下的使用習慣仍無法完全接受這個概念，所以有些擁有很棒的內容的網站因為缺乏資金而關閉，如明日報，這不但是業者的損失，同時也是使用者的損失，碰到這種情形，大眾可以藉由Ecoin虛擬貨幣以小額捐助的方式，讓好的品質的網站持續經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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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 EcoinTown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紅豆錢是虛擬貨幣的一種應用
網路貨幣經濟與市集經濟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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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基金會 將盲友「視」如己出

【記者黃雅暖／生命力報導】正在替客人按摩的林淑真師父說，她以前是從事私人按摩，客人打電話預約後，不管是如何的大風大雨，她都得出門，後來經過考試及三個月的受訓後，現在來到忙朋友按摩站，她說：「比以前有保障，真的好太多了。」

走進位於台北市錦州街上的一家按摩中心，打開大門後，親切的問候和明亮的空間，讓人覺得耳目一新。沒有吵雜的喧鬧聲，只有悅耳的古典樂，裡面兩三名按摩師父正忙裡偷閒地在休息室聊天，這裡是「忙朋友」盲友按摩站，也是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所附設的庇護中心，已經成立四年的按摩站，現在有七名按摩師傅，採輪班制度，當然也歡迎客人指定。

裡面正在替客人按摩的林淑真師父說，她以前是從事私人按摩，客人打電話預約後，不管是如何的大風大雨，她都得出門，後來經過考試及三個月的受訓後，現在來到忙朋友按摩站，她說：「比以前有保障，真的好太多了。」

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是在四年前成立，成立的時間不久，卻已經輔導過一百多位視障者。裡面的辦公室不大，秘書兼就業輔導員的賴裕融說：「包括執行長在內，我們的工作人員只有四名。」而在這四名工作人員中，就有兩名是就業輔導員，由此可見盲人就業在這裡所受的重視。

同樣也是就業輔導員的林麗青說，台灣現在雖然有二十七家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的機構，但卻只有三家是針對視障者的服務。她表示，視障者只要帶著身障手冊，來到這裡登記後，我們會與他詳細地晤談，然後再盡量依他的興趣、專長以及能力，來替他尋找職務。賴裕融說，其實現在連明眼人都不容易找到工作，何況是視障者，所以有時還是沒辦法完全符合視障者的需求，必須靠他們慢慢地去適應工作。

林麗青說：「我們所做的是屬於一種支持性就業。」她進一步解釋說，支持性就業是指在替視障者尋覓到適合的職務後，就業輔導員還會「陪同」視障者一起前往職場，觀察他們是否可以完全的適應工作，林麗青舉例說，像是接線生的工作，通常需要一邊接電話，一邊使用電腦查詢或登記，但對視障者而言，電腦方面的工作比較難以勝任，於是，就業輔導員就必須與雇主商量，希望雇主可以考量視障者的能力來分配工作，不過，她笑著說：「當然很多雇主是不願意的，這就需要譬如以減低薪水的條件等慢慢的跟他們協調溝通。」

林麗青表示，視障者就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的工作態度，有很多被老闆辭職的盲友，並不是他們無法勝任工作，而是由於他們的對人際關係的不信任、自信心的不足、自我成就感的低落、防衛心太重，或是因為自卑使得自尊心太高等心理層面所導致。她說，在她所接洽過的個案中，就有一位傾向於「負面思考」的視障者，這位視障者已經換過四、五個工作，而且常常是一個禮拜會打一通電話來抱怨她的工作，經常對工作感到不滿意，例如她曾做過收銀員，有時會需要同事幫忙唸出標籤條碼，但她總是覺得同事的態度愛理不理的，因為如此，她就不願繼續工作下去。

賴裕融說，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令人感到佩服的視障者，像是有一位劉先生，重度視障的他，出生時就沒有鼻子，後來雖然在臉上做一個假的人工鼻，外觀仍然不是很好看，但是由於他的個性獨立又堅強，現在不但是催帳公司的電話查訪員，而且工作十分盡責、認真，很得老闆賞識。

林麗青說，盲人朋友的工作除了按摩和接線生外，也可從事像電腦（盲人專用電腦）、點字書籍、有聲圖書製作等工作。另外如果是具有音樂專才的盲友，也可在經過訓練後，一展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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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迦南園 九二一災民的庇護所

【記者簡明珊／生命力報導】佳佳、美美、陳太太，在生命跌到谷底時，認識了在九二一時幫助災民，提供社工到府服務的台中伊甸基金會輔導老師，除給她們心靈上的支持，並介紹她們到伊甸迦南園庇護工廠來學習烘焙技術，一方面學習一技之長，一方面也提供她們生活經費，讓她們在經歷九二一地震後，找到一個棲身之地。

佳佳和美美（化名）兩姊妹生長於單親家庭，平時靠母親維持家計，九二一地震那晚，原本是一樓的客廳瞬間變成地下室，佳佳和美美從窗口逃出，兩人都被玻璃碎片割傷腳，鮮血直流。不過，來不及逃出的母親被房屋碎片掩蓋，等到天亮救出時，已無法挽回壓斷的雙腿，而無法再工作，家裡生活陷入困境。佳佳說她最大的心願，是不要再餓肚子，而美美則希望姊姊能夠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學業。

陳太太（化名）在九二一發生的前一天，原本要回台北的家，因為在台中工作的先生有事耽擱，她便留下。地震發生當天，她從樓上往一樓出口逃命，因為地震過於劇烈，她不慎從樓上摔下，跌斷了腿，送往中國醫藥學院急救。在醫院躺了三十八天後，仍不見好轉，走路必須靠柺杖支撐。現在的她，正在接受復健，希望有天能和以前一樣正常行走。

佳佳、美美、陳太太，在生命跌到谷底時，認識了在九二一時幫助災民，提供社工到府服務的台中伊甸基金會輔導老師，除給她們心靈上的支持，並介紹她們到伊甸迦南園庇護工廠來學習烘焙技術，一方面學習一技之長，一方面也提供她們生活經費，讓她們在經歷九二一地震後，找到一個棲身之地。現在，陳太太仍在烘焙坊工作，她說在這裡她找到了生命出口，雖然工作很忙很累，但她覺得日子過的很充實。而佳佳和美美兩姊妹已離開烘焙坊，繼續未完的學業，雖然她們生計面臨困境，有房貸、助學貸款的壓力，但仍要繼續未來的日子。

陳太太說，當初知道腳無法正常行走時，曾經非常沮喪，覺得活著沒有意義。陳太太表示，幸好當時認識伊甸社工老師雅英，勸她想開，並鼓勵她參加伊甸庇護工廠的烘焙班，才讓她慢慢走出傷痛，找到人生的希望。她又說，她是九十年八月進烘焙班的，剛開始不太能適應，因為她以前在三總服務，八十年就退休後，就一直待在家裡，沒有從事其他工作，到烘焙班等於是二度就業，在與人相處及心理的調適上，都必須花時間來學習。她認為，烘焙班的的周老師及其他九二一受災戶，對她非常好，大家互相鼓勵幫忙。她的腳無法正常行走，大家會叮嚀她不要爬樓梯，不要拿重物，她覺得很溫馨。而接觸其他九二一災民後，得知有人房屋全倒，面臨經濟壓力和生計問題，有人孩子生病需要花時間照顧，卻因為要維持生計不能兼顧，她覺得自己很幸運，也希望能多幫助別人一些。

伊甸基金會公關組葉宓章表示，台中伊甸庇護工廠成立於民國八十四年，原本為一模擬職場，專為身心障礙者設置，教導他們一技之長，如店員、清潔工作員、烘焙師、咖啡師、洗車工作員等。九二一地震後，伊甸和勞委會職訓局合辦九二一重建大軍的專案計畫，協助九二一災民參加伊甸的烘焙班，學習一技之長，總共有十四位報名參加，有三位考上丙級烘焙證照，而目前烘焙坊有兩位烘焙老師和兩位九二一受災戶，和七位身心障礙學員，每天製作蛋糕和餅乾，並在迦南園美食餐廳販賣部販售。她說，這是伊甸第一次辦理這個計畫，因為之前伊甸主要服務身心障礙者，而透過這個計畫，伊甸可從不同角度看到九二一災民的需要，且透過烘焙班的訓練，這些人以後可留在伊甸服務，解決伊甸人力不足的困境。

葉宓章又說，九二一災民和身心障礙者不同之處是，九二一災民在經歷強烈地震後，失去家園或親人，甚至自己身體的傷害，而留下心理創傷，必須靠社工或輔導人員協助輔導。而之前重建大軍計畫時政府將重點放在協助災民就業，較未考慮災民的心理層面，但之後與伊甸合辦的永續就業希望工程，採四位災民分配一個輔導老師的方式，協助他們心理建設，她認為，這是非常需要的，因為災後的重建應該包括物質和精神層面。

葉宓章說，九二一災民在經濟上面臨的困境，是不知如何將產品推銷出去，像她接觸的中寮媽媽，在巧手染坊裡製作的染布非常漂亮，卻面臨東西賣不出去的窘境，而梨山媽媽也是，所種的梨山水果也面臨滯銷。她表示，伊甸之前成立迦南園餐廳，將庇護工廠所烘焙出的西點送往餐廳販賣，作為產品的出口，而珈啡館、哈里尤和永豐棧等餐廳也提供咖啡和餐點製作技術，協助迦南園餐廳的運作，不只讓烘焙坊裡的東西賣出去，也讓近年募款不易的伊甸基金會能維持正常運作，且迦南園餐廳的成立，也提供身心障礙者和九二一災民一個工作機會。

迦南園，在聖經上代表一個「流出奶與蜜的豐饒之地」，這些九二一災民，在走過九二一的傷痛後，依舊堅強的活著，不向命運低頭。這些生命鬥士彼此互相鼓勵、扶持，繼續完成他們的人生，相信用他們的雙手，耕耘他們的迦南園，有天終究會流出屬於他們的奶與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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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得麗 帶給盲人一片嶄新天地

【記者張元齡／生命力報導】「每個生命都有可能性，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精采的！」秉持著這樣不向命運低頭的理念，拍得麗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葉姿吟帶著基金會中的盲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拍得麗文教基金會主要工作著重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與視覺息息相關的攝影文化推動，二方面則是視覺障礙者的教育計畫。這樣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卻在這裡找到了交會處。在拍得麗的視障服務中，就有兩項十分特殊，一是點字童書館，另一個是盲人攝影。

目前盲人圖書館中的書大部分都是完全給盲人用點字方式閱讀的書，也就是說翻開書，完全看不到文字、圖畫，只有一顆顆透明的凸點讓盲人點字用，所以有人稱它是「無字天書」。而拍得麗文教基金會所建立的點字童書館中的書則不是如此，他們是直接由坊間購買適合一般小朋友的童書，再請專人譯成點字版貼在原本的書裡，這樣一來，書中便又有文字、圖畫，又可讓盲人點字看書。

拍得麗點字童書館成立至今四年，目前所擁有的中文與英文童書總共一千餘冊，大約有一百五十位盲童持續在閱讀。會有這樣的想法，基金會副執行長葉姿吟表示，主要是因為曾經聽到盲童家長反應「都不知道孩子到底在唸些什麼書」，因此才會想要把文字、圖畫留在童書上，讓盲童的父母也能清楚的知道小孩所看的內容，這樣一來，也可以增進親子關係。葉姿吟也說，坊間童書的程度與內容良莠不齊，所以基金會也很重視童書篩選的動作。

「攝影」，通常是不會和盲人有所關聯的，但是拍得麗卻做到了，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拍得麗即推廣這個計劃，至今已有四十多位盲人參與。此活動負責人葉姿吟說，這計劃是一項思想的挑戰，其實拍照並不一定完全運用眼睛，很多時候是用感覺的，並且，在某個層面來說，相機可以替盲人紀錄他們所看不到的世界。

拍得麗為每一位參與的盲人準備一台全自動照相機，先教他們認識相機，了解基本構造，再學習裝底片，對於盲人來說，裝底片算是比較困難的一課，因為只能靠觸感，而弄壞相機也是學習的一部份，但是盲生學習修相機的困難度相當高，因此有問題時都是交由基金會修理。

盲生看不到，所以在取景時，需要有人從旁協助，告訴他們哪裡的景色好，此外，盲人會聽聲辨位，朝說話者的方向拍，所以，拍人物照也難不了他們。一般來說，盲生拍風景照比人物照來的好，因為有時聽聲音測距離會有誤差出現。但是無論拍得好不好，對這些盲生們都是生命中的新體驗，他們也都樂在其中。

葉姿吟說，盲生拍照，不求構圖多美，只要他們覺得好玩就好，這也是他們的權利。她並且表示，盲生拍照，父母也需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照片沖洗好，必須以口述方式表達照片中的內容讓孩子知道，所以盲生父母的口語表達能力也很重要。

拍得麗總是提供盲人許多創新的想法、意見，無論別人贊不贊同他們的做法，葉姿吟表示，只要是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就會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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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得麗文教基金會

盲生攝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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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光卍 推己及人投身工運

【記者林于蕙／生命力報導】看到賀光卍（ㄨㄢˋ）的人，都會詫異，怎麼這麼年輕的人就患了這種終生不能根治的潛水夫症。二專唸食品營養科系的他，民國八十三年畢業之後，因為哥哥是捷運板橋線的工頭，就介紹他去那裡工作，趁著等當兵的空檔，賺點零用錢。

剛進坑道工作的時候，賀光卍完全不能適應裡面又悶熱又潮濕的環境。過了一個禮拜，漸漸習慣坑道裡的環境，但是卻出現皮膚發癢、骨頭酸痛和胸悶等症狀。賀光卍說到：「當時我想，作粗工的人有一些筋骨毛病是很自然的，也就不以為意。」

民國八十二年，台北市捷運新店線CH221標地下工程，因為工人進出坑道減壓不當，使得參與工程的二十四名工人中，有二十三人罹患了「潛水夫病」。民國八十四年正好是捷運新店線潛水夫症工人抗爭最激烈的時候，大眾媒體上時常出現這些新聞。

賀光卍看到了媒體上的報導，與自己身體情況一對照，就覺得事情並不單純。在到台北市立忠孝醫院求診的時候，對潛水夫症相當有經驗的林忠賢醫師當下就告訴他，已經得了潛水夫症，而且極有可能是參與捷運工程所造成的。

賀光卍說：「職業病麻煩的就是病症與工作之間的關係，相當難以鑑定，因此承包捷運板橋線的日本鹿島公司不願意為工人得潛水夫病負責。」所以在與資方求償不果的情形下，捷運板橋線這群工人就決定「告官狀」。

為了打官司，賀光卍和這一群工人跑遍基隆海軍醫院、忠孝醫院、中國醫藥學院和長庚醫院作職業病的鑑定。所有的醫生都認為，這些工人身上的潛水夫病與捷運施工時加減壓不當有很大的關係。經過了兩年的抗爭，終於在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主持之下，資方給板橋縣罹患潛水夫症的工人，每人一百萬元的賠償。

賀光卍回想起當時進坑道工作的狀況，他說：「我有次下工一出坑道就流鼻血，可能是因為裡面的氣壓造成為血管破裂，因為壓力讓血液集中在腦部，所以一回到常壓之中，就順勢從鼻孔流出。」坑道內氣壓不穩定的狀況也讓人十分不安。賀光卍說，每次氣壓表都上上下下的跑，表示裡面的氣壓一直在變化，不出事情很難。

在抗爭的過程中，大家都會質疑，這種造成異常氣壓工作環境的「新奧工法」，十分危險，為什麼還要用。在一次新店線與台北市政府捷運局談判的會場上，捷運局官員也承認了新奧工法的危險性，但是卻沒有記取前車之鑑，同樣的悲劇再一次發生在捷運板橋線的工人身上。

現在是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秘書的賀光卍，同事都稱呼他「小卍」。工傷協會的秘書長顧玉玲，回想起當初賀光卍進協會擔任秘書的經過。她說：「小卍當時是潛水夫症抗爭的工人中最年輕的，而且對於運動相當積極.。」當時協會正好需要一位秘書分擔繁重的工作，與其找外面社工系畢業的大學生，不如從自己人裡面找，所以賀光卍當時就是最佳的人選。

顧玉玲表示，因為小卍參與過潛水夫症患者的抗爭，對於搞運動、跑相關公文及排解勞資糾紛都有相當的經驗，表現得很不錯。不只這些，賀光卍笑著說：「我可是『工運界的王子』，每次遊行抗議需要演行動劇的時候，都是必然的男主角。」因為年紀輕點子又多，再加上不會害羞，是協會裡行動劇的箇中好手。

他說：「一開始，我知道自己患了潛水夫症，但是我真的不敢站出來跟資方抗爭，因為我會怕，不知道要怎麼去跟有錢有勢的資方爭取我的權利。」在毫無頭緒的狀況下，就向工傷協會尋求協助。工傷協會的介入後，這群工人開始有了一個方向，大家一起思考如何向資方與政府談判。

賀光卍覺得，參與工人運動的這段時間，他學到了很多。他說「所有的東西都不可能是憑空得來的，都是要有想法，要去努力。」而且，單獨個人的聲音是很難被注意的，這就需要一個組織者，能將大家的力量聚集起來，才能有所作為。

因為自己也是職業病受害者，就會對職業傷病的勞工朋友特別的關心。工傷協會的專員李竣凱說：「小卍是個很有俠義心腸的人，看到別人遭到不公平的對待，就要幫別人出頭。」賀光卍自己也認為，現在做的是有意義的工作，而不只是為了賺錢過生活而已。

現在二十八歲的賀光卍，對未來其實沒有很清楚的規劃，唯一確定的是仍然會繼續在工傷協會工作，為提昇工人集體意識及爭取勞工權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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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協會新聞稿--關於潛水夫協會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1998秋鬥 成功送出工人十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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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同性戀 從性別教育做起

【記者游皓雲／生命力報導】一般老師在平時生活中，很少會有與同志朋友相處互動的真實經驗，對於「同志」這個議題，老師們了解的程度有多少？假設老師遇到學生是同志，老師們是否能以正確的觀念和方法去處理？老師的一言一行，在在都對學生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讓更多老師們更加認識同志，對於性別教育的層次提昇是相當有幫助的。在今年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舉辦的第二屆「認識同性戀─教師研習營」活動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眾多老師們不僅認識同性戀，也藉著討論的方式，讓老師們對此議題，作一討論和思考。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陳益綜在專題演講時表示，他所聽過最小發現自己是同性戀的年紀，是幼稚園小朋友，因為小男生說他發現自己只愛跟男生玩，不喜歡女生。而以他本身在熱線接聽諮詢電話的經驗來說，他所接過年紀最小的諮詢電話，甚至是一個國小五年級連聲音都還沒開始變聲的小男生。小朋友對於性別認同意識之強烈及早熟，令人相當訝異，由此可見，學校裡的性別教育課程之重要性，可說是越來越高。

陳益綜說，老師們在處理同志學生的個案時，很容易就以「異常」的眼光去看待事情，舉例來說，假設今天一個學生告訴老師自己好像是同性戀，老師第一個想到的，或許不會是要幫忙處理他的「感情問題」，而是先急著告訴學生「你現在年紀還小啊，先不要這麼早確定自己就是同性戀嘛，有可能只是假性的、情境式的同性戀啊，還是到大學再確定吧！」，但是，老師應該不會跟學生說「不要這麼早確定自己是異性戀嘛，等到大學再確定會比較好吧！」其實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是學生的一種感情問題，但碰到「同性戀」，老師們也很容易在處理的過程中，無意間模糊焦點。

陳益綜說，有朋友曾對他說：「同性戀也是人，沒什麼不好啊，只要他們自己過他們的，不要干擾到我們就好了。」但他覺得，同志就該獨自躲在角落，不能出聲？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在專題演講中表示，同志們透過活動，認識更多和自己有著類似生命歷練的朋友，大家將很多小力量集合起來，去為自己和其他同志朋友作一點事，這對同志個人的自我認同和心靈上獲得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羅東高中輔導室的胡敏華老師，則是在會中分享她在學校推動性別教育及同志議題的實務經驗。她說，現在的學生都很聰明，很會分辨一位老師是不是值得信任，並不會輕易的跟老師談論像是同性戀這方面的話題。而老師要取得學生的信任，也不是刻意要做就能夠做到的，平常的時間，就可以盡量釋放自己的善意，多主動去跟學生談論這樣的議題，讓學生覺得老師是可以接受這些話題的，學生有問題的時候，自然就會主動尋求老師的協助。

另外，胡老師還說，身為教育工作者，自己也要時時自我反省，不斷的自我進修，不要總是用權威式的價值觀，去教育下一代。像是同志學生如果遇到生活上、學業上的問題，應該是要看問題本身本質，而不是把問題和同志身分之間，做過度的聯想，或把學生個人的問題都當作是因為同志的身分而引起的。

一位花蓮師院的徐同學，在研習活動後表示，似乎對於同志的學生，我們就會認為「他可能需要老師的幫助」，不過他說，為什麼同志學生就一定會需要幫助呢？難道同志就比較不可能過的很好嗎？有很多問題，其實是可以用不同層面的角度去思考的。一位東華大學教研所的研究生也說，經過專題演講和討論，可以讓自己跳脫自我意識和原本的框架，用另一種方式去思考問題。另外，一位第一年在高雄任教的老師則說，同志這方面的資訊，目前還是在台北才比較容易取得，在其他縣市，由於資源的貧乏和社會風氣的不同，有很多同志都是隱藏起來不願公開的，即使有問題需要尋求資源，都相當不易，這或許也是一個相當值得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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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不是病 不須矯正或治療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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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倫理發展協會 拉近人地距離

【記者葉亭均／生命力報導】「台灣土地最大、最核心的問題，在於人們疏離土地，沒有土地文化。」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的秘書長陳健一說。因此，一群對於這個問題有相同認知的環保推動者，成立了「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希望能播下「土地倫理」的思想種子。「我們希望帶大家看自然環境之外，還能深深思考人在自然環境中的主體性，拉近人和土地的距離。」

「會用「土地倫理」這四個字，概念來自於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他提示了具保育意含的「土地倫理」，是一種自生態哲學延伸下來的「生態中心」概念。陳健一指出，我們需要了解深層背後的脈動問題，才能看清許多問題的本質，包括環境保護和經濟開發的衝突、甚至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因為無法看清原有的樣子，以致於讓眼光侷限在短期利益。化約成簡單的意義來說，就是「人和土地」的關係鬆了。而關係，就是所謂的「倫理」。

民國八十一年，參與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自然生態解說員、以及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的義工陳健一﹑陳世一跳脫原有的團體，成立「參與者土地關懷工作室」，開始進行九份田野採集。陳健一說，他們每個月到九份一次，一開始跟人談，了解風土人物，慢慢的，開始跟「土地」有了連結。

民國八十五年，參與者土地關懷工作室成立了「淡水河系觀察小組」，進行淡水河域空間的長期觀察與探索。陳健一說，他們關注的焦點，在於生態環境背後的意義。譬如，保育類植物水筆仔，大家只知道不能砍，但是，水筆仔不是只在台灣淡水河口才有，重要性在於它是地球上分布最北端、且最大量的水筆仔群體，是一種珍貴的表現型態。然而，水筆仔是會「造陸」的，造成泥沙淤積，河流面積因此縮小，但大家仍不清楚嚴重性，覺得只要是水筆仔，就不能砍，對淡水河的生態影響很大，這就是一種保育思考上的迷思。

在一個一個田野觀察小組接連形成之後，「人與自然」課程展開，開始陸續舉辦「導覽淡水河」、「自然觀察」、「導覽陽明山」、「海洋台灣」、「自然步道」、「認識台北盆地」等系列活動。陳健一說，他們就像思想的種子，希望把大家的世界觀打開，強調用對話的方式，讓民眾到現場主動參與吸收知識，而這知識，還要帶有思考的主體性。

民國八十九年，參與者土地關懷工作室正式申請立案成立，改為「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他們將台灣土地空間區分出三大課題，分別是海洋、高山、河川；進行實地觀察，想藉由觀察人和土地之間的互動，釐清台灣人和土地間的深沈關係。

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理事馬曉春說：「和其他保育團體比較起來，我們的定位是屬於注重思考深度、知識探討，除了感受環境之外，更要深入探討環境與人的深層意義。」

目前整個協會的會員共有四十多人，而核心工作團隊約有十一、二人，成員多來自教師、以及自由文化工作者，他們都是義務來幫忙的。馬曉春說，現在整個組織形成三個小組，分別是帶領兒童認識大地的「石頭湯戶外教學中心」、針對一般社會大眾舉辦戶外自然環境觀察的「大地活動組」、以及推行自然農法的「有機農業組」。藉由舉辦更規律的活動，並透過網站，出版物和大眾作溝通，來增加影響力，推行「土地倫理」的理念。

「大地就像一本書，我們的團員太過於沉醉在翻書時的自我建構樂趣中，以致於無法放很大的心力在實踐的部份上。」陳健一指出目前整個協會的發展困境，在於還不能很有效率的將理念用活動的方式傳達給大眾。陳健一說，他們並不想擴大整個組織，只希望透過和大眾對話的平台，例如網站和刊物，形成高度反省的文化，檢討土地資源利用被嚴重扭曲的現象，並且探討人和土地的深層關係，讓環保運動的背後，能有具整體結構性的深層環境哲學，發揮長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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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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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專線 老人服務的一○四

【記者劉志君／生命力報導】「您好，這裡是老人諮詢服務中心，我是諮詢員ｘｘｘ，有什麼需要我為您服務的嗎？」過去老人諮詢服務是分散在北、中、南區三個老人諮詢服務中心，各有各的服務專線，服務所轄區域內的民眾，現在三區專線合而為一，只要打0800-228585（愛愛幫我幫我），不管在哪裡打電話，專線就會自動轉接到該區域的老人諮詢服務中心，為長者服務。

這個專線是由內政部專案補助的，北區是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承辦，負責基隆、台北、桃園、宜蘭和花蓮等縣市﹔中區老人諮詢服務中心是由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負責，服務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金門、馬祖的老人﹔南區老人諮詢服務中心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承辦，負責的地區有嘉義、高雄、台南、屏東、台東。

這支全台免付費的老人諮詢專線提供長者醫療保健、長期照護、文康休閒、福利諮詢、老人福利機構查詢、老人保護與老人福利法律問題、心理支持、銀髮族生涯規劃等多元化的諮詢服務。

天主教耕莘醫院院長陸幼琴修女表示，耕莘醫院致力老人照顧和長期照護，承辦北區老人諮詢服務中心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將服務範圍更擴大、服務品質更提昇﹔她說，服務中心開線至今，多次接到民眾來電的肯定，他們常說：「我打了那麼多電話，就是你們和我談得最多，建議的事情最有建設性。」

老人專線不只是提供給長者專用的，同時也協助每一位老人和家屬，針對自己的需要做最實用的規劃，以便進一步尋求適用的服務。老人諮詢服務中心社工師詹浚煌說，每位老人、每個家庭所需要的服務內容不盡相同，不同類型的機構所能提供的服務也都不太一樣﹔我們所做的就是和家屬一起討論，確定實際需要的是怎樣形式的老人服務。

詹浚煌表示，其實面對這麼多樣化的各個老人服務機構，不但一般大眾眼花撩亂，就連我們實際從事老人服務工作的專業人員，也必須花費一番心思才能都了解﹔因此，我們每位工作同仁都不斷的加強服務共識，他說：「除了做到像是『老人服務104』的提供資料外，也期許自己做到『老人服務專業顧問』的境界。」

北區老人諮詢服務中心諮詢員黃惠玲說，現在開放的免付費電話，就是希望外縣市的長者們不要因為怕打長途電話電話費太昂貴而放棄了一條可利用的資源。另一方面由於老朋友免付費服務電話的開通，北區老人諮詢服務中心的服務區域除了原本的基隆、台北、桃園，更納入了宜蘭和花蓮，逐步邁向資源整合、單一窗口的計劃目標。

黃惠玲表示，由於多了宜蘭和花蓮的老朋友，目前急需志工的加入，希望年滿二十歲又有服務的熱誠的朋友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志工張先生說：「一開始怕自己對老人的了解太少，現在我卻高興自己沒有半途而廢。」志工林小姐也說：「學習從事志工是另一種充實生命的快樂泉源，化被動為主動，為他人服務，人人都可以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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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北區老人諮詢中心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中華民國老人學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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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需要 專業保母最知道

【記者叢慧芸／生命力報導】走進台北市保母協會理事郭淑惠的家，映入眼簾的是陳列在櫥櫃內數十種的幼兒玩具，以及一座小型的溜滑梯、戲球區。從房間的佈置上看的出郭淑惠對保母這份工作的熱誠與對孩子的愛心，牆上貼滿了她與過去帶過孩子們的合照。　

郭淑惠說，目前社會知識水準普遍提高，父母都希望孩子有良好品質的扥育環境，因此近年來，專業保母這份職業漸漸被重視，父母在徵求保母時也會特別注意保母是否拿有合格的證照，證明其專業的育嬰能力。

台北市保母協會提供父母免費轉介合格專業保母的管道，此外，協會更重視提昇保母素質、保母的在職進修、提供保母專業知識等服務。郭淑惠表示，要成為一個專業的保母，需先上過一百個小時的育嬰課程，即可拿到證書，但不代表可以拿到證照，還需通過保母丙級技術士證考試。

郭淑惠說，以前協會規定未婚、沒有扥育經驗的婦女不可參加課程訓練，但是現在開放到未婚可以受訓、考試拿到證照，不過還是要等到她成為媽媽，有了小孩後才能有正式的扥育行為。

上課受訓的內容包括專業育嬰知識、醫療問題，像是心肺復甦術，以及孩童的副食品調製、玩具的製作、潛能開發的課程等。郭淑惠表示，協會聘請大學內擅長潛能開發的老師來授課，課程與師資都會經過社會局的審核。她又說，家長可能比較會擔心孩子的健康狀況、副食品調製的問題，這些專業知識在保母的丙級考試中都已經測驗過保母的能力，像如何說故事帶領小孩子進入故事的領域中，也是在術科考試的項目內。

此外，郭淑慧認為零到三歲是孩子成長的重要時期，這個時候也可以觀察到孩子是否有發展遲緩的現象，專業保母上過專業知識課程，較易發現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問題，對於有成長較慢跡象的孩童，保母也會協助孩童，像用玩具刺激他的末梢神經反應，或是建議父母帶孩童去做早期治療。

除了促進保母專業化，協會也很重視兒童與保母的福利。在兒童福利方面，每個保母都會替孩童保險，以預防孩童發生問題時，孩童的父母不會因保母經濟能力不足的問題而無法獲得賠償；此外協會也會保障保母的權益，萬一孩童出狀況時，協會會派醫師、律師前去協助處理。

郭淑惠說，有些孩子健康出狀況可能是先天上的問題，像是氣管呼吸疾病或是猝死症等，協會方面提供中立、專業的協助，不只是為保母的權益著想，對於孩童的父母也是有所交代。在事情有圓滿的處理之後，協會還會為保母心靈復健，郭淑惠說：「保母和孩子相處久了，畢竟都會有感情的，我們就像他們的另一個媽媽。」

郭淑惠表示，保母協會很重視保母的權益，從事保母工作多年後，郭淑惠很感謝保母協會讓她受益良多。她說，以前是在公司當主管，上下班時間不好掌控，當時自己的孩子年紀都還小，她覺得很不忍心讓孩子當個鑰匙兒童，於是辭掉工作專心照顧孩子，等到孩子大了一些後，她想二度就業卻又害怕與社會脫節，此時保母協會提供她二度就業的機會，她真的覺得這份工作不錯。

另一名協會保母胡淑花表示，自己當保母已有九年了，當初因為經營的文具店結束營業，她在保母協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此外，還能認識一群和自己年齡相仿的朋友，彼此會定期聚餐、辦活動，讓她感到很充實。

兒童福利聯盟扥育組組長姚秀慧說，孩子小還不太會說話，對於育嬰環境父母要特別留意；專業保母有政府、相關單位的督導，對於孩童有一定的安全保障，雖然無法說專業保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至少風險降低很多，最重要的是父母要適時地與保母溝通，對孩子投注更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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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保母協會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內政部兒童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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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監獄 「陶」冶受刑人的心

【記者張思潔／生命力報導】桃園監獄陶藝技能訓練班，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為桃園監獄所成立的技藝訓練班之一，截至目前為止，已舉辦了六期。不同於其它以技術訓練為導向的技訓班，陶藝班所著重的是陶冶受刑人的心靈，從內而外，教化人心，讓他們化暴戾為祥和。

桃園監獄教化科長彭日星指出，在陶藝訓練班方面，目前有好幾所監獄實施，如台南監獄以及雲林監獄，但他們所提供的陶藝訓練是屬於交阯陶，主要是用於興建廟宇等需要較複雜技術的建築。而桃園監獄的陶藝班則是屬生活陶及藝術陶，捏製日常生活中的鍋碗瓢盆，並在陶器上繪以美麗的圖形。所以實用性和普遍性較高。

陶藝班以六個月為一期，每期人數為三十人，能參與的受刑人很有限，所以需要遴選出適合的人選才能保證在有效的期間內產生最好的成效。對此，彭日星指出，除了受刑人必須在獄表現良好以外，其刑期需超過六個月以上方能完整的接受訓練，另外還需具備對藝術的熱忱及天份。獄方一開始會測試有參加意願的受刑人，比如要他們畫漫畫或者是水彩畫，藉此了解他們之前是否有藝術底子，因為陶藝的訓練只有短短六個月，不可能全部重頭教起。

桃園監獄秘書吳正楠指出，陶瓷班的老師們都是從鶯歌聘請過來的，但義務性質高，多是杯水車薪，他們通常都是報著回饋社會的心態來執教的。在六個月之內，受刑人得學習素描、手捏、拉坏、陶塑等技巧。早上在監獄裡老師口頭教授基本技法與理論，下午則移往監獄附設的工廠實地操作。由於陶瓷班並沒有像其他技訓班有正式的國家技能檢定，學習成效只能依賴老師的標準來評量檢定。表現好的受刑人在訓練結束之後仍然能留在工廠內擔任助教，幫助教導技巧尚未熟練的受刑人。彭日星則表示，參加技訓班的受刑人為了求假釋都會自動要求表現，且由於機會難得，他們甚至表現得比在外自己花錢學習陶藝的人更加優異。

每隔一段時間，桃園監獄會舉辦受刑人的陶瓷作品展並義賣，目前已舉辦了三次，第一次是民國八十七年，地點位於來來百貨，第二次於民國八十九年，地點位於遠東百貨，最近的一次則是在今年四、五月於台茂開發公司所做的展覽。彭日星指出，展覽作品多為受刑人的集體創作，他們各司其職，有的人捏陶，有的則負責畫圖在陶器上。獄方並將後面兩次的參展作品拍照且裝訂成冊，吳正楠指出，透過展覽刊物的前後比較，可明顯看出，受刑人的作品是不斷的在進步，雖然可能每一位受刑人的受訓時間不長，但是獄方在教導上卻是經驗的不斷累積。

另外，彭日星也提到，辦展覽除了展現受刑人的學習成果以外，籌措經費來源也是主要目的之一，由於陶藝班無法經由正式的國家檢定來呈現學習效果，所以法務部無法提供經費，因此桃園監獄得自籌經費。陶藝班一開始是靠更生保護會的捐款而成立，到後來如遇到經費短缺，獄方便靠展覽的義賣來募款，截至目前為止，屬八十九年的展覽籌募的經費最多。

對於未來的期望，吳正楠則表示，希望全國陶藝協會能夠盡快的為受刑人訂出一套檢定標準，不僅能讓受刑人在受訓之後能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如何，也能讓法務部儘早提撥經費下來解決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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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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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會 揭開恐慌症的秘密

【記者陳敏慧／生命力報導】在事業上頗有成就的彭先生，也是愛心會的成員，堪稱是公司的中流砥柱，生活與工作他都力求完美。退休後的他，本以為可以開始享受另一種清閒的人生，但是情況卻不如他的想像。彭先生說，退休後清閒反而使他感到恐慌、緊張、莫名其妙的不安感。他常常覺得自己不再受到重視，生理上開始覺得心悸、頭暈、面對任何情況都會讓他覺得的恐懼、緊張。「有一次女婿約好要見面，結果女婿因為工作遲到了十分鐘，這段時間，我整個人因為他的遲到覺得心臟快要停止，覺得自己快要爆炸了。」彭先生回想以前恐慌症發作的經驗。

罹患恐慌症的林小姐說，因為工作壓力過大的關係，她把工作給辭掉了，每天覺得很害怕，胃痛的毛病常常發生，躺在床上會感到全身發麻、失眠、頭痛、冒冷汗、四肢冰冷、呼吸困難。以上兩個案例就是典型的恐慌症患者。台北市立療養院為恐慌症病友開設心理團體治療課程，課程為期十二週，團療其間有心理醫師、護士以及多位病友參加，治療模式採對談、閒聊的方式，讓病友用輕鬆的心情抒發自己的問題，然後醫師團隊再依病友的狀況提供適時的解決方式與心理諮商。

生活調適愛心會自民國八十二年，愛心會的志工們都是曾經為憂鬱症、恐慌症等病症所苦的病友組成，因感於人人生活在壓力充斥的現今環境中，精神官能症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社區各角落，因此成立以關懷為主的病友互助團體，團員包括志工與會員外，還有數十名專業的精神科醫師等。

據生活調適愛心會的資料顯示，恐慌症的發作是沒有任何警告或是明顯理由。依照愛心會恐慌症病友過往的經驗，他們常感到讓自己沒有辦法克服瀕臨死亡的恐懼，這樣的緊張遠遠比一般人的緊張來的強烈。而恐慌症的症狀包括：心跳加速、呼吸困難、頭痛或反胃、顫抖、冒冷汗、感覺喉嚨有塊物阻塞、害怕自己即將發瘋或死亡等。

多年前也曾因恐慌症所苦的生活調適愛心會志工洪月桃，回憶以前痛苦的經驗，她說：「發現自己可能患恐慌症是從報紙得知的，當時我常常會因為突如其來的暈眩、心跳加速而覺得很奇怪後來開始害怕出門，有時甚至嚴重到站都站不穩。在家的時候如果一發作，就馬上坐回沙發上，雙手緊緊抓著桌子的邊緣，然後身體一直不停的抖。」

後來洪月桃就想盡辦法到各個醫院作全身的檢查，試圖找出讓自己如此不舒服的原因。洪月桃笑著說，當時看內科、外科、神經科醫生都說她很健康。一直找不出的病因，讓洪月桃開始了一段黑色恐懼。她說「我當時一想到要出門買菜，全身就會不停得發抖、然後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全身肌肉彷彿都變僵硬了」

不只如此，洪月桃要參加兒子的家長會時，前一天就開始慌張明天該如何和老師交談而緊張的整晚睡不著，在家做飯時，只要看到抽油煙機的圓輪在運轉，她也會恐慌的不知所措。洪月桃說：「有一次先生和孩子吃晚餐時，我卻獨自一人躲在房間，當時我向上帝禱告，為何給我這樣的折磨？我好想和別人過一樣正常的過日子。」

洪月桃之後發現自己情況越來越糟後，被她先生送到市立療養院，醫生告訴她先生說，洪月桃病得這麼嚴重，為什麼不早點治療。洪月桃說，當時資訊不發達，怎麼會知道自己得到恐慌症呢。洪月桃住進了市療後，洪月桃說：「剛開始我幾乎躺在病床上動都不敢動，覺得自己好痛苦」過了一陣子，她覺得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她鼓起最大的勇氣，慢慢離開病床。走到醫院的電視間和其他病友一起看電視。

一次兩次後，洪月桃憑著自己的意志力，慢慢開始和其他人交談。她發現，只要告訴自己，「我是可以跨越困難的」，痊癒的時間可以縮短。在市療住院的這段時間，因緣際會之下和生活調適愛心會開始有了接觸。洪月桃說，發現愛心會同樣有與我相同病症的朋友，當時覺得自己是不孤單的，即使是自己的伴侶，也無法完全體會自己的痛苦。

「現在，我把恐慌症當作自己的朋友，當感覺來的時候，我要轉移我的注意力，讓自己把那份要開始害怕的感覺趕走。以前出門時，總是寸步不離的挽著丈夫的手，現在似乎不需要了。」洪月桃充滿自信地說。身為愛心會的志工，洪月桃輔導同樣是恐慌症的朋友時，就以她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把恐慌當作朋友，轉移注意力，或是打電話給她，她隨時都可以陪他們說說話。

同樣也是志工的林福來，平常就是負責團體治療的志工部分，針對病友給予意見。林福來認為，無論要治癒憂鬱症或是恐慌症，藥物的治療固然重要，但是這是治標不治本的，適當的方式應該著重在認知上，認清自己的狀況、找周遭的人傾吐，有個抒發的管道，才能避免吃藥過量卻一點效果也沒有。

愛心會的志工們，多數是曾經都因為憂鬱症、恐慌症、焦慮症所苦，至今他們願意站出來用自己的經驗幫助同樣病症的朋友，希望他們走出自己的陰霾，許多志工們是因病結緣，現在，他們會時常結伴出外郊遊、聚餐、到KTV抒解壓力，為了是多疼愛自己、照顧自己，努力擺脫心理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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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生活調適愛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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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世生來去大陳 記述義胞漂泊史

【記者謝佳振／生命力報導】獲頒文建會紀錄片影帶獎優等作品、並在公共電視播出的紀錄片《來去大陳》，記述了大陳義胞來台後等辛苦點滴。導演彭世生歷時兩年，追蹤了大陳島人在台灣與美國地區的生活，避開政治與濫情，只從歷史文化視野的角度記錄華人流離滄桑。「這是一部有關旅行人的歷史。在台灣，我仍常常遇到大陳人，我只是想給他們留點具體的紀錄。」紀錄片『來去大陳』的導演彭世生說。

民國四十四年，浙江外海的大陳島遭到共軍猛烈的炮火襲擊，在當時蔣介石政府安排之下，近兩萬名的大陳軍民也撤退至台灣本島，台灣居民對於這些義無反顧離家的反共義士們冠上了「大陳義胞」的美稱。時過境遷，將近半世紀後，「大陳義胞」已近乎成為被遺忘的族群。

彭世生表示，當初在很偶然的情形下參加了大陳人的婚禮，對於他們特有的習俗相當有興趣，「結婚的新人須不停地向赴宴的所有親友跪拜奉茶，而在場的長輩就一定得賞紅包以示祝福的習俗，這點和我們的本土婚禮有很大的差異。」從那時起便有了想拍部有關大陳的紀錄片，「原本只是想拍婚禮的習俗，但是後來便擴張到紀錄整個有關他們的歷史。」他說。

大陳義胞撤退到台灣後，故事並未結束。彭世生指出，由於大陳人多半以捕魚維生，因此遷台後，政府也為他們安排了相關的漁業訓練課程，令他們得以隨漁船出海，自食其力。後來也有許多人藉著漁船在美國卸貨的機會，以「跳船」的非法移民方式，選擇在美國打零工、開餐廳，找尋自己的第二個樂土。

或許是靠海的民族性使然，「大陳人民的冒險性格相當明顯。為尋找自己的樂土，哪裡好，就往那兒去。」彭世生說。第一代的大陳人多半在美國東西岸的大港落腳，像是波士頓和紐約，後來赴美人數越來越多後，彼此也互相照應，組成了波士頓同鄉會。

他也表示，過去國內的媒體和相關單位對於到美國跳船的歷史都略過不提，直到最近法律追訴期過後，這些「華僑」才願意開始談這些回憶。這些老鄉在事業有成後，才開始將下一代的子女接過去同住，或著是直接在美國落地生根。

但是，這群大陳義胞也自認遇到許多相當尷尬的事情。「在台灣，人家說他們是中國人；在中國，他們說又被說成台灣人；在美國，對方也不見得承認他們是真正的美國人」彭世生說，由於這群人是蔣介石當年安排遷台的，因此他們對於蔣家父子情感遠超出一般的國民黨員。「即時到了現在，美國的大陳同鄉會仍會在雙十國慶和光復節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在波士頓或紐約遊行慶祝，完全不靠國民黨的動員或組織。」他說。

不僅是旅美的大陳義胞，還包括現今住在花蓮、台南和台北等眷村的義胞們，都想回家尋根，「這部紀錄片，或多或少也有想幫他們找到屬於自己根的意義」彭世生說。

台灣永和大陳同鄉會會長陶仲良則表示，不論自己離開老家多久，自己還是要回去看一趟，「就算父母的墓已經不在了，也算替自己了樁心事。」

「來去大陳」的拍片過程歷時兩年，取景遍及美國紐約、波士頓、波特蘭等大城。當初是由導演彭世生自行籌資拍攝，中途才有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贊助，最後由公共電視買下版權撥放。

公共電視節目部委製組的江麗禎表示，當初公視是「對外徵求優良委製節目」的方式錄取該片，「因為我們認為這個主題是從人文歷史的方向切入，有歷史事件重現的意義。」她也表示，節目撥出後，有不少「大陳義胞」觀眾詢問是否能夠郵購影帶回去收藏，使得節目收到相當大的迴響。

該片分為上下兩集，共兩個小時。上集「來去大陳之來」將焦點在敘述大陳島民撤退的始末、來台成為義胞展開新生活，然後又跳船赴美發展的故事；下集「來去大陳之去」則是記序了大陳人在美國做零工、開餐廳的奮鬥史，也紀錄了旅美大陳人堅持舉行傳統婚禮和回台掃墓的心情。彭視生也藉著該片，說出了大陳人在台灣、大陸和美國都不被認同的矛盾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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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奔台灣到投奔美國《來去大陳》記錄華人流離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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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雪貞 用愛開啟自閉兒的心

【記者蔡以真／生命力報導】賴雪貞當年產下了自閉症的宗曄，她像許多母親一樣，絕望灰心，她也跳樓自殺過，但是今天，她不僅成功教育宗曄到高職畢業，更幫助了許多同樣有自閉兒的家長，走出陰影。

二十六年前，賴雪貞懷了第二胎，產下一對早產雙胞胎，弟弟因為對氣溫不適應而夭折，留下了宗曄，賴雪貞說：「我原本以為宗曄是個很好帶的小孩，但是到了他三個月大時，我發現他臉上沒有表情、沒有笑容、不哭也不鬧，我就知道他不正常。」宗曄經醫生判定為自閉兒，賴雪貞灰心至極，不知道如何面對親友，開始選擇逃避，她每天將宗曄丟給母親照顧，不敢面對扶養宗曄的責任。

宗曄十個月大時，賴雪貞受不了精神上的壓力，從三樓跳下，沒有摔死，後腦縫了九針、右腳脫臼變形，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母親告訴她：「孩子生了，養大吧！」母親的話，讓賴雪貞改變想法，她決定要幫宗曄找到人生的尊嚴。

賴雪貞不放棄任何可以刺激宗曄發展的機會，當她發現宗曄對數字特別有反應時，她就和大兒子致諴搖著搖籃，邊念一到一百的數字，有時倒著念、有時用倍數間隔著念，每當宗曄跟得上時，就會高興地大力晃動搖籃，賴雪貞高興地說：「宗曄在國小的時候，就學會了加減乘除，還有開根號。」　　新光醫院精神科心理治療師車先蕙說，自閉症是一種先天腦部功能受損傷而引起的發展障礙，患者會表現在語言理解和表達上有困難，很難和其他人建立情感，常會有怪異的動作發生，症狀因人而異，可以透過後天的教育及訓練，改善自閉症帶來的障礙及困難。　　

賴雪貞四處請教醫生，大量閱讀相關的醫學書籍，加上長期教育宗曄的經驗，讓她對教育特殊兒童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賴雪貞說，心智障礙者最明顯的地方便是他們呆滯的眼神，只要能夠改善他們的眼神，讓他們看得正確，他們就會有學習的動機，因此她利用眼球追蹤法來增強心智障礙兒童的學習能力。她利用可以吸引宗曄目光的物品，例如彈珠或是會發出聲音的玩具，在宗曄眼前擺動，讓宗曄的眼神隨著物品的移動而達到眼球運動的效果，幾年下來，宗曄眼球亂轉的毛病已經改善，學習能力也增強許多，賴雪貞拿出宗曄從小到大的照片說：「你看，他的眼睛已經知道如何看東西，知道鏡頭在哪裡了。」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理事，也是眼科醫師的董曉青說，自己並未全程瞭解賴雪貞的輔導方式，因此無法完全確定她的方法是否有成效，但是視覺引導學習的確對發展遲緩兒的學習能力有相當大的幫助，他在多年前已經開始教導治療師往這方面努力。

除了自己的兒子，賴雪貞還輔導了許多類似問題的小孩，很多父母會來向她請教問題，有的則是請她當全天候的保姆，她說，從十一年前開始輔導一位自閉症兒童到現在，在這段期間裡，來請教問題的大概有三百多位，讓她親自照顧過的，也有一百多位。尹文玲的小孩經台大醫院診斷為自閉症，她在一場演講中，知道了賴雪貞，便馬上跑去向主辦單位要了賴雪貞的聯絡方式，她讓自己的小孩在寒暑假三個月的期間託付給賴雪貞照顧，小孩上學時，尹文玲也常常向賴雪貞請教照顧上的問題，她說：「孩子到賴雪貞家之前，往往動不動就發脾氣，實在沒有辦法溝通，經過她的輔導，現在小孩比較懂事，也不會做些奇怪的動作了。」

宗曄已經從淡水商工畢業，為了明年考大學，他現在就讀於樹林中學的夜間補校。現在的宗曄已經可以獨立生活，賴雪貞回憶宗曄狀況最差的那段日子，她說：「宗曄只要聽到哭聲，就會用自己的身體敲椅子、敲桌子、敲牆壁，我想用尖銳的物品來讓他知道痛，可是他完全不管，還是一直敲東西。」後來，賴雪貞放有哭聲的錄音帶強迫宗曄聽，讓他久而久之習慣哭聲後，那些反常的動作就不再發生了。現在，賴雪貞很有信心地表示，宗曄已經可以完全照顧自己，房子是他整理的、衣服是他洗的、飯也是他煮的。

賴雪貞在民國八十六年與丈夫離婚後，當保母的薪水是她唯一的收入，她目前還照顧一位唐氏症的小孩子，在她的輔導下，九歲的安安，外表看起來與正常人沒有兩樣。對於宗曄的未來，賴雪貞放心地說：「我不擔心他沒有我會不能生活，他絕對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出去找工作，但我還是希望他可以遇到一個善良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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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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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鬱症 從改變自己做起

【記者蔡以真／生命力報導】壓力過大時，常會出現類似躁鬱症的症狀，躁鬱症是必須經過醫生判定，才能確定是否患躁鬱症，而證實罹患躁鬱症時，藥物治療加上心理治療是治癒躁鬱症最好的辦法。

雪菱（化名）是位躁鬱症患者，在就讀國中時發病，那個時候開始實施高中多元入學方案，因此讓她覺得在課業上壓力很大。她說，從國一下學期開始，慢慢覺得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每天晚上睡覺都作惡夢，而且醒來以後還心有餘悸，每天都在苦苦思索生和死的問題，一直在「要不要自殺」的這個想法上反覆掙扎，尤其她很害怕上學、害怕考試。

自殺的念頭和悲傷的情緒一直困擾著雪菱，到了國三，她決定到醫院接受治療，但是她的父母認為精神方面的疾病不光彩，因此反對她到醫院看醫生，在雪菱強烈的堅持下，父母終於認可，除了第一次由父親帶著她到台北市立療養院外，在接受治療的這段期間，雪菱都是自己一個人坐公車到醫院。

「可能跟我對自己的要求太高有關。」雪菱解釋自己在每件事都要做到完美的個性，常讓她覺得壓力過大，在接受治療的這段期間，雪菱告訴自己：「身體狀況已經那麼差，乾脆什麼都不要想。」因為這樣的想法，讓她的生活變的輕鬆簡單，病情開始好轉。去年從國中畢業的雪菱，目前自己在家中準備重考，她很滿意現在簡單的生活，但對於高中的生活，她則搖搖頭表示：「我自己也不知道到了高中會怎樣。」

新光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車先蕙說，躁鬱症患者的個體體質在先天比較容易發生腦部化學物質不平衡的現象，這和遺傳相關，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只是促使發病的近因，躁鬱症躁期的患者活動量會變大、有很多的計畫跟想法，卻不會去實現、每天的睡眠減少到二至三小時、誇張的想法…。到了憂鬱期時，患者會出現長時間的悲傷或者無法解釋的哭泣、食慾及睡眠上的明顯改變、悲觀或者冷漠、無法專心或無法做決定、反覆的自殺念頭。車先蕙強調，躁鬱症患者必須經過專業醫生的判定，才能證明是否真的患有躁鬱症。

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陳秀蓉表示，藥物治療加上心理治療是治癒躁鬱症最好的辦法。她也解釋，造成壓力過大的一項因素常來自於自身認知的方法，也就是自己用什麼樣的角度和心態看待外界的事物，常常決定是不是會在自己身上形成壓力，壓力過大時，就會出現類似躁鬱症的症狀。因此，改變自身認知的態度往往是消除壓力的辦法。

台北縣福營國中輔導組長陳靜芬說，形成精神方面疾病的原因很多，現在國中生在精神方面的問題確實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她表示，學校方面都有在課堂上作相關宣導，希望學生有這方面問題時能主動尋求輔導室的幫助，學校輔導室會與學生面談，再決定給予心理輔導，或轉借板橋高中的心理衛生中心，利用更多的醫療資源來幫助學生，情況嚴重時，則會與學生家長溝通，建議到醫院就診。

新光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車先蕙表示，對躁鬱症患者來說，服藥是最重要的，另外，患者應該避免從事壓力大的活動，盡量讓自己放鬆，使情緒處於平穩的狀態。她說，很多人因為達不到標準而造成壓力過大，壓力過大又會影響能力，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因此她建議患者可以試著降低對自我的要求，原本九十分的標準可以降低到八十分，如此一來，患者還是會覺得自己達到了要求，便不會因為達不到標準而造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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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販賣店 讓生命重現曙光

【記者傅怡璇／生命力報導】陽光深呼吸販賣店是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於民國八十八年成立，主要是提供顏面傷殘人士一個工作的機會，是庇護工廠性質，由基金會提供工作上的訓練，學習一些工作技能，例如餐飲，或體能及社會環境的適應。

小小的店面、平價的消費，這是捷運古亭站和南京站出口處都可見到的陽光深呼吸販賣店，是熙來攘往上班族、學生補充營養的供給站，新鮮的水果、現榨的果汁、可口的三明治，不但吃得到營養，更吃得到顏面傷殘者的用心。

陽光深呼吸販賣店是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於民國八十八年成立，主要是提供顏面傷殘人士一個工作的機會，是庇護工廠性質，由基金會提供工作上的訓練，學習一些工作技能，例如餐飲，或體能及社會環境的適應，因顏面傷殘者在受傷後都需長時間的修養，因此體力比較差，在面對漫長的工作時間，體力會較難負荷，需要一段時間調適；顏面傷殘者常因外在的容貌而覺得自卑，更害怕社會的異樣眼光，這除了需要克服心理障礙外，也需要長時間來調適，這也是陽光深呼吸販賣店設立宗旨之一。經由評估或遵照個人意願，再安排他們到外面就業。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就業輔導員鄧若欣表示，她的工作主要是輔導在陽光深呼吸販賣店的傷友，除了工作上的輔導外，也包括心理的輔導，例如心理調適問題、不能適應或工作太累等，她都會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因為現在販賣店裡的工作人員已工作一段時間，已適應這份工作也表現的很好，所以並沒有所謂適應上的問題。基金會除了安排他們做餐飲的在職進修外，也會依個人需要，安排上其他課程，例如有位二十幾歲的傷友在工作之餘，也尊重她的意願，安排她上有關電腦的課程。此外，基金會也會安排他們繼續就醫。雖然基金會每年都會做評估，看他們是否已能出外就業，但如果傷友本身沒有意願，他們認為在這裡工作很習慣、也很安定，基金會也不會勉強他們，因為基金會除了提供他們工作機會外，更希望他們工作穩定，但也有成功出外工作的個案。

雖然陽光深呼吸販賣店的工作人員都是女生，且年齡層偏高，但鄧若欣表示，可能是工作性質關係，像基金會另一個機構陽光洗車中心多半是男性，但基本上他們沒有性別、年齡限制，只要傷友自己有意願，他們就會幫忙安排，也不會排斥男性從事餐飲工作。在這裡人員流動不會太大，很多都是販賣店成立就工作到現在的傷友，因為工作很安定。比較年輕的傷友，基金會希望他們能有更好的發展，所以多安排他們來這裡做短期的工作訓練，大約三個月，也就是所謂的工作調適人員，在基本的工作訓練後，安排他們再到其他單位以求更好的發展。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案人員鄭任凱，是負責販賣店經營管理和產品開發的工作，他也參與兩間陽光深呼吸販賣店，古亭店和南京店的創立和籌畫，他表示販賣店以販賣生機飲食、健康食品為市場取向，去年推出外送服務，讓販賣店的服務更趨向多元化。因為成立已經快三年，為因應顧客多變的口味，提供更多的選擇，他們不斷在做產品的開發，例如最近準備推出涼麵。因去年的水災和經濟不景氣，對販賣店的生意影響很大，為了提高競爭力，吸引更多的顧客，他們努力做產品的開發，這也是販賣店運作上要突破的地方。基金會希望未來能讓員工成為管理階層，實際來管理販賣店，所以也安排他們上有關管理的課程，希望他們將來都能自行創業。

在這裡工作已快滿兩年，幾乎是販賣店成立不久就來的劉阿姨，本身是顏面傷殘者，七年前與前夫發生爭吵，前夫一氣之下竟拿鹽酸潑她，造成她臉部、身體灼傷，也留下許多疤痕。「後來很懊悔，當時他要拿鹽酸潑我的時候，我為什麼不逃開，或轉過身用背部面對他，還傻傻地讓他潑。」劉阿姨說。受傷後在長庚醫院住了半年，那時除了妹妹外，很少人來陪她，前夫也沒來看她，連道歉也沒有，父母住在新店，年紀大了，只來過兩次，幸好有醫生、護士和社工人員幫助她、輔導她。「那時胃口很差，都吃不下，因此造成便秘，都靠護士幫我通便，覺得對她們很抱歉、常麻煩她們，但護士說：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工作。在換藥的時候也是最難熬的一刻，有次換腳的藥，因為很痛，腳一直縮，護士就說：妳幹嘛踢我？化解我內心的緊張。醫生也叫我多吃一點，叫我多起來走動，一直鼓勵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經由醫院社工的介紹，她來到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開始參與基金會的活動，慢慢走出來，也認識許多和她處境相同的傷友，後來販賣店成立，基金會問她願不願意來這裡工作，自從受傷後就一直失業，一個人住在妹妹的房子，妹妹也沒有收她房租，她覺得過意不去，於是就接受這份工作。劉阿姨說「剛開始體力很難負荷，住院修養太久體力變得很差，因為早上六點半就要上班又住在土城，所以要很早起床。而且常擔心三明治切邊沒切好，或東西做得不好吃，但慢慢習慣後，一切都適應了，現在都做得很上手。以前會在意社會的異樣眼光，連一個小孩多看我一眼，我會想：我長得真的很可怕嗎？現在心理調適後，就不會在意了。」現在她有固定收入，妹妹也給她一些「壓力」，每月收她一點房租，在這裡和其他傷友相處很愉快，可能是同病相連吧！他們都會互相鼓勵，也很高興擁有這份工作。

「我覺得自己不會很嚴重，我覺得還好！」劉阿姨看著自己的身體笑著說。在陽光深呼吸販賣店每位傷友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劉阿姨和其他傷友在經歷身心打擊後都能勇敢地站起來，勇敢地走出來，他們的外表或許不那麼美好，但他們服務的熱忱卻是比任何人還要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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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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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歌唱家馬惠美 用歌聲唱出希望

【記者劉懿嫻／生命力報導】「要先成為自己的貴人，別人才能夠成為你的貴人。」，這是視障歌唱家馬惠美對自己人生所做的註解。在四月份裡，由十方樂集集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主辦的「無障礙音樂會」是馬惠美第一次的公開演出，節目中包含了四種類型的音樂，有宗教歌曲、中國藝術歌曲、原住民歌曲、校園民歌等。

擁有布農族血統的馬惠美，六歲時因家境貧困，家人無力照顧眼睛不便的她，將其送入畢士大殘盲教養院生活，而喪失了在原住民環境裡成長的機會，也因此她不會說母語，對於布農族也不熟悉，馬惠美對於故鄉花蓮有種眷戀的情感，經常渴望回到那純樸又充滿愛的老家。這次在音樂會上所唱的原住民歌曲，多是卑南族及阿美族歌曲，是由搭檔鄭信盛負責找歌，由他教導馬惠美每個字的發音，以及歌詞意思。所有歌曲中以原住民的歌曲練得最為辛苦，卻也最令她震撼與感動，因為這是她頭一次公開的唱出原住民的語言。

好友朱萬花表示，兩人經常相邀去逛街，稍有視力的朱萬花會形容衣服的花色給馬惠美聽，她說阿美喜歡明亮的顏色，對自己的服裝搭配也很講究，例如，這次的演唱會，阿美的服裝設計師幫她準備了兩套衣服，上半場是純白色如公主般的禮服，下半場則是牛仔服飾配上粉紅色邊線的套裝。不論在歌曲及服裝，都可以看見阿美對這場個唱處女秀的重視。表演結束後的她，形容自己終於卸下了重擔，整個人很輕鬆舒暢，後台裡滿是阿美的朋友，來為其加油打氣，阿美也表示朋友的關心在她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她說只要願意開口，就能夠得到幫助，朋友就是從互相幫忙中建立起情誼的。

馬惠美曾有過一段不堪的童年，成長過程中也有許多不如意之處。她形容當她在深深的海底時總有燈塔在指引著她，而這些燈塔包括了她周圍的師長及朋友，當自己沮喪到聽不進別人的話時，阿美會藉由看書籍聽廣播來調適自己的心情，尤其閱讀名人傳記時感受更深，心裡會想「為什麼別人能而我不能呢？」這就是她想表達的，「要先成為自己的貴人，別人才能夠成為你的貴人。」阿美覺得自己有雙重個性，而近來她告訴自己多朝光明面看待事情，因為她最近聽到一個故事給她的啟示，故事是主要內容為一個男孩總是在跟自己的影子搏鬥，不斷地追逐自己的影子，有人告訴他，你為什麼不面對陽光，這樣一來影子就在你的背後啦！阿美認為自己要像故事裡的男孩一樣，學習面對陽光，讓樂觀的她多於悲觀的她。

馬惠美現階段主要專注在歌唱上，她說，若是歌唱場次少，就接按摩工作，或上一些發聲的課程。她表示自己喜歡多元化的發展，在歌唱方面，她喜歡較活潑的樂團表演，以及原住民音樂，例如，她喜歡紀曉君的歌聲，為了學習原住民歌曲，會去揣摩她的唱法。在工作方面，馬惠美接受全祿企業的晉用，代表全祿作演出，並且每個月有固定一萬餘元的收入，當然這些收入對於一般人來說是不夠的，所以馬惠美還必須從事按摩業的工作來維持生活。談到未來的目標，她希望能夠完全以歌唱作為生活來源，以及挑戰更大型的個人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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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陶藝班 巧手捏出心中的世界

【記者劉朝弼／生命力報導】座落在北市敦化北路上的啟明中心，每到星期一上午總可以看見一群視障朋友，在親友陪伴下來參加盲人陶藝課程。由於缺乏視覺輔助，盲人捏陶的困難度比一般人高出許多。然而，啟明中心陶藝班的學員在老師及志工的指導與幫助下，紛紛學有所成，有些甚至達到參展水準。

啟明中心視障陶藝班是在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間由愛盲文教基金會所成立的，本著訓練盲胞專業技藝的理念，基金會提供陶藝班製陶設備和所需的材料，並對外招募師資及上課場地。成立至今五年多來，陶藝班一共經歷了三位老師，並和啟明中心合作，借用中心內的陶藝教室上課。學員們也從對陶藝創作一無所知開始，到現在可以隨心創作，手工精細，一點也不輸明眼人。

目前在啟明陶藝班擔任指導及教學工作的林振吉老師表示，由於之前對視障者並沒有相關的教學經驗，自己在剛到任的時候，難免對教導的成效有所疑慮，但隨著課程安排下來，林振吉發現學員們上課時專注聽講的態度著實讓自己感到敬佩，學習效果也普遍表現不錯。林振吉說：「一般人對視障者的刻板印象都以為眼睛盲了就什麼事都不能做，其實在陶藝教學的時間裡，我發現他們雖然眼睛看不見，但是敏銳的觸感卻彌補了不足。而在陶藝的基礎課程結束之後，每位學員靠自己不斷的摸索來創作，指導老師的工作也就漸漸不再那麼重要了。」

啟明陶藝教室內，除了學員們盡情創作之外，也不難發現志工從旁協助的情景。擔任志工已經有五年多的涂素雲說，因為學員身為視障者的緣故，無論多少後天的努力，在學習上還是會有不方便的地方，尤其是燒陶、上釉的過程，更是需要其他人的幫忙才能完成。也因此陶藝班設置了兩位的專職志工從旁協助，讓學員們在學習上能夠順利進行，而在平常，志工也和學員們打成一片，從創作靈感到生活趣事，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至於談起了擔任陶藝志工的心得，涂素雲則表示，當初老師的規劃是讓志工們融入課程中，和學員們一起學習，也方便從旁協助，沒想到學員們學習的速度比起志工自己還要快得多。涂素雲說：「我知道上帝雖然關起了他們的一扇窗，卻間接為他們打開了一扇門。」

黃福興算是陶藝班裡資歷最久的學員之一，數年前因高度近視而導致視網膜剝離後，喪失了視力。在接受成為盲人的現實後，他進入新莊盲人重建院參加復健的訓練，也間接接觸了愛盲文教基金會設立的陶藝班課程。對於本身學陶的心路歷程，黃福興表示，在基礎課程結束之後，遇到的第一個瓶頸就是必須靠自己心中的靈感來揣摩作品。一般人可以利用眼睛將所看見的東西與作品結合，但是視障者只能用「心」來創作，尤其是先天的視障者，少了對許多事物的描繪能力，在藝術創作上更是居於劣勢。而到目前為止，燒陶及上釉的部分都是無法突破的地方，所以一直由老師和志工們來代勞。儘管經歷的困難重重，黃福興也說，每當自己將一件作品完成時，都會有一股莫名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從陶藝創作中，他知道許多明眼人能做的事，視障者當然也能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儘管喪失了視力，但只要有心學習，盲人的世界也同樣可以綻放光芒，啟明陶藝班的學員們在創作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增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他們因為失明而在工作上有所不便，卻用巧手代替了自己的眼睛，藉由創作捏出內心所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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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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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愛中心 用心關懷社區

【記者黃雅暖／生命力報導】位於中壢市一條不起眼的巷子裡，沒有光鮮亮麗的外表，只有生鏽的招牌，和木製的大門，這裡是信望愛家庭關懷中心，打開大門，客廳裡除了簡單的沙發和電視以外，往裡面一看，居然是間廚房，原來這裡不只是信望愛家庭關懷中心，還是創辦人黃帶牧師的家，他說：「我們從民國八十五年成立以來，已經搬過七次家了。」

信望愛家庭關懷中心是一個提供社區服務的義工組織，黃帶說，關懷中心裡面各種人都有，像是老師、家庭主婦、工人、歌手等。因為他們是附屬於中壢教會的一個團體，所以剛開始時，成員多以教友為主，後來慢慢地推廣之後，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社區民眾一起加入。

黃帶表示，關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有很多。他舉例像是在象神和娜莉風災時，街道上一片髒亂，他們就發起社區清潔工作。而當社區裡的國小沒錢粉刷牆壁時，他們就馬上充當起油漆工人。黃帶說：「我們裡面有人是當水電工的，還替學校修起水電來呢！」除此之外，他們也會到社區內的國小推動「國王小孩品格教育」，會將小孩和國王擺在一起，就是希望將小孩子當成國王一樣來看待，從尊重小孩的角度，和播放卡通錄影帶的方式，去教導他們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另外針對國中生也有青少年成長的課程輔導，教育青少年如何認識自我、接納自我、肯定自我，引導他們走向正確的人生道路。

信望愛家庭關懷中心也和「更生團契」合作，提供監獄服務。黃帶說，主要的服務對象有三種，第一種是假釋出獄的人，服務的重點放在他們出獄後的社會適應和就業方面；第二種是青少年；第三種是監獄受刑人，為這兩種對象的服務則是探訪和心理諮商。另外，關懷中心曾經有吸毒者主動求助，黃帶說，像這種戒毒、戒酒、戒賭的工作，實在是他們能力所不及，所以他們就提供相關單位，如「晨曦會」等的轉介服務。

黃帶指著牆上一面「展望之友」的錦旗說：「這是我們去年和世界展望會合作，在社區和學校發起募款活動，後來還因此認養了兩個蒙古包呢！」此外，關懷中心還定期舉辦社區讀經班，這裡的「經」指的不是聖經而是「四書五經」，藉由背頌的方式，教導小朋友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黃帶說：「我太太也會協助婚姻或家庭問題的諮詢服務。」黃帶的妻子張秀琴說：「這方面的服務內容其實是視個案而定。」她舉例說，曾經有位遭自己父親非禮的少女來求助，關懷中心就為她提供心理復建的工作。而如果是家庭暴力方面的問題，則會協助受虐婦女訴訟的管道和相關的保護法令。

黃帶表示，關懷中心也會定期到中壢啟智學校服務，到省立桃園醫院探訪病友，還有社區老人的關懷服務。如此五花八門的服務工作，就如同他所說的：「只要是對社區有好處的，我們都會去做。」在關懷中心已經服務六、七年的廖盈如說，當初是因為先生病逝她才會加入教會，後來認識了黃帶牧師後，才參加社區的服務工作，這份工作讓她覺得幫助別人真的覺得很幸福，而且也讓她體會到什麼是「知足」。

最後，說起會來到中壢，黃帶笑著說，其實他本身是高雄人，對中壢這個地方一點都不了解，是當時在輔大的神學院進修時，裡面的神父問他要不要來中壢服務，他一口答應之下，就來到了中壢。他說，還記得那時候人生地不熟的，要推動社區服務真的很困難，有些街坊鄰居甚至會投以異樣的眼光。黃帶說：「也許是因為大家都是拿香拜拜長大的，不習慣這種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很欣慰的是，有很多不是信基督教的人，也願意一起加入社區服務的工作，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為大家共同生活的土地投注多一份的心力。就好像張秀琴所說的，因為基督的愛，使他們投入這一份工作，讓大家都能感受到「心不是死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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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文化村 和大地永續共存

【記者葉亭均／生命力報導】在南投縣的中寮鄉和興村，歷經九二一大震災、風災、土石流後，居民們深深體認到，應該要共同改造環境，建設一個能和大地永續共存的「有機文化村」。這個計畫先從宣導「檳榔變綠林」開始，種植三十六萬棵樹，推展維護地力的森林農耕法及有機農業、有機休閒觀光地，進而帶動中寮鄉的發展。

中寮鄉有機文化協會總幹事張桎源說，有機文化村的構想淵源，是在九二一大地震後。緊鄰九份二山的和興村，震災後，山壁嚴重裸露。在考量村民的安全下，村長等人規劃要遷村。但這個地方不是全面危險，遷村只是部分區域。然而利益團體和公益團體熱心過度，誤報消息，讓大眾以為和興村是個很危險的地方。因此在隔年的四月，農民要向銀行貸款時，發現銀行把和興村的土地列為不可貸款的危險土地。無法貸款，也就沒法耕種。

地震還未發生前，張桎源在台中經營一家有機食品健康小舖的連鎖店。當他知道家鄉面臨遷村的危機時，他開始號召村民，成立在地人的重建工作站。「這樣的誤報對我們是二度傷害。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他和弟弟、幾個家鄉人士討論的結果，召開村民大會，決定反遷村，也成立了中寮鄉有機文化協會來推動計畫。

他們找了附近的基金會尋求幫助，但像這樣的構想最好從基層的行政體系下手，基金會能幫的忙不多。張桎源說，他覺得一定要自己站起來，自助而後人助。像他以前做有機產品店，覺得理念很好，台灣卻還沒流行。而現在除了擴展「有機」的觀念外，另外要提倡文化村的概念，是要把以前農村刻苦耐勞的精神傳下去。「我們希望這個村子能尊重大地、尊重生命，和大地的平衡共生，所以取名有機文化村。」張桎源說。

建立有機文化村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發起造林植樹，「檳榔變綠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他們申請政府的重建大軍來幫忙，成立餐廳、檳榔加工廠，將檳榔樹不要的東西加以利用。接著預計要種三十萬棵樹。張桎源說：「我們種樹的觀念，有了突破。不要馬上就想要造整片的林，而是能在土地多種一棵樹，它就是一棵樹。」他們利用每個週末，和村民慢慢解說，能種樹的地方，就不種檳榔改種樹；另外推動森林農耕法，讓土地不超限利用、做好水土保持、不濫用化學物質以避免土地荒漠化，達成與大地和平共處的目標。

有機文化協會用在地人工作，用企業化的管理，賦予村民責任。另外擴充文化層面，蒐集地方老照片作為文史館的資料，將中寮鄉的文化帶動起來。「有人問是不是政府給了很多經費讓我們建設？其實我們最缺乏的，就是經費。我們靠著自己辦活動、從農產、產品得到利潤，再買材料建設。而職訓局職業訓練中心，提供我們災區的永續就業工程的計畫和災民，讓我們找到所需要的人力資源，才得以重建我們的家鄉。」張桎源說。

原本在台中工作的和興村村民曾秀敏說，在九二一之後，因機緣回到了家鄉，進入有機文化協會工作。她認為，有機文化村的概念，讓整個村子環境改變了許多。以前的村民都各作各的事，現在因為投入有機文化村的建設，相聚的時間變多了，九百多人的村子因此變得更團結，更有凝聚力。曾秀敏說，能夠回來為自己的家鄉付出貢獻，是很有意義的事。

「可以算是擇善固執吧！」中寮鄉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黃國忠表示，地震以後，大家受了很多驚嚇和創傷，仍是希望守住家園，如果硬要遷村，大家都捨不得。一路走來，雖然很艱辛，但大家都有凝聚的心，有共識為自己的社區打拼，因此建設得很迅速。像有些老媽媽，住在組合屋，兩三個月回來後，都不認得了自己的家鄉變成了新的樣子。

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和興村開創了民間造林的成功經驗。另外，農民所種出來的有機菜和有機餐，漸漸有了名聲。和興村已從災變中自己努力站了起來，朝向有機休閒觀光地和生態公園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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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寮鄉有機文化村

和興村生態關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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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音樂新勢力 客家文化交工傳

【記者林佳緯／生命力報導】在二○○二年金曲獎的頒獎典禮，獲得最佳樂團的交工樂隊在致詞時說到：「如果交工樂隊是一支麥克風，那我們願把它遞到勞工與農民的面前，替他們發聲。」身為交工樂隊裡的主唱林生祥也曾說過：「我們要用在地的搖滾，繼續替工人們農民們說話，傳遞他們所看到的聽到的。」

「交工」的名字來自於古早農忙時節，田地需要大量人力勞動，不是單一家庭所能負擔，農民們開始互助組成「交工班」合力採收田裡的收成，而在一九九九年年初，交工樂隊的成員們，為了替美濃鄉親所帶領的「反水庫運動」盡一份心力，開始錄製「反美濃水庫專輯」，每個美濃鄉民都把這專輯的錄製當作自己家的大事，本著「交工班」的精神，出錢出力，為這張「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提供了最佳的製作條件。專輯完成後，大家決定要更努力學習「交工」的進步精神，因此將樂隊定名為「交工樂隊」。

交工樂隊由五個人組成，靈魂人物林生祥是主唱和作曲人，多年前決定返回故鄉美濃，選擇作一個專業的音樂人和社會運動者﹔製作人鍾永豐，曾任高雄縣水利局長，同時也是一位詩人﹔打擊樂手鍾成達的另一個身分是那卡西樂師﹔貝斯手陳冠宇則是專業錄音師﹔嗩吶手郭進財，白天上班時間是高雄市立國樂團的首席嗩吶手。五名身分各異的音樂高手，即使不全都是美濃人，卻都把「美濃」視為自己的家鄉，一起愛家鄉，一起作音樂。

一個三年前曾經參與反對興建美濃水庫預算抗議活動的鄭先生說，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有近一千名的美濃鄉親坐車北上立法院，抗議水庫預算。在廣場最前方有一個小舞台，幾個年輕人彈著簡單的吉他、搭配節奏明快的鼓音就唱起歌來了。在場每一個美濃人，即使大部分都年過半百，卻也朗朗唱起屬於他們的客家民謠或是山歌。而那幾個年輕人就是現在的交工樂隊，他們用自己的聲音帶領美濃鄉民爭取權利，進而捍衛台灣的生態環境。

一九九九年所錄製完成的第一張正式唱片「我等就來唱山歌」，利用客家嗩吶鑼鼓及村野眾聲，引發一場不平凡、發於土地的音樂革命，歌聲中傳達的是那份「好男好女反水庫、好山好水留子孫」愛鄉愛土的真實情感。直到二○○一年，交工樂隊試圖探索新的音樂美學型式，而發行了第二張正式專輯「菊花夜行軍」，其歌詞在描寫美濃鄉民為了生計，必須讓種植的菊花收成量加倍，所以增蓋照明設備，使得菊花可以在夜間得到光照而繼續生長，鄉民才得以勉強維持生活。交工樂隊一向用最能表達台灣農村社會真實現狀的方式，去做他們自己的音樂。

交工樂隊能達到現在的規模，得感謝很多義工不求回饋的奉獻，他們多半對台灣本土客家文化都還存抱著那麼一些希望，而交工樂隊恰好提供一個讓他們身體力行的地方。一位交工樂隊網站義工說：「交工樂隊自己也說過，即使做了這樣的音樂，對生活的改善還是一點幫助都沒有，我們卻繼續不停地施力。不做什麼，跟做了什麼，或許結果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施力了，感受到了，也才真正生活了。」這是交工樂隊一直抱持的態度，也是默默支持他們的人的理念。

交工樂隊，一個充滿社會情懷的新民謠團體，以在地傳統音樂為基礎，使用鑼、鼓、嗩吶、月琴等傳統樂器，結合現代音樂手法創造呼應現實社會的客家新民謠。他們作音樂的想法和思考邏輯，洋溢著對家鄉「美濃」的「愛」，義無反顧地投入傳遞美濃地方性文化的工作。「愛」、「美濃」加上「創作」，似乎就是他們創作的最原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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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樂隊顛覆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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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阿米巴 以詩替社會看病

【記者呂嘉鴻／生命力報導】高雄醫學大學的阿米巴詩社，自民國五十三年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在這段時間，他們堅持以詩言志是一貫的理想，並且希望在醫學技術之外，找出身為醫學院學生該有的人文精神。

「想到二十年後白袍依然沉重，聽診器傳來了聲聲恭維，一陣冷汗，我倉皇的逃開了。」這是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社員吳易澄的詩作。他在詩裡表現出對將來要從事的醫學工作的焦慮及困惑。

阿米巴，是一種變形蟲的名稱，象徵這社團企圖討論多元議題的野心。現任社長，醫學系二年級的蔡明潔表示，每個時期阿米巴都因為不同社員的參與而有不同的面貌，但她認為阿米巴詩社，在這幾十年來希望「以詩言志」的態度卻依然是最重要的理念。蔡明潔提到，社團走過了學運風潮，面臨了在民國八十五年間差點解散，因為舉辦一次人文營，而讓社團重新找到定位，到現在她接下社團的位置，這中間社團的變化很大，讓她覺得現在社團已經沒有什麼傳統，一定要參與什麼社會運動，要做什麼事的規定。但是她仍堅信，每個社員的心中都有一隻阿米巴，永遠會與自己對話、反省，永遠會提醒自己對社會的關懷。

阿米巴詩社的前社員，高雄婦女新知基金會現任理事，並且創辦高雄市第一間女性書店「好書店」的李佳燕醫師就表示，踏進阿米巴的第一步，日後就會由不得你再以簡單、冷漠的心態來看這世界。她覺得當初會參加阿米巴詩社醫學院學生，大多是本身個性是屬於不安份的，經過聯考後，面對新生活早已經是「蠢蠢欲動」。李佳燕認為醫學系要唸的科目，多半是非常貧乏、要強記死背的東西。對這些唸書唸很好的學生來說，要應付也可以拿高分，可是對有些人來說，考試上得高分的成就感，經過了聯考的成功，已經不能滿足於她們了。於是進入阿米巴裡面，以詩來表示自己對人生、社會的觀感。

前任社長吳易澄就表示李佳燕常跟他們開玩笑的說：「你們會參加這社團，就表示自己念錯了科系。」不過李佳燕也觀察到詩社的社員，到了要選擇主治科目時，多半都選擇「精神科」跟「家醫科」兩個路線，幾乎沒有例外。精神科是有關精神分析的領域，家醫科則是認為「人」是不可以分割的，不應全然的就分別的器官來診斷病因，要顧及身心上面的影響，李佳燕認為詩社社員多半走這兩條路，受詩社影響很大。

李佳燕回想她的大學時代還是解嚴前幾年，當時她在阿米巴參與的反而不是傳統學運社團上街頭的活動，參與的反而是一些文學營隊，只有偶而會避開教官眼線偷偷找一些參與政治運動的學長姊去聊天，討論社會現象。她還記得當時她與學長姐們去學校旁邊的民生市場一喝酒聊天便是沒完沒了，她覺得在社團裡與社員如兄弟姊妹般的感情，在不斷的討論、摩擦及分享後得到的收穫，與她在日後於從醫之外會從事婦運工作有關。

蔡明潔也認為在詩社裡，文學是很重要的材料，早期有學長姐的看法是文學無用論，認為光寫詩無法幫助到社會什麼。但蔡明潔相信經由文學，可以「先」看到這世界的真實樣貌，再用行動去愛台灣這塊土地。譬如現在社團就有在討論「兒童文學」的書籍或去病房關心癌症兒童、或是參與一些社會議題譬如反核四、反戰遊行等等。現在社員大概有十來位，平常社團活動是討論一些書籍及社會議題，但是仍然強調實踐的重要性。

阿米巴詩社，創立至今仍有許多的社員社會運動界活動。年輕時代便與阿米巴有接觸的詩人向陽便認為阿米巴詩社是非常具有人文精神的詩社。對於老社員給的期許，前任社長吳易澄認為許多學長姐對現在社團的要求也許過於苛責，但是他認為這些批評都是好的，因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主體性，會在當下做出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

回首來時路，阿米巴詩社的作為及精神，就如同蔡明潔表示她很喜歡的一句話：「時代創造青年，青年創造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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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殤畫會 畫出工殤者生命的悸動

【記者周德蘊／生命力報導】由工作傷害受害者及工傷家屬所組成的工殤畫會，從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十九日在二二八紀念館舉行「木棉花開了」工殤繪畫展。工傷協會的專員羅芸屏說，每個作畫者把自身經驗的工廠、工傷歷程等深刻體驗用畫作來呈現，為台灣勞工的勞動環境真相作歷史的見證。

羅芸屏說，成立工殤畫會的目的是希望工傷者彼此能互相鼓勵，成為一個互助網。由於工傷者是因為工作受到傷害而導致身體殘廢，但他們受傷之後在就業及人際的接觸上遭受很大的挫折。因此也希望他們能藉由畫畫的世界來抒發自身的真實情感。羅芸屏說，工傷協會過去所從事的多半是屬於抗爭性的活動，但他們認為除了抗爭之外，也應該替工傷者做一些心靈上的幫助或鼓勵。

羅芸屏說，一開始工傷者參與畫會的意願並不高，許多人的反應是自己不曾接觸過畫畫、印象中要花很多時間和金錢、沒有繪畫的天份等等，也有人想參加但卻因為工作及家庭的關係而沒有辦法參加。因此工傷協會寫企劃書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請經費，這樣才可以不收學費，讓工傷者能免費來學畫，並且努力協調大家的時間，一再的鼓勵、打氣、遊說，現在工殤畫會一共有十一個人，他們在星期一的下午一起學畫。而工殤畫會是由在蘆狄社區大學教國民美術的劉秀美老師所指導。她讓工傷者自由地發揮，用許多有趣的方法來教他們，開發他們的直覺及對色彩的感動，而不是用傳統的畫法去限制。

工殤畫會成員之一的張榮隆是在工作時遭高壓電擊導致右手、左腳截肢，他說，他會來參加畫會也是因為好玩，想看看受傷之後是不是還能找到另一個興趣。他很難用言語來表達創作時的心情或是在心靈上的轉變。羅芸屏則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工傷者願意釋放自己去接受這個繪畫團體，從而在畫畫的過程中得到發洩。她說，這群工傷者原本對自己並沒有什麼信心，但因為這樣的一個集體的作畫，讓他們能彼此分享自己的經驗，也因此使他們在情感上連成一個很緊密的網絡。

工傷協會秘書長顧玉玲說，工殤者所畫出來的作品，反映了台灣底層勞動者真實的生活面貌，而每一幅畫都是千言萬語，生動地呈現了工人階級共通的生命經驗。工殤者可以藉由畫畫來表達出他們的內心世界。因為圖畫所能表達的東西是很難用言語形容的。

工殤畫會也同時推出了畫作集，裡面記錄了十一位工傷畫者的作品及他們的心路歷程。羅芸屏說，希望社會大眾能藉由購賣畫冊來鼓勵這些工傷畫者，而這些義賣的所得也將全數捐出推動工殤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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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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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同盟談同志 教育大不同

【記者游皓雲／生命力報導】「同志」和「老師」兩個名詞，通常很難被聯想在一起，感覺上似乎有那麼一點衝突和不協調，因為「老師」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做一個模範，而「同志」所代表的意義，好像就沒有這麼正向。教師同盟的第一任會長阿寶老師表示，有些師範院校院學生，甚至因為自己是同志，而掙扎自己究竟要不要從事教職工作，擔心同志身份會成為教育工作的阻力。

「教師同盟」是一個完全由同志教師所組成的團體。這群在各級學校任職的盟友，因為同盟的成立，得以聚集在一起，藉由同盟互相交流意見、分享經驗。對於同時身為老師和同志，他們也各有不同的經歷和心得。

同盟的第一任會長阿寶老師表示，其實以他目前從事教職工作的情況來說，要去幫助學生處理感情問題、尤其是同志感情問題的情況並不多，因為老師並不容易主動發現學生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而且就算發現了同志傾向的學生，又要輔導些什麼？因為學生是同志，並不表示就一定需要輔導。阿寶說，老師在這方面，其實可以把握適合機會教育的場合，或是主動製造機會，自然地跟學生談論相關的問題。比方說如果剛好看到學生談話間談到同志的話題，或發現同性學生之間有親密的舉動，就可以趁此機會，主動跟學生談論此問題，並灌輸學生正向的觀念。

阿寶表示，大部分老師，在剛開始聽到學生可能有同志傾向的第一個情緒反應，很可能就是認為這學生「有問題」，或許需要接受「輔導」，而這樣的輔導和其他學生因為男女生之間的感情問題所需要的輔導，似乎是被老師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的。阿寶說，老師們在處理同志個案時，很容易不自覺的模糊焦點，原本學生要求助的，可能是不知如何處理他和對方兩人世界之間的問題，但是當學生口中的另一半，是和他同樣性別的時候，老師們所輔導的方向，不知不覺就會演變成輔導性向的問題，而不是真正去協助學生處理感情問題。

同盟的第二任會長大尾老師，則對於同志教育的現況持較樂觀的態度。大尾說，其實現在這個世代的學生，有非常多的機會和資源，很方便的就可以去獲取這方面的資訊。而年輕一輩的老師之中，也有越來越多老師開始主動去接觸同志教育方面的議題，甚至像是他所任教的高中，演辯社每年辯論比賽的題目，幾乎都有像是「同志結婚該不該合法化」的演辯題目，顯示出同志議題已經不再像是過去的那種禁忌話題，大部分老師和學生也都能用正面健康的眼光，去談論這樣的話題。大尾說，由於目前高中並沒有輔導課，所以除非是導師或公民老師，通常在學校一般上課的時間，並沒有太多機會或時間跟學生談同志方面的問題，不過他有適當時機跟學生談論的時候，他都會先讓學生盡量去表達他們的看法，他再從旁給予意見，如果情況需要，他也會找一些適合的書籍、相關教材，讓學生參考。

至於老師本身的性向，是否會對教學工作上有任何影響？教師同盟現任會長，目前任教於桃園國中的男性段老師，是同盟成員裡，少數在校園裡表明自己性向的老師。段老師表示，他一開始之所以決定不隱藏自己的同志身分，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給自己創造一個自在快樂的工作環境，況且現今法律條文中，並沒有明文規定對同志工作者要持否定態度，而在實際狀況中，他的表明身分也沒有引起任何後遺症。段老師自信地說，即便是學生家長，也從來沒有因為他是同志，而否定他的專業或對他有排斥的態度。而在學生的反應方面，一開始還是會有學生問他：「老師，你真的是同性戀嗎？」但時間久了之後，學生也就漸漸會對他完全認同，有一次學生甚至主動跟他說：「老師，我現在覺得同性戀不噁心了。」「老師你現在有沒有男朋友？」段老師認為，只要自己的專業是受肯定的，並不會因為同志身分，而影響到原本的工作情況。

段老師指出，社會大眾遇到同志問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模糊焦點，他並強調，在輔導同志學生的過程中，應該要做的，是以一視同仁的原則，針對學生的問題去做討論和協助，而不是刻意去「放大」同志身分，而忽略了問題本身，這樣的輔導，只會越「輔」越「倒」，對學生沒有實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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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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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廢燈管 防止汞污染

【記者謝雯淇／生命力報導】廢日光燈管回收處理，以往因處理技術不夠成熟，大多直接交由清潔隊收取後進入掩埋場。但是日光燈管內所含有的汞及螢光粉，對生物及人體會有直接慢性的傷害，長期甚至可能影響人體中樞神經的功能。環保署曾於一九九○年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公告廢日光燈管為含長期不易腐化及含有害物質成份的一般廢棄物。

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委員會廢日光燈管負責人盛茂仁說，目前只針對廢日光燈管進行回收主要有兩點考量因素，由於它廢棄數量夠大，廠商較有意願投資，足夠維持處理廠的運作，第二點是廢日光燈的處理技術最成熟，而且國外也已運轉多年。對於其他材質的日光燈管，例如，高省電燈泡、滷素燈等，還要再評估它們的回收效益、處理技術是否能夠進行回收等，因此目前並沒有回收其他材質的計劃。

廢日光燈管回收交由處理廠後，玻璃燈管可以拿來利用，作為玻璃的添加物，但是添加仍然是有它的限制存在，螢光粉精煉出的汞為純汞，可以當作溫度計或應用到醫療器材上。盛茂仁表示，目前國內只有一家廢日光燈管處理廠，是由中國電器公司(東亞日光燈)所出資經營的，只需等到七月初左右即可得到營運的最後一張執照。但是，目前也有其他廠商申請設廠。

目前國內兩大製造商中國電器公司、台灣日光燈公司，進行逆向回收已有許多年，中國電器公司經理李煉成說，由於廢日光燈含有水銀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因此基於企業良心，他們從很久以前就有進行逆向回收，不過回收量非常的低。他同時表示，一般家庭處理廢日光燈管都是直接打破再丟棄，因此對於這方面的宣導要再加強。

盛茂仁表示，要回收廢日光燈管目前有三個回收方式，第一，可以透過當地清潔隊的資源回收車，另外也可以交給地方環保機關核可的回收機構，也可以循經逆向回收的管道，交由日光燈的經銷商處理。若民眾還有疑問，可以洽詢環保署資源回收專線：0800085717，會有專人解答回收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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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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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人觀蘭嶼 文化比反核更重要

【記者謝佳振／生命力報導】「為了反核廢料，蘭嶼人幾乎耗盡了大半的時間和精力！」前TVBS蘭嶼特派記者、現任立委高金素梅特別助理的希瑪拉歐斯表示，「過去這二十年來，蘭嶼人前仆後繼地努力反核。但是，除了核廢料之外，一定還有其他議題值得我們思考的。」

在輔仁大學醒新社港安原住民友團等舉辦的「原住民週」專題演講中，希瑪拉歐斯表示，五月初在蘭嶼所發生的反核廢料抗議，主要是不滿政府在處理該議題的思維過於守舊，「台電的人還在用二十年前的舊觀念，如：核廢料是低輻射的物質、貯放地點五公里內不會有污染的疑慮等來面對當地居民。」

輔仁大學一年一度的「原住民週」活動今年由醒新社港安原住民友團、努瑪社和原住民文化服務社合辦，希望能夠透過原住民舞蹈、傳統服裝秀、相關紀錄片及專題演說等方式，讓所有的師生都能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傳統價值。

希瑪拉歐斯表示，今年五月一日的示威是蘭嶼人對反核廢料提出新訴求的具體化行動。「我們要求政府重新規劃遷廠時間，並且首次希望政府為當地居民進行健康檢查。」他指出，當地人曾請台東縣的環保人士勘查當地的輻射劑量，沒想到指數不僅高出台電的數值，且擴散情形早已超出所謂「五公里範圍」的說法。而且當地存放的九萬多桶核廢料中，有四千多桶外部已經破爛腐化，因此才會要政府和台電拿出具體的遷廠方案。

民國六十九年，當第一批重型建築車具登陸蘭嶼時，當時的希瑪拉歐斯和其他小孩子們常常站在卡車和怪手後面猛吸又臭又刺激的柴油廢氣，「那是一種對文明的憧憬和好奇。」但是他認為今天問題最大的關鍵在於「蘭嶼當時並未仔細地想如何接受現代文明的入侵。」八年後的二月二十日，也是農曆新年的大年初四，蘭嶼的老人家們首次發動了反核廢料的抗議活動，使得後來才有旅台族人及蘭嶼當地居民的聯合抗爭活動。

輔仁大學原住民週的工作人員陳昱彰提到，他相當好奇、也試著了解：何以同樣是台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蘭嶼達悟族在文化及社區發展卻遠不及別族的成果。對此，希瑪拉歐斯提出另一個觀點：如果蘭嶼全島的居民都投入了抗議的活動，對於蘭嶼的發展及未來仍會有死角，「在這二十年的抗爭中，當地居民已漸漸失去對族群及文化的認同，甚至無法拯救正在崩解的文化，像是漁團組織。」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反核廢料議題上，當地也會有少數不同的聲音出現，「在蘭嶼，反核是絕對強勢共識，但是少數不強烈反對的原因在於害怕失去核廢料廠發的補償金，將使得已捉襟見肘建設經費更加吃緊。」希瑪拉歐斯表示。

他認為，會有這種想法的人，主要是因為對自己的文化發展沒有信心，加上當地資源無法整合及有效運用，使得族人覺得「沒有補助金就活不下去」。他也說，蘭嶼已經處在台灣政治經濟結構邊緣的邊緣，是地方自治的末梢，但是卻常常在用消耗預算的心態興建一些無用的建設，使得花了冤枉錢，卻還在喊沒錢。

因此，希瑪拉歐斯認為蘭嶼人必須先整合現有資源，並做有效的運用。他說，蘭嶼現在的傳統基礎要先快速整合，「讓當地的六個傳統部落能夠了解所有的權利和財產都是可以共享的。」

另外，蘭嶼也是一個自治示範的例子，這點是蘭嶼人可以再努力加強的部分。希瑪拉歐斯指出，當初蘭嶼提出自治的理念時，台灣島內的反對聲浪相當高。「自治和獨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治是以平等尊重為出發點」，可以促使達悟人確立自我發展的方向。

希瑪拉歐斯表示，「在反核過程中，我們並不是用強勢和弱勢的對立面去達到訴求。反核是關乎人權、人性的議題，它已超乎了強弱競爭的關係，我們並不是弱者，但我們也要去維護人權。」

在這些反核的過程中，也涉及到能給媒體什麼東西，使媒體成為反核的助力。本身從事新聞工作已四年、留職停薪回到立法院為達悟人奔走的希瑪拉歐斯指出，由於有些媒體工作者有種自大強勢的心態，使得有段時間達悟人相當仇視相機和鏡頭，「媒體可以協助分析和報導事件，但是態度仍相當重要。」

他表示，推動原住民文化運動少不得漢人的支持和了解，但是須先告訴漢人子弟如何正確地了解、關心原住民問題。「他們必須先了解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知道能為原住民做些什麼事，新聞工作者就是一個例子。」希瑪拉歐斯緩緩地說，「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和非原住民者溝通問題的機會。」

今年三十多歲，一樣出身蘭嶼達悟族、同時也是希瑪拉歐斯長輩，就讀輔大宗教系的謝金英說，她能理解希瑪拉歐斯所指的文化崩解和消逝的意義。她說，「在我自己做關於蘭嶼原住民文化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傳統的命名儀式已不再受到重視，命名過程對於族人也不再是件慎重的事情了。」看到現在這一代的年輕族人眼中只有錢，卻對自己的文化漠不關心，她只覺得感到相當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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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盃盲棒 前進世界盃

【記者劉懿嫻／生命力報導】 今年的五月四日、五日在板橋大漢橋下舉辦了光鹽盃盲人棒球賽，同時也是為了參加八月第二十七屆世界盃盲人棒球賽的選拔賽，參加的六隊隊伍來自全省各地，最後由歷史悠久的蝙蝠隊奪得冠軍，將有機會到美國芝加哥參加比賽，為國爭光。

打棒球不只是明眼人的運動，光鹽愛盲服務中心多年來推動盲人棒球運動有成，今年的五月四日、五日在板橋大漢橋下舉辦了光鹽盃盲人棒球賽，同時也是為了參加八月第二十七屆世界盃盲人棒球賽的選拔賽，參加的六隊隊伍來自全省各地，最後由歷史悠久的蝙蝠隊奪得冠軍，將有機會到美國芝加哥參加比賽，為國爭光。

盲人棒球運動跟一般我們所熟知的棒球有些不一樣，每位打擊者都要戴上眼罩，當球投出時會發出聲音，球員需要聽音辯位，如果四球揮棒落空，則算出局，在一、三壘部分則設置了有聲的壘包，當球員擊出球時，會有一方發出聲音，球員必須朝發出聲音的壘包跑，如果在到達壘包之前球已被防守球員接到，則算出局，如果防守球員沒有接到，或在接到球前已碰觸到壘包，算獲得一分，而場上也需要幾位明眼人的幫忙，比如擔任投捕手的都是同隊的明眼人，防守方也會有一位觀測員，負責提示球往哪一位球員的方向去。

本次比賽共有來自全省各地六隊參加比賽，分別為由光鹽成立的蝙蝠隊，淡江的紅不讓隊、台中禿鷹隊、台中靜宜天龍隊、台中啟明老鷹隊、宜蘭獵人隊。光鹽推動盲棒主要目的是為了讓盲人同胞也能夠有多一點機會接觸戶外運動，鼓勵盲人挑戰自我極限，勇於追求夢想。很多人透過廣播電視聽棒球賽，也是忠實的棒球迷，能夠親身地動一動，可以增加對自己的自信心，同時也走出戶外，面向陽光，對他們來說再珍貴不過了。執行秘書阮芬芳表示，這次比賽不只是給了視障朋友一個運動的機會，對許多志工來說也是一大心靈震撼，他們除了見識到了盲人如何打棒球，同時也被他們的奮戰精神所感動。

前三名的球隊分別為蝙蝠隊、紅不讓隊及禿鷹隊。據了解冠軍隊伍能夠有六位球員參加八月在美國芝加哥的世界盃盲人棒球賽，第二名球隊則選兩名，第三第四名球隊各一名球員，加上教練、領隊、志工、翻譯，一趟行程下來所費不貲，預計將需要約一百萬元，目前經費仍無明確下落，光鹽積極募款希望能完成參加世界盃盲棒賽的夢想。擔任本次大會的會長立法委員江綺雯在開幕典禮上表示會全力協助募款一事，開幕儀式上還有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建煊，立法委員蔡家福，體委會副主委陳榮盛等人，每個人也都一一下場體驗蒙著眼打球的滋味，並答應幫忙找出國費用。

阮芬芳表示，參加比賽的這六支隊伍也是全省僅有的六支盲人棒球隊，要成立盲棒球隊最需要的是有熱誠的明眼人來帶動，因為在比賽中擔任投捕的明眼人通常也都是球隊的教練，由他們負責訓練球員擊球以及守備。擔任台中禿鷹隊的教練林春佑，平常是計程車司機，比賽到了，一樣放下自己的工作隨隊北上。還有擔任蝙蝠隊教練的陳天賜和吳鈞正，都是來自輔大醒新社愛盲隊的成員，幾年前因為到新莊盲人重建院服務，因而結識了這些隊員，於是自願來陪他們練球、打球，而另外兩支淡江紅不讓以及靜宜天龍隊，球員便是來自校園裡的視障生。其他隊伍的成員多半是從事按摩業的社會人士，平日的工作只能運動到他們的手指，現在能夠出門來活絡全身的筋骨，有益於他們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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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視障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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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座視障錄音室 自播自控展專業

【記者徐郁芬／生命力報導】李繼吾說，「我們的廣播強調以不同的聲音，是有愛的聲音，希望大家透過這個聲音，能觸及最基本的善心，把愛發揮出來。」伊甸本著當時做廣播節目的初衷，希望藉由廣播，讓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跟了解，進而接納他們﹔也希望呈顯身心障礙者本身專業的廣播主持功力，塑造視障廣播人才。

座落在一條小巷內看似狹窄的伊甸廣播錄音中心，對視障者來說卻是一個可以盡情翱翔在音樂世界的桃花源，首座無障礙廣播錄音中心於今年三月中開幕，運作已有一段時間的廣播中心，希望藉由正式的開幕儀式，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一方面表現視障者在音樂相關領域是有發展性的，一方面也為視障者提供了一個新的生涯職種規劃。　　伊甸廣播錄音中心的負責人李繼吾說，「只要我們有機會，只要有一個無障礙的設備、環境，視障朋友也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錄音師或廣播主持人。」伊甸廣播中心的設備大致上與一般錄音室並無不同，只不過它多了一些貼心的設計，提供視障者最重要的資訊─點字輔具，小至每一片ＣＤ，每一樣器材與設備都有附上點字說明，並將通道拓寬，提供了視障者學習廣播的一個良好的環境。

李繼吾本身也是一位視障者，接觸廣播十五年來，不間斷的熱忱，不但造就了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廣播錄音師，也幫助了其他有著一樣對廣播有興趣及天份的視障者進入無障礙的廣播世界。李繼吾回憶著當年自己學習的經過，是憑藉著旺盛的求知欲與一份對音樂的執著，從完全不懂開始自己摸索，到有別的錄音師抓著他的手去摸一些機器的功能，一點一滴地累積自信心；早期為了做一個廣播節目，沒有錄音間的情況下，藉著倉庫的吸音效果，他扛著器材，就地錄起訪問節目來，也曾苦於無效果器修飾演唱節目的內容，借用男廁做迴音效果，節目來賓開玩笑地說真像是「臭彈」呢！

伊甸自民國八十三年設立廣播職訓班以來，至今已栽培了六、七十位廣播錄音與製作的成員，實際直接或間接投入錄音機構的大概有二、三十位，李繼吾表示，當初伊甸會從事廣播錄音人才方面的培訓是希望在視障朋友的生涯職業規劃上，幫助他們開闢更多的管道，打開音樂的殿堂。視障者對於聲音是特別敏銳的，也因為看不見，在工作時會更加倍認真且心無旁騖，而且在盲人教育裡面，視障朋友最喜歡的就是音樂，廣播錄音技術是一個值得開發的專長。

李繼吾並提出，目前視障朋友有百分之九十是以按摩為主業，從事音樂工作的有百分之五，從事廣播的約有百分之二點五，其他的佔剩下的百分之二點五。在錄音廣播方面，除了節目的製作與主持，另外像有聲書、有聲雜誌的製作，也可以將廣播錄音工程運用在音樂製作方面。從事音樂工作的視障者會接受邀請，靠個人的音樂素養、演唱、獨奏獲得表演機會，例如與捷運公司合作的街頭藝人，一週兩場表演，一個月的收入也夠生活，另外還有從事音樂編曲，成立音樂工作室者。

但是，他又說，雖然政府規定一般企業必須僱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礙人士，而要幫助身心障礙者就業，必須先找出可以替代不便處的工具，但是人們先入為主的刻板觀念，從一開始就否定了他們的專業能力，這才是要極力去排除的困難。

妙妙龍林美君與寶貝龍陳蓉蓉目前正從事兒童節目策劃與主持，林美君說，這裡提供了一個完全可以自播自控的環境，廣播讓她學到了不少，尤其是兒童節目製作是很精緻的，許多主題都是扣緊生活上的小細節，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鍋碗瓢盆製造一些像下雨、打雷的音效與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都很有趣。

陳蓉蓉也表示，整個節目的企劃包括文字上的寫稿工作都要自己來，特別是兒童劇的製作，細膩又有趣。在廣播上，當然也期盼自己能有一片天空，但是她也指出了目前這方面的教育資源不足，甚至有不如本科系的感嘆。

一如最初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廣播，讓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跟了解，進而接納他們；也希望呈顯身心障礙者本身專業的廣播主持功力，塑造視障廣播人才。李繼吾說，「我們的廣播強調以不同的聲音，是有愛的聲音，希望大家透過這個聲音，能觸及最基本的善心，把愛發揮出來。」

李繼吾說，我們的設備不敢說是最新最好的，但是「與其我們默默地做，不如讓社會大眾知道我們這裡有一群視障朋友在這裡願意幫您用聲音寫日記，用聲音幫您紀錄生活的點點滴滴，音樂與聲音要譖麼樣來運用，其實視障朋友是最好的魔術師，我們靠的不是機器，而完全是靠對聲音的獨特的敏感。」希望這也是為想要進入這個領域視障者開啟一扇門，有共同興趣的視障朋友們，在一個有共同認同的地方，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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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樂視障傳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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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艾」的牢路 永不孤單

【記者黃雅暖／生命力報導】嬌小的身材，披肩的長髮，和爽朗的笑聲，她是中聲廣播電台星期日晚上八點到十一點「歡樂流行派」的主持人－艾艾，她見面第一句話說的是：「你有趕時間嗎？因為我話很多。」　

本名林妍如的艾艾，主持「歡樂流行派」已經四年多了，她說，受刑人在監獄裡所能接受的資訊只有報章雜誌、電視和廣播，而「歡樂流行派」就是一個完全以服務監獄受刑人及其家屬為主的廣播節目，百分之九十的聽眾是監獄受刑人，剩下的百分之十則多是受刑人的親友。艾艾說：「因為我們只做受刑人的東西，所以一般人是不會來聽我們節目的。」

中聲廣播電台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一日創台，以AM864仟赫開播。為當時台灣中部地區，唯一之民營廣播電台，台址設於台中市光復路一三四號。自製節目多以「弘揚基督博愛精神」，關懷並服務社會為主要特色，而從八十七年開始製播節目「歡樂流行派」，為監獄中的受刑人服務。

當初企劃「歡樂流行派」的負責人李振宇說，做廣播的本來就比較敏感，那時候是因為剛好有別的節目受到受刑人的來信，這讓我們想到，原來還有這個被遺忘的族群，而且他們又是社會上弱勢的一群，於是就想到替他們開闢節目來服務。而艾艾當初會進入中聲電台完全是陰錯陽差，她說：「我以為電台缺的是會計，沒想到卻是節目主持人，只好瞎掰一番，說自己很有興趣之類的話，也有可能是我劈哩趴啦講了很久吧！於是就被錄用了。」進入電台後，她先練習播報台語新聞，當時不會講台語的她，還曾經一個字一個字的標上注音，她說：「聽不出來吧！我現在可是說得很『輪轉』。」

談到「歡樂流行派」，艾艾馬上收起笑容說：「這樣的節目我們算是第一個，而且沒有人比我們做的更好、更仔細，更貼近受刑人。」在長達三個小時的節目裡，有「一周要聞」，要聞指的並不是一般的新聞，而是跟受刑人相關的新聞，例如法務部新頒布的條文規定等，讓受刑人可以獲得最直接、最有用的資訊。接著是「空中讀書會」，艾艾說，其實監獄就好像學校一樣，也有分忠、孝、仁、愛等班級，各個班級每個月都會舉辦一次讀書會，只要寄邀請卡來她就會帶著錄音機去參加，把受刑人上台發表的讀書心得錄下來，在節目中播放。她說：「這麼做是要讓受刑人的家屬知道，他們的子女在監獄裡面也是有在唸書的。」

另外像是「周日晚點名」，這個單元佔一個半小時，相當於整個節目一半的時間，就像是一般電台節目的call-in點歌單元，只不過因為聽眾是受刑人，所以將call-in改成信件。艾艾表示，她平常沒有節目的時候，不是參加讀書會就是整理信件，雖然這個單元的時間已經很長了，但每個人還是只夠播半首歌左右，她說：「有些歌只聽到前奏就結束了，這也沒辦法，信實在是太多了。」最後是「空中懇親」，這是提供給受刑人家屬的一個單元，主要是讓家屬可以call-in進來問候受刑人，call-in的情形相當踴躍。艾艾說，這個單元她的台詞通常只有「歡樂流行派，請說。」因為她只要多說一個字，就是多浪費家屬一秒鐘。

艾艾說，主持受刑人的節目並沒有什麼限制，但只要是會影響囚情，例如總統大赦的新聞或是負面的消息，像是逃獄的新聞，這一類的她一概不報。乍聽到「歡樂流行派」的節目名稱時，很少會讓人聯想到是跟受刑人相關的節目。她說：「娛樂包裝教化，是我十分強調的。因為監獄本身就是一個悲情的化身，何必在節目裡再搞得大家哭哭啼啼的。」所以在主持節目時，她盡量都是以搞笑的形式來娛樂受刑人，也就是她所說的「激情」和「熱情」。因此在三個小時的節目，和沒有任何廣告時間的情況下，她常常是在節目結束後累得筋疲力盡。

艾艾的舉止低調、不張揚，平常在自我介紹時，很少提及自己是個電台主持人。同樣在電台擔任主持人的陳雅芳說：「她也常常邀電台的同事一起去監獄服務。」雖然年紀輕輕，生活的重心卻都放在受刑人身上，除了在節目裡替受刑人服務外，下了節目後還擔任更生輔導員，從事更生人出獄後的心理輔導工作。就連言談中，也無一不替受刑人著想。例如艾艾偶爾會彈彈古箏，她開玩笑地說：「改天失業還可以去彈給他們（受刑人）聽呢！」她還說，因為監獄的生活十分無聊，所以她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可以替受刑人辦一場演唱會。她說：「我現在在考慮買樂透，等到中頭獎，演唱會就沒問題了。」

艾艾說，現在監獄的回籠率實在是太高了，這是她最擔心的，但她卻常常告訴自己，救一個是一個。她沒有想過要離開的問題，只要可以的話，她會一直做下去，因為在商業的考量下，不會再有別的電台願意讓她這麼自由的放手去做，最後她說：「受之點滴，報以泉湧。既然電台給我這麼好的機會，我就要替受刑人做到最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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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聲廣播電台

台灣台中監獄

台灣台中女子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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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橋愛心工作坊 便利就業路

【記者陳敏慧／生命力報導】悶熱的台北午後，走進位於三重醫院內一樓的心橋愛心工作坊。店裡乾淨整齊、排列有序的商品陳列在只有不及十坪大的地方，社工陳瑞玲親切地向客人喊：「午安」，志工媽媽與學員們辛勤地整理貨櫃架上商品，這裡是專為精神障礙者設立職場適應的中途之家。

談到為什麼想成立庇護商店，心橋愛心工作坊負責人陳瑞玲說：「我發現許多精神障礙者在就業上多半作些清潔的工作，其實有許多精障朋友有能力去從事更好的職業，如果因為他們生病的關係，而忽略了他們具備的潛能，對他們而言是非常可惜的。」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心橋工作坊的社工們決定開設實習商店。

心橋愛心工作坊在今年二月一日正式成立，附屬於北縣康復之友協會下。距離現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從一方簡陋、陰暗的空室到現在布置溫馨整齊的商店，簡直有天壤之別。商店負責人陳瑞玲說，商店還沒有開幕前，店內布置、商品的詢價上價、清潔打掃都是和學員（精神障礙者）、學員家屬們齊心協力完成的，小巧的商店，販賣內容多以民生用品為主，有時候也會聽聽客人的意見，販售他們所需的物品。

心橋愛心工作坊學員的工作方式採四個小時輪班制。每天會有六位學員輪流值班。除此之外，還有兩位義工媽媽輪流負責輔導學員們的工作。義工黃媽媽說，在這裡純粹是幫忙，自己的孩子也是精神障礙者，到這裡幫忙是回饋協會幫助她和孩子的心意。「在這裡，我覺得每一位成員都很認真，最辛苦的其實是他們」黃媽媽說。

陳瑞玲說，心橋愛心工作坊的商品多半透過中盤商來訂購，比較特別的是商店內所販賣的衛生紙向廠商訂購，是以一卡車的運輸量為單位。但是愛心商店很小，不能容納這樣多的衛生紙，義工朱媽媽就負責到大賣場去找尋採買最便宜的衛生紙，然後拿到商店裡頭販賣。社工和義工媽媽平常教學員如何處理商店事宜，譬如教他們貼商品的標籤、整理商品、金錢的收納等。

心橋愛心工作坊的學員多半是自心橋社區復健中心和醫院轉介給商店。以陳瑞玲招收學員的標準來說，還是傾向選擇病情比較穩定的學員留下來實習。原則上，學員們實習的時間訂為六個月。陳瑞玲說，學員們實習過程是以「從做中學」的方式，「當我坐在收銀機前，和客人閒話家常的時候，就是希望學員們能跟我一樣，不害怕和陌生人說話。」「剛開始，他們也許會覺得自卑害羞，久而久之，疏離害怕的感覺會減少，慢慢懂得和人相處的方法」陳瑞玲表示。學員小麗（化名）不久之前加入了愛心工作坊的行列，工作態度良好的她，面對人群還是有些怕生。小麗靦腆地說，這份工作不會很累，做起事情來還挺快樂的。

在商店工作，最重要的觀念就是維持好和客人之間的相處和互動。陳瑞玲說，她常常會教導學員一個觀念，這個社會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時會遇到比較不講理的客人，即使讓自己生氣，也不能和客人起衝突。有時候陳瑞玲和義工朱媽媽、黃媽媽就會負責平撫學員情緒問題。

成立不過短短的三個月，現在的心橋愛心工作坊在三重醫院已建立起一個口碑，每天早上總會見到絡繹不絕的客人。陳瑞玲說，雖然這是一個由精神障礙者組成的商店，但是他們還是有能力做到和一般便利商店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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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會服務團 東海二十年承傳

【記者林佳緯／生命力報導】「別人不做，我來做。從頭做到尾，不做蜻蜓點水，不怕沒機會，只怕機會來了沒有能力去表現。」東海大學學生社會服務團，懷著這樣的心，替社會盡心盡力。不只搏得「鄰近社區好朋友」的美名，這種熱誠，也替社團中每個人的大學生活多添一筆色彩。

東海大學學生社會服務團即將在下學期創辦滿二十週年，參加學生社會服務團的得大於失，讓很多人往往在大一加入後，就捨不得離開，即使時間幾乎都得消耗在一連串的活動排演、寒暑假出隊，課業無法兼顧，熬夜乃常有的事，但這個大家庭的友情仍然把大家緊緊繫在一起。現任社長蔡振銘感慨的說：「也許曾經力不從心，或許曾經喪氣失望，但是，我從不後悔自己加入這個大家庭。」

東海大學學生社會服務團共分四個支隊，每年寒暑假會分別到小學辦類似夏令營的活動，小學範圍以台中、彰化、南投為主。通常活動大概七至八天，小朋友早上來營隊，晚上就可以回家，活動不採過夜方式，一方面是怕家長擔心，一方面隊員人手也可以全力投注在營隊設計內容上。在以前，辦理的寒暑營隊長達一個月，但一個月駐隊睡在山上小學的教室裡，有些隊員會想家，有些隊員家長也不放心，因此慢慢縮短為今日的七至八天。

寒暑營隊活動內容的設計上，早上以靜態的文勞活動為主，譬如做勞作、寫生、紙黏土製作、資源回收等，下午則是精心設計的闖關大地遊戲或球類比賽等，旨在教導小朋友團隊精神的重要。除了與小朋友的互動，他們也很重視與社區居民的交流，媽媽教室就是其中一個活動，教授一些簡單茶點、手工藝的製作或土風舞、華爾滋教學等。他們也協辦了社區聯歡晚會，透過國小學生和居民的表演，增進彼此感情。另有親子營晚會，設計一些親子互動的遊戲，讓小朋友與父母親之間更親近。除此之外，服務團在閒暇時，也會出隊幫當地社區清掃環境，或幫忙協助清理圖書館、活動中心。

社團中四個支隊每週都有自己的餐會，另外還有自己的網頁，供團員聯繫感情。因為社團是採昇級制，團員之後升支隊幹部，之後升隊長，出過三次隊以上就成為顧問，顧問不用每次出隊，負責新進團員的問題解惑與經驗傳承，往往升上幹部之後，才會對整個社團比較熟悉，跨支隊交流感情，而不只單單跟自己支隊團員。一個百來人的社團，當然有一定規模，良好溝通互動有相當的重要性。

而為了能讓社員很快地融入社團的運作，在學期中還有一個「模擬出隊」的活動，一至二天，但只要是社員就得出席，一次模擬出隊往往就百餘人，這是一個給大家在寒暑營隊之前先體會一下團體生活的機會。

正如社長蔡振銘所說；「參加學生社會服務團，絕對沒有限制，重要的是社員有沒有一顆肯學的心，肯服務的熱忱」，東海大學學生社會服務團步出學校，走入社區，從為小朋友舉辦營隊到協助社區聯歡晚會，對於社會關懷，他們選擇參與其中而不是冷眼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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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E大使 台灣E起來

【記者呂嘉鴻／生命力報導】第一次在台灣舉辦的「環保E大使」選拔活動，已於日前正式開始。這次選拔活動，將從參與本活動的中、小學生隊伍裡面，選拔出五隊優勝隊伍，除了有獎金之外，並將前往瑞典參加國際賽，並接受表揚。授予承辦本次活動的台灣學校網郭瓊隆表示：「本次活動，是企業有鑒於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於是希望廣召關心自己週遭環境的中、小學生，組成五人小組的團隊，為自己的社區、校園把脈。做出觀察後，提出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並把成果以網路的方式呈現。」

郭瓊隆並表示這次活動引起很大的迴響，全台各地至四月底截止，共有七十六支隊伍通過初審，獲得參賽資格。競賽活動依性質分為生物多元化、消費活動、能源、水資源及交通五大類別。這次活動將在五月底選出優勝隊伍。「比賽內容希望是以學生為主體，故隊伍互評是評審評分之外的另個重要給分方式。」郭瓊隆說。

此外，帶領學生參加這次競賽的苗栗縣新港國小「水晶餃」隊許洲郎老師表示：「想藉由這次的活動可以讓學生了解到我們生活週遭的環境品質，並希望在過程中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社區的現況進而以『環保小尖兵』的身份去影響到學校及整個社區，使社區的環保意識抬頭讓社區的未來更美好。」水晶餃隊主要是要調查後龍溪水資源的使用情形及污染狀況，發現問題及提出他們認為可行的解決之道並喚醒新港社區民眾對於水資源的環保概念。「後龍溪是我們的母親河，我們應該盡力去保護她，讓她乾乾淨淨的長存在這個世界上。」水晶餃隊的小朋友們在競賽網頁上如此說道。

另外一組由台北市民生社區的國中國小學生所組成的「招蜂引蝶」隊，則是在電腦才藝班老師王美瑛的領導下參加比賽。目前就讀民生國中一年級吳季衡表示：「當初因為王老師有帶我們認養在社區的公園，又由於住在都市裡，污染太嚴重，因為這樣，所以蝴蝶對我們來講並不多見。而且又想要再使蝴蝶在台北都市裡能夠再見到牠們的風采，所以我們想了很久覺得用我們的努力來『招蜂引蝶』是最好的辦法。」

吳季衡表示，由於目前乾旱氣候一直持續，他們在社區公園復育蝴蝶的行動，受到很大的阻礙。經由這次活動，他跟組員有了很多收穫。「讓我們知道在自然界中，昆蟲(包含蝴蝶)牠們代表了四季的象徵，也各自在生態系中擔任食物鏈中重要的一環，由於人們的經濟活動將外表美麗的蝴蝶，做成標本賣錢，而且我們查過資料政府對於蝴蝶並沒有專案的保育工作，所以平常人們的破壞，讓環境越來越糟，蝴蝶及其他昆蟲都不容易生存下去,所以我們了解人才是破壞自然環境及生態平衡的大殺手，希望由我們開始從此以後不再惡意破壞！」吳季衡說。

這項由企業所舉辦的「環保E大使」選拔活動，各小組所作出的成果將在比賽後上傳至網站上與大眾分享這些青少年們為關心台灣環境所做出的成果。


延伸閱讀

台灣學校網

台灣學生海洋冒險

中華民國環保生活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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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安老所 為老人佈置溫暖的家

【記者張予晅／生命力報導】「要讓貧病殘障者醫護有方，要讓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仁心濟世一貫主張。」在仁濟安老所的落成啟用感恩聚會上，仁濟院的基督徒詩班獻唱仁濟院院歌，用歌聲唱出他們推動社會關懷的精神。

私立台北仁濟院設有醫院、安老所及兩處療養院，附設機構之一的仁濟安老所歷經二年改建，新大樓於今年五月四日，在淡水鎮原院址正式落成啟用，前安老所所長，現任仁濟院總院社會組主任王聰輝說：「舊安老所是民國四十七、四十八年設立的，當時最好的設備及環境，現在都太過老舊，我們到日本的老人福利機構『浴風會』觀摩，花了二年時間改建，希望能提供需要的老人舒適的養老地方。」

仁濟安老所主任張千黛表示，安老所提供三十個床位免費安養及照顧，只要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身體健康並可自理生活，持有低收入資格的老人，皆可免費居住﹔另外還開放自費安養，讓喜歡這個環境、想在這裡養老的六十歲以上老人，或申請同住的配偶，可付費居住﹔若是住在安老所後，有年長者身體日漸退化，安老所也會提供特別照顧及看護。

安養大樓前的大庭園種了許多花草、樹木，碎石子舖成的走道，一旁還有石桌椅供人休息、聊天，安老所備有運動器材，像跑步機、撞球桌等，讓老人家可以有簡單的運動，也有打牌桌、卡拉ＯＫ室等休閒娛樂設施，「老人家都很喜歡待在卡拉ＯＫ室，用唱歌紓解心情。」王聰輝笑著說，除了室內活動，有時也會帶老人家去郊外走走。

從交誼廳整面的透明玻璃可看到淡水河、觀音山，高齡九十一歲，拄著輔具的張姓阿媽望向窗外，用清楚有力的閩南語說：「住這裡就像是住別墅一樣，都不想走，很舒適。」一旁探望她的女兒也跟著點點頭說，這裡不錯。

主任張千黛表示，安老所還開放團體申請，希望能有人願意來帶活動、陪伴老人。例如淡大服務性社團親誠團，隔週的週休二日都會來服務，學生方寵惠表示「我們的社員會輪流過來安老所，有時候會帶些小遊戲，不然就陪阿公阿媽聊天、下棋。」，而覺得在這裡很有收穫的陳郁雯也說：「來這裡就是陪在他們旁邊，多跟他們講話，國語台語都可以盡量說，他們也會說他們以前的事，這讓我變得比較知道怎麼跟爺爺相處，我現在就常常會打電話回去跟他聊天。」

除了老人安養，仁濟安老所希望也能幫忙鄰近的淡水鎮居民推動安養服務，張千黛表示：「我們可免費租借一些幫助行動不便的人的輔具，等到他們復原或不需要輔具時再拿回來，讓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安老所也會舉辦一些養護講座，讓大家更知道如何照顧家人，此外，仁濟醫院的醫師還會定期在安老所看診，開放社區醫療諮詢。

仁濟安老所秉持著台北仁濟院的宗旨：用仁心濟世的博愛精神服務人群，主任張千黛期盼地說：「讓這裡成為長者另一個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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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格拉樂阿烏 從排灣女性出發

【記者簡明珊／生命力報導】身為漢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後代，利格拉樂˙阿烏(女烏)從原先「漢人認同」，到後來「原住民認同」，並在其中意識到自己「原住民女性」身份，再從原住民女性觀點出發，找尋自己排灣族的歷史，同時發現其他部落的真實樣貌。她以田野觀察方式，親自探訪每個部落，聆聽上一代原住民的故事，觀察原住民部落的問題，包括傳統消失、母語流失等，再以散文和報導文學方式書寫出來。前後出版《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穆莉淡》、《紅嘴巴的VuVu》等書。對於自己「原住民女性身份」，她曾說：「除了關心原住民女性處境外，還要關心原住民問題，因為原住民一旦消失，也沒有原住民女性的存在。」背負「族群」和「女性」雙重角色，及本身混血身份，阿烏對自己的角色認同和生命經驗感受特別深刻。

「我在十七歲以前，都認為我是外省第二代。」利格拉樂˙阿烏表示。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排灣族，阿烏從小卻認為自己是漢人。她說，小時候住眷村，母親和另一個原住民阿姨，常被閩南或客家太太欺負，說她們是「蕃仔」，阿烏看到原住民女性的處境，加上母親常告誡她「不要告訴別人自己是原住民，以免受到歧視」，所以在成長過程中，她都認同自己外省第二代身份，使用漢人名字並說漢語，以保護自己。

「很多原住民女性嫁給漢人，婚姻常不幸福，最大的原因是漢人歧視原住民。」阿烏認為，即使歧視不是來自丈夫，也可能來自丈夫的家庭，因為他們認為原住民是另一世界的族群。她說，這個社會對待原住民，常因不瞭解而排斥，像她母親和母親的姊妹都如此。而她讀小學時，遇到白色恐怖，父親被人家檢舉「匪諜」，所以老師視她為「匪諜的女兒」，加上她的膚色黝黑，一眼就看出原住民血統，所以被老師雙重歧視。「我一直到國小四年級，老師都叫我站著上課，但她沒有告訴我原因，是後來聽別人說才知道的。」阿烏說。

父親死後，母親帶阿烏離開眷村，回到排灣族部落，她才知道自己也有一半原住民血統。她說，母親所屬的排灣族群系，是一個母系社會，繼承權和孩子的歸屬權屬母親家族，但兩性仍享有相對的權利和義務。而她認為外婆VuVu影響她很大，因為她做家族及部落田野調查時，從外婆身上看到一個女人自己的選擇，不管是婚姻或生活，都依自己意志決定，不管別人眼光，讓她很感動。後來阿烏嫁入泰雅部落，而泰雅族是個父系社會，女人選擇權和自主權比較少，如婚姻決定。但她認為，並非父系社會女人就必須聽命於男人，像她常和丈夫互相協調溝通，表達她的想法，而丈夫也會尊重她。「可能因為我有排灣血統，而排灣女人的韌性和強悍性格，給我很大的力量。」她說。

阿烏表示，丈夫瓦歷斯˙諾幹對她影響很大，讓她意識自己是「原住民」，而非過去她認為的「漢人後代」。她又說，她和丈夫創立「獵人文化」雜誌，以散文和報導文學方式，將原住民的處境和挫折呈現出來，並開始從事原住民運動，希望漢人平等對待原住民。但參與雜誌過程中，阿烏發現大家只提到丈夫，即使她的表現和付出並不比丈夫少，而參與原住民運動中她也發現，大家只討論「原住民男性」問題，對於「原住民女性」處境改善，卻很少提及，且女性在參與運動過程中往往只是倒茶水或處理雜事，並沒有跟男性一樣有相同地位，因此她開始以田野調查方式，從「原住民女性」觀點出發，描寫她的家族女性和其他族群女性的故事，讓大家知道原住民女性的面貌，並在台灣時報上發表〈騷的過火〉一文，批判原住民男性的沙文主義，忽略原住民女性在運動中的位置。

「我常用『樓上樓下』來批判漢人女性，尤其是都會中產階級女性，因為她們從不知原住民女性的存在。」阿烏認為，原住民女性是住在最底層一樓的人，學歷低且視野窄，但她們有很強的韌性。而住在樓上的漢人女性，學歷高且經濟自主，雖然她們也受到三樓的男性壓迫，但至少不是最底層。而那些樓上的女性，往往忽略原住民女性的真實處境，除用漢人女性觀點看待，還替原住民女性發言，婦女運動也從未將原住民女性包括進去。　　阿烏又說，原住民女性可說是「三層迫害」，除漢人歧視，也受到原住民男性的壓迫，而所有政策制訂、社會福利、工作機會或生活問題，幾乎未考慮過原住民女性需求，像在都市工作的原住民女性，因為教育水準低，又要跟原住民男性競爭，工作機會很少，而留在部落的原住民女性，根本沒有就業機會，只能以農作物或手工藝生活，可說是弱勢中的弱勢。

身為阿烏好友的楊翠表示，阿烏是個外柔內剛，有非常強的韌性的人。跟漢人女性不同是，阿烏以貼近生活真實的方式，自己去感受不管是原住民世代的斷裂、族群遭遇，及原住民女性的處境，讓她啟蒙到這個世界並非單一族群所組成，除了漢人族群外，還有原住民的存在。而阿烏的漢人原住民身份也衝撞她的生活經驗，體悟女人與女人之間，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支配和差別待遇。楊翠強調，阿烏是一扇窗口，讓她看到不一樣的女性處境和生命經驗。

近年來原住民議題日漸受到重視，日前政府更提倡原住民母語教學，要重拾原住民的文化傳統。針對這現象，阿烏表示，很多人批評原住民後代不認同自己原住民身份，或不記得自己部落傳統，她覺得責任並非原住民應該承擔，因為他們被迫漢化，接受漢人教育，但那根本不該是原住民應該學習的。她說她的孩子在學校因為原住民身份被歧視，她除告訴他們是「人」，有權利被平等對待外，更認為政府不該剝奪原住民權利，「像我不該用利格拉樂.阿烏來代表我的名字，因為那是漢字，我的名字應該是Liglav A-Wu，而且我也不該說漢語，而是排灣話。」阿烏認為，媒體的報導並不等於改善原住民處境，她希望更多原住民女性站出來替自己發聲，讓大家知道她們困難和需要。

從「外省第二代」到「原住民」，再到「原住民女性」認同，阿烏最大希望，就是當個「人」，有同樣選擇和機會，同樣平等的位置。「我現在做的，除難過以前看見母親受到歧視和欺負，更希望以後我的孩子看見他母親，不是這樣的處境，而是一個完整的，有權利義務能自由選擇的人。」阿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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