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巧君／生命力報導】
「台北波西米亞」是台灣第一部捕捉小劇場工作者身影的紀錄長片，身兼詩人，電影導演和劇場的鴻鴻以真實的日常記錄為基礎、用質樸的手法拍攝他們一年來生活的點滴，探索一群只問耕耘、不求聞達的年輕藝術家的心態，挖掘他們從事小劇場的獨特因由。「台北波西米亞」於四月十五日在公視的紀錄觀點首播，影片關心這些在小劇場的默默工作者，如何在嚴苛的生活考驗下徬徨與尋找，自我提升或沉淪的歷程。
「小劇場人是怎麼養活自己的？」波西米亞在十九世紀泛指巴黎那些像吉普賽人一般貧困卻反叛的年輕藝術家與學生，「台北波西米亞」想要記錄的，便是一群生活在台北，在社會底層、在城市邊緣漂泊浮盪的劇場工作者。影片中七位主要的拍攝對象，分別在不同劇團從事導演、表演、設計、行政等工作，時而身兼數職。片中出場人物達四十餘人，包括七個劇團一年來排練、演出的精彩片段。鴻鴻表示，「希望觀眾藉著這部影片瞭解這群不拘世俗規範的人的執著，同時也給自己的生活價值觀帶來反思。」
鴻鴻捨棄已經成名的劇場工作者，拍攝的主角大都為「沒有名」的劇場工作者。鴻鴻強調，有太多劇場人靠打零工為生，一個月只要一萬元就可以過活，雖然物質條件貧乏，卻堅持走在劇場的道路上，這些人正是他想記錄的對象。他們或者失業、或者兼差、或者有一份暫時性的職業，但生活的重心永遠是在劇場。
從事劇場工作既辛苦又不賺錢，但是對於長年來熱中劇場創作與演出的他們而言並不覺得在作任何犧牲，甚至覺得自己比大多數人過得更快樂。柳春春劇團的導演阿忠雖然殘障，但是仍然投注許多心力在戲劇上。阿忠在片中說道：「家人覺得搞小劇場只會浪費錢，卻不知道那是他兒子生活最大的快樂。」他的夥伴許逸亭在阿忠失業後成了劇團經濟來源最大的支柱，必須把大部分的薪水投資在劇團上，儘管生活貧困，但是為了戲劇，她無怨無悔。許逸亭說，「在應徵工作時都會讓別人了解我有在搞劇團，這樣才會有更多的時間排練。」
「我父親認為最大的快樂是要甚麼就能有甚麼，但是對我而言，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堅持自己的理想才是最大的快樂。」馬照琪在片中用堅定語氣說出了內心深處對戲劇的執著。她是紐約大學劇場教育碩士，曾經在巴黎留學，目前是莎士比亞姊妹們的劇團老師以及翻譯，並且活躍於小劇場演出。
河床劇團團長葉素伶平時靠擺地攤維生，常常需要和警察賽跑。雖然這樣的生活很辛苦也很疲累，但是要劇場的機會一召喚，她就奮不顧身地拋卻一切，奔赴排練場。「自己沒錢沒關係，劇團不能沒有錢。」她也和其他人一樣，平時生活寧願拮据一些，把錢投資在喜愛的戲劇工作上。
導演鴻鴻本名閻鴻亞，是詩人、也是著名的劇場及電影導演，「台北波西米亞」是他第一次完全親自拍攝和剪輯的紀錄長片，「以同是劇場人的身分掌控鏡頭，他們沒有戒備心，所以鏡頭下的他們都是最自然最率性的一面。」相較於小劇場工作者貧困的生活，同樣是小劇場導演的鴻鴻不諱言自己比他們幸運很多。他說，「我常有機會到處為別人上課和演講，不靠劇場賺錢，所以可以比較放心的投入小劇場工作，但是他們可能沒有這些機會。」不過他強調，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創作去努力，「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只要你願意犧牲生活上一些東西。」
小劇場是非主流的表演藝術，給人的印象都是非寫實的表演，因此不像主流劇團如屏風表演班和綠光劇團受到廣眾的喜愛，因此常常會讓人覺得那是另類的藝術，一般人不容易看懂。對此，鴻鴻表示，「藝術不一定要大眾化，任何創作都是主觀的，但至少要必須要透過教育讓大眾了解基本藝術創作的過程。」他說，相較於大劇場，小劇場對社會的抗議性更強，他們常常把這樣的理念投注在創作上。他表示，台灣小劇場的推廣需要從社會教育做起，讓全民都能了解和尊重小劇場的戲劇藝術。「任何一種藝術都需要學習，小劇場需要結合政府和媒體的力量去推廣，落實到全民教育里。」
從事劇場工作十餘年，鴻鴻說，早在十年前就有拍攝紀錄片的想法，包括早年台灣小劇場工作者田啟元、陳梅毛等人，都是他想拍攝的對象。可惜，時機未成熟，一直未付諸行動力。他說，其實台灣小劇場面臨的困境是全世界劇場都普遍存在的問題，「環境讓小劇場工作者斷層，新一代的年輕人找不到創作的資源。」但是他樂觀的表示，「如果這批人熬不住，還是會有人幫他們熬下去。」
「我的每部片子都有不同的風格和目標，我做過的事情就不會再做了。」鴻鴻表示，未來還會繼續拍電影和拍紀錄片，但是一定又是另外一個載然不同的題材。他過去以詩人的身分把文學人口和戲劇人口結合在一起，現在更融合了電影和戲劇的人口，進一步擴大看戲的人。他說，「平時我喜胡思亂想，然後從中發現自己，把各種不同的想法展現在最適合的領域。電影和劇場都是不同的媒介，兩種領域互相交換，把我的想法保留了下來。我未來要做的事很多，一輩子都做不完的。」
師大音樂系大四學生胡言志在朋友的推薦下看了這部影片，「這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影片，他們很率真、很自然，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甚至把精神生活看得比金錢還來得更重要，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他表示，以同樣是藝術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他能體會他們對戲劇的的堅持，「那是對藝術正確及認真的態度。」
「我開始在想甚麼才是自己最想要的。」輔大新聞系學生李昭安表示，小劇場工作者要和現實和夢想掙扎，把錢都投資在劇團上，但是他們仍然能夠引以為樂，「到底劇場是理想的還是夢幻的？」對他而言，有穩定的收入養活自己這樣的生活會比較踏實。
「那些流落街頭的浪人啊，好歹他們還有街頭，然而，永遠在內心深處漂泊的人，你能擁有些什麼？」這是去年投海自盡的劇場工作者陳明才的遺稿，鴻鴻在片中引述他這段話，深刻的寫出了小劇場工作者生活最大的寫照。台灣小劇場的未來，希望就如阿忠在影片中的所說的，「台北馬路上有那麼多的行人，一百個人中只要有一個走入劇場，那麼藝術的前景將會是多麼的繁榮啊！」
「台北波西米亞」是台灣第一部捕捉小劇場工作者身影的紀錄長片，身兼詩人，電影導演和劇場的鴻鴻以真實的日常記錄為基礎、用質樸的手法拍攝他們一年來生活的點滴，探索一群只問耕耘、不求聞達的年輕藝術家的心態，挖掘他們從事小劇場的獨特因由。「台北波西米亞」於四月十五日在公視的紀錄觀點首播，影片關心這些在小劇場的默默工作者，如何在嚴苛的生活考驗下徬徨與尋找，自我提升或沉淪的歷程。
「小劇場人是怎麼養活自己的？」波西米亞在十九世紀泛指巴黎那些像吉普賽人一般貧困卻反叛的年輕藝術家與學生，「台北波西米亞」想要記錄的，便是一群生活在台北，在社會底層、在城市邊緣漂泊浮盪的劇場工作者。影片中七位主要的拍攝對象，分別在不同劇團從事導演、表演、設計、行政等工作，時而身兼數職。片中出場人物達四十餘人，包括七個劇團一年來排練、演出的精彩片段。鴻鴻表示，「希望觀眾藉著這部影片瞭解這群不拘世俗規範的人的執著，同時也給自己的生活價值觀帶來反思。」
鴻鴻捨棄已經成名的劇場工作者，拍攝的主角大都為「沒有名」的劇場工作者。鴻鴻強調，有太多劇場人靠打零工為生，一個月只要一萬元就可以過活，雖然物質條件貧乏，卻堅持走在劇場的道路上，這些人正是他想記錄的對象。他們或者失業、或者兼差、或者有一份暫時性的職業，但生活的重心永遠是在劇場。
從事劇場工作既辛苦又不賺錢，但是對於長年來熱中劇場創作與演出的他們而言並不覺得在作任何犧牲，甚至覺得自己比大多數人過得更快樂。柳春春劇團的導演阿忠雖然殘障，但是仍然投注許多心力在戲劇上。阿忠在片中說道：「家人覺得搞小劇場只會浪費錢，卻不知道那是他兒子生活最大的快樂。」他的夥伴許逸亭在阿忠失業後成了劇團經濟來源最大的支柱，必須把大部分的薪水投資在劇團上，儘管生活貧困，但是為了戲劇，她無怨無悔。許逸亭說，「在應徵工作時都會讓別人了解我有在搞劇團，這樣才會有更多的時間排練。」
「我父親認為最大的快樂是要甚麼就能有甚麼，但是對我而言，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堅持自己的理想才是最大的快樂。」馬照琪在片中用堅定語氣說出了內心深處對戲劇的執著。她是紐約大學劇場教育碩士，曾經在巴黎留學，目前是莎士比亞姊妹們的劇團老師以及翻譯，並且活躍於小劇場演出。
河床劇團團長葉素伶平時靠擺地攤維生，常常需要和警察賽跑。雖然這樣的生活很辛苦也很疲累，但是要劇場的機會一召喚，她就奮不顧身地拋卻一切，奔赴排練場。「自己沒錢沒關係，劇團不能沒有錢。」她也和其他人一樣，平時生活寧願拮据一些，把錢投資在喜愛的戲劇工作上。
導演鴻鴻本名閻鴻亞，是詩人、也是著名的劇場及電影導演，「台北波西米亞」是他第一次完全親自拍攝和剪輯的紀錄長片，「以同是劇場人的身分掌控鏡頭，他們沒有戒備心，所以鏡頭下的他們都是最自然最率性的一面。」相較於小劇場工作者貧困的生活，同樣是小劇場導演的鴻鴻不諱言自己比他們幸運很多。他說，「我常有機會到處為別人上課和演講，不靠劇場賺錢，所以可以比較放心的投入小劇場工作，但是他們可能沒有這些機會。」不過他強調，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創作去努力，「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只要你願意犧牲生活上一些東西。」
小劇場是非主流的表演藝術，給人的印象都是非寫實的表演，因此不像主流劇團如屏風表演班和綠光劇團受到廣眾的喜愛，因此常常會讓人覺得那是另類的藝術，一般人不容易看懂。對此，鴻鴻表示，「藝術不一定要大眾化，任何創作都是主觀的，但至少要必須要透過教育讓大眾了解基本藝術創作的過程。」他說，相較於大劇場，小劇場對社會的抗議性更強，他們常常把這樣的理念投注在創作上。他表示，台灣小劇場的推廣需要從社會教育做起，讓全民都能了解和尊重小劇場的戲劇藝術。「任何一種藝術都需要學習，小劇場需要結合政府和媒體的力量去推廣，落實到全民教育里。」
從事劇場工作十餘年，鴻鴻說，早在十年前就有拍攝紀錄片的想法，包括早年台灣小劇場工作者田啟元、陳梅毛等人，都是他想拍攝的對象。可惜，時機未成熟，一直未付諸行動力。他說，其實台灣小劇場面臨的困境是全世界劇場都普遍存在的問題，「環境讓小劇場工作者斷層，新一代的年輕人找不到創作的資源。」但是他樂觀的表示，「如果這批人熬不住，還是會有人幫他們熬下去。」
「我的每部片子都有不同的風格和目標，我做過的事情就不會再做了。」鴻鴻表示，未來還會繼續拍電影和拍紀錄片，但是一定又是另外一個載然不同的題材。他過去以詩人的身分把文學人口和戲劇人口結合在一起，現在更融合了電影和戲劇的人口，進一步擴大看戲的人。他說，「平時我喜胡思亂想，然後從中發現自己，把各種不同的想法展現在最適合的領域。電影和劇場都是不同的媒介，兩種領域互相交換，把我的想法保留了下來。我未來要做的事很多，一輩子都做不完的。」
師大音樂系大四學生胡言志在朋友的推薦下看了這部影片，「這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影片，他們很率真、很自然，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甚至把精神生活看得比金錢還來得更重要，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他表示，以同樣是藝術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他能體會他們對戲劇的的堅持，「那是對藝術正確及認真的態度。」
「我開始在想甚麼才是自己最想要的。」輔大新聞系學生李昭安表示，小劇場工作者要和現實和夢想掙扎，把錢都投資在劇團上，但是他們仍然能夠引以為樂，「到底劇場是理想的還是夢幻的？」對他而言，有穩定的收入養活自己這樣的生活會比較踏實。
「那些流落街頭的浪人啊，好歹他們還有街頭，然而，永遠在內心深處漂泊的人，你能擁有些什麼？」這是去年投海自盡的劇場工作者陳明才的遺稿，鴻鴻在片中引述他這段話，深刻的寫出了小劇場工作者生活最大的寫照。台灣小劇場的未來，希望就如阿忠在影片中的所說的，「台北馬路上有那麼多的行人，一百個人中只要有一個走入劇場，那麼藝術的前景將會是多麼的繁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