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印漂移》看見外省第二代的失落傷口

《鄉印漂移》導演許富美分享創作這部紀錄片的原因。／攝影 王湘綾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鄉印漂移》紀錄片的英文名字是，「The imprint of Drifting」意思是一種漂流感的印記，導演許富美表示，這部片子，探討的是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的生長經驗，「漂浮不定就像是外省第二代的潛在基因」，不斷隨著生活和情感的改變去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

之所以拍攝《鄉印漂移》，許富美表示，自己跟丈夫分別來自本省和外省，兩種不同情調的家庭，藉由深入了解夫家，「我想探討兩個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對身分認同的差異性」，許富美花了七年的時間，記錄丈夫丁仁傑一家人的生活，並藉著歷史資料和拍攝畫面的交錯呈現，才完成《鄉印漂移》這部作品。

導演許富美(右)、主角丁仁傑(左)，分享《鄉印漂移》拍攝過程。／攝影 王湘

《鄉印漂移》裡有一段提到，丁仁傑的母親以前在山東，是大地主的女兒，當山東被攻陷，共產黨把全村子的人集合起來進行清算，母親整個家族被共產黨抄家，只好搭船，逃到台灣來，許富美說：「拍完這部片子的感想，是很心痛的」，了解公婆的故事後才知道，國共內戰讓外省人不得不離開家園，帶著很無奈的心情才來到台灣。

對於外省人來到台灣，許富美說，台灣人經歷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被當成次等國民，所以聽到國民政府要來到台灣，內心很歡迎，沒想到國民政府一上岸就派駐軍隊，對台灣人進行高壓統治，加上二二八事件的衝突和白色恐怖，使得本省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抗拒，連帶地對跟國民政府一起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們，在情感上產生排斥。

許富美說，在這塊土地上，外省人背負著本省人對國民政府的投射，既跳脫不掉歷史的枷鎖，又看不到回到家鄉的可能性，藉著這部片子，導演想讓社會大眾看見外省人在台灣生活的心境。

丁仁傑分享身為外省第二代，在台灣成長的生命經驗和心情。攝影／王湘

身分認同上，許富美說，對外省第一代來說，身分認同不是問題，他們對家鄉的情感很強烈，而外省第二代實際上在台灣出生、成長，但被父母灌輸很多對家鄉的情感，小時候丁仁傑從沒去過山東，卻憑著想像夢見了山東，「外省第二代對原鄉的想像，很難割捨」，也讓他們對自己的家鄉是台灣還是大陸？他們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有更多的矛盾。

一九八O年代台灣主體意識崛起，丁仁傑說，在團結民眾的過程裡，政治人物為了增加社會凝聚力，需要找到妨礙「去中國化」的要素，進行排斥，以凝聚民眾團結，外省人則因為血緣被當成第一個目標。

許富美說，政治力量的介入，讓台灣人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思考族群劃分的意義，「族群劃分的用意應該是讓人認識自己的血緣跟身分」，但外省第二代卻因此成為去中國化的政治標籤。

觀眾賀湘儀(左二)在放映會結束後，與其他的觀眾一起交流觀賞心情。攝影／王湘

看過《鄉印漂移》的賀湘儀說，自己的父親也是外省第二代，成長的過程中，他看見父親因為外省第二代的標籤，長久以來被痛苦帶著走，一生中沒有離開過台中，「就好像是要緊緊抓住這個地方」，找尋對根和土地的認同，第一代是離散的一代，他們的傷口很明顯，也很容易被同情，但對於第二代來說，他們的痛苦卻很難被陳述。

被問到如何定義外省第二代，丁仁傑說，「我會定義外省第二代是不能講出口的正當性失落的一代」，第二代背負上一代沒有解決的政治衝突，內心的情感卻沒有宣洩的管道，也無法被理解，只能帶著失落感和歷史的包袱，活在自己建構的堡壘中。

因為這樣的失落感，許富美說，外省第二代對身分認同的選擇，就隨著工作、生活和情感，不斷的再改變，「不斷地尋找我是誰？我的根在哪？和我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

放映會結束後，觀眾(右)向導演許富美(左)討論《鄉印漂移》的內容。攝影／王湘綾

被問到拍完這部片的感想，許富美表示，拍這部片以前，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是台灣人，拍完以後會開始思考所謂的台灣人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和基礎之上，「社會應該用更開放、多元的角度去討論身分認同的問題」，不要拘泥在省籍、血液和族群，而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跟身邊的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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