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南 聾人的耳朵

【生命力記者／魏喬怡報導】說到當初為何會想從事手譯員的工作，吳秋南說，起初是因為教會有聾人教友，需有人將牧師所講的聖經道理翻成手語，引起了她的學習興趣，並且她的男友，也就是現在的先生是聾人，所以興趣加上強烈的動機，促使她努力學習手語。漸漸地有機會擔任手譯及手語教學的工作，所以自然就成為所謂的「手語老師」了。在台灣，手語老師並非正式職業，幾乎都是兼職的工作。手語老師只是一種尊稱，應該叫作「手語通譯員」。

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吳秋南原從事貿易業、兒童美語界，後來進入基督教的神學院進修，畢業後在教會工作，從事向聾人傳教的工作，並開始擔任手語通譯的工作。後來又辭去教會全職傳教工作，只擔任主日崇拜時的手語通譯員，並進入台北市立啟聰學校擔任國中部代課教師。代課期間，與幾位關懷聾人的基督徒朋友，成立「聾人關懷中心」，後經正式立案並定名為「中華民國愛加倍社會福利關懷協會」。現在由她擔任協會執行長。

吳秋南覺得，在手語教學上沒什麼挫折感，因為了解學員的程度，不會對他們有過度的學習成效的期望。倒是擔任手語通譯員時，較會碰到困難與挫折。例如年底的三合一選舉期間，擔任電視政見發表會的手譯員時，許多政治方面的術語，目前尚無明確的手語可用，只能靠著臨場經驗，將意思翻成手語。另外，如法院審理案件的手譯，聾人就醫時的手譯，都因台灣還無人將這些專業領域的手語研發出來，以至於在翻|譯時會覺得挫折，因為無法翻譯得很完美。像抽象性及思考性的詞彙，比較難用手語表達，這時候就必需借用已存在的手語加以解釋，並寫出中文以確定聾人真正瞭解。「不過我們已有幾位熱心且懂手語的朋友，要開始研發醫藥類的手語了。」吳秋南說。

吳秋南覺得，要當一個手語老師比一般老師困難的地方，第一就是要多花時間把手語練得很好。且容易有挫折感，因為聽障學生和一般學生有差異性。就像中國人教美國學生有關中國文化的東西，很可能用盡一切方式講解學生還是無法領會，因為對於在他的文化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是相當難理解的。此外，手語老師除了會手語外，還要學習語言教學法、聾人文化等相關課程。至於手語通譯員則是會流利的手語外，尚需接受通譯員須知、聾人文化、同步翻譯等課程及訓練。手譯員的挑戰較大，實際上台臨場反應處理難表達手語的經驗很重要。因為需手譯員的場合幾乎是要求同步翻譯的。

因為常接觸聽障朋友，對他們的世界有些特別的體會。吳秋南表示，聾人和一般聽覺正常的人，也就是「聽人」，沒什麼不同，也和一般人有相同的喜怒哀樂等等情緒。不過，因為聽不見，較容易對外界保持警覺性及不安全感。所以若是旁邊有其他聾人在場的話，只用口語交談的聽人，不要無意識的在談話時將目光移向聾人，以免造成誤會。最好用手語或其他方式告知在場的聾人，談話內容與他無關。與聾人的相處需要多一份耐心，因為使用的語言不同，影響到思考模式、文化與認知的差異，聽人一下子就能領會的事，對聾人不一定很容易懂，而這樣的情形無關聾人的智力高低。簡而言之，如果聽人用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待聾人，就可以想像與他們相處時，可能產生的問題了。另外若是聾人並無得罪之處，盡可能不要隨意有不耐煩的表情出現，因為聾人通常看人臉色來判斷對方與他相處時的態度。

這一路走來，吳秋南覺得，政府對聾啞人的福利仍有待改善，很多地方仍是流於型式，且是以正常人的眼光來想聾啞人適合做什麼、不適合做什麼。吳秋南本身也為了幫助聾人，成立了「中華民國愛加倍社會福利關懷協會」，吳秋南提到，協會發展的過程相當辛苦，因為外界常常認為社會上已有多個聽障的社福團體，為何還要設立「愛加倍協會」湊熱鬧？尤其初成立時沒有名氣，再加上協會名稱看不出跟聽障有任何關係，因此不論是民間捐款或志工人員都很缺乏。

但是最近一年半來，自從吳秋南擔任協會主要行政人員後，便積極向外界自我推銷。不論是透過愛加倍之聲雙月刊，或是接受廣播訪問，到大學或社團演講，甚至協助學術機構進行聽障方面的研究，漸漸地累積了一些社會關係與知名度．「我們希望能夠得到更多媒體管道的青睞．幫本協會打開知名度，以便得到更多社會資源來推動各項業務，讓聾人族群能獲得真正且必要的福祉，使聾人族群有尊嚴的自立於社會。不再是所謂的『殘障者』」。更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幫助那些在生活上真正需要依靠別人的弱勢者，如老人、智障、嚴重肢體障礙者等等。

愛加倍關懷協會龍老師諮詢專線： 電話： (02) 25869329 傳真： (02) 25987370 aswa@tpts7.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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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民 用推輪椅的手迎向挑戰

【生命力記者／張嘉榮報導】「問我喜歡什麼運動嗎？」洪志民在斜坡前停了一下，雙手抓緊輪椅的輪子，用力一推，就上了斜坡，他笑著說：「這就是最好的運動。」

就讀逢甲大學二年級的洪志民，小時候的一場疾病，讓他在以後的生活，必須靠輪椅來行動。

「小學四年級的一個晚上，正在睡覺的時候，突然覺得腳不能動，而且非常的痛。爸媽立刻將我送醫，但醫師說這是因病毒感染而引起的脊髓病變，從此我雙腳就不能動了。」

「剛開始時，父母仍然不放棄，到處幫我找醫師、找療法。」洪志民說：「不過在試了許多遍、用了很多方法後，依然沒有起色，於是就放棄了。」

突如其來的病，讓洪志民自此之後成為殘障者，他必須坐在輪椅上，兩腿不再成長，肌肉也因為沒有使用到而萎縮。這些發生在他童年生活最精華的時段，在他當班長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當班長。三四年級是同一個老師，也忘記他為什麼會選我為班長，在得病後，也就沒有再當幹部了。」談起這些事，洪志民並沒有多說什麼，他把這些看的很淡，「對於身體上的變化，一開始當然很不舒服，不能適應，但後來慢慢也就習慣了。」

升國中時，洪志民回到家鄉彰化的「省立仁愛實驗學校」就讀，那是一所專門設計給肢體障者就讀的學校。「對我來說，就讀這所學校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第一次發現有那麼多跟我一樣的人。」

洪志民一直認為實校是一個相當好的地方，因為環境比較適合，不過在二上時，他卻突然轉學回台北唸一年級，因為實校只有家政科和美工科。「也許是因為對家政和美工沒興趣吧，就想回去讀讀看、試試看。」至於是否能適應環境，「可能沒想那麼多，而且覺得自己應該可以適應。」

經歷了國中、高中到大學，洪志民是慢慢習慣別人對他的目光，「國一回台北上課，剛開始一定會感到不舒服，但後來也就慢慢的習慣，而習慣了就好。」

從小喜歡理工的他，因為在學校上理化課，必須四處移動，十分不便，所以在高二選組時選擇社會組，後來覺得商科比較好，在參加推薦甄試時，選了企管系，並順利通過。問他是否覺得後悔，他說：「企管系很好啊！」

進大學後，校方也針對他的情況做適度的配合，例如課盡量排在一樓的教室，拓寬宿舍的浴室等，不過也只是盡量。「一些沒有電梯的地方，還是沒辦法上去。」洪志民感慨的說，不過還是很感謝學校，因為他們已經盡力了。

現在洪志民搬出來外面住，因為覺得宿舍比較雜，也想要擁有自己的空間。在房間裡，擺了台電腦和床頭音響，「這些都是高中時候買的，」洪志民說「還蠻喜歡聽音樂的，至於電腦，有想要多學一些東西，也可能會去修資工的課。」

人生的路走到這裡，對於挫折，「都忘記了，也不想記著。」至於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若只說一兩個，會對不起別人，還是不要說了。」關於未來的路，洪志民認為現在正是進入專業課程的時候，等到讀一陣子了，在慢慢尋找自己的方向。「可能會考研究所，也可能會創業，不過現在講這些還太早了。」洪志民認為「未來的路雖然還不清楚，但卻是有一定的軌跡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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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玲的心靈世界 黑暗中有溫暖

【生命力記者／魏喬怡報導】戴著一副藍框眼鏡，有著一雙靈活大眼睛的林秀玲，臉上總掛著燦爛的微笑，讓人完全感覺不出她是個長久生活在一個沉靜世界的人。

現為輔大社會系新鮮人的林秀玲，天生又聾又啞，非家族遺傳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家中有四個姐妹，就只有她是如此，對於上天這樣的安排，她並不在意也不想費心思去想，更從未怨天尤人，因為父母的呵護、疼愛，一直是支持她實現成長夢想的原動力。也因為有他們，林秀玲總能打開心扉來適應眼前的生活。

‧影響秀玲至深的人\n

在林秀玲的生命中，影響最大的有二個人，一個是父親，一個是高中老師邱滿英。林秀玲小心地從皮夾中，掏出高中老師和同學一起去玩的照片指著這位恩師。邱老師是個對自已要求很高的人，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作業遲交，她會毫不留情地撕掉」林秀玲作了個鬼臉寫著，「她不希望我們自暴自棄，不喜歡我們讀到高三後，覺得自己是聾人就可以混日子」邱老師也常提供她自己的學習方法和經驗，「她希望我們跟一般人一樣，有高尚的氣質，並受大家的尊敬。」後來林秀玲的高中同學們，十二個人當中，只有一個沒考上大學。「她教得很好，且帶領我們爭取大學，我們有今天，是因老師的支持、鼓勵及愛心。」老師認真的態度，讓秀玲更加想努力回報。

父親的影響，則是讓秀玲從此變獨立。秀玲回想起，國小一年級時，不喜歡自己一個人坐公車，被爸爸罵了一頓，當時哭著哭著只好硬著頭皮上車。結果，那天回到家，媽媽看到時非常驚訝，「從此，我會自己回家了。」雖然因為看不懂爸爸講客家話的唇語，必須用筆談而不常跟爸爸談話，但是，在秀玲心中，爸爸卻帶給她很大的影響，也能感受到爸爸對她的關懷。

除了這二個人，有位美國小姐白海瑟，也是林秀玲信心的來源。高三時，這位美國小姐來到秀玲的學校觀摩，她也是個聽障人，但卻不曾用手語來溝通，且跟一般人一樣會說話，不但如此，還會跳優秀的芭蕾舞。這位美國小姐告訴他們，她是用心裡來數拍子，只有經過無數次的練習達到成就後，才能讓自己建立信心。「她的努力和信心，讓我佩服不已。從此以她為學習榜樣。」林秀玲說。

樂觀看人生

對秀玲來說，她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能毫不彆扭地在人群中比手劃腳，「那是我們聾人世界的語言」，秀玲聳聳肩笑笑地寫著，聽不見、不能說，對秀玲的心理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只不過，還是有很不方便時候，像平時去逛街，點菜、付錢都很難跟老闆溝通、必須隨時帶著紙筆、沒辦法看沒字幕的節目或新聞等等。「其實我可以學習說話，只是沒人教我，只好讓自己變得不想說話。不過，等到寒暑假，會找妹妹教我。」秀玲不在意地說。在沒有聲音的世界，有時候會覺得孤單，但是大部分的時候，秀玲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世上有很多溫暖使我不會感到孤寂或失望」，林秀玲覺得，像政府的一些殘障福利，減輕父母許多負擔，還有，從小到大在台北啟聰學校過了十二個年頭，受到太多好的待遇，讓秀玲能在心靈的領域上，沉浸在晨曦的光明裡。「我現在的男朋友，就是跟我一起在啟聰學校成長的青梅竹馬，我們一起相互砥礪學習。」秀玲一點也不避諱地大方表示。

此外，藉由宗教的力量，秀玲覺得找到了一個可釋放心靈的地方。她覺得宗教改變了她內心的修養，讓心中有平安喜樂，整個生活都有了活力與快樂。

重新站起，繼續接受人生挑戰\n

秀玲覺得遇到過最大的挫折，是第一次參加大學聯考時落榜。殘障生考試是在每年的五月，那時她高中還沒畢業，就接到聯考成績單，結果有陣子都不敢跟老師們見面，活在深深的自責中，覺得自己很丟臉，辜負了老師們的期望。後來導師邱滿英不斷地勸導秀玲，不要被一次的失敗擊倒，不要貶低自己，要重新打起勇氣。一說到導師，秀玲就迫不急待想讓人知道她是多麼好的一個人。

跨越重重障礙進大學\n

上大學，是秀玲這生中，第一次走出倍受呵護的環境，正式進入到一般人的世界接受教育，有很多要重新適應的地方，例如平時上課，必須有手語通譯員吳秋南在旁解釋；上英語實習課時，沒有辦法聽到，系上老師就想辦法教她學習美式手語。「輔大是天主教學校，用的是美式手語。」說到手語，秀玲解釋到，各國的手語都不同，對老師、同學的比法也不同，跟同學用的是自然手語較精簡，老師則是用文字手語來教學，「手語是很有趣的，不過也很難。」系上同學對她的照顧，秀玲很感謝，「像班代、學伴都常照顧我」秀玲的學姐還為了跟她溝通去學手語。

雖然秀玲覺得受到的照顧很多，但其實政府在對聾人的照顧及政策仍不週全。例如，在選填志願時，聾生就有所限制。由於聾人聽力受損，所以給一般人覺得他們的眼力應該特好的印象。再加上的確有較多的聾人似乎很有繪畫方面的能力，所以聾人就讀大專院校幾乎都以美術相關科系為第一優先選擇。此外家政系、體育系、中文系等，這些看起來比較不難，且不受聽力受損影響的科系，也較能開放名額接受聽障生就讀，這情形在使用手語的啟聰學校的學生中最普遍。

這些科系的限制，無形中就限制了聽障生的發展方向。在國外的聾生因有完善的課堂手譯及筆記員服務協助，除了直接需要用到聽力的工作外，他們都能勝任而不受限制。「所以這次秀玲能就讀社會系．雖然她的辛苦困難重重。但是對於台灣的聾人社群是一大突破。」吳秋南說：「我們這些手譯員會盡力幫她在課堂上能吸收到老師教學的內容。盡力讓她不因聽不到而喪失發展的潛力。」

另外，目前政府只安排一位工讀生提供筆給聽障生，根本就不夠。試舉一個例子來說，有哪一個中國人，能夠在完全聽不懂說英語的老師授課內容，而單單抄錄他人認為是重點的片段筆記的情況下，學到完整的知識呢？聾人們除了聽不見，用的是另一套語言系統外，他們有好手好腳，更有一副好頭腦。「他們要的福利是為他們除去在以口語為主流的社會裡與人溝通的障礙，並給予平等的生存機會。」亦師亦友的吳秋南說到。他們二人是在教會的團契中認識，在去年夏天秀玲考上輔仁大學社會系後，吳秋南就想到為她安排手語通譯員，在專業科目的課堂上，為她做手譯的服務。

‧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n

林秀玲唸大學沒為別的，只因為自己喜歡唸書，不過，當初第一志願是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因為對美工設計較有興趣，現在進了輔大，最喜歡的科目是心理學和美式手語，「心理學的奧妙，讓我知道了許多心理方面的知識，且能解決自已的疑點，這也許能幫助聾人解決一些疑難問題。」林秀玲說。

上大學後，唯一覺得困難的是英文，尤其是很多社會學的書都是原文的，加上美式手語的書也都是用英文所寫的，更覺得在國、高中時打的基礎不夠。「我們以前的英文都只是一些簡單、死背的考試，而且高中三年只有二冊，不像一般人的課本是愈來愈難。」

在系上同學的眼中，秀玲是個很獨立、很有思想的人。秀玲自己也承認，她並不覺得自己需要特別多的關懷，她也像一般人一樣過著自己的大學生活，同樣忙著學業、社團、愛情。現在秀玲參加了二個社團，一個是輔健社，一個是手語社，還是手語社的指導老師呢！

不管是誰，都覺得秀玲是個很獨立的女孩。她的手語通譯員吳秋南說：「秀玲是一個很堅強、能吃苦、肯努力用功、且體貼的孩子。」

林秀玲最大的心願就是英文程度變好，全家人都平安快樂，其他別無所求。誠如海倫凱勒所說，拒絕向內心的敵手屈服，反抗絕望與幻滅，也正是林秀玲終生奮鬥的目標。

父母眼中的驕傲

雖然父母一開始知道秀玲有缺陷時，心情上並無法接受，然而，因為她是第一個孩子，他們很積極地帶她看了很多個醫生，直到確定她是聾啞人後，父母還是沒放棄對秀玲的期望，送她到聾啞學校，希望能藉教育的力量讓她成為正常人。

在父母眼中，林秀玲的確沒讓他們失望。從小就很獨立，小學一年級就自己坐公車回家，在成績方面的表現也一直很優秀，中學時期參加田徑賽、桌球賽，在區運、亞運時都得到不錯的成績。

除了小時候飲食起居方面有比較多照顧外，其他方面，並沒有特別的對待，因為父母希望，她能像正常小孩子一樣長大，而不是被保護過度。

「剛開始，在溝通上有很大的困難，常會引起爭執」父母說，近二年，也許是受到環境的影響，秀玲變很固執，更難了解她的想法。現在，父母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秀玲好好唸書為自己爭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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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玲的心靈世界 黑暗中有溫暖(續)

【生命力記者／魏喬怡報導】

重新站起，繼續接受人生挑戰

秀玲覺得遇到過最大的挫折，是第一次參加大學聯考時落榜。殘障生考試是在每年的五月，那時她高中還沒畢業，就接到聯考成績單，結果有陣子都不敢跟老師們見面，活在深深的自責中，覺得自己很丟臉，辜負了老師們的期望。後來導師邱滿英不斷地勸導秀玲，不要被一次的失敗擊倒，不要貶低自己，要重新打起勇氣。一說到導師，秀玲就迫不急待想讓人知道她是多麼好的一個人。


跨越重重障礙進大學

上大學，是秀玲這生中，第一次走出倍受呵護的環境，正式進入到一般人的世界接受教育，有很多要重新適應的地方，例如平時上課，必須有手語通譯員吳秋南在旁解釋；上英語實習課時，沒有辦法聽到，系上老師就想辦法教她學習美式手語。「輔大是天主教學校，用的是美式手語。」說到手語，秀玲解釋到，各國的手語都不同，對老師、同學的比法也不同，跟同學用的是自然手語較精簡，老師則是用文字手語來教學，「手語是很有趣的，不過也很難。」系上同學對她的照顧，秀玲很感謝，「像班代、學伴都常照顧我」秀玲的學姐還為了跟她溝通去學手語。

雖然秀玲覺得受到的照顧很多，但其實政府在對聾人的照顧及政策仍不週全。例如，在選填志願時，聾生就有所限制。由於聾人聽力受損，所以給一般人覺得他們的眼力應該特好的印象。再加上的確有較多的聾人似乎很有繪畫方面的能力，所以聾人就讀大專院校幾乎都以美術相關科系為第一優先選擇。此外家政系、體育系、中文系等，這些看起來比較不難，且不受聽力受損影響的科系，也較能開放名額接受聽障生就讀，這情形在使用手語的啟聰學校的學生中最普遍。

這些科系的限制，無形中就限制了聽障生的發展方向。在國外的聾生因有完善的課堂手譯及筆記員服務協助，除了直接需要用到聽力的工作外，他們都能勝任而不受限制。「所以這次秀玲能就讀社會系．雖然她的辛苦困難重重。但是對於台灣的聾人社群是一大突破。」吳秋南說：「我們這些手譯員會盡力幫她在課堂上能吸收到老師教學的內容。盡力讓她不因聽不到而喪失發展的潛力。」

另外，目前政府只安排一位工讀生提供筆給聽障生，根本就不夠。試舉一個例子來說，有哪一個中國人，能夠在完全聽不懂說英語的老師授課內容，而單單抄錄他人認為是重點的片段筆記的情況下，學到完整的知識呢？聾人們除了聽不見，用的是另一套語言系統外，他們有好手好腳，更有一副好頭腦。「他們要的福利是為他們除去在以口語為主流的社會裡與人溝通的障礙，並給予平等的生存機會。」亦師亦友的吳秋南說到。他們二人是在教會的團契中認識，在去年夏天秀玲考上輔仁大學社會系後，吳秋南就想到為她安排手語通譯員，在專業科目的課堂上，為她做手譯的服務。

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

林秀玲唸大學沒為別的，只因為自己喜歡唸書，不過，當初第一志願是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因為對美工設計較有興趣，現在進了輔大，最喜歡的科目是心理學和美式手語，「心理學的奧妙，讓我知道了許多心理方面的知識，且能解決自已的疑點，這也許能幫助聾人解決一些疑難問題。」林秀玲說。

上大學後，唯一覺得困難的是英文，尤其是很多社會學的書都是原文的，加上美式手語的書也都是用英文所寫的，更覺得在國、高中時打的基礎不夠。「我們以前的英文都只是一些簡單、死背的考試，而且高中三年只有二冊，不像一般人的課本是愈來愈難。」

在系上同學的眼中，秀玲是個很獨立、很有思想的人。秀玲自己也承認，她並不覺得自己需要特別多的關懷，她也像一般人一樣過著自己的大學生活，同樣忙著學業、社團、愛情。現在秀玲參加了二個社團，一個是輔健社，一個是手語社，還是手語社的指導老師呢！

不管是誰，都覺得秀玲是個很獨立的女孩。她的手語通譯員吳秋南說：「秀玲是一個很堅強、能吃苦、肯努力用功、且體貼的孩子。」

林秀玲最大的心願就是英文程度變好，全家人都平安快樂，其他別無所求。誠如海倫凱勒所說，拒絕向內心的敵手屈服，反抗絕望與幻滅，也正是林秀玲終生奮鬥的目標。

父母眼中的驕傲

雖然父母一開始知道秀玲有缺陷時，心情上並無法接受，然而，因為她是第一個孩子，所以他們很積極地帶她看了很多個醫生，直到確定她是聾啞人後，父母還是沒放棄對秀玲的期望，送她到聾啞學校，希望能藉教育的力量讓她成為正常人。

在父母眼中，林秀玲的確沒讓他們失望。從小就很獨立，小學一年級就自己坐公車回家，在成績方面的表現也一直很優秀，中學時期參加田徑賽、桌球賽，在區運、亞運時都得到不錯的成績。

除了小時候飲食起居方面有比較多照顧外，其他方面，並沒有特別的對待，因為父母希望，她能像正常小孩子一樣長大，而不是被保護過度。

「剛開始，在溝通上有很大的困難，常會引起爭執」父母說，近二年，也許是受到環境的影響，秀玲變很固執，更難了解她的想法。現在，父母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秀玲好好唸書為自己爭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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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鴻祥 剋服聽障自我實現

【生命力記者／須冠達報導】「我說話的聲音比一般人大聲，尤其是心情好的時候會更大聲喔」就讀輔仁大學圖資系四年級的曾鴻祥，說起聽障為他帶來的問題，就是不容易分辨聲音與音量的大小，曾鴻祥說「心情好的時候，我的大嗓子常會讓人覺得這個人怎麼會那麼容易激動。」

小時後發燒引起耳神經受損而喪失部份聽力，造成曾鴻祥現在與人交談時，往往必須對方與他面對面說話，並讓他看到嘴唇的形狀，才能正確無誤的知道別人到底在說什麼。曾鴻祥表示「看開一點，有的事不是自己本身所能控制，心中有疙瘩結在那裡人快樂不起來的」，他認為自己大概比較實際，對事情處理的態度都是向著前方看，也因此對耳朵的的事情也就看的比較淡。

在曾鴻祥的求學過程裡，並沒有因為重聽的問題而走向特殊教育之路，他就如同一般人一樣念正常的學校，「從國小開始，我常會因為聽不清楚老師在說什麼而無法了解上課內容」而樂天的曾鴻祥表示，許多課乾脆就自己讀了，甚至連唇語他都是一點一滴在日常生活裡慢慢体會的，「只要看得到，就算是十幾公尺外的唇形大致上我都分的出來！我很多事都是靠自已來的。」

求學過程裡，曾鴻祥曾經在高中時期發生了一些波折，當時因為聽障所產生的心裡障礙使他失去了求學的意願，因此留級一年，「但是還好家人都一直慰留我，加上訓導主任的輔導，這才使我重新站了起來」提起過去的經驗，他表示身為一位殘障者，就要想辨法盡量讓自己充實自己，讓自己能有一顆盡力做好事情的心，這才能夠應付挑戰。

想到大學前後自已的改變，曾鴻祥覺得自己成長了許多，心胸比以前能接納更多不同的事物與不同角度的意見，「就像是從小孩子變成了大人」，以前或許會和別人為了一點小事和別人爭執，但他現在看得很開，「我不再會因為他人情緒化的反應，而讓我本身也受到影響，作出不理智的行為。」　

大四生活的最後一年，曾鴻祥現在開始想畢業之後的事了，但是現在還沒有一個主要的方向，就是看老天爺如何安排，自己就盡力的把它做好，就像是當時拿到大學聯考放榜單後也沒有特別興奮一樣，「就這樣跟著走，把眼前的事做好；對事情不要想太多，只盡力做好自己現在的事，不管做什麼事，只要是我負責的就一定盡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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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琦嵐母女 共同戰勝聽障命運

【生命力記者／須冠達報導】雨聲，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聲音之一，然而對一個永遠無法使用耳朵回應世界的人來說，那怕是聽聞一瞬間雨點打落在葉梢的滴答響也好，恐怕都將是一輩子無法實現的綺麗之夢。在十九歲的邱琦嵐眼裡，無法聽聞雨聲正是她心中最大的遺憾。

現在就讀於輔仁大學社工系一年級的邱琦嵐，出生後第五十天因為氣管發炎送醫治療，在當時用來治病的藥物會產生副作用損傷耳神經，也因此直到一歲多她才被人發覺喪失了聽力。「我真的跑遍了台北市的每一家醫院」琦嵐的母親楊曼娟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如此說著，「直到得知最後一家醫院對琦嵐聽力的相同診斷時，我才不得不承認了這樣的事實。」

「自從琦嵐二歲開始，我就伴隨著她去語言中心學唇語」邱媽媽表示當時在語言中心的教學只有短短幾個小時，回到家後卻往往要陪琦嵐花上加倍的時間，一字一句慢慢練習正確發音。然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當她第一次開口叫出『媽媽』時，我明白琦嵐這輩子絕對不會是個啞吧！」

邱媽媽心底清楚，對於一個有殘缺的孩子來說，就算是給她再多的財富也無法讓她過充實的人生，也因此在她們夫婦的心中，是希望琦嵐能夠走向升學之路。「選擇升學是父母和我的決定，因為媽媽說，一個正常的人高中畢業都找不到工作，更何況是殘障者」，在琦嵐的心中，一名殘障人士是需要一技之長來面對未來，而對她來說，選擇升學便是她未來的方向。

因為這樣的想法，琦嵐從小學起便進入一般學校就讀，聽力障礙使得她在課堂上學習倍感困難，但值得慶幸的是師長與同學都願意提供幫助。「有時候我實在弄不懂老師在說什麼，但同學們都願意幫我和老師溝通，而在與同學談話時，他們也會儘可能的讓我看到唇語」。放學後，邱媽媽也會重新整理女兒上課隨身攜帶的錄音機所錄下的課程內容，進行第二次輔導教學「每天回家，都由我重聽錄音帶的內容，等做好筆記後會再增加一些補充資料來教琦嵐。」

日常生活裡，聽不見聲音確實帶來很多的困擾，由於聽力消失的原故，對於別人的呼喊，琦嵐沒辨法即時回應，交談時也很容易會錯意，更不用說上課聽不到老師的聲音而在學習上事半功倍。而邱媽媽也因此從國小起就一直陪著她上學，直到今天。

談到求學過程中最難忘的事情，琦嵐表示那是在她還就讀於景美女中三年級時所發生的。當時，邱媽媽腳不小心被一鍋熱湯燙到，兩腿雙膝以下都遭到嚴重的燙傷，然而她為了幫助女兒複習功課趕上學校的進度，以致於過了十一天，三度灼傷的腳都已經腐爛，她才在醫生的強制下住進醫院接受治療。不過接受治療的時間拖了太久，「整整一個月就開了四次刀把壞死的肉刮掉，另外還進行了二次植皮手術，本來神采奕奕的媽媽被弄得不成人形。」

琦嵐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考前的晚上，「媽媽住院期間剛好遇到第一次段考，放學後我去看媽媽，她為了幫我複習功課，那天晚上請護士小姐取消打能讓媽媽止痛，會讓媽媽睡著的嗎啡。看著媽媽強打著精神，忍著痛苦來教我讀書，那一幕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裡，讓我永遠無法忘懷。」

邱琦嵐的升學之路是崎嶇不平的，她並沒有如願以償的一次就考上大學。琦嵐表示，由於聽力上的問題，補習班的教課速度不是她所能承受的，也因此選擇了在家自習，由母親伴隨著重新面對聯考。「除了父親教我數學外，其它的都由母親一人包辨，重考的一年裡，沒有考試、沒有重點，更沒有所謂的名師指導，我只有聽從媽媽的安排，一科一科的重背。」

而對邱媽媽來說，女兒重考的一整年她也同樣承受了相當大壓力。邱媽媽表示，家中許多人反對琦嵐繼續升學，有人認為她應該放棄升大學的想法，以五專為目標習得一技之長；有人則抱持著失敗論，認為她應該讀啟聰學校。「這真的是我這輩子最難渡過的三百六十五天」邱媽媽述說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家人對升學抱持反對態度，為女兒選擇的升學之路又怕琦嵐無力承擔，而她，只不過是希望女兒能在未來活得好一點。

從國小開始，邱琦嵐往往就為了趕上學校的進度而熬夜念書直到清晨，邱媽媽回憶起重考的那一年表示，當時琦嵐沒有任何的補習，任何的教學，就這樣一個人整日坐在書桌前，每天更是睡不到二個小時！「有時候看著自己的女兒讀到打瞌睡，想起來直叫人心疼！」對內，對外，邱家那年為重考所花的心力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但成果也在一番的努力之後展現出來。如今琦嵐考上了輔大社工系，邱媽媽也可以驕傲的說「琦嵐，我的女兒，她做到了，她終於也成為輔大的一員。」

如今，只要時常走訪輔大夜間部大樓，還是可以看到形影不離的邱家母女。在學校裡，楊曼娟「媽媽」的身份並不影響她與師長、同學相處的情形，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也有如師生、朋友一般融洽。邱媽媽表示，老師上課時往往會忘記她是媽媽而對她提出問題，甚至點名，而她本身也時常被老師的精彩教學所吸引，渾然忘我的提出想法請教老師，邱媽媽高興地說：「同學分發講義或餅乾時也從沒忘記我一份，甚至還因為我是媽媽而多給了一份餅乾呢！」

社工系的生活已經過了半年，琦嵐覺得這些日子以來她過得很新鮮，但也由於失聰的因素，使得英文學習得很辛苦，琦嵐說：「還好，學校方面很照顧我，請了工讀生與老師來來幫助我，讓我能夠順利的完成半年的學業」。在邱媽媽陪伴女兒讀書的日子裡，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上英文閱讀課時，課堂老師包修女為了讓琦嵐有練習說英文的機會叫她上台讀英文，琦嵐在無法推辭的請形下唸了一篇文章，邱媽媽說：「老實說，以略懂英文的我來說，實在聽不懂她在唸什麼，但是聽到寂靜之後的掌聲，讓我不禁濕紅了眼眶，無限的感激湧上心頭，久久不能自己。」

提到考上社工系的理想與抱負，邱琦嵐覺得社工系確實是她最好的選擇，就像媽媽一向熱心公益，時常去當義工教些單親家庭的孩子或問題學生讀書一般，「我將盡我所能的學習知識，希望以後能夠回饋給一些需要協助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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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 快樂找頭路

【生命力記者／王敬智報導】針對身心障礙者就業困難的問題，台北縣政府在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辦「快樂找頭路」的大型就業媒合活動。這是少見的專為身心障礙者舉辦的獨立就業活動。

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各級政府機關進用身心障礙者不得低於就業人數的百分之二，但一般私人公司機關並無法令規定，保障殘障者的工作權利。縣長蘇貞昌表示，身心障礙者往往由於個人、環境及社會心理因素，在就業機會上無法和一般人公平競爭，因此向來是工作選擇他們，而非由身心障礙者來選擇工作。他也表示，依據法令，台北縣政府應進用三十三名身心障礙者，但實際則任用四十五人，比例高達136%。

勞工局人員表示，多數雇主對身心殘障者的工作能力抱著不瞭解及不信任的態度，這是必須改進的部份。其實身心障礙的涵蓋類別極多，其中如顏面傷殘及重器傷殘的工作職能更是與一般人無差別，就算是有所不便的障礙者，在透過合適的殘障輔助器材後或是適當的職前訓練後，就能將不便減至最少，他們對工作的投入也不輸給正常人。

自台北縣政府民國八十年推動公私立義務單位進用殘障者的定額雇用業務以來，自當初的僅43%的進用比率，到今天各單位實際進用人數三千三百四十九人，比規定的人數多出八百三十八人，進用比率高達133%，顯見公私立機關對身心殘障者的接納進步大。

當天前往求職的身心障礙者有三百多人，參與徵才的廠商則有四十多家，求才人數高達兩百二十人以上。而縣政府也在現場設立兩個求才單位，分別是人事室及台北稅捐處。

台北縣勞工局長吳信友表示，對媒合成功的殘障人士，若有問題仍可以向勞工局尋求協助，如提供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等。另外，對尚未找到合適工作的，吳局長也表示，類似的活動將擇期擇地再舉辦，以免遺珠之憾。

本篇文章轉載自新莊報導第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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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雙胞姊妹 攜手走過求學路

【生命力記者／張嘉榮報導】　就讀輔大的李雅雯、李雅純，她們上課時，除了書本外，還要比別人多帶一個墊子。「學校的椅子都太低了。」雅純說：「班上的同學都知道了，可是如果上共同科目時，別組的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了不擋住別人，雅純上課時，會挑左右兩邊的位子坐，雅雯則不固定，她認為這樣才能夠和人多接觸。「反正個子不高，墊高也不會擋到人，而且哲學的課，老師不常用到黑板，多半用講的。」她笑著說。

患有末稍神經炎的她們，雙腳沒辦法出太多力，椅子若太矮，她們就沒辦法站起來；樓梯的階梯不能太高，而且要有扶手，因此她們沒辦法搭公車。現在，連走太遠或不平的路，雙腳都會覺得很累、很沒力。

不能搭公車，又無法承受火車內人潮的推擠，她們的交通工具，是後面加了兩個輪子的摩托車，而台北市的交通，雅雯說：「真的蠻可怕的。」

雖然可怕，卻也無可奈何，計程車不但不經濟，椅子也太矮了，一旦坐下就不容易爬起來。 沒力的不只雙腳\n

其實若只是雙腳沒有力量，還不至於造成她們那麼大的困擾，麻煩的是身體其它部位也沒什麼力量。所以不能坐太低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沒辦法用手的力量把自己撐起來；而且也無法提太重的東西，掉東西也要請人幫忙，無法彎下腰去撿。

「最怕就是摔跤，這時就要攀著旁邊東西爬起來，而且還要夠高。」雅純就有過這樣的經驗。一次在往教室時，被一個人撞倒，幸好同學就在旁邊，「那時要他抓住我的肩膀，然後拉起來，因為身體沒辦法出力。」

如果不仔細看，還不會發覺她們雙腳不一樣長，也就是俗稱的「長短腳」，但不會很明顯。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她們得了這樣的疾病，以為她們跟一般人一樣，也因此產生了一些誤會。「以前補習時，有次掉了傘，就請旁邊的同學幫我撿，他那時就覺得很奇怪，我看起來明明好好的，為什麼老是叫人幫我撿東西。他很想問我，可是沒有，我也就沒向他解釋。」想起這些，雅雯笑了起來。

走在路上，有時難免會掉東西，這時她們會請別人幫忙，「只要很客氣，根本不需要解釋，大家還是會樂意幫忙的。」她們說。

誤會，以及別人異樣的眼光，這兩個東西曾經讓她們很不自在，雅雯說：「是心態上的問題，以前還會避諱使用『殘障者』這個詞。」但後來考進輔大，加入輔健社，這一切就改變了許多。

輔健社的影響\n

或許是因為雙胞胎天生的默契，上大學時，兩人不約而同的考上同一所學校，又在同一棟大樓裡讀書，姊姊雅雯在三樓哲學系，妹妹雅純在一樓中文系。「填志願時，知道對方有填輔大，但沒想到會這麼湊巧。」雅純說。

剛進輔大時，她們不知道有輔健社這個社團，是由學姐打電話告訴她們，才知道這是一個屬於身心障礙者聯誼性的社團。在參加活動後，只是覺得「感覺不錯」，就加入了，至於真正的動機是什麼，她們也說不清楚，卻給了她們很大的啟發與影響。

「以前會比較在意別人的眼光，常會產生不愉快的感覺。」她們回憶起以前的心態，但在考進大學，進入輔健社，見到社上的學長姐，「他們外觀上比我們還明顯的看出是殘障，卻能夠調適自己，不在意別人的眼光，不封閉自己，過自己的生活。」她們堅定的說：「看到她們的改變，我們也要進步。」

「對學長姐來說，可能覺得沒什麼，卻從他們平常的生活態度感受很多。」她們覺得，在輔健社的生活，讓她們有所改變。「比較不會在意別人的眼光，也變得比較有行動力，想多接觸一些東西。以前聽人家說上大學會讓視野開闊，現在自己意識到了。」

她們也經常參加社上的活動，「有一次出去唱歌，結束後由學長姐騎著摩托車載我們去夜遊，後來還跑到九份去，回來時都睡著了。」談到這裡，兩個人都笑了起來。除此之外，她們曾陪學長們去參加了由台北市肢體殘障運動協會及扶輪社舉辦的比賽。「這是個很難得的經驗！」她們說。

不能因為怕跌倒而不走\n

在比賽期間，兩人認識了協會總幹事王挽華，告訴她們可以到振興醫院做復健，現在也計畫寒假去做。復健，對她們來說是一個新的嘗試，因為以前從來沒做過，這情況讓社上的學長姐覺得很奇怪。雅純認為，她們出生時正值小兒麻痺流行的高峰期，父母剛開始一直擔心她們得病，後來看見肌肉沒有萎縮，就比較放心，因此沒有想到特別要去做什麼治療。

雖然沒有去醫院做復健，但父母有另一套特別的復健方式，就是常常帶她們去逛街。「所以小時候腳還比較有力，還可以很長的路，後來讀高中時，天天都是唸書，缺少運動，現在反而比較差。」不過有時間的話，她們還是會從事自小就熱愛的運動-羽毛球。雅雯說：「也希望復健能有效果，以後我們就能多做一些想做的事。」

「小時候也想過，如果我腳不是這樣，我也可以像其他的人一樣，但我們並不埋怨父母。」父母，仍然是她們最感謝的人，「父母不因為我們特別，就給予我們特殊的愛護與對待，還是把我們當作普通的小孩一樣付出相同的愛心。」

對於未來，雙胞胎的她們，也有著同樣的期待，「小時候就想要當老師，現在也沒變。」不過兩人都承認「還要再加油。」

「不過，這也只是一個大略的目標，並不一定要往那個方向走，反而更想要多接觸其它的東西。」雅雯說完，雅純接著說：「不能因為怕跌倒就不去走，跌倒了再想辦法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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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入小學 每年約千人

【生命力記者／朱立人報導】根據台北縣教育局的統計，每年大約有一千多名身心障礙的學童進入小學就讀。所謂身心障礙學童包括肢體障礙、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學習障礙、自閉症等十二項符合特殊教育法第三條的學生。

由於這些學生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學區，為了避免資源的浪費，教育局規定每個學校必須有八名以上身心障礙學生，才可以向教育局申請設立特殊教育班。如果有學生需要進入特殊教育班修讀，但是在自己的學區中，並沒有學校設立特殊教育班，教育局表示，這些學生可以申請跨區，就讀其他附有特殊教育班的學校，教育局也將免費給予學生交通工具的協助或是補助交通費。

 教育局說，如果家長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否需要進入特殊教育班就讀存有疑慮，或是有任何其他的問題，歡迎隨時向教育局詢問。

儘管特殊教育班的數量少，但是仍然如同一般的班級一樣，教師的資源普遍不足，教育局說，目前通過國家檢定合格的特殊教育班教師，並在特殊教育班任教的，只有50%到60%，也就是說，現在台北縣特殊教育班老師，還缺少40%以上，所以政府仍須努力培訓特殊教育班的師資。

此外，省政府教育廳還特別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在全省各地設立了專門的特殊教育學校，包括啟聰、啟明、啟智等學校，由於這些學校都是專門的特殊教育學校，因此師資較為專業，而各所學校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治療方法以及治療設施，如復健中心、無障礙空間等，學生可以視自身情況的需要申請入學。

本篇文章轉載自新莊報導第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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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智障兒 康志偉忠於自己

【生命力記者/秦綾謙報導】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老師這個工作多半和女性劃上等號。相對於男老師，女老師則多是耐心、愛心的同義詞。

初次見到豐年國小啟智班導師康志偉，驚桀不馴的外表、活撥開朗的談吐，就像個大孩子一樣，實在很難將他和需要超高耐心技巧的啟智班導師聯想在一起。

康志偉畢業於輔仁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在大學時代就因為興趣而參加了校內服務性社團同舟社，同時也參與許多服務性質、輔導性質的相關活動。畢業後，他在社會上工作了兩年，最後還是選擇自己的興趣。於是，康志偉放棄原本的工作，投身教育界，先在台東師範學院修得一般教育學分；進入學校後，擔任過六年級導師及輔導組長。在任教的第二年，康志偉有感於自身學識不足，先後在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及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研習特殊教育課程及啟智師訓班，期望自己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訓練的小朋友，例如智能不足、患有自閉症及過動傾向，能有更多幫助。

現在，在和另一位老師的搭配下，康志偉的班上共有七位小朋友，兩位老師共同負責這些小朋友的教育訓練課程。這七個小朋友，每位的智能情況都不同，有重度智能不足、輕度智能不足，以及自閉症、過動傾向等。雖然他們狀況不一，但在細心照顧訓練下，每位孩子有明顯的進步。

康志偉說：「很多有開設啟智班的學校，總是把這樣的孩子與外界隔離，說是為了安全上的考量怕孩子們受傷；很多父母也都是如此，不敢把孩子帶出來接觸外面的世界，害怕外人異樣的眼光。其實這些觀念未必是正確的，事實上，讓這些孩子去感覺、發現這個世界，對他們才有正面的發展。」

所以，康志偉設計教材，將所謂的結構性教學和情境式教學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將教室裡的上課內容融入日常生活環境中。康志偉及其他老師常常帶著小朋友從事一些簡單的戶外教學活動，不只是狹隘的帶小朋友出外遠足踏青，而是帶這些小朋友取體驗一些真實的生活情境，例如上館子吃飯、逛服飾店等，讓這些小朋友能夠真正去認識他們所生存的世界。

康志偉為豐年國小接受特殊教育的小孩子成立一個小型劇團，讓每一個孩子都能站在舞臺上表演。除了一些財團法人所贊助的殘障團體之外，康志偉所成立的劇團是現今唯一在國小啟智班內所設立的劇團。這個劇團已連續兩年參加新莊文藝季的公演活動，並得到各界不少的支持與迴響。

康志偉說，成立這個劇團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讓社會知道，即使身心有障礙的孩子，在愛的呵護教育下，也能站在舞臺上，和大家接觸，成為一顆顆閃亮的星星。當然，更重要的就是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在這樣的過程中，有所學習、有所啟發，得到快樂。所以，每一個表演、每一段節目，都沒有艱深的對白，讓孩子們像是在遊戲玩樂一樣，自然流露，真情演出。同時，藉著這個劇團，更聯繫起家長、老師及孩子這三方的橋樑；使老師與家長的關係更密切，並讓家長去感受那種看見自己寶貝進步與成長的喜悅、驕傲。

回想過去從事特殊教育工作及擔任啟智班導師七年下來，康志偉說：「很感激家長的信任與配合，將孩子交給我們，還肯天天跟著老師、陪著孩子們一起上課，減輕了我們許多教學上的困難。另外，家長還把老師的教學方式帶回家中，配合老師繼續啟發孩子的發展，讓學生們進步的更快，也是非常令我感激與感謝的。」康志偉又說，經過這幾年的體會，在他心中，家長、小朋友都像是一尊佛，有值的他學習、反省的地方。

從事特殊教育工作的老師，必須花比其他老師更多的心與力。在康志偉的身上，更是如此。

本篇文章轉載自新莊報導第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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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社區 二十四個社區的故事

【生命力記者／江祥得報導】您知道嗎？北投奇岩社區的社區發展協會是因為一個媽媽為了想感動她所居住的地方，才誕生的，而在這個發展協會的成立過程中竟然還和地方政治勢力的利益有所衝突，使成立過程變的曲曲折折，而現在，經過這些風風雨雨之後，在義工媽媽和其他社區民眾的努力之下，奇岩變成了一個「像學校的社區」，不斷感動著住在裡面的人。「閱讀社區」這本書，紀錄了二十四個類似奇岩這樣居民合力推動社區發展的故事。

「閱讀社區」 一書蒐集整理了青年社區發展委員會自民國八十五年九月至八十七年十一月間，在「UCOM社區報」上刊登過的文章，其內容包含了二十四個台灣社區營造的報導記錄。

青年社區發展委員會發行人賴國洲在序中提到，該會希望藉著本書的出版，能邀請各地社區朋友動筆勾勒社區形貌，期待更多元的聲音出現，藉此展現各社區的特色。「『閱讀社區』一書的誕生是個回顧，更是個起始，因為在『社區營造』這篇大史詩上，只有逗點沒有句點。島嶼上社區再造的火苗已點燃，然而希望的火炬需不斷增添薪火，共生共榮的力量需要更多社區的永續參與。」賴國洲在序中說。

閱讀社區全書分為「社區側寫」與「社區講堂」兩大部分。社區側寫依地理位置，將UCOM社區報所採訪過的二十四個社區分成北、中、南、東四區來介紹。這個部份主要是社區發展的個案記錄，例如在關於北投奇岩的報導中就提到了這個位在大台北地區北端，居民以軍公教工為主要職業的社區，從只有一個小型的讀書會在關心社區事務，到現在有一個建全的發展協會，整個社區都為了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團結在一起的全部過程‧\n

在社區講堂方面，共分成六部分來介紹台灣社區發展現況。「離島篇」講的是蘭嶼、馬祖鐵板村和綠島三個地方的社區發展情形;「記錄篇」介紹了四份代表性的社區刊物、社區刊物對社區發展的助益以及社區刊物的經營問題等等;「學習篇」則描述「讀書會」型式的社區組織社區發展的影響並強調社區學習的重要性;「醫療福利篇」說明台灣社區醫療福利推行所應走的方向並介紹花蓮門諾醫院等兩個成功的例子;「治安篇」說明營造安全的社區生活所要注意的事項;「學生參與篇」則介紹兩則學生參與社區營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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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戰爭

【生命力記者／羅倩翎報導】李雅卿曾是中國時報採訪組的副組長，書中的故事，即是記述這位傑出而特殊的母親，如何放棄前程似錦的工作，堅持陪伴資優生的兒子，抵抗來自體制，社會與親友的壓力，依他們自己需要的方式來成長。

金惟純在序中提到本書的金精神：「這本書不僅是有關成長，教育和家庭，更是整個人生的深刻反省。父母決定如何養育子女，反應了他們自己的人生狀態，對時代與社會的看法，尤其是關忽實踐理念的決心。子女決定自己如何長大，父母如何與他們站在一起，去面對整個體制和社會主流價值，反應整個社會的發展軌跡。」

因為作者的兒子宗漢，他對於學科的喜愛與其他同學不同，例如他特別喜歡哲學與數理等思考性問題，而其他同學卻覺得無趣，漸漸有所隔閡，加上宗漢動作較緩慢，同學常會因為他的成績特別優秀，而會欺負他，甚至會有暴力的使用，李雅卿了解兒子與他人不同的特質，不顧親人和社會的壓力，毅然決定讓宗漢在家自學﹔為了解決宗漢求學的問題，作者四處尋訪，到過指南國小森林小學等，最後留在毛毛蟲學苑。之後，還為了得到更健全的教育理念，遠赴德國實地觀摩，回國後以在德國所學，「尊重孩子」的理念，而創辦了種籽學苑。

台灣教育最令人詬病的，就事態教條化和刻板化，往往忽略個人的個別特質，所以很多不符合主流價值的潛能，不是被輕率忽略就是被刻意抹煞。而大部分的家長們，更是只關心考試的成績，和是不是可以上第一志願的學校拿文憑。

因為社會多數傾向功利，這本書若不是因為作者的兒子，是個天資聰穎的高材生，電腦天才，擁有十六歲就自組電腦公司的驚人經歷，不僅令人憂心，這個故事和這種理念，或許就不會被人如此肯定與認同。所以書中許琳英的序就提到：「不曉得有多少教育父母期待雅清譽而密集大公開，因為他們就可以按圖索驥，培養出一個個帶著光環的孩子。」

如果讀書的人是以這種心態而來，恐怕就要失望了，因為這本書真正想要傳達的，是尊重孩子的感覺，以孩子為師的理念，因為尊重可以給孩子內在的自尊，他們便可以無懼外來的壓力，而能夠擁有一顆快樂的心靈，自由創造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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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芃 一心向學的盲生

【生命力記者／洪孟霞報導】王芃一來到這人間，就註定與世上的色彩、影像絕緣。身為數學老師的王媽媽為了王芃的教育，特地搬到天母的啟明學校附近，但因啟明學校的進度常與一般小學有異或是省略，因此沒過多久，王芃便轉學和正常的小孩一同上課。

王芃上課的工具就是用耳朵聽以及盲人用的點字課本，但是像數學這種科目，老師上課都會用到黑板，就成為王芃最大的障礙，所以王媽媽都會在家中先行預習，讓王芃腦中有概念，王媽媽說：「所有科目的進度都是趕在學校之前，王芃才能有效的學習。」

相較正常人，王芃的學習應是困難無比，但若問王芃上課辛苦嗎？她會大聲的回答：「不會，很好玩！」因為王媽媽是她在求學過程中的一個設計玩具的專家，例如，盲人的自然課本中，「地球四季變化與太陽的關係」一圖，就是個「省略」草草帶過，王媽媽為了使王芃有正確的概念而不是死背書，就會用保利龍做一個太陽和地球，過透王芃的手，使王芃真真實實地感受為何地球會有四季的變化。

對於王芃的教育態度，王媽媽認為：「不是眼睛好不好、能不能讀，而是想不想學習。」且王芃熱愛讀書、求知慾強，因此王媽媽常向圖書館借閱盲人的讀物，但書總是要還的，所以王芃若讀到非常喜歡的書，就自己朗誦一次，用錄音機錄下，如此一來，王芃就可以擁有自己的「書」了，因此王芃的書桌前放滿了錄音帶。王媽媽希望政府可以多添購些盲人的書，她說：「圖書館內，盲人的書籍只要有一般書籍的十萬分之一就好了！」因為王芃已經讀到沒書讀了。

中視主播沈春華也曾訪問過這位向學的盲人小朋友，沈春華問王芃長大要怎樣孝順母親，當時年紀尚小的她回答要將媽媽一天到晚帶在身邊，這就是孝順。王媽媽說：「當時沈春華聽到她的回答，笑得腰都直不起來。」而現在已懂事的王芃則是回答：「將來要做個獨立的人，找份安定的工作，不讓媽媽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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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禮誠 克服視障 走出自己

【生命力記者／王喧雯報導】張禮誠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在通過視障甄試，入學輔大數學系的第一天。他對照著戶口名簿填註冊單，他的臉貼近註冊單至五公分的距離，讓僅存弱視的左眼單獨做著早已習慣的吃力工作。「奇怪！為什麼我的名字下面寫『三男』，我們家只有兩個小孩啊！」他決定打電話回家問個明白。

接電話的是他爸爸，支支唔唔的說著要幫他搬宿舍等事，顧左右而言他。禮誠又撥電話到他媽媽的公司，一切才真相大白，原來，他和妹妹都是被領養的。都已經二十一年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原本應該激動的衝擊到哪裡去，或許是一路走來的順遂；生活上的多采多姿；加上本身樂觀的個性，讓他雖然訝異，但仍然以平常心面對這個事實。在電話裡，只問了媽媽：「我生父生母是不是那個乾爹乾媽？」他語氣平靜的令他媽媽擔心怕他承受不了，儘管他一再強調自己沒事、很好。

他回想起那個怪異的下午，就在他準備視障甄試，從淡大歷史系轉到輔大數學系的前夕。那天，爸媽堅持下他一定要去醫院見他素未謀面的乾爹，口口聲聲說這件事對他很重要，如果這次不去，說不定就沒下次了。於是他在醫院的隔離病房，見到了躺在床上的「乾爹」；他也見到了乾媽，奇怪的是，乾媽竟然第一句就問禮誠：「你小時候字寫得好醜喔，現在有沒有好看一點？」。他還見到了乾爹乾媽的兩個兒子，他們各大他一歲和二歲，而他們竟然知道他要轉學的事，還特別叮嚀他要仔細考慮清楚。

禮誠雖然滿肚子胡疑，還是穿了防塵衣進入病房，乾爹乾媽的大兒子不停的搖著昏迷不醒的病人：「爸，快醒來，醒醒啊！爸！爸！」禮誠站在病床邊，看著仍昏迷的病人，不久之後即離去。

那天下午的事，似乎就到此告一段落。一直到大一入學那一年，他發現乾爹和乾媽竟是自己的生父生母時，才知道原來自己是這個悲慘故事的主角：生母懷他的時候因為患了德國麻疹，使禮誠天生右眼失明，左眼弱視，而生母也因此變成弱視。當時家裡貧窮，無力撫養第三個小孩，只得把禮誠送人領養。禮誠的弱視是在六個月大時才被養母發現，養母從禮誠小時候就訓練他獨立，自己能照顧自己，而不把視障當成一大障礙。因此，從小禮誠就不覺得自己和其他小朋友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反而因為本身個性活潑外向，還常常是帶頭玩的。

現在的他，在校園裡走動、在各個啟明社團或學校間穿梭，他甚至騎摩托車、談戀愛、打籃球、排球、撞球，他也翹課，還參加歌唱比賽，拿下好幾次的冠軍。輔大輔健社認識他的同學都說：「他哪有像視障生，過得比我們還正常！」禮誠說：「我什麼都看得到，只是不清楚而已。」但是事實上，他的視力狀況是很糟的，除了右眼全盲，左眼弱視，而且眼球會因為不能控制而一直移動，因此沒辦法戴眼鏡矯正，父母和老師都十分擔心他的視力會不停的惡化，因為有太多人像他一樣，最後導致全盲。禮誠今年二十五歲，他們希望他的視力不要退化，一直保持目前的狀況。

一直和禮誠保持聯絡的高中輔導老師馮文秀說：「他一直很樂觀，甚至在心態上還比其他正常人健康，我本來以為他是裝出來的，但是跟他認識這麼久，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才確定他是本身個性如此。」馮老師說起禮誠時顯得格外熱切，「我第一眼見到他時，根本不相信他有嚴重弱視，他就是很活潑，笑嘻嘻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我說他打籃球或做其他的事情，因為那些根本不是想像中視障生能做得到的。他雖然弱視，但是功課很好，所以都被排進資優班。雖然我身為他的老師，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他。」馮老師還記起許多關於禮誠在高中有趣的事情，例如用望遠鏡看黑板上課。

「望遠鏡」是禮誠求學的一大特色，甚至在高中時還成為班上的焦點。「在高中下課我的望遠鏡一定被搶走，因為班上男同學都會拿去看對面醫院的護士在換衣服，那時候大家都知道資優班有一個拿望遠鏡上課的學生。」禮誠想起來邊說邊笑。望遠鏡一直用到輔大大二才停止，因為長期舉著望遠鏡的左手肘關節已經活動不良了。

馮文秀老師現在是禮誠的好朋友。在高二下時，他的輔導室一度成為禮誠最好的避難所。當時禮誠決定轉到社會組，因為師長們都擔心必須時常用到眼力的自然組科目，會使他的視力惡化。轉組後，禮誠被分到社會組資優班，開始了高二下整學期在輔導室的日子，除了考試出現在班上，其他時間都躲在輔導室自己唸書。他發現自已空降到社會組資優班，不能融入班上的環境，於是開始排斥新同學，獨來獨往，輔導室成了他情緒疏通的管道。在他的要求下，老師把他轉到社會組的普通班，一直到畢業，順利考上淡大歷史系。

考大學的時候，禮誠的老師和父母都很擔心他會考不好，倒是他自己很清楚狀況，他說：「我知道我比其他視障考生佔優勢，最起碼我不用點字，而且從小我就讀普通學校，很熟悉競爭的情況，不像大部分的視障生都唸啟明學校，在功課上就比較不注重。」

禮誠最近結交了一群在台中啟明學校的小朋友，他幾乎每個禮拜都往后里跑，禮誠有點失望的說：「可是最近因為功課重，只好跟他們約法三章，等我考完研究所才能見面，實在好想他們喔！」。台中啟明學校全校師生都認識他，上次他生日，全校還幫他慶生。禮誠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他想讓那些小朋友知道，雖然眼睛不好，還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樣，甚至更好。

在日常起居上，禮誠騎摩托車，而且不比一般人慢，他提起他騎摩托車的感覺：「人家說雙眼視覺看東西是立體的，單眼視覺是平面的，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好啊，雖然我不知道立體是怎麼樣的，騎久了距離差不多都知道。就像一個近視的人，如果他從來沒戴過眼鏡，他也會適應得很好。」坐公車比較麻煩，常常會因為看不清楚公車號碼而錯過，禮誠說他必須注意其他等車的人是否也要搭同一路車，然後必須跟著他們。他還談起一次難忘的經驗：「曾經有一次要回家的時候坐錯公車，結果輾轉到了火車站的時候，都沒班車了，而且還被鎖在火車站裡面。」被困在火車站的禮誠，在蚊子的攻擊下無法入睡，於是開始火車站大冒險，在偌大的車站裡，探訪平常無法接近的房間，「好刺激，我還進到車長室，戴車長的帽子，好好玩。」他天生樂觀的個性還帶了調皮的性格，輔健社的同學都說：「禮誠話最多了，有一大堆事情可以講。」

弱視和半盲對禮誠來講不足以使他異於其他學生，至於因為視障而無法聽懂的課程，他都靠課外自修。他說：「其實都是這樣子，只要我花時間去唸，我一定唸得比別人好，雖然唸書時間相對來講要比較久。」

「有很多我們認為很負面的事情，在禮誠身上，它們變得無足輕重。」馮老師認為，禮誠自信樂觀的天性，再加上媽媽以訓練他獨立的方式教導他，使禮誠能坦然面對困難，就連師長們認為衝擊最大的真實身世，禮誠依然處之泰然。禮誠說他最近迷上跟老人講話，因為他親生的爸爸目前在榮總療養院，禮誠去看過他幾次，他說：「雖然不能跟他聊些什麼，但是覺得聽老人講講話蠻好的。」馮老師說，禮誠面對生活的態度，每件事都像是一道甜甜的菜，偶爾有一盤苦的菜，他頂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今天的菜是苦的，其實是其他的菜實在太甜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六點多的下班時間，禮誠快步走在學校對面車水馬龍的街上，愉快的與認識的同學打招呼：「我要去拿照片，然後到超市買東西煮給室友吃，因為今天晚上他要考試。」冷冷的天氣他還穿著短袖籃球衣。這是禮誠在大學最後一年的其中一天，和大部分的大四學生一樣，他也在煩惱未來的方向，還有努力用功，希望不要有科目被當，這樣他才能順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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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芳發展中心 提供綜合照護

【生命力記者／羅倩翎報導】台北市萬芳發展中心是台北市社會局委託心路文教基金會，辦理公設民營的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這裡提供的服務包括零到六歲的早期療育，十五到五十五歲的成人職訓及就業輔導，和科技輔具服務等，是一所綜合性機構，提供腦性麻痺、心智障礙者、自閉症等身心障礙成人及幼童的日間訓練、早期療育，和各種障礙者的輔具資源諮詢及評估工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萬芳發展中心就規模與型態而言相當特殊，他是少數將各種身心障礙的服務項目，統籌在一個發展中心裡，因為大多身心障礙的機構，都是提供單一的服務項目，例如早期療育就是只針對，零到六歲的身心障礙的兒童﹔而萬芳發展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不但包含了兒童的部分也有成人的部分，並且還設有身心障礙者專用的，科技輔具的產品展示和教導服務。

此外，他的服務方式也相當多元化，包括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訓練、復健、就業輔導、輔具服務等，另外還包括了對障礙者家屬，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諮詢與推廣服務等，例如會安排家長上些身心障礙者的相關課程，讓他們更了解身心障礙家人的情形。

中心的副組長許華慧提到：「由於中心服務對象年齡層廣，再加上服務內容多元化，因此需要引進不同的專業人員，和專業訓練模式來配合教學，包含職能治療師、復健諮商師、特教老師等。」目前中心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早期療育班一是成人班，總共有四十三位學員十四名老師；而成人班依程度的輕重又分為五組，分別是生活訓練班、代工班、餐飲班、職能訓練班、庶務工作技能訓練班等。

這裡也著重對不同個案的尊重，及強調個別化課程的設計，許華慧就說：「例如像在教學時，因為身心障礙者思考模式與一般人不同，會有認知上的差異，他們的思想比較單純、直接，所以中心的老師們會根據每個學員不同的特質來設計輔具，幫助他們了解。」例如餐飲班學做蛋黃酥時，要秤麵粉五百克，但是他們不懂數字的義函，於是老師直接把數字改成刻度，代表麵粉適當的份量學員才看的懂。

萬芳發展中心未來服務的方向之一，是推動「福利社區化」的實行，將學員的課程與社區資源結合，並融入各種的社區活動，例如資源回收、社區打掃等，中心的社工老師還會定期帶學員，到社區的商店買東西，藉以讓社區的民眾多認識這些學員，期望使機構及學員成為社區裡大家的鄰居一樣，讓身心障礙者也能像社區居民一樣，有生存的價值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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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慶 嚮往奔馳的視障大學生

【生命力記者／張維元報導】「看到別人騎車時，心裡很不爽！」，當問到芳慶他最大的遺憾時，他如此回答著，蘇芳慶，現正就讀於中興大學社工系，是一位中度視障的大學生，不能和一般人一樣享受騎車奔馳的快感，是他最大的遺憾。

「其實我還是會騎的啦！我家就有車啊！不過只能慢慢騎，速度一快我就看不清楚了！」，芳慶的母親懷他的時候不知道她肚子裡有孩子而動了一次手術，導致日後芳慶的眼睛出現了眼球震盪和內斜視的症狀，芳慶的「優眼」（視力較好的那一隻眼睛）的視力只有零點零八，「那是醫生們測到的數據，因為我的眼球會震盪，視力時好時壞，不是固定的。」，芳慶看到的和眼睛患有散光的人很類似，都是輪廓很模糊，影像會重疊在一起，只不過較閃光嚴重很多，「打籃球的時候，看到的籃框常會好幾層重疊在一起呢！」

芳慶大學以前一直是在一般學校唸書，在學習困難的方面，他表示，老師能幫的真的很有限，因為他看不見黑板，在功課上他多是靠自修來彌補上課的不足，他唸書時並不依靠有聲書或點字書，完全用自己的眼睛，只是得將書和臉貼的很近，「這樣看書真的很累，所以有時候一懶惰起來就乾脆不看了！」

「弱視是不會改善的！」，芳慶知道他的眼睛不會有多大的進步，但他並不怨嘆，他認為除了不能和一般人一樣享受騎車的快感之外，他的生命並沒有缺陷，對於未來，他並不給自己設下太多的限制，「現在的我只希望將來能從事老師或心理輔導員這一類能幫助別人的職業就很好了！」

芳慶大學以前一直是在一般學校唸書，在學習困難的方面，他表示，老師能幫的真的很有限，因為他看不見黑板，在功課上他多是靠自修來彌補上課的不足，他唸書時並不依靠有聲書或點字書，完全用自己的眼睛，只是得將書和臉貼的很近，「這樣看書真的很累，所以有時候一懶惰起來就乾脆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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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順 用程式寫生命力的盲胞

【生命力記者／王暄雯報導】一九九九年初，第一波寒流來襲，晚上八、九點的淡水只有十一度，全盲的張金順還在淡大盲生資源教室加班，想完成手上的程式。氣溫低得讓張金順和他的同事臨時起意去陽明山洗溫泉，順子說（朋友都稱張金順「順子」）：「實在很舒服，我們玩到二點才回來，我覺得生活就是要這樣隨興。」順子說他喜歡有感覺的生活。

全盲的順子從淡大歷史系畢業之後，在淡大盲生資源教室工作，負責寫電腦程式。順子說：「我喜歡有創造性的東西，就像我喜歡隨興的生活一樣。寫電腦程式就像寫作文，要有靈感，寫出來才會漂亮。」提到寫作，順子說起他中斷了從高中以來寫日記的習慣：「我以前寫日記，是因為覺得自己每天都在改變，每天都有新的東西，但是大學畢業之後，突然覺得生活像機器一樣，很沒生命力，就不想寫日記了。」順子說他最近在整理以前寫的日記，覺得要再開始寫，現他在試著找出生命的感覺，找出靈感的另一個出路。

順子坐在電腦前面，寫電腦程式是一個提供他創造力的好方法，他喜歡這一分工作。辦公室走進四個中年男子，喊著順子的名字，說其中一位要看他現在正在做的國防部的案子，是有關於衛星照片的配色設計。順子在電腦上秀出一張從衛星上拍攝的森林火災圖，右手按著鍵盤，左手摸著他們中心研發出的盲人電腦點字機，隨著不斷更換的畫面，一一解釋並回答他們的問題。他靠著左手食指指腹從點字機上讀出螢幕，他的左食指指腹明顯的比其他手指扁平許多。

順子擁有資管輔系的文憑，但是會寫電腦程式都是靠課外自修或專人指導，他談起國二在啟明學校第一次接觸電腦的情形：「那時候我每天都很無聊，因為學校的功課都太簡單了，那時候我的理化老師正好在學校買了一部電腦，就叫我去學，她從早上六、七點就來學校，陪我坐在電腦前，到了下課後，繼續陪我到六、七點，有時候找外面的人來教我。其實一開始我電腦沒興趣，但是看老師都這麼認真，就決定開始好好學。」剛開始學電腦挫折不斷，順子不知道自己打得是否正確，必須有人在旁邊一起看。順子拍拍旁邊的點字機，說有了它以後，一切都可以自己來了。

現在順子的媽媽對這個最小的兒子感到很驕傲，家裡只有他唸大學，並在大學裡工作。當初只抱著順子能國中畢業，有能力混口飯吃的想法，隨著順子唸高中，考上大學，媽媽及哥哥姊姊才慢慢了解順子知道自己要什麼。順子說起當初選擇淡大歷史的原因，是因為他知道只有淡大才有盲生能能使用的電腦資源，他覺得在淡大，他才有發展的可能，可是老師和家人都極力反對，責備他沒想清楚，並要他選擇師大。順子說：「但是現在他們都知道當時我走對了。」

今天的順子回想以前，仍然氣憤的說當年把他誤診的「庸醫們」應該要「槍斃」，順子說：「都是大醫院的醫生，還說我的視力沒問題，每個都叫我回家多休息，點眼藥水就好了，可是我幾乎都看不到了。其實我的毛病是一種很容易就可以診斷出來的導致失明的原因，叫做『視網膜色素變性』。」順子出生時就是重度弱視，但是家人不了解，加上醫生誤診，因此讓他讀普通小學。如何度過小學那六年，順子已經忘了，只記得時常被打，因為老師都以為順子是不用功，字才那麼潦草，錯字又多，考試都不會寫，一直到老師以為他的智力不足，放棄教他，才停止打他。順子說：「每換一個新老師的時候，我就開始害怕，因為又會被打。」

小學畢業，順子才去唸啟明學校，剛進去的時候，順子還不能接受自己是視障的事實，後來發現和其他同學相比，自己算是很嚴重的，他開始面對盲人生活的困境，很多事都要依賴別人，他決心要凡事靠自己，但是很多時候還是很無奈。例如搭公車，他碰到太多人在他尋求協助的時候，馬上跑開，他說：「他們大概覺得我有毛病，會害怕。」也有很多人在他問問題之後，反問他為麼不自己看車牌，順子總是得再三解釋自己的情況。買東西的時候，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麼，才能直接跟老板講，順子說：「如果跟朋友去就比較好，像買飲料的話，朋友可以唸給我聽，我就可以選了。」

高中是順子成長的關鍵期，影響最大的是當時他是宿舍管吃的負責人，從這件事，他接觸到生活中現實黑暗的一面，他說：「有三件事最難管，人、吃，還有錢。在那時我都碰到了。錢一定不能出錯，又要讓每個人吃得滿意，有時候廠商又會拿不好的菜來，要小心不要被騙。」從那時他開始寫日記，「第一是因為那時天天有不同的想法，覺得不寫下來很可惜。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班上也有其他人在寫日記，有一個同學的日記本有一種香香的味道，我很喜歡，所以也想開始寫日記。」

順子談到高中時，開始對生命有很多感想和感動，這也是為什麼他現在對生活還有那麼多感覺，並要求自己提升內在的心靈。他回憶起一次經驗：「高中有一次半夜兩三點和同學跑出去玩，在一條小巷子裡遇到一輛挖土機，把我們的路擋住了，我們只好跟在它後面，那時候我聽到引擎隆隆的聲音，突然覺得好感動，這麼深的夜裡還有人在工作，生命力真是無所不在。」順子在往後的日子裡，也一再經驗類似這種對生命韌性的感動。

然而這種感覺卻和他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許多事實相衝突，因為和他朝夕相處的同學，都有太多的不幸。順子說：「有一位同學有癲癇，那個發作起來很可怕，每次他要發作前我都有預感，那時候處理得很習慣，但以後再遇到有癲癇的人，我都很害怕。」生命在這個時候，對順子來講是那麼的被動和無助。

上了大學之後，順子的世界突然開闊了，以前他覺得自己在各方面都還不錯，但是現在卻覺得差別人一大截。於是他開始積極的學習，課堂上的課程和考試，都是使用錄音帶學習，另外他加入啟明社，積極參與活動，學習人際關係，他提高了語調說：「在台灣，只要你講出來的地方，我大概沒有沒去過的。那時候我時常跟別人講我玩了兩天沒睡覺。」

身材矮小的順子，扶著朋友的手肘，慢步走出辦公室，他們要去學校旁邊一家新開的PUB。進了店裡，朋友一一唸著飲料的名稱，兩人點了飲料，開始了一個只有十一度的冬日下午。順子喝著飲料，說：「我喜歡這樣子，跟朋友坐在這邊，有時候講講話，有時候大家靜靜的，也很好。」他現在要開始尋找生活的靈感，一股生命力，他說：「很難具體說出要去嘗試什麼，我只想能突破自己，達到最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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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萬華青少年服務中心

【生命力記者／林納麟報導】鑑於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蹺課、輟學後之學生遊盪街頭，產生許多後遺症，所以「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會金會」在八十五年七月成立了「萬華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輟學或街頭青少年一個輔導、學習、休閒交誼的空間，使能防患青少年問題於未然，或是讓他們重新調整生活。

曾經在「萬華青少年服務中心」擔任輔導工作的張小姐敘述他們進行外展服務的過程。「首先我們會在青少年們時常出沒的地方，例如紅茶館，進行觀察，找尋適合的對像。」他笑說：「下午兩點到四點左右，穿著校服但沒有上課的話，自然是蹺課了。」

找到對象後，便會在他們附近觀察幾天，聆聽他們的對話，嘗試了解他們的背景和興趣，以便進一步的接觸。

張小姐直言，他們在個案的選擇上，會有一定的底限，最少會在耹聽青少年的對話內容中，了解他們是不是黑幫人物，因為假若這些「有背景」的青年把黑道人士帶進青年中心，便會為其他人帶來不良影響，產生嚴重問題。

在對象敲定後，便會嘗試和他們接觸。「我們當然不可能一開始便對他們直接作輔導或糾正，所以我們會從他們的日常話題著手。」張小姐說：「有一次他們都在談『馬子』，我們便跟他們談『馬子』；也有些人每天都在打牌，我們便談打牌，或者是一些流行的東西，例如『直排輪』。總而言之從他們的興趣打開話題，慢慢建立關係。」

之後便會慢慢引導青少年和他們的同學、朋友一起來到青年中心，參加活動，或是作個人、團體的輔導。

對於青少年的輔導，張小姐有以下的見解：「我們不打算對他們的行為作出批判，不會直指他們的行為是不對的。我們會跟他探討『為甚麼你的行為會跟一般人不同呢？』之後希望他們能和大眾找出『交接點』，慢慢緩和他們和一般行為之間的衝突。」

張小姐舉例：「在一些個案中，他們便是習慣了夜貓子的生活，也沒回到學校，要他們一下子改過來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便嘗試安排一些課程或是活動在八點鐘、七點鐘、六點鐘．．．慢慢的把時間提早，希望他們的生活能回到正常的軌道。」

對於青少年的輔導工作。張小姐表示，很多時候會碰到「不理你就是不理你」的情況，他們也有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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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的不幸少女輔導工作

【生命力記者／林納麟報導】根據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的資料表示，民國七十六年，台灣的少女被押賣從娼的情形非常嚴重，於是善牧修女會三位修女便應台北教區主教之邀請，從國外來台，接辦原由天主教台北教區設立的「德蓮之家」，幫助這些不幸的少女脫離困境。

一年後，他們開始對婦職所及土城少年觀護所，從事個別輔導、追蹤輔導等外展服務工作。修女們和工作人員透過與所內少女們的個別對話，及離所後的追蹤輔導，給予少女們鼓勵及生活價值觀念上的建議，以免她們再度重蹈覆轍。

善牧的社工張小姐表示，這是一項十分困難的工作，她舉例：「在我們的個案中，有些少女每月收入達二十萬，她們的生活和價值觀念建立這樣的層面上，要她們從現在的生活回到常軌，事實上有一定的困難。」她感嘆的說：「難道我們每個月提供她二十萬元嗎？所以我們會從和她的輔導過程中，為她立一個新的價值觀，或是為她提供一個場所，入住我們的中途之家，重新接觸「家」的生活，希望把問題漸漸減少。」

對於那些未入住中途之家的少女，無論是進出過少年觀護所的虞犯，或從事過色情行業的女孩，中途之家周主任表示，她們都很少經驗「家的感覺」，而對於這樣的女孩，善牧希望能夠盡量給予她們關心。而中途之家，便可以建立這些少女對家庭、對生活的正確認識。

在「德蓮之家」和「德莉之家」中，則收容著由遭受暴力、押賣、亂倫、惡意遺棄、性侵害等傷害的不幸少女，帶領她們重返社會，回歸正常生活。

張小姐表示，現在的少女問題和多年前的情況己有所不同，從前可能只是少女押賣為娼，但現在則是個人價值觀的改變。「這也許是台灣整體結構、經濟發展過份急速的問題。大家的價值觀都變了，父母一輩便是如此，金錢至上，大家忙著打拼，很多東西，例如子女、家庭，都被忽略，於是也影響了下一代。」她說：「有些少女，以為這樣過兩年，就可以賺很多錢，穿好的衣服，吃喝玩樂，之後全身而退，過獨立生活，反正沒有人會知道。但兩年之後，享受慣了，又如何抽身？身不由己，只好繼續下去，於是一代傳一代，這是惡性循環。」

善牧的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撥款、財團和私人的募捐。但由於過去一年來經濟不景氣，他們的款減少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這對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由於善牧目前有十二個家，其中包括三個青年中心和七個中途之家。單是照顧中途之家的少女和婦女、小孩，每個月的開銷也很大。

張小姐表示，以台灣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而言，社會福利資源所佔的比率，相對外國來說是偏低的。而且爭取這一筆資金的團体很多，包括全省的婦女福利團體，這方面是明顯的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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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基金會 幫助受虐婦女

【生命力記者/林納麟報導】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成立全省第一所受虐婦女緊急庇護所「安心家園」，在以後數年內，善牧分別成立了「德心之家」、「溫心之家」、「靜心家園」和「親心家園」五個婦幼庇護所，為有需要的婦女及其子女提供醫療、法律、經濟、心理支持等協助。

台灣的婚姻暴力情況十分嚴重，婦女往往不懂得保護自己。而對於婚暴婦女，善牧的主任章小姐有以下的見解，她表示，這和社會傳統保守觀念和家庭的教育有直接關係。

他們曾經和一些公教人員進行溝通，在這過程中，他們有驚人的發現：「正常來說，老師發現學生的家庭發生暴力問題，小孩或媽媽受到虐待，老師便有通報的義務，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她說；「老師們竟然認為，丈夫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回家後妻子還囉唆不停，結果被丈夫打，這也是應該的。」

章小姐表示，這是整個社會觀念上的問題，家庭暴力總是一代一代的傳下來。她說；「小孩子自幼看見家長都以暴力來解決問題，日子一久，他們縱然知道這是不對的，甚至會討厭這種方法。但小孩在長大後，仍是以暴力來解決問題，因為他們己習慣這種生活，他們不懂得如何解決問題，於是暴力行為便一代一代的遺傳下去。」

對於從全省社會局轉介到善牧的婚暴婦女，善牧的工作人員在和她們溝通情況後，便會安排她們入住婦幼疪護所，讓她們在安全的環境之下，思考問題，進行心理輔導。

「我們會和她互相探討夫妻之間的關係，還有女性的生存策略。」章主任對婚暴婦女有以下的見解：「很多婦女對自己的生存空間並不清楚，在結婚以後，個人的保留性便完全消失，女人對於家庭的歸屬感很強烈，情感上的依附也比較大，加上小孩子的情結，所以比較不懂得自我保護。」

在有些情況下，他們會通過第三者和丈夫溝通，以解決夫妻間的問題，在情況真的無法解決之下，他們便會向妻子提議離婚。

對於這一點，善牧曾經引來很多人的側目。而事實上，在善牧所接觸的個案中，有很多婦女在經過丈夫的一番遊說後回家。結果在不久以後，丈夫又開始毒打她們，在這種情況之下，離婚才是保護婦女的最有效方法。

有很多夫婦一開始並不接受離婚，妻子可能基於情感問題，丈夫可能由於真心悔改、也可能只是心有不甘、不願放走妻子，雙方在心結或現實生活的不由自主下，而一直保持關係。

而章主任表示，婦女在回家以後和好如初的情況也是有的，但多次進出庇護中心也寠見不鮮，有很多個案是婦女再受嚴重傷害，結果自動提出離婚。

曾經有一位婦女被打斷手肘和大腿，也有婦女被丈夫潑硫酸至嚴重受傷，最後妻子們都接受見議，受向法院伸請離婚。

章主任認為，很多女性在遭受丈夫暴力對待以後，仍然委屈求全，就是因為習慣對丈夫過份的依賴，沒有信心重建以後的生活，所以女性應該重新思考婚後的生存策略，適度的保留自我空間，這是一種簡單的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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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欣師父 入世助大眾

【生命力記者/敦展毓報導】「在半年多的電話諮商經驗中，我發現佛法與心理學竟然可以有如此大的連結。而在與尋求協助的眾生談話的同時，也讓我在出家修行時，仍然能瞭解社會的脈動以及眾生所面臨的問題。」從今年三月開始擔任觀音線電話協談志工的繼欣師父說。

繼欣師父原本在聖嚴法師創辦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上課，透過學長的介紹，她與觀音線協會有了接觸。而在去年四月，觀音線協會招募電話協談志工，並且開設心理輔導的課程，繼欣師父就在多位學長的鼓勵之下，加入觀音線志工，踏上了心理諮商的路程。

經過了將近一年的志工訓練，從今年三月開始，繼欣師父終於取得上線工作的機會。繼欣師父表示，對她而言，這是一個很新鮮有趣的工作經驗，因為已經身為一位出家的師父，卻又必須與尋求幫助的眾生做互動，有時甚至必須投入自己的感情，才能獲得對方的回應，這種感覺真的很特別。

在輔導的過程中，繼欣師父發現，佛學中有許多法理和心理學有交集與連結的地方。例如佛法中說，要由自己的感受來覺察情緒，並且發覺其內在的想法，這些觀點就與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架構有所交集。繼欣師父認為，對一個出家的師父而言，在觀音線擔任電話志工，採用心理學的觀點可能要比佛學的觀點要來得恰當，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佛法中所說的觀念。　

而在上線工作半年多下來，繼欣師父也體會到當一個心理輔導員的辛苦。最讓她印象深刻的個案就是，有一位患有憂鬱症的病人，連續打四次的電話來尋求幫助，而且每次都是在師父認為已經輔導成功後，該名病人又重複相同的問題來尋求協助。繼欣師父認為，可能是因為自己輔導的經驗並不豐富，以至於誤認已經幫助個案解決困擾，而實際情形卻並非如此。繼欣師父也認為，因為自己才剛上線，經驗比較不夠也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

雖然身為出家師父，不過在參與電話協談工作時，繼欣師父還是希望能不受佛法的羈絆，反而是將心理學與佛學中相關的部份做整合，成為自己在輔導過程中的另一種思考方式。繼欣師父也表示，擔任觀音線電話協談的志工，除了能讓她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以外，也讓她在修行時有更多深刻的體認。她說：「雖然我是個出世的出家眾，但是經由觀音線的電話，讓我能以入世的方法，帶給眾生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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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高中小蝸牛服務隊

【生命力記者/陳家珍報導】在省立彰化高中裡，有一處叫做蝸牛居的地方，這個地方是一群大學生的社窩。這一群大學生就是彰化高中的小蝸牛服務隊。

小蝸牛服務隊是一個由彰化高中畢業校友組成的校友服務隊。根據小蝸牛的隊長林沛毅表示，小蝸牛服務隊到今年已經是第八屆，八年前，由於彰中的升學率並不高，考上大學的學生並不多。而當時考上大學的幾個學長，感念校長跟學校對他們的照顧，覺得有必要將所學的一些經驗讓學弟們知道，再加上當時校長的支持，於是便促成了小蝸牛服務隊的成立。

寒暑假的輔導課期間，就是小蝸牛的出隊時間。林沛毅表示，小蝸牛服務隊服務的項目主要是針對高中的學弟，包括寒暑假的課輔活動。高中剛畢業的隊員每人皆有被分配到一個班級，在這個班級裡，隊員主要是要解決高中生在課業上的問題及陪伴高中生自習。除了課業方面，心理輔導也是他們認為必須注重的部份，不過，他們主要是擔任一個可供傾訴的對象和一個轉介站，幫學弟尋求管道解決問題。

除了課輔跟心輔以外，辦活動也是小蝸牛的特色之一，彰中的新生訓練和許多校際活動，小蝸牛也都是主要的承辦或主辦單位。彰中的新生訓練一向就非常具有他們的特色。新生訓練除了該有的師長報告、及正常的程序外，最特別的是他們把整個新生訓練當做一個營隊來舉行，當中除了會有班際拔河及大隊接力外，還有營火晚會和露營活動，另外也包括了一些團康活動。三重高中在去年也曾向彰中把小蝸牛的隊員借過去帶新生訓練。

不過，由於小蝸牛的隊員花費在學校的時間相當多，隊員們也會有一些家庭阻力，林沛毅說，小蝸牛的隊員在寒暑假的出隊時間往往早上六、七點就要離開家，晚上也要到五、六點才回到家，快要比從前高中時待在學校的時間多了，所以，有許多的家長不放心，反對自己的孩子參加蝸牛的活動。這是許多隊員所擁有的困難，不過隊上及學校師長都會想辦法幫忙解決。

小蝸牛服務隊是彰化地區第一個成立的校友服務隊，由於他們服務的成果受到師長和同學相當的好評，許多的校友服務隊都是學習他們的經驗而創立，像彰化女中小燈塔服務隊當初成立時，據說就有向小蝸牛的創立者請教過。在兩年前舉辦的校友服務隊聯合幹部訓練活動，原本預定有四個高中的校友服務隊參加，但後來因為有許多學校也想學習小蝸牛的經驗，而最後總共有六個學校參加，甚至多所學校是遠道由高雄而來。

林沛毅表示，蝸牛除了帶活動和課輔外，還是最希望能在做人做事的態度和方法上能導正一些學弟錯誤的概念，並把一些對學弟有用的資訊傳遞給他們，讓他們不會就只著眼於眼前，而是能在高中就學習用宏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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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

【生命力記者／陳家珍報導】葛瑪蘭是一支在一千五百年前就生活在蘭陽平原上的平埔族群，也是在台灣平埔十族裡，唯一保留完整語言和文化的族群。歷史的流轉，讓葛瑪蘭族歷經了顛沛流離;漢族文化的強力入侵和強勢政權的統治也讓葛瑪蘭族在歷史上相形失色。

《葛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是張振岳實地探訪散落在宜蘭、花蓮、台東等地格瑪蘭的族人所寫作出來的一本書，分為五個部份，包括歷史篇、信仰篇、禮俗篇、人物篇和生活篇。在歷史篇中，張振岳對葛瑪蘭族的歷史做了一個概括的介紹。在信仰篇中，主要是由ＢＡＴＯＨＯＧＡＮ(漢語譯為巴扥赫幹)，也就是葛瑪蘭人的一種儀式，來談他們的宗教信仰。禮俗篇則是談葛瑪蘭人的治療儀禮、祖靈信仰和祭海儀式。人物篇則是介紹葛瑪蘭族中較有特色的人物，如巫師、勇者等。生活篇主要介紹葛瑪蘭人的手工織布法、魚舟和造船術。

在《葛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信仰篇中，張振岳是這樣介紹Ｂａｔｏｈｏｇａｎ的，「Ｂａｔｏｈｏｇａｎ是葛瑪蘭族在眾多紛雜的靈魂信仰中，用來界定人與靈的一道儀式，族人相信人在死亡後，其魂魄不會馬上成為有靈的魂，必須透過Ｂａｔｏｈｏｇａｎ的執行，亡者之魂才能正式成為靈魂而且成為保護族人之善靈。」張振岳清楚明白的敘述，讓讀者能輕而易舉的了解有關葛瑪蘭族的文化。

張振岳，一九六二年生於花蓮縣富里鄉，父母親為新竹縣北埔鎮世居的客家人，世代務農，家族在一九四七年遷居後山花蓮。一九八一年省立花蓮高工畢業後就入伍當兵，一九八九年開始學習攝影，自設暗房從事報導攝影，紀錄後山地區的外省老兵生活，拍攝了一百多捲黑白底片，前後約兩年時間。至今尚未發表。一九八九年開始思索後山族群問題，並參加台原出版社所辦第一屆文化營，在東部進行平埔族之田野調查。現在受富里鄉公所委託，主持《富里鄉誌》之文字撰寫工作。

葛瑪蘭的特殊祭儀與生活是一九九八年一月由常民文化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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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台灣雜誌 推動環保不遺餘力

【生命力記者／洪孟霞報導】兩年前，一群已置身環保運動或是對台灣環境有熱愛及認知的朋友齊聚一堂，討論著他們對環保的看法，竟發現現今環保運動的推動中有著一大疏失，那就是對環保資料所搜集的不齊全，這對環保運動實為一大阻力，因此「看守台灣」這本熱愛台灣土地的雜誌構想，便在此孕育而生。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鄭益明，亦是「看守台灣」季刊的編輯委員，他說：「『看守台灣』是對台灣環境生態基礎工作及資料來源的收集，讓大家多了解台灣真正的樣子，從環境及生態的角度切入，擴及至台灣的人文和原住民等等問題。」

鄭益明說：「『看守台灣』的組成份子，有研究物理、生態、人類學、經濟學的教授，或是在環保運動中參與很久的人士，如：發行人張國龍是環保聯盟評委召集人、社長劉志堅為台大環工所博士、執行編輯李永展為畢業於政大地政系，編輯委員林美容為中研所研究員。他們都希望能藉由『看守台灣』來彌補環保運動缺乏基礎資料的遺憾。」

「看守台灣」為季刊，一年四本，在前年都會先規劃出下一年度的四本季刊的四個主要重點，一九九八年八月的試刊號中心放於海洋，是為了配合一九九八年國際海洋年，且台灣是個海島型的國家。創刊號預定為一九九九年一月出刊，鄭益明說：「因政府會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有一個關於國土的會議，所以創刊號主題將圍繞著國土議題，如：水資源及土地問題。」接著是探討城鄉問題，仍後是森林問題。

「看守台灣」內的文章，都盡量找專業領域的人士來執筆，如試刊號中「海洋之生海洋鯨豚」筆者周蓮香就是台大專門研究鯨豚的專家。「台灣海洋生態」執筆者楊肇岳為台大海洋所。「縮減中的田地」一文是由劉志堅所寫，劉志堅為台大環工所博士。所以『看守台灣』的專業及嚴謹，在此可一窺端倪。

看守台灣雜誌社除了「看守台灣」季刊，還有六本的看守台灣文集，是與美國環境智庫（看守世界研究中心）合作取得他們一百四十多本中的二十六本版權。鄭益明說：「由於資金及人力的種種因素，無法做到現場研究，所以與環境智庫進行合作，並由他們的看守世界研究中心所出的『看守世界』雙月刊雜誌中，取得『看守台灣』季刊的命名構想。」

鄭益明表示：「『看守台灣』是為了能喚起過去忽略環保重要性的人士，重新能對環境有初步的體驗。或是已關心環保的人士能藉由『看守台灣』而成為台灣看守人，終生做台灣環境的守護者。或是能結合更多的環保專業人士，凝聚智慧及力量，一起為台灣環保奮鬥。」

看守台灣雜誌社聯絡方式

電話：２３８９８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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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自然的守護者

【生命力記者／洪孟霞報導】陳光字是綠黨的生態支黨部召集人，從小在父母親的薰陶下，非常喜歡大自然，在就讀清華大學大三那年的寒假，參加了環保營隊，後來一群人志同道合，便組成了環境保護研究社，陳光宇說：「環保社當時最大的成就，就是推行『不使用保利龍餐具』，相當的成功呢！」當時的環保社有固定的讀書會，陳光宇也從中吸取到許多有關環境的書籍，憑著一股「自然好美」的信念，陳光宇決定要做個自然的守護者。

唸化學系的她，必須要做實驗，老鼠便是最常被拿來做實驗的犧牲品，陳光宇雖覺十分殘忍卻也無奈，所以她告訴自己「要以環保做為職業，而且要很努力投入！」為了充足生態方面的知識，陳光宇便常跑到台大，去旁聽動物系李玲玲教授的課，和清華大學人類生態學教授，也是環保運動知名人士鄭先祐教授的課。

在一九九二年時，陳光宇申請至美國馬里蘭大學，繼續攻讀她所須的環境知識。在美國的陳光宇參加台灣學生社辦營隊後，環境議題的討論便在這個團體中成為焦點話題，但陳光宇仍是覺得不夠，因此一九九五年時，她在網路上設置了台灣環境網路的信箱，她說：「這個網路信箱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希望能串通國際中，對環境關心的學生。」而這個網路信箱也成功連署了「反對濱南七股工業區開發案」。

陳光宇曾在一九九零年時，參加森林大遊行，當時只是覺得好玩，而在遊行中有許多小劇團參雜演出，她說：「沒想到環保運動也可以如此生動。」所以在八年後的森林文化年，陳光宇創辦「捕鼠器劇團」，來配合一九九九森林文化年的活動，她希望：「一個環保運動不要單單是書面的作業，行動劇可以活潑整個運動。」而捕鼠器劇團意取為，捕捉盜砍山林的「山老鼠」。

陳光宇在美國就已常參加美國綠黨的活動，因此回到國內後，便更積極參與台灣綠黨的活動。在一九九七年九月，陳光宇主辦綠黨生態系列講座後，九八年為了配合國際海洋年，又更深入地辦了四場講座，探討的環境議題包括：海洋、森林、河口、濕地。因為陳光宇認為自身所學不足，所以辦講座可以充實本身，且講座地點位於台北羅斯福路上，學校十分多，可以號召許多學生來關心環保，她說：「在九九森林文化年，綠黨也會配合學生的空閒時間，推出有關森林以及地質地理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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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憨兒離開烘焙屋 挑戰現實社會的冷酷

【生命力記者／張介凡報導】在喜憨兒烘焙屋及烘焙餐廳成功打響名號之後，大多數的人都以為喜憨兒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事實上在喜憨兒離開烘焙屋之後，所面臨無法就業或在工作上遭到歧視的現象，仍然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台灣地區約有四十萬名喜憨兒，為家庭社會帶來經濟上的負擔。喜憨兒文教基金會為了解決喜憨兒就業上的問題，成立了喜憨兒烘焙屋與喜憨兒烘焙餐廳，提供給喜憨兒一個工作訓練場所。喜憨兒在烘培屋的訓練期是一年，喜憨兒們在烘焙屋的這一年，除了學習作麵包的技術，也要學習對顧客的應對進退，包括包裝麵包、招呼客人等技巧，在老師的細心教導下，大多數的喜憨兒都學習得相當快樂。

一年之後，喜憨兒基金會便會將這些孩子介紹到不同的地方工作，真正的加入一般社會的工作職場，但是由於在烘焙屋的一年，喜憨兒們都是在老師們耐心呵護下學習，顧客們也多會因為他們的特殊性，而以較包容的態度對他們，與一般工作比較起來，烘焙屋就像是一個溫室，喜憨兒受到太多的保護，面對正式職場的冷酷，他們並不能適應。

基金會的老師在將孩子安排到外面工作時，都會先陪他們一起去就職，讓他們比較不害怕，漸漸的適應後再讓他們自己去做，但是老師們仍然會定期的作追蹤的紀錄，了解他們的工作情形，不過，還是有一些喜憨兒在沒有老師的陪伴之下，顯得情緒不穩，適應不良而因此放棄工作的機會。

不過，基金會的公關人員陳幸如表示，喜憨兒因為適應不良而放棄工作的例子較少，大多數的情形都是喜憨兒受到歧視及不公平的待遇而被迫放棄，這也是目前喜憨兒基金會安排喜憨兒工作所面臨最大的問題。許多雇主由於長期的刻板印象，排斥雇用喜憨兒，認為他們工作能力不佳，甚至會造成他們的困擾，讓喜憨兒的工作機會一直不多，常常只有一些清掃、或是打雜的工作，不過基金會的老師表示，即使這些都只是簡單的工作，喜憨兒們卻以無比認真的態度去做，讓他們好生心疼，也懷疑為什麼固執的雇主看不到這些孩子的認真。

而另外還有一些僱主的行為讓基金會的老師相當生氣，有許多雇主為了一時的愛心，或是為了僱用這些孩子可以減稅等因素，僱用了喜憨兒工作，不過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們又開始後悔，怕他們反應慢，怕他們會傷害顧客，將滿心歡喜工作的喜憨兒開除，讓喜憨兒和老師們都受到很大的挫折；也有情形是，雇主熱心的雇用了喜憨兒，但是一同工作的同事卻因為喜憨兒的單純而欺負歧視他們，讓喜憨兒心理受傷，也因此放棄工作。

不過，陳幸如表示，許多的困難都可以克服，只要社會大眾願意接受喜憨兒，精神科醫師也提出說明，認為喜憨兒雖然智能較不健全，但心理上是正常且穩定，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所以陳幸如強調，喜憨兒基金會目前積極增加在媒體的曝光機會，期望能讓社會大眾認識喜憨兒進而打開心胸接受他們，能替喜憨兒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畢竟，主動創造機會，比等待援助，是更能讓社會大眾正視這個弱勢族群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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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壁畫 永寧街讓社區更美麗

【生命力記者／楊國煌報導】台北縣書香文化推廣協會與新莊市永寧社區營造小組共同的推廣下，一月十日民舉辦了「街坊動員V.S. 藝術觀點」第二階段的活動，約有三十位居民參與這項由社區共同創作的大幅燒陶壁畫。

整個活動在早上九點開始到十二點結束，於新莊市永寧街二十八巷舉行，這次的社區的營造活動主要是燒陶壁畫的繪製，現場有四十九片的磁磚，磁磚上都已經繪好木棉花的圖樣，只是等待著社區的居民著色。居民按照之前規定好的顏色，一筆一筆的把木棉花的塗上顏色，共同的去繪製這一幅屬於他們的壁畫。

居民們拿起畫筆彩繪磁磚，有時過多的顏色，滴在木棉花以外；或者是部份的顏料滴在桌上，技術有點生疏。不過畫久了，也漸漸有了心得，也漸漸的會控制顏料的拿捏，甚至還可自己發揮。有一位民眾爬到桌上幫木棉花，加上一些枝幹。隨後，其他民眾怕他忘了這是木棉花，還提醒他：「這是木棉花，不要變成榕樹。」話一說完，引來現場民眾的一陣笑聲。

營造小組的企劃執行吳鵬飛說，在一些社區內，公共的東西都是買回來的。因此他覺得社區本身就可以創作一些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東西，這樣會比買回來來的更有意義。他也補充說，這次的活動主要是把社區營造的理念，在這個地方傳播開來，用更具體化的活動或物品去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

而會場的另一角，小朋友們正聚精會神的在玩陶土，主辦單位非常用心的把大量的陶土集合在會場的另一角，讓小朋友在自己的陶土世界裡盡情的發揮，他們正在製作自己的「侏儸紀公園」，小朋友做出了一隻隻的恐龍，一座座的火山。父母親在幫木棉花增添色彩，而小朋友則是陶醉與自己想像的世界當中，自得其樂。

著色完成的磁磚，在活動結束後，會被帶回到工作室進行燒製，等所有的燒製完成後，二月下旬將展示與永寧街二十九巷的街角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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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女小燈塔 熱心回饋母校

【生命力記者/陳家珍報導】暑假時，在彰化女中的校園裡，可以看到在白衣黑裙的學生中夾雜了一群穿著黃上衣，牛仔褲的女孩，她們就是小燈塔服務隊。

小燈塔服務隊成立到現在已經七屆，在寒、暑假，一群還在台灣各大學唸書的彰化女中校友，紛紛從全台灣各大學趕回彰女，她們舉辦活動讓學妹們除了課業之外，能對一些她們需要了解的事物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去傾聽在功課壓力下的學妹們的心聲，讓她們的心情有疏通的管道。

由於隊員的分布遍佈台灣各地，除了寒暑假的出隊時間外，在學期中的聯絡就成為一種挑戰，隊員邱奇珍表示，除了隊員在每個地區都有分家族互相聯絡照顧外，在戀戀半線情BBS站上，還設立了一個燈塔版來供隊員在學期中互相聯絡，另外，隊上也設置一個專門負責聯絡事宜的聯絡股來聯絡隊員。

隊員邱奇珍表示，小燈塔辦的活動包括有在每年大學聯考後的選填志願服務，帶領學妹們去參觀各大學的北大學之旅或南大學之旅，各大學科系介紹，還有辦理推薦甄試講座，讓那些對於推薦甄試有經驗的大學生來學校為學妹介紹跟推薦甄試有關的各種相關事物。在出隊期間，也會辦一些營隊，例如美工營、地理實察營等，來增加學妹的課外知識。有時也會舉辦歌唱比賽，讓全校師生同歡。不過，其中最主要的活動是帶班活動，小燈塔的隊員都有固定負責的班級，在每個班上，隊員負責有關疑難解決、心理輔導的事。

「帶班活動最讓人感動的就是，我們所設計的活動對學妹發生了效用的時候和收到學妹們的小卡片」，隊員楊佳蓉表示，寒暑假吃中餐的時候，是小燈塔主要的帶班時間，在這個時間，我們大都是拿著便當到教室裡和學妹們一起吃，了解她們在生活上或課業上是否有遇到問題並尋求管道幫她們解決。不過，讓塔員覺得最有成就的是帶班，覺得灰心的也是帶班，因為當塔員和學妹有互動，得到學妹支持時，會覺得付出得到了回應。可是當學妹不理不睬，塔員講話沒人理的時候，真的會懷疑自己這樣付出到底是不是多餘的。

邱奇珍表示，小燈塔的隊員都是志願在寒暑假回彰化女中為學妹服務的，所以我們也會碰到許多壓力，有些隊員的家長會覺得她們在遠地唸書，好不容易寒、暑假回到家，卻成天往已畢業的學校跑，浪費時間又沒任何意義，所以非常不支持他們女兒參加小燈塔的活動，於是便形成了家庭壓力。有的隊員覺得學妹們對活動的參與度不高，轉而產生一種失望的感覺，便從此不回燈塔。也有是因為上了大學之後，社團及其他外務佔據了她們時間，而轉而忽略燈塔的事務，這些都是隊員流失的原因，也是燈塔面臨的困難所在。

邱奇珍表示，其實留在燈塔的隊員都是很有心要服務學妹的，當然更需要師長跟學妹們的鼓勵。不過燈塔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該好好規劃未來的方向，不要讓塔員的力量最後因未好好利用而分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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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服務團 扶弱濟貧的天使

【生命力記者/李采鈺報導】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以下簡稱TOPS)隸屬於中國人權協會，從民國六十九年，就開始從事國際人道救援的工作，原本主要在服務位於中泰境的泰北難民營，提供在那邊的華僑在醫療、教育上的資源，一開始的名稱為中泰難民支援服務團。

負責專案企畫的程杰湘先生表示，從民國八十三年起，已經將TPOS的業務拓展到第三國人道救援，包括東非的盧安達、肯亞、緬甸、寮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程先生說，在泰北難民營的學生上課用的教科書，都是由台灣運送去的舊教科書，在資源方面的貧乏，實在不是生長在台灣的人可以想像的。

除了物資支援之外，海外和平服務團在金邊政府當局的請求，在當地成立「職訓中心」，訓練街頭遊民的謀職技能，舒緩了金邊日益嚴重的街頭遊民問題，讓他們能回到社會生產的行列，以減少在經濟、治安等社會成本，不只從單純的發放物資、補給，等等人道救援工作著手，更期盼能從制度、環境開始改變，進而改善生活品質。

不止關懷人類，他們也關懷自然環境對人類生存的問題。目前TOPS在肯亞西部有泉水保護的相關計畫，因為，非洲大多數的民生用水，仍然倚賴自然泉水、井水，希望能藉由設置泉水保護區，避免水源受到外來污染，改善取水環境與飲水品質，盡量減輕原本醫療資源已經相當匱乏的肯亞的負擔，減少當地居民感染痢疾和寄生蟲的機率。

同時，中國人權協會也有經費匱乏的問題。中國人權協會的執行秘書陳家樺小姐說，目前協會中的經費只有少部份從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撥下來的，大部份需要靠著企業贊助，或一些民間的捐款支撐，屬於人權協會下面的TOPS也同樣面臨相同的問題。

TOPS最近在進行一系列的募款計畫，募得款項將作為改善所服務國家境內國小教育硬體與軟體的改善，還希望在柬埔寨發行關於教育資訊的全國性刊物，提更當地教師關於教育上的資訊，他們期盼在今年三月前能募足兩百萬台幣，開始推行一系列的計畫。

除了尋求外界支援外，TOPS的義工也盡一己力，將他們在海外服務的心路歷程集結成書，由聯經出版社贊助出版，「兩個女孩的天堂」這本書，記錄的都是TOPS這些年來義工的心聲，版稅將全數作為募款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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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盲人資源中心 看不見的幫手

【生命力記者／董芳芝報導】在淡江大學，有一座「盲人資源中心」，專為提供盲胞教育方面的資源而設立。據資源中心裡的工作人員黃月惠表示，這座盲人資源中心是由教育部委託設立，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育上提供盲胞更多元化的資源與管道。

目前資源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盲童及盲生製作各式各樣的教具。藉著不同材料的組合與拼貼，把課本上的圖片製成一件件立體的教材。讓視能上有障礙的學生，能夠用觸覺代替眼睛，透過對教材的使用，使盲生的學習更為健全與便利。

黃小姐接著解釋教具的製作流程。首先，縣市政府會向資源中心提出委託案，將欲製作成教具的課本或內容交給資源中心。中心在接受委託之後，就會由專業的工作人員及熱心的盲生媽媽們一起設計教材製作的具體步驟和材料使用。完整的設計圖出爐後，資源中心裡的專業工作人員、工讀生還有一些熱心的盲生媽媽，就會開始進行教具的拼裝製作。資源中心裡的工作人員拿出一幅土地剖面圖，剖面圖的底層是用一顆顆的小石頭拼貼起來的，上面還貼上點字製作的標籤標明地層名稱。剖面圖最上層的草地，是用綠色的絨質紙貼上，同樣也用點字標籤標出地層。立體教具的巧思和細致，直接的表現在這張地層圖上。

黃小姐接著說，教具的製作並不如想像中的拼拼貼貼那麼單純。從立體教具的設計，材料的選擇和使用，就得耗上工作人員不少的心思。黃小姐表示，教具製作最耗時的部分在於教材完成後的測試工作，為了確保教具能夠真正讓盲生受惠，讓看不到的盲生可以「摸」的懂，資源中心會讓盲生家長以及盲生進行一遍又一遍的實際操作和測試。一本國中課本平均有三到四十張圖，要完成一本課本的教具製作，大約要用上三、四個月。材料費加上人工費，一本課本的製作成本平均是二、三萬塊。「所以教材的製作實際上是相當繁雜的，不但耗時耗錢，還要加上可觀的人力。」

除了立體教具外，一般人所熟悉的有聲書籍、點字書籍，在資源中心裡也有提供。中心近兩年更開發了口述影像系統，讓盲友從聲音中「看」影像。口述影像系統的主要功能，就是將眼睛看的到東西，轉換成用聲音表達。不論是文字或是圖片，甚至是影像，都可以在改寫成腳本後，由報讀的方式轉錄進系統中。盲友只要經由電腦系統的播放，就可以從聲音和文字的組合中更進一步感受影像的內容。

黃小姐又提到，資源中心也會和出版社或文建會合作，進行電子圖書的製作。而中心裡也定期提供盲人電腦教育的訓練，除了教導盲生使用特殊設計的電腦外，也進行種子教師的培訓工作。此外，每年還有全省巡迴的教育訓練以及盲人電腦維修，並舉辦全國大專院校盲生資源聯誼，在硬體設備和軟體技術或心得上互通有無。

資源中心的同仁，多以淡江大學畢業的學生為主。黃小姐在畢業於淡江大學後，曾經在張老師之類的社會輔導機構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才進入盲人資源中心服務。黃小姐說，資源中心的經費不多，工作人員也不多，但是工作量卻是相當龐雜。談到資源中心未來的展望，黃小姐也提出了一套看法。「其實是希望資源中心可以更有突破，但是環境似乎不允許。未來希望在提供盲人就業機會上以及輔導的工作上，可以更有進展。」

黃小姐說：「其實在這裡的工作是多采多姿而辛苦的，經費有限，工作量又大，但是常常會覺得被感動。」她又提到，中心裡的主任和教官都是不支薪的，他們努力的精神，使得她對目前的工作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她對自己在做的事有了更清楚的認知，也愈加覺得自己的努力是有意義的。

「社會對盲人的接納度固然需要更寬廣，但是視障者自我充實的工作更是重要。」對於未來，黃小姐期待能夠更充實自己的能力，也希望資源中心的工作，能夠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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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世安 殘而不廢的樂觀榮民

【生命力記者／林睿康報導】「既然上天這樣的安排，我就這樣走，沒什麼好忿恨的。」這是去年四月份，因為糖尿病而遭截肢的老榮民蒲世安這樣說著。

蒲世安，六十九歲，四川人。他十五歲時就因為抗戰的緣故，遠離家鄉來到印度抗日，十八歲時跟隨政府遷來台灣，就一直待在部隊。在民國四十八年時，他因為身體狀況不佳退伍，之後就住在台中省教育廳的宿舍。蒲世安當年在部隊時，是擔任少尉翻譯官，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退伍之後，由於英文程度好，因此他在省教育廳擔任英文教學的工作。

在台灣退伍這幾十年來，蒲世安一直是在省教育廳任教職，直到去年的四月份，有一天他騎腳踏車回家，不小心撞到了大石頭，磨破了腳趾，起初他不以為意，到了受傷的第二天，他赫然發現傷口的週遭呈現黑色症狀，因此他到霧峰私立的全生醫院就診。由於醫術的不佳再加上有輕微糖尿病的關係，使得他的傷口因受細菌感染而逐漸壞死，且向上蔓延，直到他轉診到了台中榮總就醫時，醫生告訴他已經不能救了，必須要截肢才能夠存活，因此他便動了手術截去他的左小腿。

「當初要我退伍，是因為診斷出我有肺病、心臟病，結果這次檢查的結果，我竟然只是有糖尿病，從前軍醫院診斷出的這些病，都不見了耶。」蒲世安打趣的說。他並表示，雖然當時政府要他退伍的理由是很莫須有的，但是他仍感謝政府配給他住所和每個月一萬多元的津貼，他說：「一萬多元夠用了啦！能吃得飽又睡得好。」　

蒲世安現在孤身一人在台灣，問他為何沒娶媳婦，他說：「當時十五歲時就出外打仗，到台灣後又因為政府規定軍人不准娶妻，使得我最後只能當王老五。」而在民國八十二年時，他回到大陸去探親，他表示，父母親早就不在了，回去只是看看姊姊和姑姑，不過感情已經淡了許多。再問他會不會因此而難過，他說：「不會啦！這是當時年代所造成的隔閡，不得已呀！不過見到他們都很健康，也就能釋懷了。」可見他豁達的心境。

蒲世安沒有抽煙和打麻將的嗜好。每週的一、三、五是他觀賞平劇時間，二、四、六則是他收看空中大學的時間，他說：「讀書很重要，所謂活到老學到老，雖然我已成為殘障人士，但是仍不會更改我的興趣，況且空大的教學內容，不見得比你們大學所教的差喔！」

擔任榮總殘障重建中心的職能治療師黃小姐說：「蒲世安是現在我們重建中心裏面最活潑開朗的一位，他做復建時是非常認真和積極，絲毫沒有因為被截肢而產生自棄的念頭。」在整個復建中心的復建訓練場中，看見蒲世安處處配合著復建人員的口令，擺動著他已經剩下大腿那一段的腳，汗水從他的臉頰留下，卻依然逗趣的和復健人員談天，不難體會出他樂天知命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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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堂 樂觀面對病魔挑戰

【生命力記者／林納麟報導】視障者黃嘉堂現年六十三歲，十八年前便得知自己將會失去視力。在經歷人生一半後，才來面對黑暗的世界，這對他來說有如晴天霹靂。

黃嘉堂生於民國二十四年，年輕時曾在楊梅一所中學擔任老師。然而，在民國七十年，台大醫院的醫生告訴他患有「視網膜收縮病變」，視力將會慢慢的消失，對當時視力正常的他來說，的確是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經過四十五年的正常生活，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靂，剎那間萬念萬俱灰，心情壞到極點，結果竟然患上了憂鬱症。

「那個時候，我也有看心理醫生，但吃藥打針也沒有幫助，心情不好，身體的狀況也就越來越差。」他說：「後來反而是自己慢慢的想通了。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只會令自己的狀況越來越差，反正已經發生的事無法挽回，再想也沒有好處，於是心情也平服下來。」

三年後，他辭掉教職，正式退休。在過去十多年裏，憑著退休金，雲遊四海，到不同的地方旅行，在真正失明以前增廣見聞，還曾經一個人走訪大陸，遊覽名山大川。在這段期間，他完全沒有工作，反正他的三個兒子，都已經自立，生活上不是問題。

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他曾擔任「外縣市全國推廣」講師，並在自己的社區裏指導民眾，同時在公教退休學會裏擔任要職，也幫忙佛光山分會進行義賣、慈善籌款等工怍。他表示，只要能力所及，對社會大眾有益的事，他都會盡力參與。

但在最近二年，他的視力退化得十分嚴重，近期己看不見東西。「從前，我還可以到市場買東西、看電視，現在己經不成了。」他說：「現在很多事情都需要別人的幫忙，很多東西只能靠聽覺和記憶，生活上要從新適應。」

他直言，最近的心情又跌到谷底，對於黑暗的生活，感到無奈。他說：「當然，我也很了解其實我不是最不幸的人，但當我想到以後的日子，便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在過去的日子裏，雖然早對這一天作好了準備，但當真正看不見東西時，仍是會感到恐懼。

而現在，「有聲書」便是支持他生活的另一個重要力量。「我是一個愛念書的人，但現在不能讀，也不能寫，對我來說十分困擾。我現在的年紀也不小了，對我來說，現在要學習點字的話，的確是比較困難的事。」他說：「在兩年前我接觸到『光鹽』愛盲服務中心，他們所提供的有聲圖書，為我提供了不少幫助。」

對於「光鹽」的工作人員和志工，黃嘉堂表示由衷的感激，所以前一陣子，光鹽為了舉辦舞台劇「目中無人　心中有美」而召募視障演員，他毫不猶疑的便參加了，他說這是對關懷視障人士表示感謝，也希望為視障者付出一點心力。「那個時候，我每星期都要從楊梅跑到台北兩次，對我來說真的十分吃力。」他說：「但後來看到舞台劇的成功，我覺得這一切是有價值的。」

而參加舞台劇的演出，讓他認識了很多視障的朋友，這為他帶來了另一種意義。「有些人從出生開始己看不見東西，在黑暗中渡過了漫長的歲月。看到這些年青人面對自己的命運，仍然很有活力，勇敢的生活，便讓我很感動。這讓我感到，我雖然不幸，但也不是最不幸的人。」他說：「認識到這些年青的視障者，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一方面感到他們很有意思，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生活圈子擴大了。」

對於人生，他有他的見解。「人活在世上，過程都是十分坎坷，會有很多不幸。路不平，走過來不容易。我的不幸便是我的視力。」他感嘆的說：「但如果想清楚，這上有有很多人天生全盲、智障、肢體廢障、植物人．．．他們都比我不幸多了。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對於這種身體上的缺陷也是一樣。我現在已經六十三歲了，一切也只好接受吧，雖然偶爾也會感到遺憾。」

而將來的日子，他表示仍然希望能踏出社會，只是現在沒有信心罷了，但若果能遇到適合的工作，他仍然是十分願意為大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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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瑞婷 自己製造光明的視障生

【生命力記者／陳怡妏報導】顏瑞婷是一位患有先天性白內障的女孩，目前就讀於中興法商學院法律系二年，唸法律系是她自己的志願，不過，瑞婷也表示了她最喜歡的還是音樂系。雖然瑞婷總是看不清楚這個世界，求學的路也走得比別人吃力，但這些對她而言，並不是挫折，瑞婷表示自己除了眼力差了點外，和一般人是沒什麼不同的。

先天性白內障的醫治，和一般人老了得白內障的情形不大相同，一定要在出生後六個月內醫治，復原的機率會很大，但如果延到六個月以後才去治療，要醫治好就不太可能了。瑞婷是屬於重度弱視，她表示她曾經開過五、六次刀，眼睛的情形其實是時好時壞，沒有一定。瑞婷有些不好意思的說：「我小時候，以為我自己的眼睛是被肥皂泡沫遮住了，有一段時間，我一直不停的洗眼睛，想要把泡沫洗掉，然後我就可以看得見了……」。

雖然眼睛不好，瑞婷還是從小學、國中、高中一路唸到大學。瑞婷表示，在求學的路程上，她自己並沒有遇到過太大的困難，唸書時需要用放大鏡來輔助，比人家多花幾倍的時間是自然的事，倒是在國中時，有一次班上的男同學欺負她看不見，竟然拿粉筆在她臉上亂塗，後來經老師制止過後，才停止這樣的行為。

一路唸到大學來，瑞婷覺得政府對視障生的照顧還是太少，而各大學中的各個科系，對視障生的誤解又太深。瑞婷表示，當初選擇唸法律系，是因為對法律滿有興趣的，不過在選填志願時，她發現，願意收視障生的學校本來就不多，而法律系中願意收視障生的則更少。有些國立大學的法律系沒對視障生開放，視障生被排除在外，失去更好的學習機會。

瑞婷也指出，一般人對視障的人還是有偏見，覺得視障的人不適合唸那個系，那個系就不開放，但適不適合是該由一般人來決定的嗎？視障生在上課時確實是會有些跟不上的情形，但是課後，他們是會花上比別人多好幾倍時間來補強的。其實就像瑞婷所說的，視障生到底適合唸些什麼，這問題應該由視障生自己決定，而且每個視障生的眼睛狀況，其實是有滿大的差異性，眼睛不好，並不代表腦袋也不好，為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可以選擇自己想唸的學校和科系，而沒有重重的限制。

瑞婷表示，對視障者的重重限制也表現在工作機會上，偏見也依然存在。一般人都以為按摩是最適合視障者的工作，但瑞婷和其他幾位視障生卻表示，按摩這工作一點也不合適視障者，因為按摩需要極大的體力，是很粗重的工作，並不是所有的視障生都可以從事，而且工作環境不良，工作時間不穩定，常會對視障者造成傷害，瑞婷說，她所認識的一些從事按摩工作的視障者中，甚至有人原本只是弱視，但卻因為工作太勞累的關係變成全盲，而這都因為是對視障者有偏見所造成的。

對於自己未來的出路，瑞婷雖然有些擔憂，但還是有自己的定見。現在她還在唸大二，加上法律系的課業本來就比較重，因此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來唸書，至於大學畢業以後，瑞婷表示她想往音樂方面發展，因為那是她的最愛，也是她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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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視障教育邁向新紀元

【生命力記者／莊曉琪報導】台灣教育界，從來就不認為盲人應該有受同等教育的權力，這樣的不公平待遇，不知道埋沒了多少的人才，我不願芃芃也被埋沒，所以我站出來，告訴大家重視盲生的教具，給他們平等的機會。」視障生王芃的媽媽說。

長久以來，在台灣盲人教育不完整的體制下，有許多家長會為視障小朋友製作上課所需的教材，主要是教科書中的圖片，「雖然課本中的內容有文字說明，但若遇到圖片，通常都會省略、跳過，盲生根本不知道真實，所以，教具就變的很重要。」王芃的媽媽表示，也因此，王媽媽開始製作王芃的教具，漸漸影響其他的家長，需求的欲望便逐漸被發掘。

在長達半年的計畫、研究細節、研發教材的一次次會議中，主要參與討論、擬定周詳計畫的人有：淡大盲生資源中心的人員、拍得麗基金會副執行長葉姿吟、與執行董事、對教具製作有興趣的人、同樣是視障或使用過教具的人，例如使用過視障教具黃東裕即負責審核。根據教具製作負責人黃月惠表示，因為製作教具的工作是台灣盲教界第一次，所以一直都處於摸索的階段，需要很多有心的人，共同考量需多迎面而來的問題。

拍得麗文教基金會中附設有「關懷視障研究發展中心」，主要針對在一般學校就讀的視障學生，基金會董事朱萬花表示：在得知淡江資源中心與盲生家長的需求後，基金會願意投入，提供經費以協助工作的推動。

黃月惠指出，一開始，各縣市政府不太認同這項工作，也礙於經費的關係，遲遲不願提供援助，但是在家長需求的聲浪中，台北市政府召集各縣市政府，開會決定分擔經費，並委託盲生資源中心製作教具。

當合作案底定後，淡江盲生資源中心首要的工作，就是在下學期開學前，利用學校資源優渥，集思廣益研發適合的視障教具，不斷進行兩階段測試，要通過明眼人、家長、工讀生與視障學生的測試才合格；積極培訓製作教具需要的龐大人力，長期的培育工讀生，製作數量龐雜的教具。　

而拍得麗主要需配合的工作，則是提供接受相關教育的盲人，利用其相關的概念，使得教材更嚴謹，誤差率越低越好；提供盲生的家長擔任長期顧問，以便諮詢相關經驗；協助尋找資源等。

「視障小朋友跟一般學生一樣，要教了才知道他們能不能，一般學生我們都不放棄了，更何況是擁有貧乏資源的視障生呢？給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吧！」王媽媽激動的呼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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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環境推廣協會 落實無障礙

【生命力記者／江祥得報導 】「想要建立一般人對『無障礙環境』的觀念，只有慢慢來，因為一般人對於殘障人士在生活上所會遭受到的不便，並不容易有很強烈的感覺，除非他們真正遇到了這種情形或家裡也有殘障者。『無障礙環境推廣協會』的成立，就是為了將無障礙環境的觀念，推廣到社會之上。」中華民國無障礙環境推廣協會台北分會理事長余學金說。

在關於「無障礙環境」的觀念，余學金說，所謂的無環境障礙其實可以分硬體和心理兩方面來說。在硬體方面，指的就是一些方便殘障者的設施，「譬如說，今年元旦我帶著一些殘障者到社教館聽演唱會，當我們將車子停在鄰近社教館的一個地下停車場時卻發現那裡並沒有裝設升降梯，最後一些坐輪椅的朋友，竟然就因此無法入場欣賞音樂會，連在社教館附近的硬體都這麼不完整，國內無障礙環境的觀念確實不足。」

在構成障礙環境的心理因素方面也可以分兩部份來談，譬如說，一般人在看到工廠或店家中有殘障人士在工作時，通常就不會進去要求更多的服務，對殘障者來說，這其實就是一種生活中的障礙；但反過來說，有些殘障者會因為自己身體上的不方便而失去信心，甚至將自己封閉起來，這也構成一種生活上的障礙。

余學金說，無障礙環境推廣協會通常藉著和立法委員對談等方式，希望以立法的方式來解決現今公共場合硬體設施不足的問題。而在殘障者的心裡建設方面，無障礙環境推廣協會通常以職業介紹、心理輔導和舉辦海外旅遊等方式來進行，「去年七月初，我們就辦了一次東京之旅。舉辦出國旅遊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想藉此開拓殘障者的眼界，另一個就是去觀摩國外無障礙環境推動的情形，像我們這一次到東京迪士尼樂園時，就享受到免排隊進場的優待，這其實就可以做為國內遊樂區參考的地方。」

無障礙環境推廣協會成立至今已有四年，去年更在台北成立分會，負責大台北地區活動的相關事宜。目前該會在運作上所遭遇到的困難在於經費的募集。余學金說，目前該會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會員、活動的贊助者和政府機關的補助，「我們辦活動的時候，其實並不容易找到贊助者，大多還是仰賴政府機關的補助，像去年，我們在台北、高雄和花蓮舉辦了相當大規模的路跑賽，就是由內政部撥款補助的。」

除了被動的接受捐款或補助之外，無障礙環境基金會也開始主動開闢財源。該會目前正在規劃和保險公司合作開辦機車強制責任險的工作，正式運作之後，就可以藉此獲得一些收入，幫助活動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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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瑜 半身不遂不輕言敗

【生命力記者／林睿康報導】目前在脊髓損傷聯合會擔任心理輔導工作的陳宏瑜說：「我原本是位運動健將，卻因為在部隊時一次跳馬的不適當，導致脊髓損傷而下身癱瘓。」他並表示，雖然已經造成了這樣遺憾的結果，但是仍要繼續的保持鬥志，才能再度走出自己的天空。

從國小開始，陳宏瑜就一直是位體育健將；在國中加入學校體育的社團後，他更發揮他運動的能力，曾拿下北縣縣運跳高第四名；在高中時期的他，選擇了普通高中，卻仍是學校中的田徑隊代表；之後他考上了東海外文系，仍受到教育部的重視，徵召他至左營接受二個月的國手培訓。

在當兵時，他仍是受到長官器重的體育人才，先後服務於士官隊，擔任測驗官，但是就在退伍前的半年，在一次跳馬訓練的項目中，因為落地姿勢的不當而導致他脊髓的嚴重損傷。

陳宏瑜說：「當初受傷的時候，全身不能動，我以為是暫時性的全身麻痺。」他並表示，當時醫官來檢查時，並不知道這是脊髓的損傷，只是一昧的往大型醫院送，從新竹空總送至台北三總，由於途中並沒有做任何的急救固定的治療，使得他的脊髓部分受到了二次傷害。他是在下午四點受傷，卻在晚上十二點才開始接受醫生的徹底檢查與治療。

在受傷的第十六天後，陳宏瑜接受了醫生的建議，決定要開刀取出壓迫在脊髓神經上的瘀血塊和碎骨，他說：「當時醫生說成功的機率只有五成，不是送回病房，就是太平間。」他表示，因為當時整個臉頰骨被鋼釘打穿並吊十六磅的鐵陀，以拉開頸椎的距離不至於壓迫神經，他為了不要再這樣下去，且不願意再看見他帶給家人的困擾和不安，因此答應了醫生的建議，決定讓自己的生命賭一賭。

手術成功後，他在醫院待了兩年做復建工作，目前上半身已經恢復了八成，除了拿筆、拿筷子等細膩的動作還是無法做之外，其餘的都不是問題，而下半身因為當初初步急救的不足導致二次傷害，再加上延誤就醫，使得無法再恢復。

從能跑能跳，到如今的下身癱瘓，陳宏瑜也經歷過心理上重大的波濤和打擊。「當初我把每個人的關心都當作是憐憫和同情，時間久了，我才發現他們其實是關心我的。」而他在復建的這段期間，也不斷的在閱讀心理方面的書籍，讓自己的心靈能更成熟和穩定。回到家後，他除了學習從來不曾接觸過的電腦程式設計外，他並訓練自己除了上下樓需要家人幫忙，其餘的事情他都要自己去完成。

陳宏瑜說：「現在的我，除了能夠自己開專為殘障者設計的車到脊髓損傷聯合會上班和加入直銷賺取生活費，我更參加了珠寶鑑定的訓練，讓自己能學多少就學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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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裕 懂得生活的鋼琴家

【生命力記者／莊曉琪報導】「除了對音樂的要求，不管我會什麼、懂什麼，我注重的是生活的感受，生活應該是輕鬆快樂的。」國內知名鋼琴家黃東裕說。黃東裕是第一個進入國家音樂廳舉行獨奏會的視障鋼琴家，除了音樂上有目共睹的成就外，他也是一個生活藝術家。

黃東裕八歲時因為生病而失明，擁有五個哥哥、兩個姊姊的他，從小就在寵愛下成長，他說：「我一生真的很幸運，從小家人生活都以我為優先，盡可能的讓我嘗試任何事情，給我很多。」雖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家人並不把他當作溫室的花朵般保護，還是會輔助著他，讓他學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培養他獨立生活的能力，如騎腳踏車、騎摩托車、開車、溜冰、爬山等等。

他的摯友朱萬花說：如果不是家裡的人從小培養他，他也不可能有今天這麼好的方向感、定性與平衡感。因為從小跟爸媽去爬山，他便習慣了在台北崎嶇的馬路上，健步如飛的行走，甚至能不依賴拐杖，獨自走回家，而哥哥姊姊平時除了為他準備教材、替他報讀樂譜之外，還從旁帶領著他享受一般明眼小朋友的快樂，如溜冰的樂趣、騎越野摩托車的刺激和開車的技巧等一般盲人不敢嘗試的生活藝術，即使依然有限制、有危險，他卻仍樂此不疲的享受生活。

黃東裕煮得一手好咖啡，他用鼻子和手指頭去感覺溫度，靠十幾年的經驗去控制時間，以他親手調配的咖啡招待朋友。問他為何喜歡煮咖啡，他說：「只是單純因為喜歡，所以我煮咖啡也泡茶，作為跟別人的一種連結。」

黃東裕除了將時間、心力擺在音樂上，另一個重心便是與人相處！或許正因為從小就在幸福且倍受重視的環境中長大，他對人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我跟人很相愛，我關愛的人過的好，就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感受了。」他微笑著說，不論是家人、朋友、妻子或需要幫助的人，他都以真心對待。

一個跟他認識十幾年的義工媽媽盧婉嫻這麼形容他：他是個很特別的人，除了在學識涵養、音樂素質都相當傑出之外，他也非常仁慈，非常體貼人。「我覺得他最難能可貴的是會去主動服務別人。一般盲人可能因為怕出錯、自卑，只會等著別人的幫助，而他卻總是主動的去服務別人，包括了明眼人，例如有一次中秋節下南部去表演，因為火車出問題，一群人在車站等著回家，他便開始徒手為所有人剝柚子。」同樣也是視障的好友朱萬花說。

結婚三年卻從不吵架的黃東裕夫婦，有一套獨到的相處模式，他表示：在感情上，碰對人比擁有很多能力重要。一個人會的再多，都必須碰對人，不然再多的能力都會被磨平，我們彼此清楚要的是甚麼、在乎的是甚麼，只要有共識，對對方真實，就能過的快樂。

在好友的眼中，黃東裕夫婦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凝聚又無壓力的感情。朱萬花覺得，雖然黃太太是明眼人，卻很能融入他的盲人世界，在黃東裕成功前支持他，成功後也不會給他壓力，即使生活不寬裕，但為了讓他琴藝能進步，為他買一台一百多萬的琴。然而看不到的黃東裕，卻也堅持陪太太去爬山、逛百貨公司，有時在她猶豫不決時，會鼓勵她買下喜歡的衣服。

「真正的關愛與憐憫之間是很模糊的」黃東裕感慨的說。目前生活自在、快樂的他，也曾經歷過那種，別人說那件事有意義，就跟著別人的題目走的盲目時期。他表示：殘障的人有兩極，一種是真的很可憐，很需要幫助，另一種則是被慣壞的。所有願意幫忙的人，只要提供我們不方便的資源就夠了，其他的地方就當我們是正常人，不要過度溺愛，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機會。聽我的音樂也是如此，音樂就是音樂，沒有打折的，在音樂的國度中，是不需要因為我本身的特別而不等同視之。

黃東裕難過的表示：很多團體都會利用盲人，例如，不斷強調盲人的可憐、該團體對盲人的偉大貢獻，甚至有時為了配合經費的申請，硬將正常人當殘障用。有一次，電視公司要拍攝一群盲人走在街上，他健步如飛的走，卻被叫停說：「你怎麼可以走那麼快，這樣不像盲人。」而被要求以「殘障」的方式行走。同是視障的朱萬花也有相同經歷，她說：「有一次拍攝紀錄片，硬要我拿柺杖，但是我明明不需要啊！」

懂得生活的鋼琴家黃東裕說：「我希望殘障朋友或一般大眾，都能將餅畫大一點，不要設上限，積極樂觀的去作想做、想學的事，這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能深入，生活也才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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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育幼院 用愛經營的大家庭

【生命力記者／羅倩翎報導】大同育幼院成立於民國四十二年，是由一群熱心公益的人士為了孤兒問題籌建的，早期的大同育幼院，仍是採取機關是的教養方式，並用軍事化的管理﹔到了民國五十一年，因為經費不足，而轉由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接辦，改變用宗教教育和家庭式的教養方式。

育幼院的收容對象，大多針對五到十四歲以下，身心健全的兒童，符合父母雙亡或一方父母死亡而貧窮，或因故無法撫養小孩等條件。因為來這裡的孩童，年紀通常還小，正是需要關懷和教育的階段，但卻面臨家庭變故，所以院裡特別以家庭式的教養方式，把院裡四十個孩童分為四個家，每個家都有自己的客廳廚房飯廳書房等，並會有專設的保育老師二十四小時的照顧和陪伴，還負責指導孩子的課業和日常禮儀及規矩。

除了強調家庭式的撫育方式，育幼院在硬體設備上也十分要求，除了安全性和舒適性外，這裡設備的齊全更是全國首區一指，幾年來陸續興建了兒童活動中心，藍球場，社教館，扶幼館，游泳池和圖書館，設備的優良簡直可媲美活動中心。現任院長郭光輝自信的說:大同育幼院是全省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育幼院，很多機構都來參觀﹔其實主要原因在於，我們願意付出最多資源給這些孩子，因為我們很用心經營這裡，希望給他們最好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育幼院在加強兒童福利工作的努力，不但如此更從今年開始，朝著社區服務推動，希望也能為附近的民眾和青少年，提供另一個休閒活動的地方﹔像十二月份就辦了社區藍球賽，和邀請歡喜扮戲團展出老人的故事歲月百寶相等活動。

大同育幼院就像一個超級大家庭，雖然這些孩子的家庭並不完整，但育幼院卻竭盡所能的，希望給他們一個溫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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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區 樂觀積極的李來富

【生命力記者/楊國煌報導】認識李來富的人，都認為她很樂觀積極，以「憨膽」來形容她。她的名字讓許多人會以為她是位男性，事實上她已經是兩個小孩的媽媽了，記者跟她的接觸是在新莊市永寧街的社區營造活動上，她是活動的總監。對於這社區活動，她並沒有參與太多的意見，因為她本身是土城人，不知道永寧街要的是些甚麼，她覺得地方的資源，只有在地人才知道。她笑著說，她只是扮演著一個整合地方資源的角色。她也沒有期待這活動會帶來很大的效果，她只希望能提供居民一個關心社區的機會。這就是我認識的李來富，如大家形容的樂觀、「憨膽」。

李來富是斗六人，現在已經五十七歲了，她的個性鮮明開朗，有著一股下港人的熱情。說起她第一次參與社區的經驗，她回憶說，當時土城市公所計劃要出版一本介紹土城的書─「土城之美」；為了使書的內容更加豐富，「土城之美」的負責人找到了李來富，當時她正在「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擔任總幹事，因此也把布袋戲的藝術放到「土城之美」內。「土城之美」出版後，隨後土城也舉辦了文藝季的活動，她正式參與社區的活動，八十六年土城的文藝季還得到了全國評鑑的第一名。

她和「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的關係是很微妙的。她的兩個小孩因為資優在國二的時候到台大接受數學小組的特別指導，指導的老師就是「當初「西田社」的創辦人台大教授李鴻禧，楊維哲及陳金次，他們為了搶救傳統藝術文化而成立，而她則是為了要感謝台大教授對於她兩個孩子的照顧，而自告奮勇的擔當「打雜」。儘管她對布袋戲一竅不通，卻本著樂觀的個性及對事物的熱情，自願的當起「打雜」的總幹事。

成立的第二年，「西田社」花了不少的錢到泉州去購買布偶，負債一百八十萬。眼見山窮水盡，三位教授萌起了結束的念頭，但是「憨膽」的李來富卻挺身而出，拿出十幾年的看家本領，開始去沿門托缽的去向人要錢，在短時間內，「西田社」就還清了負債。後來她也陸續的為「西田社」籌得不少的活動基金，讓「西田社」在推廣布袋戲的工作上扮演著一個極重要的角色為此，李來富也換來了一個稱呼─「最會要錢的總幹事」。

在籌錢還債的這個階段，她最難忘的是義美老闆高志明的支持，她說，那時是高志明在報上看到「西田社」的消息，主動找到她，送了她一個紅包，裡面裝了十萬元台幣，而且還特別用兩百張紅色的五百元紙鈔，紅包上寫著「綿遠流長」四個字。一個素未相識的人，竟然會給予「西田社」這樣的支持，更讓李來富走得具有信心。

卸下「西田社」的總幹事的職務之後，她開始接觸袋鼠媽媽讀書會。她陷入回憶說，大約十幾年前，「主婦聯盟」的陳來紅開始推動袋鼠媽媽讀書會，成果不錯，但是讀書會沒有立案，無法分配到國家資源。因此，李來富就想到成立協會，取得法人的身份，以便獲得政府單位的資助。一九九六年四月台北縣書香協會也因此成立。她說：「當時剛好也卸下『西田社』的工作，好友相邀之下就決定出任理事長一職。」

目前，台北縣書香協會正展開二十九鄉縣市的同書俱樂部的工作，以十個家庭為一單位，十個家庭都可以互相的交換書本及討論社區間的議題。李來富為了要幫助一些有志於推廣這項活動的鄉縣市，每天都自己驅車到各地去輔導，她說，希望通過書本的交換，可以提供居民有一個討論的空間。她以形容同書俱樂部就好像一個小火把，雖然只是一點小火，但是當同一個地區的小火變多了，一個、兩個…就會把整個社區照亮。這樣台灣的每一個地區，都可以寫下自己的歷史了。

她常鼓勵女性走出自己的家庭，許多的婦女結婚後忙於家務而沒有時間與機會再學習，每次遇到一些想走進社區活動的婦女時，她都以自己為例，她常對她們說，「我現在都已經五十多歲了，你們看到我很樂觀，很成功；其實你們都可以，因為你們年級比我年輕，如果現在出來，一定比我更年輕，更成功。」

李來富說她是幸運的，因為她的兩個孩子十分獨立，而先生的支持，則是他最大的支柱，讓她可以無顧忌的完成許多事。當然她也不失一般傳統女性的角色，她說，她還是要先把家庭照顧妥當後，才能走入自己的生活，也讓孩子、丈夫不會因為她的工作而造成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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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十七個社區營造故事

【生命力記者／敦展毓報導】社區營造可以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思考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並且為他們付諸行動。由遠流出版事業發行的《故鄉魅力俱樂部──日本十七個社區營造故事》，就是希望藉由日本推行社區運動的經驗，為萌芽中的台灣社區營造引進新的觀念。

日本由於過去經濟的快速發展，比台灣更早面臨人口與設施極端集中於都會，地方日趨沒落的情況。本書中的十七個故事，雖然各有不同的人文背景和地理環境，卻都是在生活環境面臨人口外流、不當開發等各種不同危機時所發生的故事。其中，這十七個地方所具體展現的就是建築和景觀的改變。例如岡山縣的高梁市，就在連結鳥取和高知的高速公路完工後，利用高梁交流道做為眺望全市的景點，而構成整個高梁市天際線的大規模建築物，其屋頂也經由特殊的設計，讓高梁有招牌般的新景觀。

而這些正是本書多數故事的緣起和動力。這本書蒐集了日本各地由傳統街屋開始推展社區營造的故事，主角都是一些打從心底深愛他們土地的社區工作領導人。這本書同時也是全國各地及其熱愛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熱心推動社區營造工作的人們，彼此之間的交流記錄。

作者對社區營造的主張是，每個地方有其獨特的問題，也有獨特的魅力，以及居民們熱愛本地的方式，這種感覺是大家共通的。但是「從一個更高的層次解決自己居住地方的問題」的這種努力，卻會打動其他地方人們的心。也就是說，解決自己地方問題的經驗，也可以成為大家共同的經驗。這樣的有形行為，整體來說，就是社區營造。

作者認為，地方的魅力是由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物魅力而產生出來的；瞭解居住在這裡的人的想法，再來觀察這個地方時，就會感受到這個地方更深刻的吸引力。因為，唯有透過愛這個地方的人的眼睛，才能真正看見這個地方的真實面容。而地方的魅力一方面孕育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對地方的熱愛，同時人們也會逐漸讓地方的魅力具體成形。地方培育出當地居民個性的同時，地方特色也由當地居民而展現出來。

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中，看到活生生社區營造推動者的身影，與日本社區造街的種種經驗，這些有創造力和影響力的點子、構想，可以啟發我們在地的靈感，而不是直接套用。消化與吸收日本的教訓與創新能力，是我們最值得由日本學習的地方。經由本書，有志於台灣社區營造的朋友，能進一步的「接合」上台灣的具體特殊情境，推動改造台灣的城市與聚落，讓他們能慢慢成為有魅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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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茱莉 以餵食流浪狗為樂的人

【生命力記者／張靜文報導】每天傍晚，會有一個女人開著車，從故宮到中央社區，只要遠遠地傳來車子的引擎聲，附近的流浪狗便開始騷動雀躍，成群地圍了過來，以期待的眼神等待這一天中最豐盛的一餐。

葉茱莉，一個愛狗成癡的女人，在十幾年前，居住在高雄時就有餵流浪狗的習慣，婚後定居台北仍不變。因為葉茱莉從來不把狗當動物看，只覺得牠們像小孩子，所以大部份的狗只要被餵過一、兩次，就會記住她，狗的熱情與真誠，讓她願意每天花將近兩小時的時間，每個月花三、四萬的飼料費來照顧牠們。　　

除了定時定點餵養流浪狗外，葉茱莉也負起了清潔的責任，在車上放了掃帚畚箕，沿路掃流浪狗所造成的髒亂；除此之外，她會衡量自己的經濟能力，帶流浪狗去檢查、結紮、植晶片，希望給那些狗一個身份，才不易被捕狗大隊的抓走。

葉茱莉表示，因為現在環保局規定，流浪狗被捕至收容所三日內沒人認養便焚化，所以每次去餵狗，若有那隻狗太久沒看到，她就會擔心狗是被補狗大隊的抓走了，擔心之餘，葉茱莉的先生便會到收容所找狗，而通常不見的狗都會從環保局那認領回來。

葉茱莉認為，若能夠推廣社區飼養流浪狗，共同負起餵養照顧的責任最好，但在實行上有許多的困難，所以現在能做的只是在政府方面，若政府能一方面宣導尊重生命、不要棄養狗的觀念，一方面改善流浪狗收容所的環境，台灣流浪狗的處境就不會如此不堪了。

「沒有主人的狗像沒有父母的孩子一樣，牠們沒有罪。」因為這樣的想法，致使葉茱莉可以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餵養流浪狗。雖然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還是相信可以為流浪狗做一些事，她也盼望，這樣的想法可以從達到每個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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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年 張老師義工經驗談

【生命力記者/黃景珩報導】「當電話那頭訴說著與自己經驗相似的遭遇時，心中的很多感覺便會被觸動」，現任電話班的義務張老師林彗年說。「很多時候自己本來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經歷，卻在個案描述到相似的遭遇時，深深的震撼了自己」，所以義務張老師必須先自我探索，找出自我生命的癥結，否則可能因為求助者的陳述勾起並掉入過去的經驗中，而無法專心的傾聽求助者的問題，所以林慧年認為，義工惟有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才能幫助他人。　

因此林彗年認為，助人的工作有很多時候是一種自助的過程，也只有在晤談人員能坦誠面對自己的經驗時，才能客觀的幫助求助者看清楚他自己的問題。

回想當初投入張老師的原因，除了親友的介紹外，林彗年也希望能多些人生歷練，而今林慧年一邊念書一邊在張老師當義工，的確使自己成長了很多。走入義工生活的半個年頭，林彗年覺得自己體會到很多。

林彗年說「在和個案談話的過程，有時令他們困擾的事情並沒有轉變，而是他們的心態變了」，這並不是接電話的義工告訴他們該如何去想，而是求助者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困境。林慧年認為一位專業的輔導者能做的就是陪著個案一步步的向前走，在這過程中除了傾聽求助者心情外，並且對求助者無條件的正向關懷。接電話的義工依自己的個人風格，以及求助者當時的狀況，還有問題的性質與程度，來營造談話的氣氛，讓求助者在安全溫暖的環境中找出解決的方法。

 這個工業化制度化的僵化社會，林彗年覺得，能從電話的另一頭聽到一個生命如何為自己的成長掙扎和努力，是最令她感動的。而在陪伴個案重新省視他們的婚姻、人際、感情問題的同時，也讓林彗年重新整理了自己，或許這正如彗年說的「施比受更有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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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雅 樂觀勇敢的小天使

【生命力記者／陳怡妏報導】蒂雅今年九歲，是「樂山療養院」的院童。因罹患罕見的阿波特症候群及複雜併指畸形，蒂雅出生才一週，就被遺棄在永和耕莘醫院，四個月大時被送到了樂山療養院的多重障礙幼兒養護中心，院裡的老師林玉蘭表示，因早期一些治療工作沒有做好，蒂雅到了二歲時還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

後來在院裡的老師及保母的照顧下，蒂雅不但學會了走路、會說話，而且也可以和一般小朋友一樣去學校上課。蒂雅目前就讀國小啟智班三年級，她在二年級下學期時被選為模範生，拿到台北縣長頒發的獎狀。

林玉蘭老師表示，蒂雅從小除了生病和肚子餓以外，很少哭，別的小朋友吃藥時都哭得哇哇叫，蒂雅則是忍耐著把藥吃下去。林老師還說「蒂雅很貼心，生性也很樂觀，雖然手和腳不健全，且有一點輕微的智障，但她還是很努力在學習。」

蒂雅的雙手與雙腳和一般小朋友不一樣，一生下來時就沒有手指，後來經由手術，讓她有三個手指頭可以用，但蒂雅的手肘還是沒辦法彎曲，對蒂雅而言，像是刷牙、吃飯、甚至拿筆這些一般人每天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對她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不過蒂雅仍能一一克服了這先天的障礙。林玉蘭老師表示「蒂雅很會運用自己的雙手，她總是可以找到一個她可以用的方法。本來院方有想過要為她準備特殊的餐具，但後來發現到她自己可以用一般的餐具吃飯。她就是用她的三只手指頭，夾住湯匙，然後把食物送進嘴裡吃。」

蒂雅吃東西時很快，並沒有因手的不便而需要更多的時間。吃飯、喝湯時，蒂雅會用僅能用的三隻指頭去夾住湯匙的握柄，但因手肘不能彎曲，因此她通常會將湯匙可以盛裝食物的部份朝著自己，舀起食物後，再將身體微微前傾，把食物送入口中，蒂雅就是這樣子吃完一頓飯，完全不需要人家幫忙。蒂雅吃水果的方法也很特別，而這也是因為她手肘不能彎的關係。像她在吃橘子時，是把橘子一片一片放在手肘上，然後將手臂平舉起，把橘子送進口中。

樂山除了提供小朋小住的地方、吃的東西和一些生活輔導外，每個禮拜六下午還有繪畫時間，老師林妙玲是志願到樂山來教小朋友畫畫的。畫畫是蒂雅的最愛，林妙玲老師表示，蒂雅很有畫畫的天份，而且她用色很鮮豔，每一種顏色她都會拿來用，不像其他小朋友都用比較暗的顏色。其實對蒂而言，拿色筆畫畫沒什麼困難，最難的是如何把色筆從盒子中拿出來，林老師表示「剛開始時，我會先幫蒂雅把筆全部倒出來，不過，現在她已經學會怎麼自己把筆拿出來了！」看蒂雅畫自己的腳、自己的手，看她每一幅畫作中鮮豔活潑的色彩，不難發現蒂雅對自己與這個世界充滿了希望與期待。

蒂雅也很喜歡幫助其他的小朋友，有時保母沒空照顧某位小朋友時，會要蒂雅幫他們照顧一下，蒂雅會很熱心的接受任務，不過愛玩愛熱鬧的她有時也會忘了要照顧小朋友，自己跑去玩。

雖然蒂雅失去了父母，手腳又有殘缺，但她卻沒有因此而自暴自棄，反而更樂觀學習，且擁一顆善良的心，院裡的老師及保母都說她很乖很貼心，對她也很有信心，他們也相信蒂雅未來的路一定可以走得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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