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烔福／生命力報導】一如既往，他從天母搭換兩班公車上學，察覺到候車亭有人，便問：「您可以幫我看看那是幾號車嗎？」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到了輔仁大學。大多時候，會有熱心的同學看見他手持盲用手杖而前來帶路，他也滿懷謝意地說：「我是音樂系二年級學生張林峰，謝謝您的舉手之勞。」
當輔大的鐘聲響起
民國八十四年，張林峰甄試考上輔大音樂系。如今同學和老師已經不再有像他剛進系上時的好奇與疑惑，課堂中，同學們會告訴他講義裡的文字內容，老師們也知道要盡量用「講」的，因為班上有一位全盲的視障生。
「其實，還是常有板書。」張林峰笑著說，「沒辦法，少了一樣學習管道就得加倍地用功。」他只好上課錄音，麻煩同學口述黑板上的內容；課堂之外，利用教育部的補助經費，找班上的同學當工讀生，將講義、文字資料詳細唸給他聽，他再做成點字讀物。
如果有團體報告，他大多負責口頭報告的部分，盡量參與團體分工合作的機會；若有書面報告的規定，老師通常要求錄音或其他形式替代，甚至指定他不必交。考試時，只有請同學先唸考題，在旁聽完後抄成點字，待同學作答完畢，再由他口述轉達，請同學幫忙抄成文字。
張林峰無奈說著，沒有點字考卷、點字用書造成課業上更大的壓力，畢竟輔大校園裡只有一兩個視障生，學校的資源教室不會特別為他加強軟硬體的協助，且位在需步行十分鐘之遠的焯炤館內，對他來說反而不方便。一年級時，為了報讀的需要，還得自己拿點字機到資源教室，「現在找同班同學報讀，不但音樂上的專業知識容易溝通，而且活動固定在系上，不必為奔走所苦。」
揮別啟明的日子
在啟明待了十二年的張林峰，曾是校園裡的風雲人物：小學開始參加各種演講比賽及歌唱比賽，屢屢得獎、國中當了三年的班長，被老師指定的理由是「最適合當班長的料」、高中三年不但參與學生自治幹部活動，並在高二當選啟明學校班聯會主席。
「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張林峰說，當了班聯會主席後，三天兩頭就有同學「申訴」，為了爭取同學的權益和福利，一下課就得往各處室交涉，或打電話聯絡大專報讀生，或討論校內迎新、聖誕舞會等大小活動。雖每天忙得團團轉，經驗和價值觀的學習卻是一輩子的收穫。
不少老師在事前提醒他要想清楚，成績可能因此退步。他對於學校希望升學班只要好好讀書，其他的雜事就交給就業班的態度不以為然，並以自信的口吻回答：「那有什麼關係，高三就唸回來了。」
進了輔大，面對許多改變，他都必須適應。從前一、二十人的小班制變成五、六十個同學齊聚一堂，在啟明學校橫衝亂撞都習以為常變成寸步難行的大校園，過去學校供應三餐無虞，如今各種生活上的細節必須自己打理……。
「最大的困難是『樂譜』。」主修豎笛，副修鋼琴的張林峰說，原來也對系上的管樂團、交響樂團充滿興趣，但皆因「趕不上樂譜」而放棄，別人只要試奏幾次就學成一首曲子，他卻必須將樂譜抄成點字，慢慢背在腦海裡，再和大夥配合試奏，「平日課業已經應付不暇，更別奢望參加什麼樂團或社團了。」
自認大學成績平平的他，一有空堂便在系上的音樂教室練琴，悠遠的琴聲偶爾讓他想起在啟明學校生活的點滴，「上了大學，反而好像少了些什麼？」他想，學習適應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也是視障生必修之課吧！「這些情緒在踏出音樂教室的一刻，立即煙消雲散。」
看不見前面的路，還是要走出去
最令張林峰「渾身難過」的是大學的體育課，集合校園內視障、聽障、肢障學生而開的「特別班」，只是在健身房做做重量訓練、伸展操，「比起啟明學校裡棒球、籃球、游泳等安排的體育活動，實在太無聊了。」他開玩笑地說：「我算是特別班裡四肢最健全的。」
張林峰在出生三、四個月時發燒失明，記憶中沒有任何影像，他卻自認為「幸運」：「如果燒到腦神經或運動神經，可能就變成智障或肢障。」他寧可選擇擁有健全的大腦和手腳。
「除了一雙看不見的眼睛，和其他一般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他總是這樣期勉自己。國中學習豎笛開始，便立志要走音樂的路，儘管老師認為他的成績足以往其他較熱門的科系發展，並告誡「興趣又不能當飯吃」，他仍然在十八個甄試自願系所上只填輔大和文化音樂系兩所，「就算考上其他科系也不會去讀，幹嘛把自願名單填滿呢？」
帶著多少叛逆性格的張林峰選擇輔大而非文大就讀，因為「想要自己闖一闖」，文化大學已經有不少學長姊鋪路，又形成一個視障者的小團體。他是第一個從啟明學校考上輔大的學生，難免有些壓力，但他自己覺得要勇敢地跨出來。對他而言，面對的是陌生的生活環境；對啟明學弟妹而言，更是一個全新的「視野」。
一如往常，張林峰每天自己上下學，沒有同學引路下偶爾迷路，雨天時，即使一手握傘一手執杖幾乎找不到方向感，他還是一樣搭公車到國家音樂廳欣賞音樂會，一樣自己走在陌生而不知道會有什麼突發狀況的台北街頭。
晚上八九點了，剛練的貝多芬曲子還不斷在腦海中盤旋，他不知道離開音樂教室後會不會有同學帶他走出校園，「看不見前面的路，還是一樣要走出去啊！」
1997年12月10日 星期三
張林峰 將樂譜抄成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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