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宣／生命力報導】「美國發生九一一爆炸案後，民間總共募得五億美金的捐款，截至目前為止，已透過各小型的民間非營利機構發放出一億美金協助賑災，回過頭來看看台灣，九二一所募得的款項至今仍沒有被有效利用。」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江明修表示，由此可看出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情形並不好，彼此信任度低落，這與政府本身的態度有很大的關聯。
江教授指出，以地方政府來說，地方政府多半視非營利組織為「競爭對手」、「壓力」，認為非營利組織的存在只是凸顯出地方政府本身效率的不足，行政品質的低落，但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原始的出發點是「公益」，並無所謂的利益可言，也沒有政治的考量，因此相較於地方政府，辦事效率當然高很多，如九二一發生後，慈濟公德會便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動員各項資源，幫助災民重建房屋、學校。
那麼，中央呢？「事實上，中央也『怕』地方政府啊！」江教授笑著說，中央之所以會「怕」地方政府，主要的考量還是在「政治」，怕以後選舉時，地方政府會不合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顯然中央並不了解「什麼是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心態，還是停留在選舉的「綁樁」；而中央政府本身的能力也有待加強，江教授表示，雖然中央主要的職責在統籌、分配所有資源，但往往出來的結果不見得符合人民的需要。
「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江教授皺著眉頭說，台灣的法令制度、政府運作的確有缺失，但並不代表所有的法令、體制都不好，我們可能有很好的法律、制度，但這些法令、制度卻沒有受到尊重，如中央對地方的認知錯誤，為什麼會這樣呢？追本溯源來看，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教育」，台灣有很勤奮、善良的老百姓，但多數民眾對政府的觀念還是停留在威權時代，因此順民很多。
江教授說，改革之道應從「教育」與「社區」著手。他指出，憲法的設立旨在保障人權，因此，「人權教育」應被視為最高的教育理念，以此為最高指標，而在大學、高中的教育課程裡，應該多加些人性「善」的部分，如鼓勵學生去做志工，參與類似的相關活動、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事蹟編為授課內容、介紹各種非營利組織，像反地雷組織，不要灌輸給學生的，都是像戰爭、政爭這種弱肉強食、你爭我奪的知識。
而「社區」概念的改變與推廣也很重要，江教授表示，現在的社區過於政治化，多半淪為選舉時地方政府綁樁用，且演伸出許多不合理的制度，如每個村長一個月可以領到七、八萬的薪水，這是非常不合理，也不對，像村長、里長這種職位應該是無給制的，本來就沒有所謂的薪水可言，他們的職責應該是在協助、領導整個社區的運作，團結這個社區的人，進而與其他社區互助合作，這才是社區的真正意義。
觀念的改變是長遠的，當務之急還是政策上的改進，對此，江教授的態度較為樂觀，他表示，法務部也明白政府的態度必須放鬆，不能一味地壓迫、管制，應該要讓非營利組織在較為自由的環境中運作，因此目前處於草擬階段的相關法令也已朝此目標努力。
然而，面對逐漸鬆綁的大環境，我們的社會準備好了嗎？對此，江教授說，在政策逐漸放鬆的過程中，會出現如藉由成立非營利機構逃稅、藉以從事不良的政治行等問題，這是必然的現象，但一件事總有正、反兩面，因此同樣的，好的非營利組織也會冒出來，越來越多。
2001年10月3日 星期三
從九一一 事件 談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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