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有智在休耕啟示錄專題採訪與農人的合照 照片/高有智提供 |
「對我而言，記者這一行，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偶然。」高有智表示，小的時候從來就不想把文字工作當作人生未來的選擇。一直到大學時期，逐漸找到「記者」的工作，成為信仰實踐的人生方向。
二○○二年進入中國時報工作，○八年，高有智從中時政治組轉入調查採訪室工作，在調查採訪室期間與其採訪室夥伴何榮幸、黃哲斌等人，開始策劃「我的小革命」專欄。高有智表示，「小，也可以發揮革命的力量，只要夠堅定。」他認為，台灣各地角落仍有許多正面向上的力量，小人物持續付出，但他們不像政客，只想做事不享特權；他們不談高調，只是默默耕耘；也曾厭倦，卻是沒有選擇放棄，這就是改變社會的一股新力量。
高有智表示，最讓他印象深刻的報導則是一名患有小兒麻痺重症患者唐峰正，從小雙腳和左手捲曲變形，只剩一隻手的力量，靠電動輪椅行動，卻沒被命運打敗，並且積極的推動「通用設計」理念來打破生活中的歧視與不便。
運用創新的想法，以及自身的經歷，唐峰正發明了許多讓身障朋友生活起居更加便利的產品，其中以一支號稱有九種握法，可以握、可以咬、可以用腳夾等方式，適用於不同身障人士使用的U-wing筆為例，因為經由小革命報導後，讓日本原廠設計公司Tripod design社長得知，隨即派專人空運來台，寫下台日「贈筆送愛」的傳奇故事。同時，也讓領有重度殘障手冊，四肢軟骨發育不全的小學生王宣翰，有了更便利學習的機會 。
高有智坦言：「主流記者會越來越寂寞，但身為記者的意義是在於能否發揮影響力，即使只有影響一戶人家，也是對記者的一種肯定。」因為通用設計的報導，讓高有智體會到，縱使只能幫助到少數人，但這也是記者工作的最大意義。這些人雖然運用不同的實踐方式，但只有一個目標，都是希望讓社會更好，更幸福。
此外，高有智也曾下鄉採訪辛勤的農人，以一篇《休耕啟示錄》的報導道出農人休耕的無奈。希望喚起更多人關心台灣農業問題與農村困境，並體會台灣農民對於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高有智在報導中也提到，休耕政策雖達到稻米減量目的，但農民一旦失去自信、不再復耕，農民技術與農業文化也將無以為繼。
高有智表示，在記者工作中難免會有許多挫折與低潮，現實與理想的衝擊常常讓人感到無力，但記者的工作意義就是去化解真實情境的衝擊，從一面高牆找到一條細縫去發揮，只要有微小的空間，並且鑽研，就能繼續找到人們的生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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