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愛讓精神病患走出社會角落

【記者鄭于瑄／生命力報導】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李茂生表示，在台灣，法律人從不去處理精神病患的問題。整個政府或是法律制度從來不對精神病患給予任何法律的保護，甚至也不給予法律的標籤，完全將這群人排除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的制裁，當然也不受法律的保護。

由台灣人權促進會、台北律師工會、公共電視聯合舉辦的「美麗人生──人權影展暨座談會」，第二場以精神病患人權為主題的座談會中，透過導演薛常慧拍攝的影片「封凍的記憶」，紀錄居家治療中患者的社區生活，這些患者皆為慢性精神病患，有長期受外星人幻聽之苦的女子、因么女高燒不退成重度智障而病發的母親，以及病發後雖然妻離子散，但卻依然樂觀開朗的裝潢師傅.，透過紀錄這些對象的生活面貌，讓精神病患的形象不再停留於只是暴力、瘋狂的狀態。

影片放映後，導演薛常慧於座談會中說：「事實上，在我剛開始接觸居家治療的精神病患時，感到非常的驚訝，因為跟之前從媒體接收到的訊息很不一樣，例如精神病患自殺或是殺親身父母時，才會被媒體報導。」她說，其實患者的種類非常多，並不是只有急性發病的症狀，而且病情穩定後跟一般人沒有兩樣。

李茂生接著說，精神病患在十五、六世紀之前被認為是「先知」，因為一般人無法跟他們溝通，聽不懂那些在我們眼裡認為是奇怪的話，於是當我們無法解釋自然界中奇妙的事的時候，我們就把他們異於常人且無法被理解的語言和肢體動作，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去解釋、去分析，於是乎這些人都變成先知。「我們會用語言去揣測他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他畫出來的這個圖案是什麼意思，他變成一種神的意旨宣導者。」

他繼續說，在工業革命出現後這種觀念開始轉變。他引用馬丁路德在聖經中說的：「不勞動者不得食。」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如韋伯所講的「要禁欲、節約、勞動」。而精神病患沒辦法理解資本家所要傳遞的訊息，他也沒有勞動的可能性，所以對整個社會來講，他代表著非正常人的存在。因為他們直接從身體的慾望來表達自己，想要什麼就要什麼，非常直接了當。他又不勞動，因為勞動某種程度上是用我們的理性去拘束他，他沒辦法去思考的話，當然就是不勞動的一群人。

「那時就展開所謂的大拘禁，把到處流竄的精神病患集中到一個固定的場所，開始被觀察，到十九世紀就發展成有名的精神醫學。」李茂生說，精神醫學有一個前提：「這一群人跟我們不一樣。」所以這個學問等於是一種標籤的學問，一個貼標籤的學問要要求不要歧視這群人根本不可能。

「精神醫學沒辦法解決他們所貼的『精神病患』這個標籤在社會裡的意義，他們只能無限的循環，用對一種無法治療的現象繼續不斷的投資進去，治療、失敗、實驗、治療、失敗、實驗，這就是整個精神醫學發展到現在為止很悲慘的一種現象。」李茂生表示，關於這個現象，他曾經問過他一個精神科醫師的學生，那個學生回答他：「老師，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這種言論離經叛道，但我們無從反抗。」

李茂生說，精神科醫師到目前為止只能做一件事：用他們僅有的可能性給予精神病患多多少少一些醫療服務。「因為以目前的法治狀態來講，根本不可能做到多少，」他說，目前有一個關於精神病患的法律稱「精神衛生法」，內容是說你可以申請將精神病患關到國家的醫院裡去觀察，六個月後，如果在醫師許可下就可繼續再關六個月，「但一般來講病床非常貴，所以通常六個月觀察完後就會將他放出去，等下一次事件爆發再說。」

李茂生又說，但把精神病患又放出去，整個社會會缺乏安全感，所以法律又規定必須要有一位保護人，這個保護人有照顧病患的義務，如果不照顧，就會觸犯刑法中的「保護義務者遺棄罪」。他表示，這種法律用保護人的指定，使得精神病患被鎖在社會裡的一個角落，鎖進去後，政府不可能再給予他任何的補助，就是所謂的「Outsider」（法外的人）。

李茂生舉例說，羅馬法裡面有一個規定，做錯事要接受處罰，但那個人如果對這個社會已沒有任何用處時，可以把他排除到法律之外，任何人都可把他當作獵物將他獵殺，而且當他被獵殺後，不會成為祭品。當我們把非法者的命去除掉時，他是屬於法律的祭品，殺掉他證明其他人是守法的；但是精神患者可能在路邊突然間命就沒了，法律在他生命消失的同時，不會接收到任何因為他把生命捐出來而得到任何有意義的價值，因為他是Outsider。「我們只是利用精神醫學、利用整個法律體制把這一群『至少外型像人的人』，當作是『物』排除到法律的保護圈，或甚至法律的制裁圈之外。」

李茂生又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叫小林敏雄的日本人，他說他之所以不能跟別人溝通，原因是他所使用的文法跟一般人不同。李茂生說，小林處於另外一種文脈，如果一般人用他們文脈想去理解他，或甚至用藥物讓他回到我們的文脈的話，這是非常霸道的文化工作。所以我們應該尊重精神病患的存在，企圖理解他們的文脈、每一個肢體動作和他發出來的聲音所代表的意義；如果做不到的話，至少劃下一條線，提供他們一個生存空間，讓他們在裡面發展自己一套社會規矩和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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