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于瑄／生命力報導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南市發生婦人詹春子遭綁架撕票案。現場發現之證據均不足找出涉案對象。被懷疑涉案的盧正因警方以協助辦案名義進行約談、偵訊，原先盧正否認涉案，不過在警局留置三十六小時後，盧正簽下認罪自白，一、二、三審相繼判決死刑定讞。
但是因為本案欠缺盧正犯案的直接證據，盧正家屬因而不斷尋求再審及非常上訴機會。二千年八月，司法改革基金會亦就偵審過程發生的各項瑕疵，聲請監察院調查執法人員有無違失。就在監院向法務部調卷展開調查之際，法務部長陳定南突然於九月七日批准盧正槍決執行令，令盧正家屬至今仍無法信服。
日前，於台北律師公會會議室舉辦「島國殺人紀事2」電影座談，主辦單位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台北律師工會、公共電視，本片以司法人權為主題，紀錄盧正案件的緣由、經過和結果，同時也包含了詹春子家人、盧正家人、警方與法院等各方說法。盧正家屬也逐漸了解，面對複雜的司法體制，追求公平正義的道路是崎嶇艱辛的。
導演蔡崇隆（見圖左二）於座談會中說，其實製作「島國殺人紀事2」這部片，常思索的問題不只是真相的問題，而是在什麼樣的文化或情境下，人可以打著正義的大旗，對不正義的事情視而不見，以個人利益為己任，置他人生死於度外。
「為什麼某些有權力的人能那麼偏執，看不見自己的思考架構偏斜的厲害？為什麼我們老愛頌揚人權，卻那麼不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他說，人權如果是普世的價值，為什麼我清楚的看到它因為階級、族群、教育程度等，而有那麼大的差別？「很多的疑問，比真相還沉重。」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王時思，對於蔡崇隆提出的「很多疑問比真相沉重」做回應，盧正執行死刑的結果，不僅僅是可能誤殺了一個無辜者，而錯放了真正的元兇，更重要的是，我們憂心這起死刑案的執行，是不是宣示了台灣將要進入一個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司法專斷時代？
「就算是一個死刑犯，難道要求一個沒有疑點的判決不是司法的義務嗎？什麼時候我們的司法面對質疑的方式是加速執行死刑？」王時思接著說，面對已經無可挽回的時刻，希望這起死刑案能為台灣的司法換來更嚴格的證據水準，更重視生命的司法程序。
蔡崇隆提到他最常被觀眾問到的問題是，對於整部片似乎沒有歸納出一個真相或還盧正一個清白，而最後當蔡崇隆問盧家姊妹怎麼知道盧正有沒有涉案時，她們的回答十分薄弱，有點可惜。他說，之所以對片子的真相或盧正清白的問題不夠清楚，是不能也不願。「不能是因為公視並非一個專業的偵查單位，不願則是因為如果要由我提出答案，那我們養這些司法單位有何意義。」
而另一個問題他提出的看法是，對尋常百姓來說，沒有證據就不應槍斃她的家人，她們的訴求說穿了就這麼簡單。對第三者來說，只要你的判決有百分之一的疑問就不應該動手槍決。「何況盧正案我認為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疑問，也就是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可能殺錯人了。只要觀眾認同我提出的疑問不能輕忽，那就夠了。」他說，以紀錄片而言，「島國殺人紀事2」只能呈現百分之六、七十的真實，從來不想也不能提出單一的真相或答案。
蔡崇隆表示，拍攝這部片很難帶給家屬什麼安慰，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紀錄，「雖然乏人聽聞，但總有它不可承受之輕，至少我是這麼看待的。」
2001年12月27日 星期四
島國殺人紀事2 探討司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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