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日 星期六

吳米森拍紀錄片 帶觀眾看透社會

導演吳米森在座談會後接受觀眾發問。王湘綾攝影
導演吳米森在座談會後接受觀眾發問。
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以「梵谷的耳朵」獲得金穗獎最佳影片而嶄露頭角,其後發表第一部十六厘米電影「起毛球了」,用不到兩百萬的成本製作,卻入選釜山國際影展競賽片,二○○六年又以「松鼠自殺事件」獲選金馬影展的閉幕片,他是導演吳米森。

因為自己沒有長期地投入紀錄片的創作,吳米森說:「我到現在還不敢自稱是紀錄片導演」,二○○○年發表電影「起毛球了」,當時影評稱讚他的電影有王家衛的風格,但電影賣得卻不好,迷惘加上失望,讓他決定轉換路線,製作第一支紀錄片「騷動」,記錄青少年的舞蹈文化。

吳米森表示,紀錄片跟劇情片對他來說,沒有特別的分野,差別在不同的題材,要如何用最適合的方式呈現,所以在電影的創作之間,也一直不間斷有紀錄片作品出現。

二○○三年,吳米森發表紀錄片「E.T月球學園」,記敘的是一名外省老伯伯朱化舫在台灣生活的故事,吳米森說E.T代表的是實驗性的台灣人〈Experimental Taiwanese〉,在這部片裡也就是外省人的意思。

之所以會拍這部片,吳米森說,因為當時台灣社會正值政黨輪替,社會爭吵著「說不說台語跟愛不愛台灣」的省籍和族群文化的認同問題,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焦慮,所以用紀錄片來做一個觀察和探討。

片中的外省伯伯台語講得不好,每次去卡拉OK唱台語歌,總是會被朋友笑像是含一顆滷蛋,在拍攝的過程中,吳米森說,他曾經嘗試引誘老伯伯去學台語,「但我這樣做,並不是要逼他愛台灣」,導演想釐清的是,學台語應該是一種文化的融合,和語言的溝通,跟「愛不愛台灣」沒有絕對的關聯性。

吳米森說,曾經有朋友跟他說,寧願兒子去吸毒,也不願兒子「愛台灣」,但「愛台灣」是政客鞏固選票炒作的一個口號,「省籍認同是虛假的議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引發社會的相仇,是因為省籍議題被政治綁架。

吳米森表示,政治人物用「愛台灣」和「說台語」分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加深省籍情結,「台灣人應該去發現這個事實,而不要拘泥在血統」,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一樣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同樣是紀錄片導演的賀照緹說,吳米森常常在影片中用嘲諷式的手法談焦慮,當時這部影片在民族誌影展放映時,曾有觀眾問吳米森說:「你是本省人還外省人?」吳米森卻反問觀眾:「我已經是第十幾代的中國移民,那我到底是本省人還外省人?」本省人和外省人,其實關鍵在族群的認同。

除了「E.T月球學園」之外,二○○四年和二○○五年,吳米森各拍了「九命人」和「提著腦袋上學去」兩支紀錄片,吳米森說,當時公視製作人馮賢賢,邀請他參與教改系列的紀錄片製作,因為自己對教改有強烈的想法,所以拍了這兩支探討體罰的影片。

「九命人」這支影片的內容一開始,畢業很久的學生打電話給老師,學生告訴老師:「最近常做夢夢到被老師打」,老師在電話裡卻一連串的回答到:「你如果沒有犯錯,不會被打」、「你太我行我素,就要受處分」,「你對這種(體罰)恐懼,你自己要去適應」。

學生掛掉電話後無奈地搖搖頭說,「做過這些事,卻可以不斷地回頭指教我,真的是很可怕的老師,卻不曉得要怎麼反駁他」,吳米森說,他在影片中想討論的就是這種不能抵抗的威權力量。

吳米森說,「為什麼我們會接受髮禁?接受體罰?那就是因為我們對威權的恐懼」,威權無所不在,人懼怕威權、應付威權、最後又製造威權,不斷形成一種社會的惡性循環。

「九命人」完整了記錄學生打電話給老師的過程,吳米森說,影片透過電話內容的發展,客觀探討呈現雙方的說法,正反辯論,而不直接評斷體罰的對錯,雖然有教改團體批評他的紀錄片,讓實行體罰的老師有太多發言、辯解的機會,但對他來說,「(支持教改的)正義的一方,更要小心地去聽(實行體罰的)邪惡的一方,了解他、尊重他」。

常常有人說吳米森的紀錄片推翻了傳統紀錄片的記錄形式,增加了劇情片的元素,但吳米森說,他拍的紀錄片沒什麼形式美學,一樣是採訪、記錄,比較特別的是,「我反對什麼,不會直接在我的影片告訴大家要反對什麼」,重點是透過影片呈現對社會的觀察,觀眾看透以後,再自己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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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米森在紀工報接受的專訪(上)

吳米森在紀工報接受的專訪(下)

紀錄片「E.T月球學園」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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