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演吳米森在座談會後接受觀眾發問。 王湘綾／攝影 |
因為自己沒有長期地投入紀錄片的創作，吳米森說：「我到現在還不敢自稱是紀錄片導演」，二○○○年發表電影「起毛球了」，當時影評稱讚他的電影有王家衛的風格，但電影賣得卻不好，迷惘加上失望，讓他決定轉換路線，製作第一支紀錄片「騷動」，記錄青少年的舞蹈文化。
吳米森表示，紀錄片跟劇情片對他來說，沒有特別的分野，差別在不同的題材，要如何用最適合的方式呈現，所以在電影的創作之間，也一直不間斷有紀錄片作品出現。
二○○三年，吳米森發表紀錄片「E.T月球學園」，記敘的是一名外省老伯伯朱化舫在台灣生活的故事，吳米森說E.T代表的是實驗性的台灣人〈Experimental Taiwanese〉，在這部片裡也就是外省人的意思。
之所以會拍這部片，吳米森說，因為當時台灣社會正值政黨輪替，社會爭吵著「說不說台語跟愛不愛台灣」的省籍和族群文化的認同問題，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焦慮，所以用紀錄片來做一個觀察和探討。
片中的外省伯伯台語講得不好，每次去卡拉OK唱台語歌，總是會被朋友笑像是含一顆滷蛋，在拍攝的過程中，吳米森說，他曾經嘗試引誘老伯伯去學台語，「但我這樣做，並不是要逼他愛台灣」，導演想釐清的是，學台語應該是一種文化的融合，和語言的溝通，跟「愛不愛台灣」沒有絕對的關聯性。
吳米森說，曾經有朋友跟他說，寧願兒子去吸毒，也不願兒子「愛台灣」，但「愛台灣」是政客鞏固選票炒作的一個口號，「省籍認同是虛假的議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引發社會的相仇，是因為省籍議題被政治綁架。
吳米森表示，政治人物用「愛台灣」和「說台語」分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加深省籍情結，「台灣人應該去發現這個事實，而不要拘泥在血統」，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一樣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同樣是紀錄片導演的賀照緹說，吳米森常常在影片中用嘲諷式的手法談焦慮，當時這部影片在民族誌影展放映時，曾有觀眾問吳米森說：「你是本省人還外省人？」吳米森卻反問觀眾：「我已經是第十幾代的中國移民，那我到底是本省人還外省人？」本省人和外省人，其實關鍵在族群的認同。
除了「E.T月球學園」之外，二○○四年和二○○五年，吳米森各拍了「九命人」和「提著腦袋上學去」兩支紀錄片，吳米森說，當時公視製作人馮賢賢，邀請他參與教改系列的紀錄片製作，因為自己對教改有強烈的想法，所以拍了這兩支探討體罰的影片。
「九命人」這支影片的內容一開始，畢業很久的學生打電話給老師，學生告訴老師：「最近常做夢夢到被老師打」，老師在電話裡卻一連串的回答到：「你如果沒有犯錯，不會被打」、「你太我行我素，就要受處分」，「你對這種(體罰)恐懼，你自己要去適應」。
學生掛掉電話後無奈地搖搖頭說，「做過這些事，卻可以不斷地回頭指教我，真的是很可怕的老師，卻不曉得要怎麼反駁他」，吳米森說，他在影片中想討論的就是這種不能抵抗的威權力量。
吳米森說，「為什麼我們會接受髮禁？接受體罰？那就是因為我們對威權的恐懼」，威權無所不在，人懼怕威權、應付威權、最後又製造威權，不斷形成一種社會的惡性循環。
「九命人」完整了記錄學生打電話給老師的過程，吳米森說，影片透過電話內容的發展，客觀探討呈現雙方的說法，正反辯論，而不直接評斷體罰的對錯，雖然有教改團體批評他的紀錄片，讓實行體罰的老師有太多發言、辯解的機會，但對他來說，「(支持教改的)正義的一方，更要小心地去聽(實行體罰的)邪惡的一方，了解他、尊重他」。
常常有人說吳米森的紀錄片推翻了傳統紀錄片的記錄形式，增加了劇情片的元素，但吳米森說，他拍的紀錄片沒什麼形式美學，一樣是採訪、記錄，比較特別的是，「我反對什麼，不會直接在我的影片告訴大家要反對什麼」，重點是透過影片呈現對社會的觀察，觀眾看透以後，再自己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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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米森在紀工報接受的專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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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E.T月球學園」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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