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致鈞/台北報導】決定三十一萬學子人生方向的國中基測,將於五月二十四日登場,《天下雜誌》主筆李雪莉以〈我不想上學〉為題,系統性探討扭曲的教育機制與市場邏輯,及「優勢者更競爭,弱勢者更弱勢」的國中教育。
五月下旬,新政府上台,全台三十一萬國中生也摩拳擦掌,準備擠進高中窄門。「當馬(準)總統說自己每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時,我姪子也是每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李雪莉發現,國中生是一群很特殊的教育產物,在體制裡過著「很糟的生活」,聯考時代國二、國三才開始苦,為什麼現在孩子國一就愁眉苦臉?「這麼多的孩子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生命歷程?」,種種現象促使李雪莉撰寫〈我不想上學〉。
長期關注教育議題,李雪莉表示,過去教改報導多著重在「點的批評」,例如一綱多本、多元入學,欠缺系統性的檢討及具生命力的故事,「記者不能高高站在雲端」,她試圖找出扭曲的真正理由,「把問題講得清楚、全面、有個答案,這是媒體的責任」,因而在點出癥結之餘,李雪莉訪問多位歷屆教育部長與學術人士,尋找解決方案。
百分之五十第一線採訪,百分之三十資料分析,百分之二十因緣際會,構成了〈我不想上學〉。「有些故事不是設定好」,取決於記者的採訪功力與巧合,李雪莉舉例,在深究教師「減班超額」的問題時,受訪者表示主因是少子化,但她思考:全台都在少子化,那為什麼有些學校不會有此問題?有沒有別的原因?遂而發現一所國中基測成績的好壞,決定了招生的多寡,於是挖掘出「老師PK老師」的殘酷現況。「記者不能偷懶,要自己去找故事」,李雪莉說。
在大環境越來越不信任記者的情況下,如何打開受訪者的心房講出真實狀況,使受訪者願意相信記者的專業能力並衷於事實報導,是製作〈我不想上學〉最大的困難。李雪莉表示,每個人都受過教育,教育議題最能朗朗上口,但許多人選擇迴避本質,認為教育問題「不就是這樣嗎?」,李雪莉則反問:「真的是這樣嗎?」,她認為經過採訪過程的不斷挫折與打擊,反而在舊問題中談出了新的觀點與角度,給予讀者新的洞見。
「整個系統背叛了後段的孩子」,李雪莉回憶,在台東採訪的空檔,曾出國深造的她陪當地小朋友念英文,當問一位國三學生”What’s your name?”時,他回答:「在黑板上」,李雪莉追問”You are Brian, right?”,透過反覆鼓勵,原先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Brian才終於開口。
「我永遠記得那孩子的表情」,李雪莉說,隔天遇到Brian主動與她打招呼,「那是多大的跳躍!」,李雪莉認為,應該讓孩子知道大人並沒有因為學業表現不佳而放棄、看不起他們,但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這類孩子過去被扼殺了多少興趣與信心?又和台北部分私立學校已開始用英文教數學相比,「這是多大的落差?」。
李雪莉不斷強調,教改政策造成的新階級必須很認真被對待,社會不同階級有不同資源無可厚非,然而教育應該是縮短貧富差距,不是深化階級。但在科學數據量化、一元價值標準,以及高張力的學習環境下,優勢中的孩子生命更扭曲,競爭更嚴峻,訓練更軍事化;弱勢中的孩子生命更弱勢,不論學業或經濟上,包括鄉村的部落孩童,都市的失衡家庭,以及一百二十萬的隔代教養,教育已演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對於台灣的國中教育,李雪莉認為仍在沉睡中:過去一代能力分班,縱使從聯考中僥倖生存,但一路走過來,「真的有比較好嗎?」,她質疑,許多高學歷的知識分子人格卻不完整,自私自利,人生缺乏長期的戰力;而被分在放牛班,沒通過聯考的,時至今日處於社會中的相對弱勢。我們能以此下一個評論:教育不就是這樣?李雪莉表示,這是一種對教育問題無感且麻木的回應,不夠正面,而記者此時的責任,就是問一個不同的問題,說一個不同的故事,恢復大眾的感知。
任何制度都是由「人」來操作設計,沒有好的人才,再好的制度都無法執行,李雪莉相信,教育是人才的根,而人才才是台灣的根本。(攝影/黃致鈞)
延伸閱讀:
李雪莉(2008)。〈我不想上學〉,《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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