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簡明珊／生命力報導】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秘書鍾君竺說，日日春成立到現在，目標是一樣的，即希望台北市能繼續推動性產業政策，進而促成合法，雖然廢娼後新聞熱潮不再，但她仍希望性產業議題能再次被提出討論。她又說，成立到現在面臨最大的困難，是組織上的困難，因為性工作仍被污名化，因此遇到問題不會主動跟她們求助。
一九九七年台北市政府宣布廢娼，一群公娼組成自救會，走上街頭抗爭，之後在一九九九年出現「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以推動性產業合法為目標，為性工作者發言，和社會對話，並爭取緩衝兩年廢娼；兩千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台北市宣告廢娼，已有百年歷史的公娼，正式走入歷史，同時宣告台北市性產業非法地下化開始。如今公娼不復存在，但日日春仍為性工作者努力，期許性產業在台灣能合法化。
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秘書鍾君竺表示，當初是一些社會團體，像粉領聯盟、女線、和一些從事社會運動者，在協同公娼抗爭後，發現性工作議題在台灣應該被繼續討論，尤其是推動性產業合法化，因此決定由公娼自救會、粉領聯盟、女線和一些關心妓權的教授、學者和法律界人士、單親媽媽及女工一起來成立日日春協會。她說，和國外妓權團體不同是，日日春不是純粹由性工作者所組成的團體，因為在台灣性工作者承受社會污名，有曝光壓力，因此透過日日春來替她們發言。
鍾君竺說，剛開始原本叫「性工作者關懷互助協會」，簡稱「性會」，但考慮到性工作者在社會上仍很污名、被瞧不起，如果用這樣的名稱去接觸性工作者，可能會被她們討厭和排斥，後來才改用「日日春」來代表。至於為何用日日春，她覺得，像香港的妓權團體叫「紫藤」，荷蘭的妓權團體叫「紅線」，都不是以性工作來命名，而台灣的公娼跟「日日春」這種植物都有一種韌性，對她們而言，遇到生命困境，性工作便成為她們找尋存活的一種方式，她們有很堅強的生命力，因此用「日日春」代表公娼非常適合。
日日春成立於一九九九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到兩千零一年廢娼中間，是她們對性產業推動的第一階段。當時日日春關注在公娼日後的生活，因為廢娼後她們被迫離開工作，但這群弱勢女性，不只是性工作者，也是中年單親媽媽，學歷低且無一技之長，是社會底層女性，在失去工作後要如何生活，是日日春非常關心的地方。鍾君竺認為，日日春花了一些力氣協助這些公娼生涯轉換，以一對一方式，不僅輔導，也從中觀察，目的不是希望她們「從良」，因為性工作並不低賤，而是想知道如果她們有意願轉業，必須要花多大資源才能成功。而目前公娼轉業後，有的開檳榔攤，有的當私娼，也有人休息，還有人在日日春跟勞委會合辦永續就業工程計畫案中，當臨時雇員。
另外，日日春以妓權團體身份，針對當時新聞對性工作者的不當報導採取行動。如當時衛生署以渲染的方式公布台灣第一名公娼感染愛滋案例，造成社會大眾恐慌，日日春便前往衛生署和勞委會抗議。而當時電視台未經同意，偷拍萬華附近的私娼，日日春也代表她們出面，抗議媒體侵犯人權。鍾君竺說，經過多次的抗爭，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同意，將愛滋病納入性工者的職業病，認為性產業合法化對防制性工作者性病較有保障。另外電視台後來對性工作者也比較尊重，從以前稱呼「娼妓」、「特種行樣婦女」，到後來改稱「性工作者」，都是日日春當時的努力。
鍾君竺表示，廢娼緩衝結束前，開始推動私娼外訪的的工作，因為台灣性產業非常多樣，應該試著瞭解整個性產業的生態，包括合法和非法對性工作者的差別。她說，接觸私娼後更讓日日春決定推動性產業合法化，因為合法和非法的差別在於警察對她們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合法，警察會保護她們，遇到不講理的客人可以尋求支援，但如果不合法，不僅警察常找她們麻煩，而且在禁娼的法律體制下，是罰娼不罰嫖，性工作者處於不利位置，如果客人不付錢，或欺負她們，她們無法請求保護，這也是日日春推動性產業合法的原因。
廢娼至今一年多，是日日春性產業推動的另一個開始。日前她們出了「翻牆越界—與娼同行」一書，將過去兩年的成果集結成書，除本身面對抗爭的論述，也邀請在抗爭活動中接觸的對象，包括工會和各階層朋友，表達他們的想法。日日春也致力幾點，一是擴大對多元性產業的瞭解，除萬華的私娼外，在高級俱樂部或酒店從事性工作者也是她們想了解的對象。另外是性產業政策的探討，包括蒐集一些國外案例和台灣性工作者討論，而秘書長王芳萍也實地到荷蘭瞭解當地性產業的情形。鍾君竺說，台北市和行政院曾委託學者做性產業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傾向合法管理，因此日日春必須在政策決定前，先準備好對性產業的看法。
最後是和一些關係較深厚的公娼發展一些計畫，如成立一個合作社，大家每個月在裡面存一些錢，因為對這些公娼而言，她們沒有薪資證明，需要錢的時候無法向銀行借貸，而透過合作社形式，日日春可介入她們的經濟生活，隨時知道她們的困難和需要。另外是組「春夫人合唱團」，因為唱歌是公娼很熟悉的文化形式，藉由歌唱來表達她們過去豐富的生命經歷，進一步更希望她們演唱的歌曲是透過她們自己創作而成，因為那將是過去公娼生命史的再現。此外，也考慮讓公娼以接線的方式，提供過去性工作時累積對性的豐富經驗，如果有人對性方面有疑問或問題，可以求助這些公娼，而這個部分主要是希望公娼能轉化處理自己過去的工作經驗。
鍾君竺說，日日春成立到現在，目標是一樣的，即希望台北市能繼續推動性產業政策，進而促成合法，雖然廢娼後新聞熱潮不再，但她仍希望性產業議題能再次被提出討論。她又說，成立到現在面臨最大的困難，是組織上的困難，因為性工作仍被污名化，因此遇到問題不會主動跟她們求助。而在台灣「成年的」性工作運動才剛開始，如何找到這些性工作者，將她們組織起來，是日日春努力的目標。她認為，當年公娼受到大家注意，是因為她們自己站出來說話，但前提是她們是合法的，現在性工作不合法，性工作者的主體無法出現，所以日日春的推動只能到某種程度，政治人物因此躲避這個議題，她希望能給社會大眾一個討論空間，讓大家陳述對性產業的看法，才能加速性產業政策的制訂。
推動性產業合法化至今，日日春最大的期待是，社會大眾對性產業的看法已有某種程度改變，越來越多的台北市民，傾向性產業合法化，至於合法化之後性產業在台灣要以什麼模式呈現，如專區或非專區管理，社區居民如何看待娼館設置，仍有很大的空間來討論，因此日日春希望性產業議題可以持續被關注和對話，制訂合理的政策，讓性工作在台灣可以受到保障並以一份工作被對待。
延伸閱讀
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
2002年4月11日 星期四
日日春 給性工作者一個好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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