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肉豬屠宰不人道、不環保（續）

【生命力記者／古淑薰報導】二十四個屠宰場中，只有花蓮完全採用電宰，所須改進之處為緊迫豬隻的屠宰、驅趕的暴力以及電昏比例的提高。而就拍賣數量與電宰數量比例而言：百分之百電宰﹝除緊迫豬外﹞僅花蓮一處。完全沒有電宰，就拍賣數量排序，依次為：高雄鳳山─拍賣 1400 頭﹝平均每天﹞：電宰O頭；彰化縣─拍賣1300頭﹝平均每天﹞：電宰O頭；新竹縣─拍賣1000 頭﹝平均每天﹞：電宰O頭；高雄鳳山─拍賣900 頭﹝平均每天﹞：電宰O頭；嘉義縣─拍賣800頭﹝平均每天﹞：電宰O頭；宜蘭縣─拍賣600頭﹝平均每天﹞：電宰O頭。而平均每天拍賣數量超過三千頭者，只有二處：台北縣--3500頭，桃園縣--3300頭，但台北縣﹝主要供應大台北地區的豬肉消費﹞的電宰豬隻卻不到十分之一，只有約三百頭，其他都是用不符合衛生、環保、人道的方式屠宰；而桃園則只有一千頭﹝主要為雅勝公司所提供之電宰﹞。就衛生狀況而言：屬市場電宰主線的衛生狀況良好或尚可的情形較多，例如，桃園﹝雅勝﹞、台中市、台中大安、雲林、南投，但數量有限，市場有逐漸被手工屠宰小線侵蝕之虞，而屬手宰小線的衛生狀況，則多半是「極度惡劣」！整合現有肉品市場共有下列缺點亟待改進：一、有設備不用，用而不全：在所有的電動屠宰場之內，都有價值不斐的全套現代化電宰設備，但有些屠宰場根本不用這些設備，有些屠宰場則只選用部份設備，其餘就擺著讓它生鏽，嚴重浪費公帑。二、引進手宰線，自亂陣腳：既然叫做電動屠宰場，就應以電化設備供應國人衛生安全的肉品。但我們卻發現，基於某些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幾乎所有的屠宰場都在場內撥出部分空間供人工屠宰線作業。三、放任手宰線的擴張，放棄推動屠宰現代化的立場與政策：因為納入人工屠宰線的緣故，有些電動屠宰線作業的便用頻率大降，甚至幾乎停擺。四、獸醫師不足，人力規劃缺乏遠見：若依照屠宰衛生檢查辦法的規定，每一個屠宰線都必須配備有足夠的獸醫師擔任屠宰衛生檢查任務，但現有獸醫師的編制與人力規劃明顯不足以應付。此一現象存在多年，農政衛生單位互踢皮球、視而不見！五、衛生極差，民眾健康形同兒戲：附設在電動屠宰場內的小線，棄良好設備不用，採用與私宰場幾乎相同的屠宰與衛生設備，對工作人員的服裝衛生也幾乎沒有要求，導致肉品、內臟與排泄物共一處，明顯有污染肉品之虞，工作人員卻無動於衷。而所謂「TFP台灣生鮮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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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肉豬屠宰不人道、不環保

【生命力記者／古淑薰報導】根據統計，國人每年吃下約四十公斤的豬肉，而成人每年差不多要吃掉一頭成豬。絕大多數的人都吃過豬肉，但都不知道台灣豬肉是怎麼生產的。民國二十九年起，歐美先進國家陸續開始採用電動屠宰。民國四十五年，高雄第一家肉品市場成立。民國五十五年，台灣第一座電動屠宰場於高雄設立。政府宣稱：其設立電動屠宰廠的目的是--「除了取代屠殺用具及方式不合人道、屠體及內臟有嚴重污染及屠畜缺乏衛生檢查之人工屠宰外，更藉一貫作業的良好設備與檢驗制度，來提升食肉的衛生品質，確保消費者的健康。」三十多年過去了，在政府推動電動屠宰的肉品現代化過程中，台灣現有二十四個公立肉品市場，共有二十二個地方花了大把人民的血汗錢，添設電動屠宰設備﹝其中僅鳳山農會和台中豐原二處沒有現代化全套電宰設備﹞。然上述政府希望達到的目標卻沒有達到，國人食肉的衛生品質不但沒有提昇，反而嚴重的落後。不僅如此，民國七十五年農委會又宣稱要推動CAS 優良肉品制度。民國85年，起源於一九七Ｏ年初期，美國太空總署為針對如何製造出無「衛生安全顧慮之食品」所開發出來，並演變成美國聯邦食肉基準項目之一的「危害分析重點管理﹝HACCP﹞系統」，也被農政單位引進台灣。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改變國人的食肉水準！由於肉品市場內電動屠宰設施十之八九早已棄而不用，而政府仍然每年支出大筆經費為CAS 優良冷凍肉品做宣傳。由於要加入WTO，又怕進口豬肉陸績來到台灣後，會打擊國內農產品的市場，為增加本土豬肉的競爭力，以及要為自己政策執行不力解套，政府官員於是想到了「妙招」--就是暗地裡放棄推動CAS優良﹝冷凍﹞肉，改而「弘揚」台灣「生鮮﹝溫體﹞豬肉﹝TFP﹞」，然後將一切推給--「由於國人喜吃溫體豬肉」的說法。萬方有錯，錯不在這些訂定肉品政策的官員，而錯在民眾？政府的公權力不彰，卻把責任推給消費者愛吃溫體肉，而消費者的權力被剝奪，卻還要付出肉品來源不衛生、不環保、不人道的代價，顯然在政府高官心中的，並非民之所「欲」，而是人民受「愚」！過去養豬業向為我國農產品外銷主力，為我國賺進不少外匯，在經濟發展掛帥的政策下，也讓社會大眾分攤了不少社會成本，尤以環境汙染的問題最為嚴重。八十六年三月發生口蹄疫後，對台灣養豬產業造成極大的衝擊，農委會特別訂定了「輔導養豬產業永續經營計畫」，就如何提昇食肉衛生安全與環境保護、強化豬病疫情監控等議題擬定計畫，希望能達到生產並供應衛生安全豬肉，提昇國人食豬肉品質的目的。八十七年，為了加入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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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盟深入災區 傳送新年溫馨情

【生命力記者／蘇文彬報導】農曆年節即將到來，為了讓災區的同胞能放下繁忙的重建工作過新年，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推動「新年溫馨情」專案，將從一月底開始，深入災區各地舉辦一系列送春聯、作年糕、訪視關懷等活動。全盟執行長瞿海源表示，這一系列活動最大的特色在於，結合災區資深工作團隊與災區同胞的互動經驗，提供較深入心靈、貼近災民需求的服務。全盟並計劃於二月底，在災區免費發放「重建路上您問我答」手冊，提供災民有關各項重建工作法律及政策的問題與解答。「新年溫馨情」系列活動包括：基督長老教會、全國教師會與竹蜻蜓工作隊在台中的東勢、石岡，南投的集集、國姓、鹿谷、竹山等地所舉辦的圍爐活動；以及中華民國區域產經振興會在南投國姓、魚池的送春聯、槌麻糬等年節活動。此外，為了提供災民心靈上的慰藉，伊甸基金會及基督長老教會將分別在災區辦音樂巡迴表演；而產經振興會、全國教師會及草屯療養院也將進行個別訪視關懷、放天燈祈福、祝福龜祈福等活動，提供災民心靈上的支持。 這個專案活動，獲得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高雄港都基金會及天主教博愛基金會等團體贊助五百二十九萬元，全盟將以部份補助的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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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社區報結盟 籌辦九二一民報

【生命力記者／蘇文彬報導】「緊來哦，起厝設計免錢哦！」，這是一份災區社區報的頭條新聞標題。在九二一大地震後，災區湧現社區再造意識，南投的中寮、鹿谷、竹山、埔里、和平、魚池，台中的東勢、石岡、豐原等地居民，紛紛以創辦社區報作為凝聚社區意識、推動家園重建的媒介。二十二日下午，廿多家災區社區報的編採人員齊聚台大，參加由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與中華傳播學會共同舉辦的「災後重建中社區媒體之角色」座談會。會中各社區報成員交流辦報經驗、討論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其中的石岡仔鄉親報、清水溝報、MIHU快訊、九二一災盟通訊等四個團體更當場宣布，將整合資源，發行涵蓋中部災區的聯合報紙「九二一民報」。 一位社區報經營者道出草創時期的窘境：「其實從頭到尾都是我一個人寫的…什麼經費也沒有，第一期只能用A3紙張編排、雙面影印發行，內容都是從報紙新聞剪剪貼貼，再加上一些口述歷史…」。雖然有熱心的學生和多個工作團隊主動進入災區協助辦報，但他們對當地瞭解不深、又難以長期而持續的投入，使得社區報的發展前景充滿變數。此外，多數的社區報也都面臨經費不足的困難，很多編輯義務奉獻，甚至還得自掏荷包、借款、賒帳才能讓報紙出刊。 因此，多位社區報工作者希望大學傳播系所能提供編採技術指導，並且鼓勵學生前往災區服務；與會的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林靜伶當場承諾，將提供災區社區報人員短期的編採訓練、或舉辦社區報編採工作坊，協助災區居民把報紙辦得更好。 至於籌辦中的「九二一民報」，計劃將於今年二月十九日元宵節創刊，籌辦人程曜、李文吉表示，民報將整合現有若干社區報有限資源統籌運用，並以中部災區作為發行範圍，內容包含災區新聞、社論、政府重建安置政策等，希望達到共同監督、評論災後處理工作的目標。預訂每十天發行一期，每期二至三大張，將由李文吉、藍博洲、瓦歷斯諾幹等人主編，並邀請瞿海源、高信疆等人擔任發行顧問、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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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歌舞團 邵族媽媽最美的回憶

【生命力記者／謝錚誼報導】「我很喜歡自己的歌舞文化啊，因為當我還在媽媽的肚子裡時，我就感受到那樣的東西了。」看著自己年輕時參加歌舞團的照片，毛美枝忍不住笑了起來。山地歌舞團是許多邵族媽媽們年輕時候的共同回憶。在她們還小的時候，她們的媽媽、阿姨們就在日月潭邊唱歌、跳舞來。一旁的石麗津看著泛黃的相片，幾位頭戴著華麗的飾品、身著傳統服飾的邵族少女正盈盈的笑著。她指著相片裡一處船泊停靠的岸邊說，「這就是我們最早時的碼頭，我們最早的跳舞場就是在這裡。」回憶起當時，毛美枝微笑的說著，「在我的印象中，媽媽那個年代就有歌舞表演。我們小時候看著看著，也在旁邊學，在十四、五歲就開始加入歌舞團的行列，一起跳舞。」邵族的歌舞表演完全是以清唱、舞蹈為主，有時會跟杵音的旋律合在一起表演。當時歌舞團還特地請了外地的老師到這，幫她們把平常唱著的歌謠，或是生活上的語言編成歌曲。不過，這跟邵族傳統的歌謠並不相同，毛美枝表示，「我們傳統的歌舞只能在過年的時候演唱，而平日的表演是根據一些平常哼唱的歌謠加以改編而成的。」早期的山地歌舞團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國共會戰的時候，邵族的山地歌舞團還曾經到舟山群島前線去勞軍。毛美枝說，當時他父親是跟「毛王爺」－毛信孝帶著邵族婦女一共二十多人出發，他們只知道要去勞軍，並不了解會到什麼地方，上飛機每個人都感到相當的害怕，後來他們下了飛機才知道自己竟然到了大陸去了。當邵族山地歌舞團的名氣愈來愈大後，時常有旅行社帶著中、外遊客到日月潭看表演，甚至有日本的飯店邀請山地歌舞團的團員到日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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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的阿邦 需要你我的肯定

【生命力記者／張介凡報導】喜憨兒阿邦，一個年近40歲卻依舊滿臉稚氣的大孩子，在喜憨兒基金會的介紹下，做過了不同的工作，現在的他是一名洗車工，在他認真擦洗汽車的眼神中，過去許多不悅的工作經驗，似乎都不再重要。阿邦的媽媽說，之前由於阿邦的特殊，他們一直都沒有辦法替阿邦找到工作，三十多年的時間，都只是讓他在家中及一般的啟能中心過日子，阿邦單純無憂，媽媽卻心力交悴。後來在喜憨兒基金會成立的時候，經由基金會的介紹，阿邦在烘焙屋學做了一年的麵包，這一年當中，阿邦過的平順，由於阿邦只是中度的智能不足，所以在烘焙屋的時候，表現算是很好的，在老師的教導下，阿邦不只學會在烘焙屋裡的工作，也學會自己搭公車，因為這是將來要到外面工作的一項重要能力。 離開烘焙屋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公司做清掃的工作，當時的阿邦從掃樓梯到洗馬桶，無不專心認真的做，不過由於動作較慢，加上該公司中有人排擠，阿邦的第一份工作才持續了一個多月，就被開除了。 接著阿邦又到另一家公司做打掃，不過這回的工作更短，才幾天，對方公司又將他送回了基金會；之後，阿邦在媽媽的建議下，每天坐公車到火車站一帶賣口香糖，一條十元，也還算有點收入。不過，阿邦並不喜歡這份工作，他還是想像以前一樣，坐公車到公司，然後做打掃，他不好意思的笑著說：我覺得那才是在做工。 於是，在基金會的聯絡下，找到了一家手工的洗車場願意僱用阿邦，這家洗車場的老闆先前就有僱用過喜憨兒工作，所以並不排斥阿邦，而且一起工作的伙伴也有一些是有別的方面傷殘的同事，讓阿邦不再受到嘲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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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喜憨兒 讓文文重回人群

【生命力記者／張介凡報導】文文是喜憨兒基金會在相當順利的情形下就找到工作的喜憨兒，但是這樣順利的清掃工作，並沒有替文文帶來太多的幸運，反而是個惡夢的開始。從文文秀氣的臉龐很難看出她與一般女孩子的不同，大概也因為這個因素，讓文文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一家公司的老闆看到文文的資料後，很豪爽的答應雇用她做打掃的工作，由於文文家中經濟環境不錯，她的爸爸媽媽並不希望文文做太多的工作，所以文文的工作時間很短，只有一個上午，賺到的工錢也不多，老闆可以說是以做善事的心意來幫助一個喜憨兒學習。不過對文文的父母來說，能讓這個一直受盡呵護的女兒多一點接觸外界的機會，是件不錯的事情。開始工作的文文在老師的帶領之下，適應得不錯，每天只要把地毯吸過一遍，將飲水機擦拭一遍，再幫忙整理一些回收紙跟廢紙，就大致完成了，前兩個月，文文的媽媽明顯感受到文文工作的很快樂，讓她不禁替文文高興。 但在接下來的時間，文文的情緒似乎開始顯得不穩，機警的媽媽直覺是文文的工作出了問題，起初以為是文文做事做不好被罵了，但越來越不對勁，媽媽便開始追問文文，多次的詢問下才知道是公司中一名男員工欺負文文反應慢，對她施以性騷擾並威脅她不准告訴父母跟老師。 事情爆發後，基金會的老師難過不已，認為是自己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但對文文來說卻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文文的父母痛心的表示，女兒雖然智力上有問題，但仍然是他們心中的心肝寶貝，第一次願意將他送到外界與這個社會接觸，原本希望能給女兒帶來快樂，但卻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基金會的公關人員陳幸如也遺憾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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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巴暮暮 邵族文化重建的推手

【生命力記者／謝錚誼報導】「我最大的志願，就是當一個終身的原住民人權工作者，把邵族文化整合起來。」巴努．佳巴暮暮肯定的說。巴努從小在德化社長大，父親是族裡的男祭司，也是頭人（邵族人對頭目的稱法）。當時的德化社仍是以務農、種田為主，族裡教育觀念並不盛。在小時候的他不愛讀書，但到了國小五年級，巴努開始對讀書感到興趣，成績相當的不錯，後來他順利地考上南投高中並進入淡江大學銀行系就讀，成為族裡第一個進入大學就讀的知識份子。巴努表示，他的原住民人權觀念是來自「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原權會）以及國際原住民會議。原權會曾經舉行過多次大規模的原住民運動如「還我土地運動」等，抗爭原住民土地長期以來遭受外來勢力而被變相剝削。透過原權會，他逐漸了解台灣原住民黨外運動的歷史，也曾經擔任過原權會的副會長。之後，他代表原權會參加「亞洲原住民組織」（AAPP）的籌備大會，擔任大會裡的執行幹事，隨後還代表AAPP參與聯合國原住民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在日內瓦所召開的會議，討論國際原住民人權、土地、生存空間等議題。長期參與原住民事務的經驗，對於巴努後來推動邵族文化重建有很大的影響。巴努表示，「基於人人生而平等的觀點，原住民的權利是應該被尊重的，不無論是土地、語言、傳統文化，或是族群生活空間。在國外原住民人權的推動已經形成一股浪潮，但反觀台灣，邵族正名與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的呼聲卻沒有得到妥善的回應。」因此，結束原權會工作之後，巴努與一群關心邵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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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文化重建 震出新日月

【生命力記者／吳碧芳報導】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至今三個多月，各地重建家園之聲不斷，對於居住震央附近日月潭魚池鄉的邵族來說，要重建的不只是震垮了的房子，更重要的是找回失落的邵族傳統文化。邵族，一直以來都被誤歸屬於鄒族的一支，在今年才正式「正名」，成為台灣原住民中的第十族。目前只有兩百八十三人，是所有原住民中人口數最少，同時也是十族中漢化最深的族群。居住在日月潭日月村的族人，少數以經營小吃店、觀光旅遊業及藝品販賣為生，多數族人仍靠幫傭及打零工活口。傳說中，邵族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從阿里山追逐白鹿，一直追到河邊，白鹿消失不見；而就在它消失的地方，長出了一株茄冬樹，茂密的茄冬樹的葉子，就象徵著族人的人口數。在那條不知名的河裡，卻有著從未見過的魚群，在那不知名的土地上，卻有著數不盡的動物，它們不怕族人，在族裡長者的帶領下，族人從此在這塊土地上落地生根，而這塊地，就是現在人們口中位於日月潭的光華島（Lalu島）。一直到了日治時代，因為光華島的水位上昇，使得島上可供居住的陸地面積變小，於是族人便接受了當時統治者的建議，舉族遷到現今的德化社，也就是後來更名為日月村的地方落腳，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光華島了。今年六十四歲的族人石至寶表示，光華島之所以會成為祖靈聖地，是因為「當年族裡最有智慧的長者去世後，族人為了表示敬重，便把長者的遺體埋在光華島上，每年只有選出『先生媽』時才可以到光華島去，這是族人的傳統禁忌。」在祖靈的崇拜中，從族人對「公媽籃」（台語，意即「祖靈籃」）的態度上就可略知一二。在族裡當了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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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人：鑿牙齒很美 杵音歌悅耳

【生命力記者／何柳楓報導】每逢過年的時候，邵族除了載歌載舞的表演慶祝外，還許多的傳統儀式，其中鑿牙齒和杵音歌便是其中兩項重要的儀式。在近來原住民間斷性的舉辦募款音樂表演活動後，或許很多人已經開始留意到邵族的杵音歌表演，但邵族還有一項鮮為人知的傳統儀式，那就是「鑿牙齒」，有著一段既美麗，又富有人情味的故事。鑿牙齒Parunipin新年的時候，村子裡的小孩們都會在慶典的時候集合在一起，舉行一種傳統習俗－鑿牙齒。鑿牙齒是很久以前就流傳下來的習俗，陳姓的邵族人扮演負責替人鑿牙齒的角色，根據祖先流傳下來的意思，凡是邵族的女姓都要將兩根虎牙鑿斷，這才稱為美。其中一個牙齒洞可以叼一根煙，另一個洞可以用來吐口水，可以看誰吐得比較遠。所以，這也是辨認邵族女性的一種方法，因為只有邵族女性才有這種傳統習俗。就這樣，不曉得過了多少年，邵族裡一個最美麗的女子，要進行鑿牙齒的儀式，由於在邵族人眼裡牙齒洞越多就讓人覺得越漂亮，所以這女子就決定鑿三顆牙齒，這樣就會更漂亮了。由於在古代的時候，醫藥並不發達，邵族裡並沒有止血的藥，只是用火炭灰止血，這名當時邵族最美麗的女子就因鑿了牙齒血流不止而死去。日後，邵族人再也沒有舉行這種鑿牙齒的習俗。為了紀念這名死去的女子，每逢新年佳節，鑿牙齒的習俗還是繼續被列在新年的儀式裡面，只是已經沒有真正將牙齒鑿掉，也不再僅限於女性，而是全邵族的小孩，不分男女，陳姓家族象徵性的用鐵鎚和長長的釘子比劃而已。杵音歌已年屆七十六歲的劉秋香，小時候在母親樁米的時候，常會跟在母親身邊，在耳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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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ann 邵族人過新年

【生命力記者／何柳楓報導】「地震的時候，正是邵族人的祖靈祭的開始，結果Lusann就中止了。」邵族長老巴努．加巴暮暮頭上戴著自己織的傳統帽子，脖子上掛著傳統的胸掛，坐在客廳的一角，訴說著邵族人的新年－Lusann祖靈祭。邵族的新年剛好是在農曆八月一號，也是祖靈祭舉行的時刻。祖靈祭舉行前，會先召開Didisan，也就是部落會議，只有部落裡的男性才能參加。族人必需要到男主祭師家門前的廣場舉行聚會。「佳巴暮暮是世裔的男主祭師，今年的主祭師是我。」巴努．佳巴暮暮頓了頓，從口袋裡拿出一根香煙點燃，抽了一口，繼續說道：「我用一種特定的草，沾糯米酒，來回擦拭族裡男人的右手臂，向祖靈祈求男人可以打更多的獵物，保佑族人的平安。」部落會議當天，主祭師在廣場講述邵族的歷史，晚上到主祭師家中喝酒，主祭師將與族人分享自己釀的酒；此外，還有一種禁忌，當天所有人吃食物不可以放鹽巴。然後決定當年要不要辦祖靈祭。農曆八月三號，祖靈祭儀式的召集與準備工作，便交由Palikat（召集人）來擔任，召集人必須是已婚的婦女。接下來，六位女祭師，邵族人稱之為「先生媽」，會到聖地Lalu島（光華島）問祖靈是否可以舉行祖靈祭，若祖靈答應了，則回來便可以唱祖靈祭的歌曲。「Lusann的歌只有新年才可以唱，其他時間則被列為禁忌，這是所有的邵族人都不敢違反的禁忌。」巴努．佳巴暮暮表示，在祖靈祭唱的歌是告訴祖靈說新年到了，可以回來探視祖孫，回來接受祖孫的敬拜。若在平常唱祖靈祭的歌，那會遭到回來的祖靈的責罰。他接著又解釋道：「每年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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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義工正確觀念 協助家園重建

【生命力記者／林麗純報導】九二一大地震為台灣帶來了許許多多的破碎的家庭，貧困的災戶生活雪上加霜。面對這樣受傷的心靈，義工所要提供的幫助不只是安置災民或是提供物資上的協助。更重要的是要多聆聽災民的心聲，讓他們的情緒有所宣洩進而建立彼此的信任，這是從事義工活動所需要的認知。擔任ＹＭＣＡ埔里賑災中心主任的偕進義表示：「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有很多的義工以及培訓正確的觀念及方法，從事義工工作當中觀念的不正確反而會幫倒忙。」他更進一步的提到說：「義工的服務是一種意義上的獲得，就像是交朋友或是談戀愛一樣，因為彼此的投入而得到相對的報酬。」 來自日本地震義工團體「元氣村」的副代表吉村誠司提到他當義工的心得時，他說：我認為地球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活的星球，人類卻破壞了這個星球上很多寶貴的事物。從事義工的工作，讓我能重新去認識這個星球的美麗，在工作當中獲得許多可貴的友誼，並留下美好的回憶，這是我從事義工工作最大的動力。 台北ＹＭＣＡ於震災後於埔里鎮謝偉紀念營地成立九二一賑災中心至今已有三個多月，借助日本地震義工團體「元氣村」的經驗，持續仲介日本義工自費來台服務。目前YMCA賑災中心的工作內容除了每天固定的義工服務隊的出隊之外，也包括了災區兒童臨時托育安親班和災區兒童週末營。服務隊主要由日本義工組成，分組分派到各個需要幫助服務的災戶提供協助。 負責帶領義工團隊的馬場弘一也表示，面對災民家園破碎的心情，義工們要以同理心傾聽，並竭盡所能的提供需要的幫助。但是，在同時也必須要注意不要讓災民依賴這樣的協助，長久的接受幫助之下，災民可能會要求比帳棚更好的居住環境，比目前所提供的食物更美味的餐飲，這將會抑止災民重新出發的機會，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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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勳瑜 尋找失落的音符

【生命力記者／張瓊方報導】蓄著一頭烏黑的長髮，說起話來輕聲細語的周勳瑜，二十四歲時就拿到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長笛與鋼琴雙主修碩士學位，眾人看好的美麗前程似乎就近在眼前，卻怎知，上天彷彿對她開了一場大玩笑，回國後一場無情的疾病，從此讓她的生命來了個大轉彎。多次診斷後的周勳瑜確定患的是多發性硬化症。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是因為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產生大小不一的塊狀髓鞘脫失而產生症狀，而症狀端視其所影響的神經組織而定，患者可能出現視力受損、肢體無力、平衡失調、行動不便、麻木等。拿到學位回國後的勳瑜原本努力地在喜愛的音樂工作上盡情發揮、衝刺，開始發病時只覺得容易疲勞，原以為是太勞累了，沒想到一次昏倒後，竟足足昏迷了二個星期之久，醒來後，她左半部的身體癱瘓了，但更糟的是，周勳瑜甚至連記憶也喪失了，親朋好友在她眼前成了陌生人，四歲開始學習的音符，也全都在腦中的記憶抹去。 現在三十二歲的周勳瑜已經和多發性硬化症奮鬥六年了，每次發病的情況都不盡相同，雖然記憶已經回復，但現在仍深受背痛和四肢無力所苦，像這次發病左手麻痺、無力，這使得喜愛音樂的她很擔心自己以後不能再彈奏深愛的鋼琴，「這次住院左手很無力，麻麻的，很怕自己以後不能彈琴了！我還是很想重回我的舞台啊！」周勳瑜悠悠地說。 「我心情好壞的起伏很大，有一段時間是很怨懟的，因為這個病讓人無法正常的工作，當我正想大展抱負的時候，卻只換來一次又一次的發病，這會讓人意志消沉，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談到自己的心情時，周勳瑜這麼表示。多發性硬化症就是如此折磨人，因為這種病多發於二、三十歲，而此時正值意氣風發的青壯年，正是他們想努力衝刺的時候，因此此時的發病對病友來說，打擊是很大的。對於未來，周勳瑜說到：「我會想這病會不會毀掉我未來的日子，還是說要有怎麼樣的選擇，是不是要放棄自己的事業？這些都還是一連串的問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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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末病人的領航 安寧照顧基金會

【生命力記者／蔡培勤報導】根據統計結果指出，台灣地區自民國七十一年以來，癌症便一直高居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但是癌症的治療成功率大約只有一半而已，換句話說，就是有一半的癌症患者走向臨終之路。以往醫護人員對於癌症末期的病人的照顧是比較缺乏的，也因此造成了癌末病人和家屬，在生理上與心理上的痛苦。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安寧照顧基金會在民國七十九年正式成立了。基金會結合了國內各大公私立醫院，以醫師、護理師、社工人員、宗教人員、義工等專業人員所組成的醫療團隊，目的是在於協助臨終的病患，提供他們臨終的醫療照顧，以及提高大眾對於死亡教育的知識。另外，是喚起國內對於癌症末期病人的關懷和支持，讓每一位癌末病人都能在一個安適、有尊嚴的情況下，無憾地劃下生命的句點。 而安寧照顧服務的宗旨則是在於對癌末患者及家屬，提供專業的服務，幫助病患有效地控制痛苦及病徵，對於病患和家屬提供心靈上的扶持，陪伴癌末患者安祥地走完他們的人生，而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家中的負擔。 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張玉仕指出，目前基金會提供的有資訊轉介、提供教育訓練計劃、以及經濟協助等等多方面的服務。在資訊轉介這部分就是提供癌末病患家屬哪裡有安寧照顧的病房，張玉仕說，目前與基金會有合約關係而提供安寧照顧的醫療院所，在北部有十七家、中部八家、南部十三家、在東部地區則是有六家。另外，基金會也會定期的舉辦演講、座談及各類宣導活動來讓大眾了解，什麼是安寧照顧。 在提到基金會未來的推廣行動，張玉仕表示，重點是希望能推動政府立法，讓癌症末期病患能自由選擇是否要接受急救，因為急救的過程對於病患來說，是增加他們的痛苦而已。另外是希望健保能再多給付一些，讓病患不用再負擔差額，以減少病患及家屬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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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友的就醫、生育、保險權

【生命力記者／蔡培勤報導】「愛滋病病友也是人，他們與一般人並沒有什麼不同的，所以他們應該也和大眾一樣，享有相同的權利。」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鍾道詮這麼說。　愛慈基金會執行長邱淑美表示，愛滋病病友並非都會隱瞞自己的病況，她提到了一個例子，是說有一名愛滋病友，因為外傷流血而去醫院包紮，沒想到那裡的醫護人員竟然沒有戴上手套就要替他進行包紮的動作，後來還是這名病友主動地告知醫護人員他是愛滋病感染者，而那名醫護人員在聽到之後，先是嚇了一跳，後來便連忙地向病友道謝。由上例可知，愛滋病友在就醫的時候，不但是該享有與一般人相同的權利，同時他們也應盡到告知醫事人員的義務。鍾道詮表示，有許多的愛滋病友擔心在就醫的時候，如果主動地告知醫護人員，本身是愛滋病感染者的話，會遭到拒絕看診的後果。但是，防治條例第九條又規定，「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以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也因此，這使得愛滋病病友們陷入了既怕告知後看不了病，又怕不告知的話，會觸犯相關法令的兩難情況。有鑑於此，行政院衛生署便指定了全國二十五家的醫院，提供對愛滋病患者的醫療照顧。 另外，政府為了保障愛滋病友的權利，便頒布了「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根據防治條例當中第六條的規定，「各級衛生主管機構、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及因業務知悉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姓名及病歷有關資料者，對於該項資料，不得無故洩漏。」這對於愛滋病友隱私的基本人權是有起到了相當的作用，而這也對病友們的就醫權有了正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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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號兩端 愛滋人權與基本人權

【生命力記者／王惠貞報導】「請問同性戀是不是都會感染到愛滋？」這是愛滋病防治工作者，同時也是愛滋病感染者，韓森在一次的校園演講中，某大學的學生所提出的問題。連一個社會中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都會有這樣的誤解，不難得知為何愛滋病會一直被與同性戀劃上等號了。再加上此病對人體的嚴重威脅性及對它的不瞭解，人們對愛滋病不僅有著莫名的恐慌，更帶著歧視及排斥的態度去看待愛滋感染者，甚至因而剝奪他們的基本人權。愛滋病的首度現世，是在一九八一年，由美國的二十多個病例研究得知。行政院衛生署在四年後宣布，發現台灣地區首例本國籍愛滋病患。至一九九九年十月，官方數字公布的HIV病毒感染者，已超過二千五百人。 台北市性病防治所所長陳守堅說，目前官方統計資料上的人數，都是有做篩檢及定期治療的可掌握人數，但是其他尚未浮上檯面的感染者人數，「這個有幾倍是無法去估算的，我們沒有辦法確切的用公式去算」。但是，我們卻可以很清楚的從中瞭解到，十四年來，台灣的愛滋感染人數雖不像泰國上升的那樣快速，但實際感染人數卻不容小覷，「目前大概是大於百分之零點零一的感染率」陳所長說。 隨著感染者人數的逐漸增加，感染者受到的歧視及不公平對待的事實也才漸漸浮上檯面。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專員鐘道詮表示，前陣子有某家有線電視台，到醫院訪問了一個愛滋患者及家屬，但該位患者從記者在問他話時就一直要求記者不要拍，但記者卻不予理會，而他們拍完要離開時，那位當事人又再一次要求不要播出，事後還寄出了存證信函給該家有線電視台，用盡了各種方法，但最後這段訪問卻仍是播出了。隨著媒體的報導，這位當事人患病的事實，因此被他周遭的所有人得知，鐘道詮沉重的表示「在承受不了這種沉重壓力的情況下，他最後選擇以自殺來擺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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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森 誠實的愛滋潤希望人生

【生命力記者／吳碧芳報導】「當時內在微妙的聲音告訴自己，不能被疾病擊倒，不能被社會的壓力、歧視擊倒，所以我站起來。」來自「希望工作坊」，從事愛滋防治工作八年，同時也是愛滋感染者的韓森堅定的說。今年三十歲的韓森，在十七歲那年，被一份針對同性戀族群所作的文宣的牽引下，進行了血液檢驗，並得知自己感染了愛滋病。回憶起少不更事的自己，韓森表示，年輕人好奇，當時他與三位同志發生關係，沒想到就感染了這個病。有些人還說是他倒楣呢，後來年紀大些，才體悟到其實只要一次危險的性行為，沒有保護的性行為，都有感染的可能。當時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韓森把結果告訴了最親的小姊姊，姊姊知道他生病，很難過也覺得不可能，可是姊姊一樣關心他，又跟上帝祈禱，希望他好起來。韓森說，剛開始還瞞著家人說是得了肺炎，後來母親知道了，全家也都知道了；全家就為他進行「禁食禱告」，韓森解釋說，就是基督徒不吃飯，以表示誠心向上帝禱告。 可是韓森並沒有因此變得樂觀，因著剛開始對愛滋病的不瞭解，他表示，「自己會害怕，還有對感染原因不瞭解也令人困擾，又聽說只能活兩三年，因此覺得自己生命這麼快就要結束，只要身體有一點變化，自己都會不高興，情緒受影響。」十七歲的他因此得了憂鬱症，心裡不平靜，沒辦法安心念書，又不願學校和同學知道，只好休學。他在夜裡無法入眠時，開始吃起安眠藥；「當時一天吃六顆，自己後來也覺得不可以依賴藥物入眠，於是慢慢把藥劑減少，過了半年之後，才慢慢擺脫無法入眠的困擾。」他接著說。 休學期間，韓森覺得在家裡父母照料一切，反而會讓自己意志薄弱，因此他決定隻身離家；當時母親生病，父親塞了五千塊錢給韓森，還跟他說：「如果你待不下，家裡的門永遠是為你開的。」那年韓森十九歲。第一次離家到台中工作，因為不適應，半個月後就回家了；第二次又決定要北上時，「姐姐笑我不出半個月又會跑回家，當時我因為愛面子，不甘示弱，沒想到這一北上就待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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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觀念 舞台上綻放的向日葵

【生命力記者／邱柏喬報導】民國八十年，政府原定在中和設置一所啟智中心，但遭到當地居民的抗議。那時候居民們都不了解智障者，他們認為智障者會傳染、認為智障者會攻擊別人，這些理由都成為他們抗爭的動機。有鑑於此，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的義工們，決定站出來向大眾宣導，智障者天真、純樸的可愛天性。他們捨棄了以往傳統的說教方式，改以生動、活潑的舞台表演，宣導對身心障礙者的正確觀念，進而使大眾接納、尊重心智障礙者。憑著義工們的決心和努力，「向日葵劇團」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八日正式成立。雖然「向日葵劇團」只是國內為數眾多的服務性劇團之一，但它卻擁有別於其他劇團的特點。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的總幹事蔡淑如表示，國內其他劇團，都是由身心障礙者所組成，而「向日葵劇團」，卻是全國第一支，全團都是由身心正常義工所組成的服務性劇團。激發起義工們組成劇團的原因，是因為民國八十年，中和的居民抗議當地設置啟智中心的事件。因此，劇團的第一部作品「何處是兒家」，也是以此為題材，作為作品的主要內容。這一次表演非常成功，劇團在各社區、活動中心等地巡迴演出共十二場，觀眾達一萬兩千人次。到現在為止，劇團總共演出了四部作品，演出足跡遍佈全國，觀眾人數突破了五萬人次。劇團在每一次表演後的問卷調查也顯示，反應十分良好。 劇團裡的義工們，都沒有受過正式的戲劇訓練。雖然劇團有時候也會請專門的老師作出指導，但是團員的演出那麼成功，最主要是他們能以一股熱情來彌補演技的不純熟。蔡淑如表示，因為義工們照顧身心障礙者的經驗很豐富，因此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表情、動作以及心態都十分了解，所以演出能唯妙唯肖。蔡淑如說，他們扮演智障者時的一舉一動都與智障者們十分神似，甚至還曾經有觀眾誤會他們就是智障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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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華 亦師亦友的輪網教練

【生命力記者／邱柏喬報導】在艷陽高照的星期五早上，台北市立網球場的三號球場中，有四個球員在打網球。他們有別於其他球場上的球員，因為他們其中三人，是坐在輪椅上打球的，而且他們三人，都曾在去年一月，代表國家到曼谷參加殘障亞運。而另外沒有坐輪椅的一人，則是每個星期五都會協助他們練習的教練林永華。林永華是一名專長網球的體育老師。在民國八十四年，他因為應邀出席教練講習會的關係，認識了殘障網球員鄭漢琮等人。當時，鄭漢琮希望林永華能長期指導他們，林永華也答應他們的請求。因此，林永華也踏上教授殘障網球員之路。林永華表示，對於能教導他們，他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因此他也答應鄭漢琮的請求。他認為，讓殘障者多接觸陽光，多出來運動，不單能令身體更健康，在心理上也有幫助。除此之外，他提到教導殘障網球員的原因，也是基於自己的興趣，他想看看自己，能否領導他們，得到好成績。現在每一次看到球員們在球場上的奮鬥精神，看到球員們登上頒獎台，他都不其然會有一股成功感。 對於五年前的林永華來說，教導輪椅網球員是一項新嘗試，因此他也碰到了不知如何教導的困難。他表示，當初最難掌握的，是不能體會殘障者在輪椅上的感覺，也不能明確掌握到殘障者推輪椅移動的速度。他說，當時他也是一邊摸索，一邊做研究，花了大約兩年時間，才掌握到最適切的方法。現在，林永華正打算撰寫一本關於輪網的書，以方便其他有興趣的殘障人士學習輪網。 在這五年的時間裡，林永華與球員們總是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因為林永華和球員們的年紀相近，感情也特別融洽。林永華表示，他和球員以及各自的家人們，在每個星期六都相約聚餐，因此大家的關係也猶如手足般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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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感染者 爭取平等就學工作權

【生命力記者／葉宜欣報導】一九九七年去世的小劇場工作者田啟元，因為新聞媒體曝光了他愛滋感染者的身份，被師大美術系拒絕就學，後來學校在輿論壓力下，才同意讓他以「電話函授」的方式上課。澎湖一個因輸血感染愛滋的學童班級，所有同學集體轉學，使得全班只剩下他一個學生，最後他只好出國念書。「他們為什麼不能繼續念下去？」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鍾道詮問。鍾道詮表示，國內因感染愛滋而被迫休學、退學的人數，並沒有想像中少。他說，愛滋病只是疾病的一種，它甚至比感冒還容易預防，因為愛滋只會經由人類體液傳染，它傳染的途徑不外乎性行為和輸血、共用針頭及母子垂直感染。然而我們感冒了，並不會被學校退學、被公司藉故辭退，可是感染愛滋病的病友，卻常必須被剝奪就學、就業的權利雖然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第六條之一明白的規定「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但因為對愛滋病的認知不足，造成人們對愛滋感染者的恐慌，不願和愛滋感染者一起學習、共事；再加上愛滋病長期被視為不名譽的疾病，導致學校不希望感染愛滋的學生繼續就學，公司也往往透過管道要感染的職員主動辭職。有些公司透過健康檢查「篩選」掉感染愛滋病毒的員工、解雇他們，有的學校拒絕愛滋感染學生住進宿舍、研究所規定愛滋病感染者不得報考。即使法條規定通報系統不得洩漏愛滋感染者資料和病歷，但寄到感染者宿舍、家中的檢查報告，也可能使他們曝光，遭受重大的壓力。不可否認，整個社會對愛滋感染者其實是充滿歧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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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捐髓活動 需要您的加入

【生命力記者／林師民報導】慈濟骨髓捐贈資料中心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在全國各地舉行捐髓驗血的活動。所謂的捐髓驗血，就是把自願者的血液經分析檢驗後，存至資料中心，以供需要骨髓移植的病人，作HLA(人類白血球抗原)比對的工作。擔任慈濟義工的陳芳文先生表示，骨髓資料建檔很早就開始做了，不過早期是由政府委託台大來進行，但是當時只有三千多人加入，成效並不顯著。後來，政府單位意識到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必須要靠較具規模的民間團體來帶領，於是就找上了慈濟。民國八十二年十月，「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在衛生署的支持下，成立了國內骨髓捐贈者資料庫。陳芳文說：「以前國內的技術和經費不足，必須將病患和捐贈者的HLA送到國外檢驗，會有比對不徹底的情況發生，因此常發生移植失敗的例子。現在國內的技術、設備已經有了，各方面都已經非常成熟了。」他並說明，HLA相符合是骨髓移植成功的主要關鍵，而HLA中的因子有八個，捐髓者與受髓者的這八個因子必須要一樣，才能成功地移植。因此，配對成功的機率是非常渺小，大約只有萬分之一。從這裡可看出建立一個龐大、完整資料庫的重要性。 目前，慈濟骨髓捐贈資料中心裡，已經有將近十九萬人的資料，而經過配對，進行骨髓移植手術成功的例子也很多。陳芳文指出，現在台灣資料庫的規模在世界上已是第三或第四大，甚至有別的國家的病患會向台灣求助，希望能找到適合移植的捐贈者。例如大陸非常缺乏捐髓者的資料，病患轉向求助於台灣，並成功地移植了骨髓。他也提到日本的狀況，日本雖然是先進國家，但現在的資料庫仍然只有一萬多人而已。「我們不會為了救血液疾病者，而讓別人受到傷害，怎麼可能做這樣的事！」陳芳文語氣堅定地說。骨髓移植是從捐髓者的骨頭內抽取骨髓細胞，並非神經、及俗稱龍骨水的脊髓液，此外，移植過程只抽取捐髓者百分之五的細胞，並不會影響原來的免疫和造血功能，而捐髓者十天後就可以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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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榮 地震陰影下的災民

【生命力記者／林師民報導】「地震的那天，我們這裡先開始搖晃，電燈才熄掉，然後就持續一直搖，搖了差不多有三、四十秒。我當時從房子裡跑出來，旁邊的牆壁都倒下來了，心裡想這次地震的規模一定很大，而且震央可能在我們埔里附近，才會這麼嚴重。」家住在南投縣埔里鎮珠格里珠生路二十九之一號的李桂榮，回憶起九二一地震當時的情形。「搖得這麼厲害，我當時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附近的居民會傷亡慘重。當天過沒多久，大概早上七、八點的時候，就聽說很多關於災情的消息，真的很嚴重。」李桂榮在國姓鄉的電力公司上班，九月二十一日地震的當天早上，仍舊去上班。他談到那時候看到的可怕情景，「大約早上八點多，我到上班的地方時，嚇了一跳！我們的服務所房子倒了，裡面還有一個值班的同事沒跑出來，可能已經被壓死了。」 「地震時山在搖，會發出嗡嗡的聲音，根本聽不到房子倒塌的聲音。像當時我家的圍牆倒掉，我母親根本都不知道。晚上跑出來外面，根本什麼都看不到，但是又不敢回房子裡，只好跑到較空曠的甘蔗園裡。」李桂榮形容地震當時家人的驚慌失措與無助。李桂榮很驚訝這個地震那麼嚴重，知道這次地震所造成的災害以後，他不得不感嘆大自然的力量，「以前聽人家說甘肅省曾經發生地震，兩旁的山挾過來，造成重大傷亡，我那時候不相信，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次地震，草嶺那裡發生移山，五公里長，一百公尺高的山，全部都塌掉了。」「你看那個山就這樣，變成一個石門水庫兩倍大的湖出來。這可以說，上帝造一個湖，只在一刻間而已。」李桂榮家的房子幾乎全倒，因此從地震後到現在，他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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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老先 邵族文化的寶藏

【生命力記者／許志順報導】「現在族裡的小孩都到外地去讀書了，只有趁他們回來的時候，才有機會教他們一些族裡的歌舞和傳統習俗，現在大部分的年青人對族語都不太會聽、也不會講了。」年齡高達八十二歲、邵族中最老的長者毛老先，坐在屋簷下緩緩地說著。年輕時毛老先曾召集族裡的姑娘，組成山地歌舞團到各處表演，有空時就跟著族人到山裡打獵，或在自家附近耕種疏菜，大部分吃的食物都是自給自足，很少向外界購買。「那時候都沒有什麼工作可做，主要以到各處跳舞表演為生，沒有表演的時候，就是打獵或種菜給自家人吃。」日軍佔領台灣時，日人對邵族原住民採取保護政策，以自行開發管理為原則，並限制平地人遷入的人數，以防止邵族被過度的漢化。「以前日本佔領台灣時，日本人讓我們在光華島附近開墾，後來因建造水力發電廠，使得水位上升，我們便遷到日月潭地勢較高的這邊來。」毛老先回憶起往事，當時的情景似乎歷歷在目。「當時日本人讓我們自己開墾、自行管理，並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後來國民政府來台，就把土地都收回去，對我們山地人一點都沒有保障，到後來土地就都被平地人買走了。」土地的失去是有形的，文化的流失和漢化卻在無形中一點一滴進行著。「以前做事都是整族人一起行動，大家共同出力，而非憑個人的力量，不像現在只要有錢想做什麼都可以。」毛老先感慨的說。「以前族裡歌舞和習俗的傳承，平時也不太需要教導，大家在一起就會說說唱唱，自然而然就記起來了，逢年過節的時候，該做什麼儀式、唱那些歌都很清楚。」而現在邵族的年輕人都因求學或工作，搬到外縣市去，只有逄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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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到現代 石麗英用心走過

【生命力記者／謝錚誼報導】「從小時候看到現在，日月潭這邊改變還真多。」回憶起四十年前後日月潭的光景，石麗英如此的表示。今年五十一歲的石麗英是邵族人，在德化社這邊經營小吃店的生意有二十年之久。回想起過去邵族的生活，她說，「我們從前邵族的生活是以耕作為主，像我們這樣的小吃店是後來才多起來的。」在石麗英的回憶裡，從前父親、祖父那一代的生活總脫離不了田地。因為邵族人接受漢文化的洗禮已久，加上日月潭又是一塊肥沃的土地，自然地邵族也跟漢人一樣種稻，為播種、插秧、收割而忙碌。除此之外，邵族人在山上也有田地，通常是經營自己的菜園，或是放養山雞。當時也有一些因為觀光而發展起來的行業，像石麗英的父親曾經營過渡船的生意，替遊客划船遊湖。但經營渡船者多半是漢人，邵人佔極小的部份。後來日月潭外環道路開通之後，使得觀光業愈來愈發達，原來的田地慢慢的變成了一間間的屋子，街道上開起了一間間藝品店、小吃店，賣一些小飾品跟日月潭的土產，商業色彩變得濃厚起來。石麗英說，「大概是那時候，我們這邊開起小吃店、藝品店、茶行、山產行，生意都作得還不錯，政府也說要建設德化社這邊，要幫我們蓋一個山地文化中心，把商店街規畫成一個觀光街‧‧‧。」但後來山地文化中心建設完成後，因為經營不善而荒廢了。石麗英搖著頭說，「原本那是一塊很好的水田，當時族人會把那塊地捐出去，是因為政府答應要讓邵族人在裡頭工作。現在我們族裡的人沒了田，沒了工作，很多都是靠打零工、幫人家做幫傭討生活…。」「看著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慢慢的消失，族人心裡覺得很感慨。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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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盾牌 邵族的勝利吉祥物

【生命力記者／何柳楓報導】「日月盾牌只有男人可以碰，女人都不可以碰，一碰到就會有大災難發生，所以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女人敢去碰，大家都很遵守這個規定。」Tiang相當篤定的說：「像是我奶奶，就離日月盾牌遠遠的，碰都不敢碰。」坐在一旁的奶奶Apin，用力的點點頭，表示贊同。Tiang，漢人名字是陳修心，就讀埔里大成國中一年級，是日月潭德化社邵族女祭師Apin（石至寶）的孫子。他從小跟著爺爺奶奶一起住，聽著邵族的故事長大，所以比起同齡的孩子，對邵族的文化語言都有相當深的認識。「在邵族裡有兩個大姓，陳家和高家，但日月盾牌只有我們陳家有。」穿著白衣白褲的陳修心，坐在燈光昏暗的帳篷裡，訴說著邵族吉祥物－日月盾牌的由來。在很久以前，邵族和另一族人發生戰爭，用盾牌來保護自己，在一番激烈的打鬥下，邵族人贏了，另一族被殲滅，於是日月盾牌便從那時候流傳下來，是一種男性勝利的吉祥物。日月盾牌，是只有陳家才擁有的祖傳聖物，己經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在每年的農曆八月初一，邵族的新年慶典時，每個男人都會輪流在日月盾牌上用力的拍一下。」說到這裡，陳修心右手握拳用力的搥在左手掌上，比劃手拍打在日月盾牌上的樣子，接著又說道：「但幾年前一次新年慶典結束後，卻發現日月盾牌從中間裂了一條縫，不曉得哪個年輕人喝醉酒在手中握著石頭，用力敲打盾牌，把盾牌敲破了。」「於是，我阿公自己再做了一面盾牌，裂的那一面是哥哥，新的那一面是弟弟，只有我們陳家可以做，其他人都不可以。」陳修心笑著望向坐一旁的爺爺說道。盾牌做好後的那一年新年，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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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族「先生媽」Apin來講古

【生命力記者／何柳楓報導】Apin的漢名叫石至寶，已當了三十六年的女祭司，邵族人稱女祭司為「先生媽」。石至寶說道，擔任女祭司的婦女，要有三個條件：必須是結過婚的，在部落中受族人尊敬，及曾經擔任過重要祭典主祭的人。每當邵族人家中有所變動，如起新厝、娶新娘時，女祭司便向祖靈祝禱，希望祖靈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她指著帳篷一角掛著的籐籃，說道：「這便是祖靈籃，裡面放的是祖先們留傳下來的衣物，不能隨便翻動。」邵族人相信，自家的祖靈是藏在這小小的籃子裡，就台語而言，這祖靈籃也稱「公媽拿」。「我的眼睛被矇起來，和老的先生媽一起坐船到Lalu島（光華島）環繞幾圈，先生媽向祖靈說我要當先生媽，如果湖上冒出小汽泡，那便是祖靈答應了，若沒有，那就是不答應，那就不能當了。結果，老先生媽說祖靈答應我了。」石至寶坐在小板凳上，一面用毛巾拭著濕漉漉的頭髮，一面敘述著當初成為女祭司的經過。「從光華島回來後，當天晚上我就和我丈夫橫躺在門邊睡覺。那時候，我夢見祖靈拿著刀，站在我面前，我聽到衪答應我，但我不能跟別人說…」說到一半，石至寶忽然手指著坐在椅子上的丈夫說：「結果第二天起來，我丈夫全身都給蚊子咬得又紅腫又很癢，但我都沒有喔，這是祖靈保佑我。」說到這裡，石至寶忍不住笑了起來。接下來，石至寶開始了女祭司的職務。「現在我們族裡共有六個先生媽，我是排第二的。」今年已經六十四歲的石至寶，祝禱經驗已經非常的豐富，她說道：「選出來年輕的先生媽常會記不住禱詞，因為都是用邵族的話死記的，每次為族人祝禱，我或最大的先生媽都會坐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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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水庫大聯盟 為家鄉而奮鬥

【生命力記者／劉麗群報導】「如果政府連我們的安危都不顧，我們當然只好拿性命跟他們拼了！」美濃反水庫大聯盟的理事林瀛芳激動地說著。自從政府打算興建美濃水庫後，美濃鎮上一群關心居家安全、熱愛土地的人就聚集起來成立了「反水庫大聯盟」，定期聚會討論對抗政府興建美濃水庫的步驟。聯盟的經濟來源是鎮民和居住在台灣省各地、甚至國外的美濃人的捐款，聯盟每次發起的各項行動，也是由鎮上熱心的居民號召大家一起動員。林瀛芳表示美濃反水庫大聯盟成立後，常常上書給行政院的有關單位和立法委員，表達鄉民不願水庫建立的心聲，得到的回應卻是幾張官僚例行式的回函，而水資源局一再使用各種方法，欺騙一些對興建水庫情況不了解的鄉民，因而讓聯盟覺得氣憤。他說：「現在聯盟蒐集了各種證據方便將來做有利的申訴，同時也將盡量在水資源局開始散佈這些文宣前就先攔截下來。」會長黃德清說：「我們也不定期請幾位了解水庫、了解美濃環境的專家、學者來演講，對鎮民做進一步的宣導，讓他們了解我們這片土地若興建了一做水庫會帶來的危機。」根據專家的研究，美濃水庫的預定地有五條斷層，並不適合興建水庫。林瀛芳說：「水庫的預定地離最近的部落只有一千五百公尺，就算沒有發生地震也有很大的恐懼感，根本就在危害居民的生命與財產，而且只要政府能整治高屏溪，讓高屏溪上游的森林來蓄水並取締違規抽用的地下水井，一年就可多出十幾億噸的水，根本不需要蓋美濃水庫。」他指著一份由反水庫大聯盟公佈的數據資料說：「當初政府表示只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美濃鎮民反對，就絕不會興建水庫；美濃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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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的家

【生命力記者／周昱良報導】輔仁大學焯炤館一樓一一六室，寫著「資源教室」四個字。它可不是負責鐵鋁罐、保特瓶回收工作的場所；它是民國八十三年教育部補助成立的輔導教室，協助進入輔大的身心障礙學生，幫助他們在生活、學習、職業等各方面的適應。輔大資源教室現有三位輔導老師，輔導全校就讀於二十八個不同系所，共六十七名身心障礙學生，其中包括視障生、聽障生、腦痲生、肢障生等；並成立「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小組」，由各行政單位及收有身心障礙學生系所的輔導人員組成，負責協調規劃校內身心障礙學生的輔導事宜。輔導老師黃思維說，開學之前，他們會個別對身心障礙的新生及家長做電話訪談，瞭解學生個別差異及狀況，並召集將收有身心障礙新生系所的系主任、助教及老師，展開先前的輔導準備工作，讓系上的老師、學生，或是課程安排、輔助器材等方面做充分準備。 黃思維還說，開始上課後，資源教室會依學生適應的不同差異、實際需要及問題類別，採定時或不定時的個別或團體輔導方式，給予必要的協助；另外也會舉辦同樂會、聯誼性座談會、自強活動及成長研習營等，給身心障礙學生正當的休閒活動及學習一技之長。 課業及人際關係，是身心障礙學生最常有的問題。黃思維說，有的學生只會讀唇語，偏偏老師一直面對著黑板講課；或是老師說話太快、講話不清楚，使得學生聽得模糊，老師也以為那位學生不專心上課，造成雙方的誤解。「我們會請老師講課時速度儘量放慢，上課面對著學生，讓這位同學可以讀到老師的唇」黃思維說道。 在人際關係上，一般生不太願意接近身心障礙學生，說是因為害怕傷害他們。黃思維說，他們在求學過程裡，早就不知經歷過多少挫折及失敗，有時甚至比我們一般人還要開朗，對我們說話無心的過失是不會在意的。只要我們敞開心胸，真誠交往，每位身心障礙學生都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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