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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為《我們》封面插圖繪者曹麗華， 右為《我們》作者顧玉玲 |
書中，移工不再只是平常與我們擦身而過，陪老人曬太陽、在工廠中沒日沒夜趕工的廉價勞動機器，而是活生生的、有名字的、有想法的、有愛恨情仇的、有各種專長嗜好的人，顧玉玲描寫台灣郎與菲律賓移工戀愛的情狀、移工在聖多福教堂與同
鄉聚會的短暫歡樂時光。勞僱關係的拉扯以及政策所致的歧視當然也如實被紀錄下來。顧玉玲以真實的生命故事取代生冷的教條，完整地紀錄這幾名主角截至目前為止的人生。
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上的聖多福教堂是顧玉玲在十月十八日舉行新書發表會的地點。中山北路三段對廣大的在台菲律賓移工具有非凡意義，它承載了日據時代到美軍駐紮這段漫長的異國史，一九九二年後，以英語彌撒著稱的聖多福教堂成為菲籍移工調適心靈的去處，附近也開始有菲律賓商店進駐，菲籍移工可以與同鄉一同吃家鄉菜、可以在網咖與遠方親人互通視訊、甚至也有pub供他們勁歌熱舞。相反的，也有許多無助移工無法享受服務，而是到也位於此的國際勞協求援。菲籍人士解鄉愁、求協助的「小菲律賓區」，是《我們》許多故事的萌芽之地。
二十歲以前，顧玉玲是熱衷於創作新詩與小說的文藝少女，二十歲那年適逢解嚴，她認識並參與當時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從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更全力投入勞工組織，從此大多數的創作都是較為生硬的新聞稿書寫。直至二十年後，她重拾感性的文學筆觸，紀錄下這些與她生命牽連交錯的移工故事。
「為了賺錢。」顧玉玲毫不遲疑地說出當初在百忙之中決心動筆撰寫《我們》的原因之一。錢，當然不是放進自己口袋，而是為了補貼資源嚴重不足的國際勞協。她以十五萬字的《我們》參加台北文學獎，獲得評審一致青睞，奪得第一名的殊榮與四十萬元的獎金，顧玉玲毫不猶豫地將獎金以及版稅全數回捐國際勞協。
賺取經費是動機，寫作最大的推動力來自她與筆下這些與她生命有著緊密連結的移工。他們將生命中最強健的幾年奉獻予台灣，但身影經常被忽略，權益始終被漠視。顧玉玲連用了「邊緣的、弱勢的、底層的」三個形容詞說明移工的處境，強調她希望藉由書寫與紀錄，讓這群「沒有被注意、沒有被看到」的東南亞移工能夠「被歷史記住」。
「如果不是大家共同的參與，我沒有條件紀錄下來。」她說，《我們》來自於國際勞協的工作者、志工與移工的「集體創作」，他們匯聚自己的力量為爭取移工在台灣的人權而努力奮鬥，每個人在此之中扮演的角色與生命經驗造就了《我們》，顧玉玲參與其中，也有幸能夠將這些動人的故事紀錄下來。
為什麼是「我們」？顧玉玲說，台灣人慣於將「內」與「外」區隔得清清楚楚，外籍勞工、外籍配偶、外國人，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在這邊生存、打拼、勞動，他們的故事就是我們的故事，就是這麼平凡的故事」，《我們》的書名由此而來，閱讀書中密利安、喬伊、麗亞等人的故事，就如同從鏡子中照見自己，如果刻意別過頭，「就看不見自己的侷限跟褊狹」。
顧玉玲白天為移工權益奔波，夜晚才有空寫作，「其實很累，但常常有一種幸福之感」，她筆下的人物與其他更多沒有被寫進來的移工，因緣際會走入了她的生命，也讓她有機會將他們在台灣的痕跡以文字刻印下來，顧玉玲說，「可以一面搞運動，可以一面做這種歷史紀錄，我覺得很幸運」。
白天工作、晚上寫作的生活型態，反而讓她筆下的故事顯得更加真實。顧玉玲並不是以採訪者的身份從移工身上挖掘題材，而是做為一名勞工運動者，與移工彼此走進對方的生命裡頭，她長期與移工親身接觸，將日常細瑣的談話組織起來，呈現出這些移工身為「人」的樣貌與個性。
《我們》目前正由顧玉玲的好友翻譯成英文，明年或後年菲籍移工或許就能夠以自己看得懂的語言，閱讀這些廣大移工縮影的同鄉生命史。她也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大賣，期盼文學與文化的力量能夠漸進地改變移工的命運，試圖以柔軟和謙卑的姿態，讓大眾能夠對這一族群能有更深厚的包容與理解。
圖片來源：記者陳怡君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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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新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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