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犧牲品 外勞制度漏洞

【記者洪士雅、吳曼寧／台北市報導】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重建，引進大量外籍勞工，為了避免剝削，採用國家對國家的方式引進外籍勞工，阻斷了私人仲介，又為了預防廉價勞工取代本國勞動力，德國建立「同工同酬」的制度，來保障勞工的權益。

反觀台灣，政府開放由私人仲介引進外籍勞工，基本工資由十年未調的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到最近才漲為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但扣除給雇主的食宿費用，則由兩千五百元上漲到四千元，變相的減低工資，讓「外勞越廉價，本勞越失業」的問題無法獲得改善。

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說：「其實獲利的都是企業主」。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執行長龔尤倩也說：「唯有建立同工同酬的制度，才能解決這種替代性的問題」，雖然調漲基本工資，但食宿費和仲介費的扣除，讓外勞變相的更便宜，「我們要對抗的是制度，而不是外勞。」

台灣政府從一九九二年開放引進外勞，卻沒有妥善研究外勞可能帶來的影響，直到一九九五年發生外勞殺死雇主的事件震驚社會，政府才成立了第一家「外勞諮詢服務中心」，龔尤倩說：「政府並沒有主動去想過外勞的問題，直到悲劇發生，才來『補破網』。」

其實外勞的問題與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因目前為弱勢家庭聘用外籍看護工居多，但政府認為，這些家庭既然有能力聘用外籍勞工，便取消了原有的「喘息服務」；喘息服務即是在看護工休假的日子，政府會派照顧員來代替看護工的工作。

取消了「喘息服務」後，外籍勞工失去了休假的權力，長期的工作讓他們無法休息，也負荷極大的壓力；照顧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劉俠的看護工維娜，明白劉俠需要全天候的照顧，但不斷累積的疲勞，使她失手傷害了劉俠，最後被判定精神喪失。

吳靜如表示，多數家庭看護工因工作壓力，會有頭痛、月經不順、腰痠背痛的問題，沒有足夠的休息，甚至可能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但外籍勞工不需要心理輔導，而是需要時間、空間，讓自己的生活網絡展開，和朋友群聚來紓解壓力。

「台灣十六萬名的看護工，其實是在填補殘破社會福利制度的漏洞」龔尤倩說，儘管長期藉由公聽會、記者會、遊行、向勞委會抗議以及成立台灣移工聯，來替外籍勞工爭取福利，但目前最大的阻力竟是來自社福團體，「因為政府的不負責任，和社會運動不夠進步，導致外籍勞工和社福團體『弱弱相殘』。」

大眾常常簡化了外籍勞工的工作壓力，只會責怪現象的發生，但不理解背後的原因，媒體對外籍勞工的問題也放大呈現，吳靜如說：「一個把別的族群採在底下的社會，不是公平、正義、平等的社會，我們不僅幫助外籍勞工，也幫助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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