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工運史 創造新大同

【生命力記者／陳其育報導】一九八八年，台灣剛解除戒嚴，國人曾視為「民族工業」的大同公司，資方仍然反對勞工自組工會。一些大同員工逐漸想掙脫公司的管制，開始蘊釀籌組工會，以實現產業民主的理想。歷經層層的阻擾，他們終於以十年的青春歲月，贏得底層勞工的尊嚴。

「他們的成長，是這本書中最感人的地方。」大同工會奮鬥史的作者之一廖郁毓說。起初，大同員工在體制內，即使心有不滿，也不敢反抗，畢竟勞工與資方權力懸殊很大，員工最好明哲保身。因此在有限的資源和人力的支援下，他們從開始的懵懂、恐懼地對抗，到後來，他們就學會了依據法律和工人的持股，以智慧跟資方周旋。

此書的另一名作者鄭力軒表示，八○年代，工人意識抬頭，在風起雲湧的工運潮中，大同工會比那些激烈抗爭型的工運團體，更具韌性。他們的自主性很高，在他們剛開始與資方對立時，還需要「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協助，幾年後，他們已經能獨立處理法律問題。

大同工會與資方抗爭的過程，曾經使用過「股票工運」的方式。由於大同公司規定員工必須認購該公司的股票，並要求員工將股票委託給公司管理，員工離職時才能取回股票。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卻以員工的股權代理人的身份，厚實自已的影響力，藉此掌握公司的運作。

大同工會的成員看準資方這個弱點，決定以股東的身份爭取出席股東會。此舉扭轉了工人地位的劣勢，由原來的「主僱關係」躍升為「合夥人」，徹底增加工人與資方對抗的資源。在這個戰略的逼迫下，後來資方果然做出不少讓步。

廖郁毓的父母本身就是大同公司的員工，因此在撰寫的過程中，她相當敬佩工會成員奮鬥的精神，才能讓其他員工享有應得的福利。令她感動不已是位工會成員───張照碧。

張照碧和公司內許多員工一樣，以安份的心態忍受公司的制度。工會運動崛起後，他逐步地投入工運。因為積極參與工會運作，張照碧遭到資方解聘；失去工作後的他，卻沒失去與資方搏鬥的勇氣，仍舊投身工會運動，與資方纏訟將近四年的官司終獲勝訴。

「我去訪問張照碧時，他中風住院，」廖郁毓說，「他人雖在醫院，心卻掛念著工會。她的家人說：『他連撘公車都會和司機談工會事務，宣傳工會的好處。真是拿他沒辦法！』從訪問他的過程，我看到了生命的感動。」

「這本書是由下往上看的歷史。」鄭力軒說。他近來在研究台灣社會的勞工運動，當年他在東海社會學研究所時，他深深地被E.P Thomposm「由下往上看」的史觀所吸引。

鄭力軒認為，台灣的社會，如果沒有這些勞工的堅持，不可能進步如此迅速，社會的進展不全然是政治的功勞，更多是底層的推動。

由於此書內容的人物和事蹟廣泛，架構龐大，對此，鄭力軒說，這本書以提供勞工運動教材為出版動機，希望以固定的體裁，方便讀者閱讀，並增添法律案例，可以補充勞工的法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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