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展青／生命力報導】歷經十一年審判的蘇建和案，三名死囚疑遭刑求而被取得自白定罪，日前終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民間司改人士特別呼籲司法不應以自白為辦案中心，而應強調科學與證據，並加強宣導嫌疑人也保有緘默與聘請律師等基本權益。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靜萍說，不當刑求的案例多半發生在警訊階段，嫌疑人送交檢方或法院後，才發生刑求的情況則相當少見。
不當刑求取得自白，嫌疑人被定罪的案例時而有之。林靜萍表示，以自白做為證據，在法理上本來就廣受爭議，有學者甚至認為自白只是一種陳述，不能算是證據。
「自白的爭議主要因為自白違反人性」，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主任王信仁說，人心都有袪凶避禍的特質，但自白卻是要人自願坦承罪行，明顯與人的普遍心態相違。而且，嫌疑人的自白是否真得出於自願，也難以定論，不過，基於相信人仍有基本的良心，自白在法律上仍有其證據能力。
王信仁表示，我國司法對自白的重視源於中國傳統刑典觀念與台灣文化的影響。他說，「誠如包青天、藍色蜘蛛網等連續劇劇情，法官只要旁敲側擊、迂迴套出嫌疑人的話，就可以要求嫌疑人認罪，彷彿司法正義就得以伸張。」
不過，戲劇往往只演了前段，忘了後面。王信仁說，殊不知現代司法在取得嫌疑人的自白後，還需經過嚴格的科學檢驗，與其他人證、物證的補強，自白才具有證據能力。但由於這些戲劇的誤導，社會大眾對自白就是有力證據的印象也就根深蒂固，難以更正。
「徹底杜絕刑求取得自白的最佳方法，並非是防範不當刑求，而是要確立自白不具證據能力」，這點目前在世界各國都還未有先例，王信仁表示，就算不可能確立自白不具證據能力，至少也應要求司法，不能單憑被告的一份自白就定罪，應該還要有其他物證的補強。
林靜萍也表示，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若檢察官採用自白起訴被告，檢察官就必須負實質舉證的責任，證實這份自白的真實性並說服法官，才可以列為起訴罪狀。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警方進行訊問時必須全程錄音。但林靜萍則說，每當不當刑求的爭議發生時，卻常發現警方推託錄音帶、錄影帶遺失的情形。「警方有責任要保管好訊問的錄音帶和錄影帶」，她表示，這除了是保障嫌疑人之外，這更是警方證明自己未進行刑求，還自己清白的方式之一。
王信仁則表示，儘管警方存有訊問的錄音、錄影帶，但仍有可能透過轉錄、剪接等手法做假，甚至只對部分過程錄音、錄影。
王信仁舉白曉燕案中的張志輝為例，他說，張志輝接受警訊的過程也有錄影，不過卻發生張志輝中途去上廁所，錄影機因此關機，再次開機拍攝時，張志輝已是從頭到腳濕透，並坦承涉案，這不禁令人懷疑張志輝是否在廁所遭到潑水等不當刑求。
「一般大眾有權知道自己的基本權益。」林靜萍說，嫌疑人除了不應遭刑求外，還保有緘默與聘請律師等權利。她說，嫌疑人並非所有警方的訊問都必須配合回答，可以選擇保持沉默；而聘請律師陪同製作筆錄，一方面是因警訊時律師在場，能減少警方刑求逼供的可能，並確保筆錄的完整，另一方面也防範嫌疑人做出不利自己的供詞。
林靜萍說，嫌疑人應該要知道，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遭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等不正方式取得的自白，是不能做為證據。若真有刑求逼供的情節發生，嫌疑人也可以提出抗告，要求法院主動調查。
我國司法視自白為證據之王，而像英美國家則不依賴自白做為證據，林靜萍說，未來司法也不應以自白為重，應強調證據法則與科學辦案。不過，依照近年司改會的調查指出，我國司法在法醫與證據鑑視上，無論是人才和水準都相當欠缺，未來司法要提昇辦案品質，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2003年2月20日 星期四
嫌疑人 別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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