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武裝青年 唱出社會核心問題

「阿公咧說起是這條埤圳的水飼大了子兒細小平安又順遂,如今政府財團要來這搶奪這條百年歷史的水圳」農村武裝青年在新專輯《幸福在哪裡?》的〈望水〉一曲中這樣唱著。

關渡社區 用藝術守護城市綠肺

漫步在關渡老街上,兩旁矗立著古樸的磚造民房。再往前探去,鑲嵌在民房的竹枝與竹節製成的軸心根根串聯,迎著風旋轉舞動,彷彿候鳥鼓動著翅膀悠然飛翔,在陽光灑下的午後巷弄中形成自在自適的小小世界。這是二○一二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的作品之一「風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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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生命藏寶圖 發現生命的寶藏

【記者黃約瑟、陳鷖人/台北市報導】導演許豐明拍攝紀錄片「生命藏寶圖」,紀錄罹患先天性肌肉萎縮症患者張守德的生命歷程。以往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關注不足,許豐明希望透過這部影片讓大家關心身心障礙同胞的福祉。

許豐明/提供、黃約瑟、陳鷖人/製作

「生命藏寶圖」是許豐明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拍攝完成的作品。影片中的主角張守德,是一位肌肉萎縮症的患者,張守德的父母親在他小時候就過世了,現在張守德住在叔叔家,張守德叔叔一家都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靠著補助金生活,日子並不富裕。

一開始許豐明受到肌肉萎縮症協會的委託,希望拍攝宣傳片為協會替募集採購咳痰機的經費。當時,張守德是台灣唯一一位咳痰機的使用者,在這樣的機緣下,許豐明認識了張守德。

在和張守德接觸之後,許豐明漸漸了解張守德的身世,張守德家境並不富裕,每天還需要使用咳痰機抽痰,以維持呼吸順暢,但是卻依然用很樂觀的態度過生活。在使用咳痰機抽痰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張守德卻依然用很樂觀的態度過生活,並不會覺得他會因為他的病而被其他人瞧不起。許豐明被張守德的態度感動,因此決定將張守德的故事拍成紀錄片。許豐明說這個故事如果被拍出來,可以讓更多人關心肌肉萎縮症的患者,而這也就是他想要的。

「對身心障礙者而言,陪伴很重要。」許豐明說。因此,在正式開始拍攝之前,他花兩年的時間和張守德接觸。希望能更了解張守德的生活,也因為這兩年的陪伴,漸漸讓讓張守德對許豐明產生信任感。

拍攝過程中,張守德一度開始懷疑拍這種片子是否有任何意義,想要停止拍攝。但是正因為許豐明之前的陪伴,讓兩人之間有了信任,所以經過許豐明的勸說之後,張守德了解到片子拍出來後能讓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者更加了解,才讓張守德重燃熱情。

在拍片的過程中,影片還一度因為申請補助的經費還沒發放而面臨停拍,但是,許豐明覺得這個故事是自己辛苦找到的題材,而且如果真的拍出來,可以讓更多人重視肌肉萎縮症的患者。所以許豐明決定自掏腰包繼續拍攝,拍攝工作才能順利地繼續進行。

「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肌肉萎縮症是什麼。」許豐明說,介紹肌肉萎縮症給大眾認識,改善患者的生活;並且藉由這個機會,呼籲政府重視無障礙空間的改善,是他對這部影片最大的期望。

「這故事真的很感人。」台北商專的陳佳微說,影片中的主角很樂觀也很勇敢,他不畏懼現實的困難,勇敢的面對每一天的挑戰,看了讓人很感動。

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我的莒光作文簿》 記錄軍旅生活的心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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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
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攝影/王湘綾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刺!殺!刺!殺!刺!殺!」兵營裡,阿兵哥們整齊劃一的跟著班長的口令,練習刺槍術,這是紀錄片《我的莒光作文簿》兩位主角劉海嵐和王閔生,在入伍新訓時的共同經歷,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以兩位主角每週寫下的莒光作文簿為主軸,紀錄軍旅生活的歷程和心情。

《我的莒光作文簿》是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的第三部作品,龍男說,這部片是他一九九九年當兵期間時拍攝的,二OO二年才剪接、製作完成,並在當年得到台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
 
之所以開始拍攝紀錄片,龍男說,大學時唸台大社會系,畢業前思考自己未來想要做的事,想到自己很喜歡看電影,「覺得如果自己可以創作,會是很棒的經驗」,於是決定報考台南藝術學院的影像紀錄研究所,為了有作品推薦自己,拍下第一部作品《回來就好》記錄自己未婚生子又翹家的妹妹。

為什麼有機會在軍中拍下《我的莒光作文簿》,龍男說,當時《回來就好》的推出,受到好評,雖然得了行政院地方文化紀錄影帶獎,但因為筆試成績不夠好,因此這部片沒幫助他考上研究所,龍男說,研究所落榜,就必須去當兵,自己在憲兵軍樂隊時,隊長知道自己有攝影的能力,提議龍男為隊裡勤務的執行,做影像的紀錄,「我當然立刻答應」,完成任務的同時,也間接的記錄軍中的生活。

這部片之所以使用當兵的人都必須書寫的莒光作文簿做為主軸,龍男說:「是想要從裡面看到一個人當兵時的歷程經驗」,莒光作文簿一部分像日記一樣,反映每天當兵生活的紀錄,但又因為莒光作文簿必須經過輔導長的批改,使得主角內心雖然沒辦法完全接受當兵的生活,卻又要用文字寫得很享受,「藉著這樣的對比,可以看見軍中生活的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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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王閔生分享自己當兵時的心情。
攝影/王湘綾
主角王閔生說,當時大學畢業,很想趕快出社會,表現自己的能力,但卻必須入伍浪費時間,「當兵的兩年,對於未來要怎麼走,內心一直很徬徨」,本來抱持著當兵 就當作練體能,卻又因為人事上的錯誤,自己根本不會演奏樂器,卻被調到憲兵的軍樂隊,「心裡很抗拒」,「只能藉著寫莒光作文簿鼓勵自己」。

加上當時憲兵隊學長的不當管教很嚴重,片中有一段說到,劉海嵐因為動手打學長,被長官訓話,當劉海嵐解釋出手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學長準備拿書砸他的頭,卻被 學長理直氣壯地反駁,「我有打你嗎?」、「我只是手舉起來而已,你有受傷嗎?」、「大家想跟你玩都不行是不是?」最後劉海嵐受到長官責備和處分。

因為不當管教,常常要應付學長們的刁難,王閔生說,每個禮拜自己最期待的一天,是禮拜四的莒光日,因為那天隊上每個人都要收看軍教節目「莒光園地」,「所有人都不能講話,是我內心最Peace(平靜)的時候」,當兵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責任要面對,「那樣的環境會逼得自己不得不成長」,「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你,你該怎麼做」。

看過《我的莒光作文簿》的觀眾周弘斌說,看完這部片,讓他重新回味軍旅生活,當兵的日子裡,對未來一定有徬徨,「因為那是一個跟外界隔絕的環境」,在加上每個人在求學的過程裡,碰到的人,他們的經歷、類型會跟自己差不多,但進入軍營,碰到的人來自社會不同的階層、背景,「碰到什麼樣的人,要怎麼相處,說怎樣的話,都是需要變通的」。

延伸閱讀
 

2011年8月27日 星期六

六年級生鍾權 用紀錄片跨越兩岸

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左)分享自己接觸紀錄片
的原因,(右)為影評人林木材。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只要我有攝影機,找得到好的觀點,能夠讓觀眾去思考,拍攝紀錄片就是有價值的。」這是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對拍攝紀錄片的堅持與看法。

一九七九年出生,鍾權雖然年輕,但已經是拍攝過四部紀錄片的導演,二十二歲時,一個人前往北京的廣告界工作,二OO三年成為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鍾權說,會選擇進修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很封閉,「想選擇一種態度過生活」,一開始對紀錄片沒有特別的熱情,但對於影像的拍攝很有興趣,於是選擇影像作為新的學習。


在北京留學的鍾權,對國家主權的認同有特別的感觸,鍾權說,在中國讀書,不停地在兩岸來回穿梭,認同是常常會觸碰到的問題,二OO三年第一次踏上北京,準備進入海關時,出現兩個不同的選項,一個是中國公民通道,另一個則是外國人通道,「才剛踏上中國的土地,認同的問題就出現了」。

鍾權說,到北京讀書不久,正好碰到中國發射「神州五號」,幾個同學一起在電視機前看著火箭發射升空,當時有個台灣留學生,一邊看「神州五號」發射,一邊流眼淚,看到同樣來自台灣的同學竟然對中國的成功這麼感動,「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流眼淚」。

在北京生活七年,鍾權說,在北京,他感受到中國人跟台灣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所以當鍾權要拿起攝影機,製作兩岸的題材時,「我不能迴避我是台灣人的這個身分」。

二OO六年鍾權從北京帶回《台北京─比賽》、《台北京─過客》這兩支紀錄片,探討的都是兩岸差距的題材,鍾權說,其實拍攝兩岸題材,我也可以選擇拍攝「探親」、「大陸配偶」這些在台灣就可以完成的紀錄片,但鍾權認為自己曾經都在台灣和中國這兩塊土地生活過,有更優勢的條件,去拍攝能夠在空間上跨越台灣和中 國的紀錄片。

隔年,鍾權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放映《台北京─比賽》,鍾權說,台下有兩位華僑觀眾,為了爭執對方的身分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在現場吵了起來,沒想到兩位伯伯最後卻得到「我們都是美國人」的結論,握手和好,「這大概是只有台灣人才會發生的狀況,雖然很好笑,但也很悲哀」。

二OO八年,鍾權完成紀錄片《我們》,影評人林木材說,過去鍾權的兩支紀錄片,都是站在流行文化上看兩岸的差距,《我們》這支紀錄片相較起來,包含的政治性是比較濃厚的。

跟著「台灣加油隊」拍攝的鍾權,在奧運期間被中國當成被當成不受歡迎的異議份子,鍾權說,自己整天都要被跟監,跟著「台灣加油隊」的拍攝過程,隨時都有黑衣人跟在身邊,「走在路上會發現,為什麼樹旁邊都躲了人」,為了擺脫黑衣人,「台灣加油隊」去長城觀光時,將訊息寫在紙條上互相傳遞,沒想到遊覽車一到目的地,車門下又是五個黑衣人等著,「當時情緒真的是快崩潰」。

對於在中國遇到的特別經歷,鍾權說,其實會有點生氣,「覺得我都已經在北京生活過六、七年,你們到底有什麼好跟蹤」,不過自己從二十二歲到北京工作後,到三十歲以前的生活都在北京,最純粹、原始的創作能量也都是在北京,所以他對北京這塊土地還是有深厚的感情,「對我來說北京是我的家,但台灣也是我的家」。

被問到最新一部作品,鍾權說,其實拍紀錄片拍到後來,「想越拍越回到台灣的土地去做」,而最新的一部作品《正面迎擊》,跟兩岸題材無關,拍攝的是摔角選手如何透過動作的安排,讓觀眾看到最熱血的表演。



鍾權新作《正面迎擊》預告片


延伸閱讀

鍾權導演《我們》的官方部落格

流浪者與三個城市的三角關係:鍾權專訪

鍾權最新作品:《正面迎擊》資訊

2011年8月22日 星期一

台灣加油隊 凝聚《我們》的台灣意識

《我們》導演鍾權分享創作過程。
記者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 穿上黃色的上衣,手中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台灣加油隊」喊出「台灣加油!Let’s GO Taiwan! Let’s Go!」的加油聲,陪著台灣體育選手,征戰過大大小小的體育競賽,紀錄片導演鍾權說,藉著記錄這支「台灣加油隊」,想讓觀眾「從《我們》的角度,思考我們(台灣人)的問題」。

紀錄片《我們》,主要是敘述一支由台灣六年級生組成的運動加油團「台灣加油隊」,在國際各類運動競賽場合為台灣選手加油,二OO八年,這支由「卡神」楊蕙如和「溜鳥國手」李昆霖所帶領的加油團,想前進北京奧運為台灣選手加油,卻因為台灣總統大選,每個人對政治不同的立場,讓聯繫「台灣加油隊」隊員的愛台灣信念,在前進北京的路上,出現矛盾與衝突。


鍾權說,一開始跟公視合作拍攝這支紀錄片的出發點,是想觀察台灣人如何看待二OO八年由中國主辦的北京奧運,於是在網路上鎖定了這支由楊蕙如、李昆霖帶領的「台灣加油隊」,希望從運動場上得到答案。

鍾權說,「一開始的設定,沒有打算要有這麼強烈的政治性」,但在拍攝期間,加油團裡的角色,隨著二OO八年總統大選的到來,各自展現了藍、綠不同的政治立場,對照台灣選舉造成的統獨意識高漲,以及中國主辦奧運,帶動其國內的民族意識,於是兩岸對統獨和認同的問題,隨著導演對「台灣加油隊」的紀錄跟著被牽引出來。

片中「台灣加油隊」的隊長楊蕙如跟李昆霖,在總統大選之際,公開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使得不分黨派和立場只為體育的「台灣加油隊」,被政治染上色彩,當大選結束,楊蕙如和李昆霖,以「台灣加油隊」隊長的身分準備前進北京,為台灣選手加油、打氣時,卻因其政治立場被中國維安列為「恐佈份子」,還沒進入北京海關,就被遣返回臺灣。

看過《我們》這部片的觀眾王韻筑表示,依照自己以前的想法,會覺得體育的事情歸體育,而政治的事情歸政治,但看完這部片,主角因為個人的政治意識因而被中國遣返,才發現「生活中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對〈國家〉認同的這個議題」。

片中有一段場景,當其他的「台灣加油隊」隊員順利入境,到球場上去為台灣選手加油,觀眾台上「台灣加油隊」一邊喊著「台灣加油」,另一側卻出現中國為台灣加油的加油團,喊著「中國加油!台北加油!」透過雙方加油團的對照,可以看出中國人和台灣人,對中華民國的主權性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王韻筑說,一般看運動不會去考慮背後的政治問題,但這部片對北京奧運這個運動場上的紀錄,卻讓人看到,在中國的國家教育下,中國跟台灣雙方對台灣這塊土地主體性的認知差距,藉著這部片「看到這樣的差距,是很有趣的事情」。

對於「台灣加油隊」的隊員,鍾權表示,其實他們很多人對於國家的認同,都比一般人更積極,加上他們很多人都在國外生活過,知道台灣人在國際上的困境。

片中記錄到,很多外國人只知道台灣,不認識中華民國,或者外國人可能根本就不認識台灣,「台灣加油隊」到球場為王建民加油,剪票員卻不曉得王建民來自台灣,「台灣加油隊」將誤認成日本人、韓國人,鍾權說,所以這些隊員願意自己掏錢,組成「台灣加油隊」,在運動場上為台灣人加油、吶喊,給台灣球員多一點支持,也讓外國人多認識台灣。

就像楊蕙如在片中所說:「因為我們是個寂寞的國家,我們的選手在外面比賽也很寂寞,我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不寂寞」。

鍾權說,其實拍攝《我們》這支紀錄片,最終是希望大家能回到,「我們台灣人是一個共同體」,來自同一個國家,就像「台灣加油隊」在球場為台灣球員吶喊的加油聲一樣,「台灣意識的凝聚力,比什麼都更強大」。




《我們》預告片


延伸閱讀

《我們》紀錄片 官方部落格

訪台灣新生代紀錄片導演─鍾權:新生代看兩岸 我們有話說

新聞:國旗要馬賽克 《我們》不去大陸了

2011年5月20日 星期五

框架之外 賀照緹用鏡頭說邊緣故事

紀錄片導演賀照提在座談會中,分享自己的拍片經歷攝影:王湘綾
紀錄片導演賀照提在座談會中,分享自己的拍片經歷攝影。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過去我當過記者、編輯,現在我選擇用影像說故事」,紀錄片導演賀照緹說,經歷過不同的職業,共同之處,都是因為對說故事有濃厚的興趣,轉作影像工作後,大部分都拍攝邊緣化人物的題材,像是道上兄弟、勞工等,目前對全球化對勞工帶來的衝擊特別關注。

二○○六年國家地理頻道第一次開放跟台灣導演合作,賀照緹說,當時她受邀參與「綻放真台灣」系列影片,製作了「蟑螂X檔案」這支紀錄片,此片藉由三方觀點,喜愛蟑螂的師大教授李金盾,研究滅蟑藥劑的台大教授徐爾烈,以及雲南用蟑螂做藥材,研發心臟病藥的李樹楠教授,「希望能發現蟑螂會不會有利於人的地方」。

片子一開始,畫面就充斥滿滿的蟑螂,賀照緹說,「其實蟑螂是我最怕的東西」拍這支片,花了一年的時間跟蟑螂密切相處,晚上做惡夢都會夢到頭髮裡爬滿了蟑螂,剪接時遇上時間壓力,看到公司的同事大家都是一邊看著蟑螂,一邊吃便當,「想一想我們真的很不正常」。

被問到為什麼願意答應拍攝自己害怕的東西,賀照緹說,一部分是好奇國家地理頻道說故事的方式,還有學習面對國際觀眾時,使用不同的拍攝視角,另一部分,則是自己總是會被邊緣的人物故事吸引,而蟑螂也是一種被邊緣化的生物,「所以我想站在物種平等的角度,說這個故事」。

賀照緹說,其實每次自己在拍很害怕的題材,內心即使擔心自己不能勝任,但還是會勇於嘗試,「試完以後,總是能獲得新的想法和觀點進入腦子裡」,這對自己來說就是很大的收穫。

另一個賀照緹拍攝邊緣人物的題材,是當時跟「蟑螂X檔案」同時進行的紀錄片「炸神明」,賀照緹說,會想拍這部片子,是因為拍攝這支片的八年前,為了當編輯的田野調查訓練,到台東去看元宵節的傳統活動「炸寒單」,當時聽到扮演寒單爺的道上兄弟們在聊天,因而對他們的生活產生好奇,一直到當了紀錄片導演才有機會拍攝。

賀照緹說,在台北的生活,身邊接近的都是做藝術、做文化的朋友,第一次接近道上的兄弟,對自己而言是很大的挑戰,因為自己沒辦法跟他們拼酒搏感情,為了進入道上兄弟的生活,並取得信任,每次的拍攝、相處,自己總是帶著攝影機低調又安靜的守著,讓他們漸漸習慣自己的存在。

賀照緹表示,「拍這部片讓自己跨越生活的邊界,看見新的世界」,但剪接這部片會遇到很多兩難的情況,受訪者信任自己,在鏡頭前說了很多故事,但這些故事涉及了他們的過去、謀生的方式,導演選擇不剪進片子裡,「因為我不能只用自己的價值觀去呈現」。

幾乎看過賀照緹每一部片的作家張娟芬表示,「蟑螂X檔案」和「炸神明」這兩部片同時進行拍攝,內容卻差異很大,「因為賀照緹跳脫在紀錄片的框架之外」,沒有集中在固定的議題,專門找不熟悉的題材,不斷嘗試。

賀照緹這兩年對全球化的議題特別關注,最新作品是二○一○年發表的「我愛高跟鞋」,內容跟著一雙高跟鞋的足跡,倒敘一雙高跟鞋從產製、包裝、販賣到擁有者購買的整個過程。


影片引自youtube

為了拍攝整條生產線的過程,賀照緹說,我們帶著攝影機跑到全球各地,紐約、中國,俄國,透過鏡頭帶觀眾看到全球化產生的差異,當片中製作高跟鞋的中國女工說道:「如果女工們都穿了高跟鞋,那不就毀了這品牌的價值。」賀照緹說,藉著一雙高跟鞋,我們看到,「這世界是不公平的」。

賀照緹說,好的紀錄片,要能跟觀眾的感情建立連結,也要深入導演想呈現的議題,被問到未來計劃,賀照緹說,自己回歸邊緣人物故事的題材,目前正在拍攝新移民第二代的紀錄片。


延伸閱讀

賀照緹導演個人網站

賀照緹個人簡介

賀照緹專訪

2011年5月15日 星期日

柯師傅拍紀錄片 用鏡頭保衛自然之美


王湘綾/製作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柯師傅給人的印象,是跟作品一樣溫暖著守護這個土地的人」,紀錄片導演賀照緹口中描述的這位柯師傅,是公視紀錄觀點的製作人柯金源,柯金源說:「生活在這塊土地,有個感情在」,也因此對環境紀錄片的拍攝,一拍就是十八年。

柯師傅從高中開始對影像產生興趣,本來想當位畫家,但有了照相工具後,發現拍照比畫畫更貼近,也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想法,從一九八○年開始,投入平面的影像創作,擔任自由攝影,柯金源說,一開始的攝影作品,著重在視覺藝術。

一九八六年為了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他放下藝術工作,展開一段自我放逐,柯金源說,當時他回到了彰化的故鄉,看到家門前的小河,浮著一層黑黑的煤油,跟以前小時候清澈、乾淨,可以洗衣、抓魚的景象大不相同,於是他決定利用自己攝影的專長,投入環境議題的拍攝,「有生之年,為土地做一些事情」。

一九八八年,柯金源到《財訊》雜誌當記者,除了跑政治、經濟的新聞之外,也負責跑社會運動,因而對環境問題的時事脈動有更多的掌握,柯金源表示,當時自己除了編輯指派的攝影工作之外,也會嘗試尋找新的環境題材,並主動寫些文字心得跟照片做搭配。

柯金源說,因為自己寫的題材和作品,得到了總編輯的賞識,當一九九三年自己準備轉換跑道,投入紀錄片的製作時,《財訊》的總編輯還為他開闢一個專門寫環境議題的專欄《台灣檔案》,這將近十二年的專欄寫作,也為他自己留下一筆厚厚的台灣環境田野調查資料。

為了拍紀錄片的理想,柯金源表示,他辭去《財訊》的記者工作,同事問他,工作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要辭?但對他來說,「沒有辭掉,就沒有勇氣往前走」,這段慘澹的日子裡,柯師傅專心在攝影專業的精進,有空就跑遍台灣做田野調查,加深自己對自然環境的了解,終於一九九八年他進入公視,製作「我們的島」一系列環境紀錄影片。

二○○六年,柯師傅完成紀錄片「產房」,是專門記錄東北角的海洋志工,用竹子建造人工魚礁,幫助「軟絲仔」復育的過程,柯金源說,這部片除了探討過度漁撈導致海洋資源匱乏外,還有錯誤的海洋復育策略。

柯金源說,過去漁業署在放置人工漁礁前,沒有對地形、環境做詳細調查,反而因此對環境造成傷害,而全台有八十幾處的人工漁礁,放置後就沒有檢測、管理,「丟了就不管了」。

為了拍攝這群志工,柯金源說,他花了十年的時間追蹤,「吃、喝、拉、撒,都跟他們在一起」,片子播出後,得到廣大的迴響,農委會漁業署也修正對人工漁礁的使用,除了事先調查地形,再放置人工魚礁外,也對已放置的人工魚礁有嚴格的檢測。

為了拍攝環境紀錄片,柯師傅上山下海,面臨好幾次大自然中的危險,柯金源說,在拍「產房」時,為了拍攝海洋志工工作的情形,不顧自己只配戴簡單的氧氣配備,硬是跟著下潛到海下四十公尺,當時自己呈現意識不清的狀態,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置身在危險中。

賀照緹說,拍紀錄片很辛苦,大部分的片子都是小成本的製作,導演常常要一個人採訪兼攝影,柯師傅給她最深的印象,就是「一個肩膀背攝影機,一個肩膀背腳架,柯師傅常常這樣一個人騎上摩托車,就出去拍片」。

二○○八年,柯金源拍了「夢想系列」的登山紀錄片,拍攝台灣登山團隊征服各大洲最高峰的紀實,也記錄地球暖化後的冰川變化,柯金源說,到南極洲拍攝攀登南極第一高峰文森峰的過程時,除了登山配備外,他還另外揹了三台攝影機、一台照相機,一個人扛著將近五十公斤的重量,跟著登山團隊,「光那十天就幾乎耗掉了一整年的體力」。

雖然辛苦,但柯金源表示:「紀錄片的鏡頭,就像是對抗壞蛋的武器」,透過鏡頭,可以揭露執政者、企業主對民眾帶來的壓迫或危害,二○一○年拍的「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記錄的就是雲林麥寮鄉民對台塑六輕工業帶來的汙染,做的抗爭。

問到接下來的計畫,柯金源說,近幾年回到彰化,看到大肚溪上漂著一層油汙,石頭丟下去,濺起的不是水花,而是泡沫,那是被石化工業污染的結果,「從事環境議題工作這麼久,怎麼連自己的家鄉都守不住」,目前對國光石化的議題開始做田野調查,未來計劃要拍攝,國光石化的紀錄片。


影片引自youtube


延伸閱讀

柯金源導演簡介

柯金源導演專訪

柯金源導演的網誌

2011年4月2日 星期六

吳米森拍紀錄片 帶觀眾看透社會

導演吳米森在座談會後接受觀眾發問。王湘綾攝影
導演吳米森在座談會後接受觀眾發問。
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以「梵谷的耳朵」獲得金穗獎最佳影片而嶄露頭角,其後發表第一部十六厘米電影「起毛球了」,用不到兩百萬的成本製作,卻入選釜山國際影展競賽片,二○○六年又以「松鼠自殺事件」獲選金馬影展的閉幕片,他是導演吳米森。

因為自己沒有長期地投入紀錄片的創作,吳米森說:「我到現在還不敢自稱是紀錄片導演」,二○○○年發表電影「起毛球了」,當時影評稱讚他的電影有王家衛的風格,但電影賣得卻不好,迷惘加上失望,讓他決定轉換路線,製作第一支紀錄片「騷動」,記錄青少年的舞蹈文化。

吳米森表示,紀錄片跟劇情片對他來說,沒有特別的分野,差別在不同的題材,要如何用最適合的方式呈現,所以在電影的創作之間,也一直不間斷有紀錄片作品出現。

二○○三年,吳米森發表紀錄片「E.T月球學園」,記敘的是一名外省老伯伯朱化舫在台灣生活的故事,吳米森說E.T代表的是實驗性的台灣人〈Experimental Taiwanese〉,在這部片裡也就是外省人的意思。

之所以會拍這部片,吳米森說,因為當時台灣社會正值政黨輪替,社會爭吵著「說不說台語跟愛不愛台灣」的省籍和族群文化的認同問題,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焦慮,所以用紀錄片來做一個觀察和探討。

片中的外省伯伯台語講得不好,每次去卡拉OK唱台語歌,總是會被朋友笑像是含一顆滷蛋,在拍攝的過程中,吳米森說,他曾經嘗試引誘老伯伯去學台語,「但我這樣做,並不是要逼他愛台灣」,導演想釐清的是,學台語應該是一種文化的融合,和語言的溝通,跟「愛不愛台灣」沒有絕對的關聯性。

吳米森說,曾經有朋友跟他說,寧願兒子去吸毒,也不願兒子「愛台灣」,但「愛台灣」是政客鞏固選票炒作的一個口號,「省籍認同是虛假的議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引發社會的相仇,是因為省籍議題被政治綁架。

吳米森表示,政治人物用「愛台灣」和「說台語」分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加深省籍情結,「台灣人應該去發現這個事實,而不要拘泥在血統」,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一樣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同樣是紀錄片導演的賀照緹說,吳米森常常在影片中用嘲諷式的手法談焦慮,當時這部影片在民族誌影展放映時,曾有觀眾問吳米森說:「你是本省人還外省人?」吳米森卻反問觀眾:「我已經是第十幾代的中國移民,那我到底是本省人還外省人?」本省人和外省人,其實關鍵在族群的認同。

除了「E.T月球學園」之外,二○○四年和二○○五年,吳米森各拍了「九命人」和「提著腦袋上學去」兩支紀錄片,吳米森說,當時公視製作人馮賢賢,邀請他參與教改系列的紀錄片製作,因為自己對教改有強烈的想法,所以拍了這兩支探討體罰的影片。

「九命人」這支影片的內容一開始,畢業很久的學生打電話給老師,學生告訴老師:「最近常做夢夢到被老師打」,老師在電話裡卻一連串的回答到:「你如果沒有犯錯,不會被打」、「你太我行我素,就要受處分」,「你對這種(體罰)恐懼,你自己要去適應」。

學生掛掉電話後無奈地搖搖頭說,「做過這些事,卻可以不斷地回頭指教我,真的是很可怕的老師,卻不曉得要怎麼反駁他」,吳米森說,他在影片中想討論的就是這種不能抵抗的威權力量。

吳米森說,「為什麼我們會接受髮禁?接受體罰?那就是因為我們對威權的恐懼」,威權無所不在,人懼怕威權、應付威權、最後又製造威權,不斷形成一種社會的惡性循環。

「九命人」完整了記錄學生打電話給老師的過程,吳米森說,影片透過電話內容的發展,客觀探討呈現雙方的說法,正反辯論,而不直接評斷體罰的對錯,雖然有教改團體批評他的紀錄片,讓實行體罰的老師有太多發言、辯解的機會,但對他來說,「(支持教改的)正義的一方,更要小心地去聽(實行體罰的)邪惡的一方,了解他、尊重他」。

常常有人說吳米森的紀錄片推翻了傳統紀錄片的記錄形式,增加了劇情片的元素,但吳米森說,他拍的紀錄片沒什麼形式美學,一樣是採訪、記錄,比較特別的是,「我反對什麼,不會直接在我的影片告訴大家要反對什麼」,重點是透過影片呈現對社會的觀察,觀眾看透以後,再自己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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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米森在紀工報接受的專訪(下)

紀錄片「E.T月球學園」影片介紹

2011年3月30日 星期三

馬躍比吼拍紀錄片 為原住民人權發聲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昏黃的光線下,觀眾一排排的坐在台下,等待主持人介紹導演出場,原住民導演馬躍‧比吼(Mayaw‧Biho)透過一支支的短片,與觀眾分享、對話,認識原住民人權的議題。

青平台舉辦的紀錄片與人權系列講座,第一場主題是「紀錄片與原住民人權」,主講人馬躍‧比吼長期關注原住民議題,在大學時代就拍攝「我們的名字叫春日」、「天堂小孩」等四支,以原住民為題材的紀錄片,馬躍表示,跟紀錄片導演比起來,覺得自己更像是社會運動者,講座一開始,馬躍先播放行政院原民會過去拍攝的宣傳短片,跟觀眾進行問答,找出大眾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畫面裡原住民穿著傳統服飾,手拉著手正在唱歌、跳舞,觀眾陳亮甫表示,影片裡總是刻意呈現節慶表演,卻沒有提到原住民日常中的生活和文化,近期以來原住民的歌舞漸漸地變成一種觀光商品,「我們應該融入原住民的生活,而不要只是單方面培養漢人認同的特色」。

馬躍說,在任何文字形式的記載,提到原住民總會說「他們」而非「我們」,但由於教育環境不良,原住民不容易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長期以來原住民總是沒有聲音可以介紹自己的民族,在漢人的刻板印象裡,原住民的形象就是唱歌跳舞,「漢人對於原住民沒有多元的想像,也沒有多元的文化」。

馬躍小時候,政府總會在豐年祭舉辦傳統舞蹈比賽。馬躍比吼說,自己跟著Pangcah(漢字名稱:阿美族)的族人,一起去表演,台下的評審裡面卻沒有一個是原住民,因為Pangcah的舞蹈動作很大、很活潑,所以總是能得到好名次,布農族的吟唱,很隆重、很正派,但漢人卻聽不懂他們的文化和內涵,舞蹈比賽只是政府單位拿了錢,就要做事,「祭典到底在祭什麼?只是在祭誰是鎮長、誰是縣長、誰是總統而已」。

漢人對原住民的錯誤印象,包含豐年祭,馬躍說,在漢字的字面上看,這是慶祝豐收的祭典,但在Pangcah的語言裡,傳統的祭典從第一天到第五天都有不同的稱謂和意義,是用漢字無法翻譯的。

Pangcah 的文字在現代社會,無法正式使用,Pangcah族人的名字,也是近期才開始正名,過去馬躍曾拍攝一系列「請問芳名」紀錄片,以及「把名字找回來」和「請問番名」,都是為了記錄原住民推行正名運動的過程,還有名字對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

馬躍是在二○○一年取得原住民身分,但在這之前已經開始使用馬躍‧比吼這個名字,馬躍說,「馬躍」的意思是守護在月亮旁邊的一顆星星,名字對一個人非常重要,但原住民卻沒有找回名字尊嚴的權利,身分證還是必須用漢字,而不能使用原住民的拼音。

馬躍說,許多Pangcah的老人,出生在日本統治,被迫取日本名字,等到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又被迫冠上漢姓、取中文名字,曾經有位長老問過他,究竟Pangcah什麼時候才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和取自己的名字,當時的他雖然沒有答案,但現在他漸漸明白,如果漢人願意尊重、了解原住民,「我們的文化跟智慧才能跟大家分享」。

八八風災後,馬躍跟著被迫遷離家園的Kanakanawu族人,重回高雄那瑪夏的住所,馬躍說,當時他聽到部落耆老唱著一首原住民曲調,而這首歌的內容,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其中的意思,原住民的文化正在流失,因此觸發他想為Kanakanawu寫下生命故事的點子,因而拍了「Kanakanawu的守候」這支紀錄片。

馬躍透過紀錄片,從原住民觀點,呈現原住民族面臨的土地和正名的問題,馬躍說,媒體比較少站在原住民的角度討論問題,雖然自己已經很努力地在拍紀錄片,還是沒有辦法彌補這樣的偏差,所以紀錄片更要從原住民的角度去批判漢人。

藉著紀錄片講座,「我比較想做的是對話」,與大量的觀眾分享原住民的議題,並了解觀眾們對於原住民和紀錄片的想法和問題,雖然這種做法在報紙的曝光率上並不高,這樣的結果對社會運動的進行,成為一個盲點,對導演說也是未來一年的必須要嘗試解決的課題,不過導演仍會堅持自己的路線,「講座加到一百場也沒問題」。


王湘綾/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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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躍‧比吼(Mayaw‧Biho)二OO八年的專訪紀錄

馬躍比吼的原住民影像運動

青平會「紀錄片與社會運動」場次表

2011年2月23日 星期三

《反高鐵之傳媒透視》揭開傳媒生態

媒體觀察基金會在明星咖啡屋舉辦媒觀影展,撥放多部記錄片和映後座談。綦守鈺/攝影
媒體觀察基金會在明星咖啡屋舉辦媒觀影展,撥放多部記
錄片和映後座談。綦守鈺/攝影




(左至右)媒觀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導演陳浩倫、公民記者大暴龍。綦守鈺/攝影
(左至右)媒觀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導演陳浩倫、公民記者大暴龍。綦守鈺/
【記者朱璟柔、綦守鈺/台北報導】在「明星咖啡屋」舉辦的「媒氣力--2010媒觀影展」中,一部關於香港媒體生態的紀錄片《反高鐵之傳媒透視》,敘述二○○八年時香港大規模在香港禮賓府立法院遊行抗議高鐵建案,民眾不滿媒體立場偏向政府,以暴力行為攻擊電子媒體記者,記者媒體與抗議民眾衝突不斷。香港獨立媒體工作者兼本片導演陳浩倫也拍攝了記者及民眾的想法,傳媒在大眾眼中已失去第四權。

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公視紀錄觀點共同主辦的「媒氣力--2010媒觀影展」在位於台北市武昌街一段的「明星咖啡館」舉辦。《反高鐵之傳媒透視》紀錄片由陳浩倫拍攝,由於當地許多民眾反高鐵,媒體卻替政府幫腔,陳浩輪以大量的記者訪問及民眾跟媒體衝突的畫面,陳浩倫說:「拍攝的原點原本是想罵媒體、希望它們振作,但片子的攻擊力仍不夠。」

香港記者覃純健表示,香港媒體不僅偏袒政府,甚至放大衝突場面、抹黑示威者,導致抗議目的失焦,更是引起示威者發出「無線新聞,是是旦旦(馬馬虎虎)」的口號,香港記者林子豪還因在現場而被火燒背包。記者覃純健影片中說:「雙方在現場都很情緒化,還有記者不敢打開記者証,深怕被攻擊。」複雜的社會議題被媒體簡化成民眾衝突,電視畫面也只剩下民眾衝向鐵馬的畫面。

覃純健表示新聞已經不是紀實,而是一群媒體人的意識。陳浩倫認為,傳媒是「嗜血」的,衝突畫面的拍攝如同毒癮,令記者會期待這些暴力畫面出現,「是傳媒結構性的問題,雖然記者 知道這是不對的卻不得不做,因為是賺錢最快的方式。」陳浩倫說,傳媒對於反高鐵的議題報導的少、又沒有深入分析,只注重衝突後帶來的影響,也不管政府沒有 回應民眾對高鐵的質疑,重點只在爭取主流媒體支持,主流與輿論也傾向不責難基礎建設。

會中特別邀請到陳浩倫導演從香港來與觀眾座談。綦守鈺/攝影
會中特別邀請到陳浩倫導演從香港來與觀眾座談。
綦守鈺/攝影

陳浩倫表示,拍片過程很不好受,除了現場抗議時古怪的氣氛,香港記者還分為反高鐵跟支持高鐵兩派,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卻疏忽了認真對待自己的角色。在約訪記者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陳浩倫說:「因為都採訪前線的記者,礙於記者身份,有時候打給他還會裝做沒聽到,有的會被傳媒高層罵。」但他認為香港民眾對主流媒體的抗爭是一 項「進步」,有些批判性很強的發言人都不是新聞系學生,而他也想藉由本片嘗試向人民表達一些事藉以改變媒體環境。


反高鐵事件具體行動。綦守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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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氣力–2010媒觀影展

香港高鐵爭議

反香港高鐵 上萬港人示威濺血

2011年2月15日 星期二

《牽阮的手》牽起台灣民主血淚史

倉庫藝文中心「新生一號出口影展」閉幕放映。朱璟柔/攝影
倉庫藝文中心「新生一號出口影展」閉幕放映。
朱璟柔/攝影
倉庫藝文中心以導演顏蘭權、莊益增《牽阮的手》作為「新生一號出口影展」閉幕片。兩位導演曾經拍過紀錄片《無米樂》,記錄台灣農民的處境與心聲。《牽阮的手》描述在台灣一九五○年代的保守風氣下,主角田孟淑和醫師田朝明兩人同姓又相差十六歲的私奔愛情,並回溯台灣光復後六十年來的民主運動史。他們一路走來所經歷的不是生計或家庭的阻撓,而是當時台灣極權政府下的壓迫。年輕時參與解救政治犯、年邁後仍持續站在民主運動的第一線,《牽阮的手》正是記錄了他們的愛情及理想。


《牽阮的手》當初是由田孟淑的大女兒──民進黨立法委員田秋堇,委託公視拍攝母親田孟淑的一生。顏蘭權表示,從公視接下這件案子時,原本是被田孟淑與田朝明長達半世紀的忘年之戀所感動,但愈拍便引出他們背後關於台灣民主進步的歷程。公視礙於立場,要求導演必須修剪掉有關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的片段才能在公視播映,導演夫婦因為理念與要求呈現方式不同而毅然跟公視解約、賠上三百萬的違約金。莊益增說:「在四年的拍攝期間內,我們幾乎沒有薪水領。」

導演莊益增(左)、顏蘭權(右)出席映後座談。朱璟柔/攝影
導演莊益增(左)、顏蘭權(右)出席映後座談。
朱璟柔/攝影


莊益增說:「拍《牽阮的手》比《無米樂》辛苦好幾倍,收集史料不簡單,取得歷史影像資料更困難。」 不僅如此,片中以動畫補足田孟淑與田朝明年輕時的故事及歷史背景,全片還穿插大量的歌謠及老歌如「思想起」、「望你早歸」、「牽阮的手」等,都必須徵得詞、曲、錄音的版權,「連童謠『點仔膠』都有版權,但該買的歌,再貴還是要買。」莊益增說。 動畫基於考究歷史場景,二十分鐘的動畫製作公司花了一年半製作,一切都忠於田孟淑記憶中的印象呈現。

顏蘭權說:「他(莊益增)每天就在那裡看以前的報紙,看到壓力又大又超級沮喪,每天都是某某某被執行死刑、判刑幾十年。我覺得資料不夠,他就得再去找同一個事件不同的文獻。」顏蘭權與莊益增說,自己當時研究資料到快吐了。顏蘭權表示這部紀錄片花在史料、新聞資料和配樂上的版權費驚人到足以築成一個夠份量的歷史紀錄片。「但是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沒人要拍歷史紀錄片,因為太爭議太耗神也太花錢了。」

在影片中,田朝明是個人權鬥士,不被容於當時極權的國民政府下,沒有醫院敢聘用田朝明,使他四處遊走於各醫院,最終開了診所以求溫飽。經歷了二二八、白色恐怖及美麗島事件,被國民政府定義為「政治犯」的人權鬥士接連入獄,而田朝明的診所便成了台灣人權運動者與國際特赦組織聯繫的秘密場所。因此田氏夫妻與許多知名民主運動者像是雷震、李萬居、三宅清子、黃昭堂、鄭南榕等都是舊識。陳菊在影片中說:「田朝明夫婦在當時為傳遞國內外訊息、營救政治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陳菊表示,歷經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社會運動,田媽和田爸總是站在第一線,追求民主、正義、鼓吹國民黨政府釋放無辜的政治犯。「只要是社會運動份子,誰沒有吃過田媽媽親手包的粽子。」

影評人林木材主持映後座談。朱璟柔/攝影
影評人林木材主持映後座談。朱璟柔/攝影

在白色恐怖專政背景下,田秋堇說:「我爸就是沒辦法裝做沒看到,從小我就很擔心我爸爸會被抓走。我爸一直覺得自己沒被抓走是因為自己做的還不夠。」顏蘭權說:「我經常想到某個片段眼淚就掉下來,剪片時還曾經跑出去抱著益增大哭一小時……如果這種對理想的精神沒有承接到六、七年級, 是我們這一代的錯。」影評人林木材表示:「過去描述台灣民主運動和白色恐怖的紀錄片,都是那種調調。」他表示以前那種歷史資料堆砌的「紀錄片」是敘事的、煽情的,「而這部以新穎的角度回顧、記錄台灣民主運動史,是很特殊和經典的。」

《牽阮的手》有兩種版本:一百四十分鐘版及一百六十分鐘版,兩者差別在於,長版多了這十年來台灣民主的發展、政治發展的現實、對民進黨的批判。但最終播映版還是選擇了刪減較現代的歷史,除了讓故事更聚焦在這對夫妻偕手走過了半個世紀,始終保有最原初的信念和執著,帶出了那個世代理想主義者的勇氣。顏蘭權也表達她的難處:「許多親民進黨的朋友無法面對這一段,看到最後面這段,會忘了前半部對於理想的琢磨和紀念。」


《牽阮的手》牽起台灣民主血淚史。朱璟柔/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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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阮的手》— 2010女性影展

《牽阮的手》簡評

血淚譜寫的一頁歷史 :《牽阮的手》

2011年2月13日 星期日

《垃圾人》賦予垃圾新意

李瑋訓在清洗撿回來的美髮店假人頭。照片引自
李瑋訓在清洗撿回來的美髮店假人頭。照片引自CNEX官網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位於迪化街的127公店舉辦《返轉記憶 樂房子》展覽,其中《垃圾人》作為主題影展之一。導演李瑋訓說:「這是一段人與垃圾在城市中打滾流浪而累積起來的故事。」李瑋訓本身就是紀錄片的主角,身為電影美術設計的他常常要設置各種道具,而那些舉足輕重的道具卻是來自各個家庭角落的廢棄物,藉由他的雙手重新賦予了垃圾意義。

李瑋訓參加CNEX紀錄片二○○九年主題影展「下一代 家園」入圍短片組,並入圍二○一○香港亞洲電影節。影片中敘述導演自己身為電影美術設計,穿梭台北街頭尋找可用廢棄物的過程,他認為人類用一秒鐘的時間,將「物品」變成「垃圾」,讓存在變的多餘,卻仍可以用一秒鐘的時間,讓「垃圾」重返社會、重新給予垃圾「價值」。李瑋訓說:「我從事電影美術相關工作的時間多半是接觸『物』,與物相處的好處是,它不發一語承受你對它所作的一切傷害,它的出生與死亡也在你我的一念之間。於是影片《垃圾人》的概念就在這樣的心念之中誕生。」
導演李瑋訓(右)與夥伴なに(左)在基隆老家拍的「垃圾全家福」。照片引自
導演李瑋訓(右)與夥伴なに(左)在基隆老家拍的「垃圾全家福」。照片引自CNEX官網
他認為垃圾都有一段故事,並喜歡猜測垃圾的原主人背後有怎麼樣的背景。在李瑋訓七十坪大的基隆老家,堆滿了各式各樣他從大街小巷搜括來的垃圾:中醫用的經脈人偶、 美髮店的假人頭、泛黃的舊壁畫、小學生的作業簿……等,他撿回這些「垃圾」,並重新讓它們活在電影中,將別人的故事變成自己的,並決定跟他的「垃圾家人」 們拍一張全家福,他說:「不要忘記曾陪伴在自己身邊的事物曾是這麼重要。」

李瑋訓認為,撿拾這些垃圾讓自己重新定義「垃圾」的價值和審美觀,並開始觀察生活中很細微的地方,他時常出入人們避走的陰暗角落、垃圾棄置處,他說:「在垃圾場裡遊走,讓我以卑微的角度了解這個社會。」與垃圾長久的相處下,在他眼中看見的是廢棄物的有用之處而不是它的污穢、惡臭。他認為,撿垃圾回家的過程多少會歷經多階段的心理活動,從發現價值、審美賞析、功能測試、尺寸評估、又該如何運用自我的翻修能力讓垃圾可以重新使用,到最後的自我說服或是說服他人此舉的價值,其實都與購買行為的種種心理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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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監制影片主題“下一代的家園”

導演手記:玩具城‧垃圾人生

CNEX影片@ 香港亞洲電影節 2010

2011年2月7日 星期一

《血日記》 大膽《血》出女性隱私

《血日記》封面,導演江映青用一半的紅蘋果作為女性形象的象徵。照片引自
《血日記》封面,導演江映青用一半的紅蘋果作為女性形象的象徵。照片引自短路電影節官網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在成堆紀錄片中,關於兩性議題的紀錄片不在少數,但是江映青的《血日記》卻以紀錄女性月事經驗為主的紀錄片。倉庫藝文中心藉著放映《血日記》,一次邀請到三位導演進行座談,分別是《血》片導演江映青、《等待月事的女人》導演簡偉斯以及《貢寮你好嗎》導演崔愫欣。《血日記》不僅記錄了女性月事來時的痛楚、無措,並反思傳統社會及宗教對於女性月事的禁忌是否合理,導演並藉由《血》片,重新找到對待月事的態度。

《血日記》是江映青在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紀錄所畢業製作片,在製片之前就一直有在構思這個主題。江映青說:「女生們在寢室串門子的時候偶爾會聊到月事,聊完之後就作鳥獸散,但我很想要多聊一點。」她表示自己國高中都是念女生班,可是大家卻都在藏衛生棉,江映青說:「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要問為什麼:為什麼要藏衛生棉?為什麼不能大方拿出來?」這部片正是從江映青的疑惑出發、去尋找答案的作品。崔愫欣說:「《血日記》彷彿是女性的成長日記。」

圖為《血日記》映後座談,由左至右分別為江映青、簡偉斯以及崔愫欣。朱璟柔/攝影
圖為《血日記》映後座談,由左至右分別為江映青、簡偉斯以及崔愫欣。朱璟柔/攝影
江映青表示,自己想用平實、輕鬆的態度去探­討一個社會禁忌,不僅邀請了多位女性討論她們在生理期的經驗及感受,同­時討論社會對行經期的女性種種偏見和歧視。片中受訪者清一色為女性,受訪者從長輩到同輩都有,從很多年前重複使用的月經布到現代的衛生棉,雖然提高方便性,女性對於月經的態度仍是躲躲藏藏。「一個人去買衛生棉時,感覺整間店都在盯著我看,可是月經來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江映青表示自己曾猶豫過是否該加入男性角色,最後決定不要,很多女性在初潮時對男性印象是不好的,男生會拿女生的月事開玩笑。並且男性對女性月事也不甚了解,江映青說:「不想讓男性角色在片中成為一種代表或是負面教材。」片中考察許多宗教對於女性月經的態度,幾乎都將月經視為不潔,宗教傳說中男性接近月事中的女性甚至會衰減自己的生命及智慧。而台灣廟與習俗中,也有月經來的女性不得參拜的說法。

《血日記》以第一人稱貫串全片,穿插受訪者訪談,江映青表示這部片不僅是跟自己的對話,也像是女生間的交換日記,分享彼此的經驗、有點一群人陪伴走過一段的感覺。江映青分享自己生理期的身體狀況一直都很不好,但經過這部片後了解更多,「有復活的感覺」,原本將月經跟痛苦畫上等號,轉而將月經視為一個月見一次面的雙胞胎,她說:「自己的態度一轉,感覺身邊狀況也逐漸好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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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月經對話

短路電影節--血日記

台灣南方影像學會--2010華語紀錄片節

2011年1月31日 星期一

《我愛○八○》 反思軍旅生涯

主持人(左)及導演楊力州(右)分享拍片經驗。朱璟柔/攝影
主持人(左)及導演楊力州(右)分享拍片經驗。
朱璟柔/攝影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倉庫藝文中心舉辦的「新生一號出口影展」,放映導演楊力州在一九九○拍攝的《我愛○八○》,當時○八○免費理財專線正是當時各家銀行大力推行的服務,也是軍中匿名的免費申訴電話。許多在外島的役男都藉由免付費電話來宣洩情緒。導演表示在這部片中,○八○只是個引子,劇情以主角阿正的軍旅故事為主軸,帶出台灣入伍制度帶給部分即將入伍的役男心理及生理的不適應及壓力。

《我愛○八○》是楊力州在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的畢業作品,他表示拍了這麼多部紀錄片,他還是最喜歡這部。主角阿正是楊力州高中任教導師時的學生,兩人經常通信,從而得知阿正的軍中生活以及○八○專線。阿正告訴楊力州自己藉由○八○專線認識了一個接線小姐,這也促成了《我愛○八○》一開始的拍片動機:「一部軍教愛情喜劇紀錄片」。

但是拍片過程並不順利,主題也經過多次的轉換,畢竟導演在開始這個計畫時也沒有料想到會有這麼多的轉折,像是阿正逃兵、被叛軍事法庭。楊力州說:「在拍片的時候,阿正不斷發生一些事,讓我被他帶著走,主軸也逐漸失焦。」原本的「軍教愛情紀錄片」也漸漸轉變為紀錄阿正軍旅生涯的故事。

阿正為了籌措出國留學的經費而簽下三年半的志願役士官,阿正透露他在受訓的時候,因為參與申訴而受到了排擠與長官的另眼相待。他在片中說:「當兵就是讓要進社會的人變得更社會,難不成把皮鞋擦亮就可以打仗嗎?」一次休假期間,阿正終於無法忍受軍中生活而逃兵。這出乎楊力州的意料之外,阿正完全失去聯絡,直到他再度出現時,等待阿正的則是軍法審判。審判結果判定阿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而被送往北投八一八醫院,而影片的後段轉為不斷辯証阿正的心理狀態、他與家庭的關係、直到阿正停役離開軍隊為止。

楊力州說:「我在拍攝時,時常打斷阿正原本要說的話,而只拍我自己想要的東西。」他舉例,像是阿正要講關於家庭的事,自己就會選擇換個話題繼續拍攝。而片中不斷以倒帶、慢鏡頭等手法,主要就是藉由這些手法呈現被攝者原本要跟楊力州講的事情、並以此來反省當初的作法。楊力州表示雖然拍攝出來的結果有違當初「軍教愛情喜劇紀錄片」的目標,但是這部片卻是很紀實且鮮活的,阿正在片中明確表示,「有一群未來的觀眾們在黑暗的房間裡透過小小的鏡頭窺視著自己」,也曾用水潑鏡頭顯示不安,楊力州表示,阿正處在軍中的情緒壓力完全紀實在這部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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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路影世界

訪導演楊力州

台灣電影網:我愛○八○

2011年1月26日 星期三

社會運動故事《粉墨登場》

照片為導演參加金馬獎合照,左至右為剪接林楷博、導演吳星螢、公關李怡潔、導演先生周東漢。照片引自粉墨登場官網
金馬獎合照。(由左至右)剪接林楷博、導演吳星螢、公關李怡潔、導演先生周東漢。照片引自粉墨登場官網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新生一號出口影展」於台北市倉庫藝文空間播映了紀錄片《粉墨登場》,是導演吳星螢的紀錄片處女作,並入圍了二○一○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粉墨登場》以反高學費為故事主軸,紀錄了台灣有一群人,全心參與「反高學費運動」二十年,從青年到不再年輕的生命故事。不僅如此,《粉墨登場》從高學費探討到資本主義及社會階級差異的反思,藉由簡單的動畫方式呈現艱深的社會議題,是一部專業卻又讓觀眾容易了解的紀錄片。

吳星螢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二○○四那年,她花掉一學期的學費買了一台DV,起因只是想為從事社會抗爭的朋友們留下他們的身影,卻拍出了一堆「社運家庭生活錄影帶」,於是轉念將這些帶子剪成一部社會運動紀錄片,幾經波折的五年後,另類又溫馨的社運片終於完成。別於一般正經八百的社運紀錄片,《粉墨登場》以「反高學費」行動聯盟幾位核心成員為焦點,從他們的視角帶出反高學費的議題,呈現成員的思維與庶民特質,配以詼諧反諷的旁白,讓人在觀賞過程中不時會心的微笑。

片中敘述參與社運的他們從二十歲的青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他們結婚生子都還挺著小腹繼續抗爭。「反高學費行動聯盟」幹部游湧志說:「我們不是烈士或勇者,只是因為目標還沒達到所以要想盡辦法去完成。學費運動計較的不是斤斤計較幾塊錢,而是台灣的前途。」在二○○八年的一次抗議活動中,核心成員蔡依伶雖然身懷六甲仍堅持到現場參與活動、幹部游湧志甚至被教育部的電動鐵門夾傷了腿,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抗爭。幹部徐文路說:「我們只是做我們做得到的事,不論下一代怎麼想,他們會用他們的方式繼續撐起這塊土地。」

入圍金馬、目前巡迴超過百場的《粉墨登場》,其實一開始的剪接並不順利。吳星螢表示,這雖然是一部社運紀錄片,當初拍攝時卻只是紀錄社運家族的錄影帶,她一共剪接過三次、舉辦三場試映會,每次的影片性質都不同,「第一次走公視的溫馨狗血路線,第二次走藝術紀錄片路線,那次還一堆人看到睡著。」其中第二次到第三次剪接之間還隔了她結婚的時間。「朋友們集資送我一台硬碟當結婚禮物,希望我繼續將片子剪完,第三次才終於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現。」劇場導演鴻鴻說:「這部片看來隨性,卻從反高學費引伸到資本主義與社會公義的問題,還花不少篇幅表現社運人士的情誼,讓全片充滿人的氣息,十分可貴。我覺得所有學生都該看看這部電影。」

吳星螢說自己很滿意這種「有自己個性」的呈現方式,她不喜歡紀錄片有沉重、負面的論述,看的記錄片也很少,吳星螢希望這部影片是具有一些穿透力、有個性、並能夠把議題帶到未來的「社運芭樂片」。她笑著說,很支持大家將這部影片到處放映,甚至希望大陸盜版商願意來盜版,擴展這部片的推廣。


延伸閱讀

台灣電影筆記:吳星螢

粉墨登場 官網

反高學費格鬥台

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藝」猶未盡 回味《藝霞年代》

01
《藝霞年代》是描寫紅極一時的「霞女」明星在沒落後重新走出低潮,再展雄風。《藝霞年代》/提供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藝霞年代》由薛常慧導演執片,應小小書房邀請於該書店放映。《藝霞年代》記錄了「藝霞歌舞劇團」的至始到終,它的潮起潮落與當代台灣歷史背景也脫不了關係。除此之外,為了拍攝到已經解散的藝霞歌舞團的現場表演畫面,導演薛常慧與團長蔡寶玉協調,重新聚集「霞女」,結合一批年輕新血,資深「霞女」帶領一群「新霞女」,間接促成藝霞歌舞劇重新在舞臺上演,重現過去風靡全台的舞台傳奇。雖然表演只有兩個小時,卻一圓「霞女」跟「霞迷」們的夢。

提到歌舞劇團,最為人知的大概是美國「紅磨坊」及日本「寶塚」,而台灣也曾因「藝霞歌舞劇團」而紅極一時,被譽為台灣寶塚的歌舞團,成立於一九五九年,直到一九八五年正式解散,是台灣歌舞戲劇史上,經營最久且規模最大的歌舞劇團。由於團長王振玉及指導老師王月霞驟逝,加上當時大型電影院紛紛轉型,「藝霞」迫於無奈結束營運。

導演薛常慧說:「藝霞的崛起、興盛、結束,都是照著台灣歷史在走。」藝霞歌舞團橫跨六○年代到八○年代,恰好是台灣在政治、社會、經濟與娛樂產業劇烈變遷的時刻,因此藝霞的歷史也就是一部六○到八○年台灣的見證。薛常慧表示,在影片中也納入時代背景的鋪陳,例如禁歌、蔣中正總統逝世對娛樂產業的打擊,加深觀眾印象。

薛常慧表示,和藝霞結緣是因為就讀戲劇研究所朋友的論文當中,提到台灣過去歌舞劇團的生態。她發現藝霞歌舞劇團應當是個有潛力也待開發的題目,因此就開始以「影像考古」的心態進行研究。「不挖則已,一挖就發現一個影像界的『十三行遺址』就在眼前!」

拍攝過程並不順利,由於許多藝霞的影片已經流失,大多又資料毀損,工作團隊在重建、數位化影片的過程上吃足了苦頭。他們和國家電影資料館合作,薛常慧說:「我們將訪談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到的各種資料加以數位化,同步進行數位典藏工作,這是和一般紀錄片拍攝相當不同的地方。」她希望能讓這些資料可以呈現在大眾面前,並可以快速選擇所需要的資料,「對於影像工作者來說是一大福音。」

薛常慧在拍攝《藝霞年代》時,不只想說歷史故事,更希望能夠重現「藝霞」。「一開始只是想要有真實歌舞場面,沒想到與團長蔡寶玉誤打誤撞重現了舞作。」藝霞當初因為商業機密理由,早期不留下任何錄影紀錄,因此在舞作重現過程中,只能借重「霞女」們的記憶,重新將已經散佚的經典復原。

薛常慧說:「對我來說,數位典藏是以數位工具進行有意義的數位影像保存,並且訴說一個個歷史故事的過程」。就一個影像工作者的專業來說,薛常慧認為對於各種影像儲存媒材,應當要盡可能的保存原件,畢竟數位訊號尚未超過百年。「如果我們丟失了原件,不只是丟棄歷史,也可能失去了聯結未來技術與過去影像的鑰匙。」


《藝霞年代》簡介。朱璟柔/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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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 星期三

台灣教育的《特選產品》

《特選產品》:
品名:國中生。
產品種類:資優生。
主要原料:國文、英文、數學、理化、歷史、地理、公民。
原產地:台灣。
品質符合國家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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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施佑倫(左)與主持人互動。朱璟柔/攝影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特選產品》是導演施佑倫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時,所拍攝十年前國中時期的紀錄片,今在倉庫藝文中心舉行播映會。施佑倫藉著母校校慶當天回去拍攝,請國三時的同班同學回原班級受訪。本片談的是施佑倫就讀國中時的資優教育,這部少年的青春記事仍訴說著那段帶著帶著壓力的升學日子。施佑倫說:「儘管已過十年,如今回首彷彿昨日,慘綠的年少及隨時會崩潰的危險心靈揮之不去。」

 三年五班,是全校資優生生匯聚的班級,在別的學生眼中這些資優生似乎享有特權,但對他們來說,唯一想要的只有「自由」。一開學,導師郭寶瓊便問全班,「大家閉上眼睛,你們進來這個班是以跳級考為未來目標的舉手……」當年同樣是三年五班的張博閔表示:「當時只有我們班被分配到樹人館,而且是五樓,感覺學校把我們封在一座大樓,只是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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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眾與導演分享經驗。朱璟柔/攝影


施佑倫說,那個班的教育方式就是考卷、講義、處罰,小孩子被訓練成寫考卷的機器。嚴格的管理彷彿置身軍營:早上繫錯鞋帶的顏色,就被導師狠狠甩了一巴掌;以成績的優劣將小孩的品行分級,要是兩次教不會,老師就會露出絕望的表情。「國中那時候我壓力很大,感覺好像考不上台中一中人生就毀了。」

國中時除了讀書不曾做過任何事,張博閔表示,自己捶牆壁的習慣就是國中開始的,「為了多少能宣洩一點壓力吧。」施佑倫曾自問:「在那種教育體制下我們失去了什麼?」最後他說:「應該問我們獲得了什麼,但我真正獲得的只有三年來將近五十冊課本的知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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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眾提問。朱璟柔/攝影


第一次放映完《特選產品》後,施佑倫哭了,他說:「十年來終於有人願意坐下來聽我國中的這段過去。」施佑倫說當時在台下的一位女生也哭了,一問之下他才知道,那位女生也是「同類」。「她對我說,『謝謝你,終於有人把我的故事給說出來了。』」

當時沒有足夠的知識與力量去反駁,藉由拍攝這部片,施佑倫不僅逐漸從過去的陰影走出來,在看到小孩因升學壓力自殺的新聞時,他感到自己已經有力量可以去改變這些人。「這部片歸類為社會運動有點太大了,我只是想跟那些小孩對話,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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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島國悲歌 《大水來臨前:吐瓦魯》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 信義誠品店與CNEX合作,播映「明日/家園?」系列紀錄片。《大水來臨前:吐瓦魯》,藉由吐瓦魯這個即將被海水湮滅的小國,帶出全球溫室效應日趨嚴重的問題。在這個海平面不超過三公尺的小島國,海水將侵蝕他們的土地、剝奪他們的文化。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李偉文表示,台灣與吐瓦魯同為島國,加上天災頻傳,更應該重視氣候變遷為台灣所帶來的影響。

吐瓦魯位於西南太平洋上,是人口僅次於梵蒂岡、地勢低平的南洋島國。全島以九個環狀珊瑚礁組成,島上沒有山川河流,最高處不超出海平面四公尺,海岸經常遭海水侵蝕,土地面積日益減少。二○○一年,由於溫室效應影響加深、海平面上升,吐瓦魯政府計畫將該島民撤出群島,鄰國紐西蘭同意每年接受固定配額的撤離者,澳大利亞對於吐瓦魯政府的請求卻沒有正面回應。

吐瓦魯近年來飽受溫室效應造成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土地面積逐漸減少。他們的排碳量很少,卻要承受先進國家巨量的碳排放量所帶來海平面上升的巨大惡果。片中的吐瓦魯政治人物對著鏡頭表示:「氣候變遷對我們而言不是政治或經濟的問題,而是攸關生死。」島民也不解,為什麼要由他們來負擔先進國家的氣候債?

《京都議定書》的簽署是吐瓦魯政治人物認為唯一拯救吐瓦魯免於持續被海水侵蝕的方案,為了能參與聯署,吐瓦魯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籌取聯合國入會費爭取一席之地,甚至賣出吐瓦魯的領空權。但是簽定結果卻是不盡人意,世界第一大汙染源的美國雖為參與國之一,卻以「對美國經濟產生嚴重的危害」為由拒絕簽署。

吐瓦魯島民貝尼圖斯說:「我不知道若時候到了,我們該去哪裡,只知道我要是沒有錢,我會和吐瓦魯一起沉入海底。」吐瓦魯為了經濟,仍持續開發島上的綠地,這不僅影響到島上的水源凝聚,也間接影響氣候。但是不開發就沒有錢、沒有錢就無法搬離吐瓦魯。

李偉文說,台灣一樣是個島,吐瓦魯的危機在台灣很容易可以看到,但是台灣卻不正視。「台灣比起吐瓦魯,包含了所有的天災,最危險。」海平面危機對台灣來說,或許是五六十年後的事情,但氣候上的影響卻是立即且極端的。


大水來臨前:吐瓦魯。朱璟柔/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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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

誠品信義店:紀錄/現場

YOUTUBE延伸影片:吐瓦魯的巨潮

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被遺忘的時光》記錄愛的每個片晌

【記者綦守鈺/台北報導】罹患失智症的老人們正慢慢的流失以往的記憶,那些遺失的時光「就像大腦被擦布擦掉了!」片中家屬也表示,自己心裡都明白有一天將被親人忘記,但是「有一天你會忘了我,但沒關係我愛你就好。」

繼《奇蹟的夏天》、《征服北極》楊力州導演這回選擇失智症為記錄片的主題,從二○○八年開始花了兩年時間,在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的安養中心拍攝罹患失智症的長輩們。片中六位長者來自六個家庭,在來到安養中心之前都有著不同的經歷,但面對失智症他們同樣焦慮、無助。
整部紀錄片並沒有用哀傷的語氣述說失智症的可怕,而是透過這群可愛的老人家和家人、看護之間的互動,讓觀眾感受愛與付出的力量。像是片中一開始不認同父親的女兒,在得知父親罹患失智症後,便開始學會和他相處,導演說:「有一天我們都會老,但生命的本質是喜悅的,只要你用力的思考,人生即使苦難也是充滿正面能量的。」《被遺忘的時光》是一部關於失智症的電影,但卻用幽默的手法告訴觀眾要「愛」,就趁現在。

導演認為拍攝過程中,最困難的是他無法和病患建立關係,但當他轉向訪問病人家屬時,卻從對談中得到更多故事,透過病患週邊人物的分享,被遺忘的時光也一一重現。對家屬而言,他們不僅是要面對家人罹患失智症的事實,還要面對這個儒家思想的社會在孝道上強調親自奉養父母的矛盾。

導演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輔仁大學的試映會中,告訴台下的同學:「你可能對這疾病一點都不了解,但是在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卻有百分之五得到失智症,但卻只有百分之八十是顯性可以被發現與治療的。」罹患失智症老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但大眾媒體也報導著負面的老人安養問題、看護虐待事件。在現今人口老化的社會,其實需要更多關於老人安養的政策,又或者是擴大安養院的設立。

現在有許多的社福機構,軟性推廣失智症,希望能讓一般民眾了解,並建立完善的社會關懷制度。像是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在今年推出「失智症守護天使」活動等,又或者是政府訂定的相關法令,透過本記錄片也希望能讓社會大眾有更多的想法與回饋。

不管是片中站在自己丈夫墓前,卻不知道深愛的丈夫已經過世的婆婆,又或者是在鏡頭前不斷疑惑著攝影師是不是共產黨的爺爺,這些影像真實的透過鏡頭一次又一次重擊觀眾們的心,但這些都不會只是一個別人的故事,因為這可能發生在自己的父母親身上,也或者這就是你自己的故事。


被遺忘的時光。綦守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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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時光》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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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時光》官方網站

高錕妻談失智症 樂觀是特效藥

2010年11月21日 星期日

《炸神明》 看見不同的「兄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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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寒單儀式過程。小小書房/提供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在台東,有一群人在元宵節時以鞭炮炸肉身的方式來供奉神明〈寒單爺〉,他們被稱為「肉身寒單爺」。肉身寒單站四位轎夫抬著的神轎上,沿街接受民眾的鞭炮轟炸。這群肉身寒單爺大都由黑道上的兄弟擔任,一年中僅有四天,他們從地痞流氓轉變成萬人矚目而崇敬的肉身神明。本片導演賀照緹藉由《炸神明》一片,紀錄台東這群被稱為流氓的人們的信仰、以及他們的生存方式。

《炸神明》一片於十月十七日第二次在「小小書房」放映,此片曾入圍二○○六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短片及二○○七年金穗獎最佳紀錄片入圍。導演賀照緹曾任雜誌主編、報社及電視台記者,她表示當初會接觸這個文化是由於她要帶一批新記者下鄉做田野訪問,當時便對這個特殊的習俗產生興趣。但是在深入這個文化後,她的好奇心卻被無奈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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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寒單儀式過程。小小書房/提供
寒單爺在當地被稱為流氓神,多是道上兄弟在拜,因此「肉身寒單爺」便由道上兄弟擔任。以鞭炮炸自己的方式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洗滌過去罪惡的途徑,肉身寒單之一的阿成表示,在儀式過程中自己曾被灼傷,傷口越大,代表自己的罪孽也越深重。「肉身寒單爺就是一種自虐的行為,也是為自己的過去贖罪。」

賀照緹說:「與我們這些都市人不同,這些寒單爺的生活都充滿了變數。」賀照緹表示在拍攝過程中,他們追蹤拍攝的幾位肉身寒單爺都因為突發狀況而中斷拍攝,有人入獄、有人住進精神病院、甚至因為械鬥傷人而行蹤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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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照緹導演。
照片引自二○○九台灣伊朗紀錄片交流展
炸寒單的主辦人玄武堂堂主李建智,在拍攝結束後沒多久便當選議員,賀照緹表示,她在台東與李建智看完記錄片內容時,氣氛很緊張,李建智跟她表示這部片把道上的一切公諸於世,會影響台東市的觀光收益。賀照緹說:「當初堂主在成為議員前是大力支持讓我們拍攝,但是成為議員後的態度反差雖然當時讓我很緊張,卻也覺得很有趣。」

賀照緹說,這些人的生活變動性太大,道上的生活也讓他們背負了多多少少的無奈。她說:「如果說我對複雜的事情多了一點深刻的理解,那是因為我有機會呼吸這個小社會分享給我的空氣。」賀照緹表示自己能給予他們的太少,怕自己無法平等的回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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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5日 星期五

揭露雨林危機 《我買了一座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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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楊乾經驗分享並呼籲減少炭排放量拯救溫室效應危
機。朱璟柔/攝影
【記者朱璟柔/台北報導】溫室效應不斷增溫,而能平衡地球溫度的「地球之肺」──雨林,卻以驚人的速度持續減少。信義誠品店與CNEX合作播映環保片《我買了一座雨林》,以瑞典人雅各尋找雨林為主軸,揭開雨林急速減少的真相。台達電文教基金會氣候變遷專案經理張楊乾表示,他相信全球每個人的一小步,都可以為地球帶來環保的一大步。

紀錄片《我買了一座雨林》是描述一位八歲的瑞典男孩雅各,長大後尋找他的雨林的故事。該片於九月十六日在誠品信義店三樓的廣場首映,誠品與蔣見美教授文教基金會視納華仁台北分會(CNEX)合作,於九月舉辦《眺望明日家園》──《紀錄/現場》系列影展。該片不久後將由CNEX整理出版,進行推廣及發行。


「想不想搶救地球?」八歲的雅各因為老師的一句話,跟著同學參與「雨林市集」,他們將義賣的所有款項捐出去,買下哥斯大黎加的一塊雨林地。二十年後,雅各為了尋找雨林而親赴南美,他沿途看到許多不是他的雨林面臨的命運:森林過伐、一車車的卡車三更半夜在雨林與伐木廠間往返,只剩下光禿一片的荒地。雅各最後找到了他的雨林,負責人丹尼爾利用那筆錢買下了農業鉅子預定開發的雨林地。丹尼爾向雅各表示,若非那筆錢,此刻雅各所站之處便會是一大片的橘子田。

丹尼爾說雨林是地球的肺,他們處理地球上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平衡地球的溫度。但是雨林消失的太快,碳容量也不斷增加,「伐木的腳步從未停止,當我們以為保住了一片雨林,其他雨林卻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失。」溫室效應也跟著快速成長。「再這樣下去二十五年之後,許多地方將會變成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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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楊乾的「碳足跡」證書,為減少碳排放量證明。
朱璟柔/攝影


張楊乾表示,他也像雅各一樣買了一座雨林,但是他沒有去找,只知道那是肯亞的某塊雨林地,甚至不知道他的雨林到底是否存在。張楊乾說,集資買雨林本該是好意,但若是以商業角度插手的話,沒有人知道後果會如何。

「買賣雨林的機制尚未完全,口頭承認的認證機制使雨林交易並不完備。」張楊乾表示,在國際間,先進國家為了保護自己國家的林地,反而促使開發中國家的林地砍伐。張楊乾說,在二○○七年,開發中國家厄瓜多曾以該國的雨林地與先進國家做交易,要脅先進國家每年提供四十億台幣作為不開發雨林區的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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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投影片向民眾顯示溫室效應的氣體比例。
朱璟柔/攝影




張楊乾說:「這個行為簡直是在買林地的贖罪券一樣。」台灣有百分之四十的木材不知道來源,「因為木材的來源認證會影響價格,但卻也同時可以影響供應量,減少不正當的木材來源以及盜伐與林的狀況。」

影片中的丹尼爾藉由與農業鉅子爭購農地,減少許多林地面臨消失的命運,也將原本已經是農地的土地,經由林地再造後成為一片豐茂的林地。張楊乾說:「藉由丹尼爾的例子,我們知道林地是可以再造的。」面臨正在急速消失的地球之肺,以及急速增溫的溫室效應,張楊乾表示:「人類越晚行動,災難將來得越快。即使是小小行動,也能有大大不同。」


雨林危機。朱璟柔/製作


砍雨林種農作 欠下更多「碳債」。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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