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留學生的孤單 朱詩倩談《留念》

製片朱詩倩分享紀錄片《留念》的創作過程和主角陳威志的故事。記者王湘綾／攝影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有時候，即使已經站在一個擠到內臟會被擠出來的〈電車〉車廂裡，還是會覺得很孤單」，這是主角陳威志在紀錄片《留念》裡說的話，也是陳威志一個人在東京求學，三年沒有回過一次台灣的心情寫照。

紀錄片《留念》是楊力州導演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作品，說的是台灣留學生陳威志一個人在日本求學的心情與故事，為什麼楊力州導演會想拍這支紀錄片，製片朱詩倩說，主角陳威志是 楊力州導演以前在高職當老師時的學生，當時他們到日本山形參加紀錄片影展，順道到東京看了正在日本留學的威志。

朱詩倩說，當他們到了東京以後發現，陳威志因為台灣兵役法規的限制，在日本讀書三年，都沒有辦法回到台灣看看家人，「導演覺得自己的學生像是被困在日本了，所以決定拍這支紀錄片」。按照內政部頒布的「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役男要出國留學，必須在年齡滿十九歲之前，取得國外學校的學籍，附上入學證明，才可以延緩兵役，朱詩倩說，但是日本學校的學制比台灣晚半年，所以陳威志沒有辦法在十九歲以前拿到正式的學籍。

在法律上陳威志被看作是逃避兵役，朱詩倩說，其實陳威志一開始不知道這項規定，也沒有要逃兵的意思，但是如果威志回到台灣，就必須立刻入伍當兵，也等於要放棄他在日本的學業，所以三年來，陳威志一個人孤單的生活在日本，「想回去(台灣)也回不去」。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回台灣，朱詩倩說，陳威志只好努力地融入日本人的生活，片中有一段陳威志說到，在日本生活，已經習慣在公共場所，就不要說中文，有次爸爸來日本看他，「在電車上，我突然發現自己竟然不敢跟爸爸講中文和講台語」，就擔心被認出來是台灣人，而被當成外國人看待。

面對片中陳威志的心情，看過《留念》的觀眾梁雅惠說，本來自己也想過要到日本留學看看，但是雖然到日本旅行過兩次，很喜歡那裡的生活，但在歷史和性格文化的差異下，「走在那塊土地，還是會強烈感覺到自己就是台灣人」，有一條無法融入的界線，「我覺得如果不能很清楚自己的身分，去了那裡會很容易迷失自己」。

朱詩倩說，拍片的過程中有回到台灣時，我們會把紀錄陳威志在日本生活的畫面，拿給陳威志的父母看，他們面對陳威志沒有辦法回台灣，「爸爸、媽媽的心情是很無奈的」，陳威志的父母靠著經營鞋店，努力地賺錢資助陳威志在日本的花費，過年、過節，爸爸就到日本陪伴威志，日本的物價高，所以每次去日本又是一個很大的開銷。

看到陳威志一個人在日本孤單地生活，還有陳威志跟父母雙方之間的想念，朱詩倩說，是拍片的過程裡，最讓她難過的地方，因為法規，「自己的國家卻把自己的國人排除 在門外」，陳威志沒辦法回國，只能從日本的旅遊節目，看到自己的家鄉台北，「一個死的制度卻這樣把一個活人綁住」。

留學的最後一年，朱詩倩說，陳威志慢慢地想通，身為台灣人是一個存在他血液裡的事實，他不用刻意地隱藏，只要好好地記得自己的身分，做自己就可以了，讀完大學後，陳威志不急著回台灣，之後兩年在日本讀完建築研究所，學成歸國後，入營服完一年半的兵役。

紀錄片《留念》的預告片。資料來源／Youtube影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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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留念》的影片介紹


楊力州導演個人簡介


楊力州導演新作《青春啦啦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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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線風箏》述說離散與鄉愁

《斷線風箏》導演蕭美玲分享他的創作動機和拍攝歷程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祖母撐著傘，在微微細雨中，一步一步踩著通往故鄉金瓜石礦坑的階梯，一邊跟著回憶述說以前日治時期的生活，這是紀錄片《斷線風箏》的開場，導演蕭美玲說，這樣的場景，表達的是對阿嬤的想念，「也是我對故鄉土地記憶和鄉愁的一種象徵」。

《斷線風箏》是蕭美玲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作品，蕭美玲表示，這部片子的組成包括，自身旅居法國時對台灣的想念、導演的祖母對日據時代礦工祖父的回憶、還有一位中法混血的張先生，追憶中國人父親在法國挖礦的敘述，用三段不同的人物和記憶交錯構成這支紀錄片，「這支片子想談的是離散與鄉愁」。
 
之所以想拍這部紀錄片，蕭美玲說，當時她在法國求學，經常四處旅行，當她到達工業革命的起源，法國北部的時候，以為會看到繁榮的城市，沒想到因為產業轉移到中國，當地只剩下沒落的礦坑與工廠和窮困的移民勞工，來到法國北方的小鎮，「看到小鎮一片荒蕪的景象，讓我聯想到自己的家鄉九份」。

加上當時導演的求學生活接近尾聲，蕭美玲說，她每天都在思考，要留在法國闖一番事業，還是遵循自己的鄉愁，回到台灣的故鄉。

蕭美玲說，當她來到這個北方小鎮，聽到當地中國移民勞工第二代述說，一次大戰時法國需要人力支援軍事工業，他們的父親，離開家鄉到法國挖礦，最後不得不在法國落地生根的故事時，導演覺得這些中國礦工們，想回家，卻因為離家太久而沒有勇氣回家的心情，跟自己的很相似，於是決定透過作品表現。

談到為什麼使用紀錄片表現，蕭美玲說，「其實我一開始很排斥要拍紀錄片」，當時導演到法國南錫高等藝術學院進修，學的是科技藝術創作，但是這類裝置藝術的作品表現，會受限於形式與美學，無法直接又清楚地呈現導演對家鄉的情感，「但還是會覺得自己已經學當代藝術了，幹嘛還要拍紀錄片」。

蕭美玲說，自己會回心轉意，是因為當時她的老師，同時也是紀錄片大師的羅伯‧克拉瑪(Robert Krammer)，不斷地建議她，「你心裡有故事想說，為不麼試試看」，才導演下定決心，讓紀錄片成為他抒發心情的工具。

片中一段場景是這樣的，蕭美玲接到母親的來信，當她看到母親信上寫著「不知我兒身在何處」，便寫下這樣的心情，「在這裡的生活，總有一種被困住的感覺」，蕭美玲說，她以自傳式的拍攝方式記錄自己在法國留學的心情，「對我來說，這部片就是我心情抒發的一個出口和管道」。

也曾經在美國留學的鄭小姐說，片中有一段，導演的姊姊打電話到法國，告知家裡失火，她的東西在火災中被燒毀，一點都沒留下，導演寫下心情，「這樣我也沒有半 點東西在台灣，一切都在記憶中了」，看到這段時自己有很深的感觸，因為一個人在外面留學，「會很害怕自己忘記在台灣的回憶，卻又更害怕被家鄉給遺忘」。

蕭美玲表示，自己透過《斷線風箏》的風箏，抒發自己像沒有線的風箏，「飄到哪裡，就落在哪裡」的心情，往後會持續用這種自傳式的拍攝方式，自我紀錄，「從影像不斷看自己的問題，為自己的心情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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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線風箏與蕭美玲

蕭美玲導演資料

《雲的那端》蕭美玲現身說法談紀錄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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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路映画 「影」出台灣獨立製片

【記者李頴欣／台中報導】位於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對面，一個具有超過四十年歷史的忠信市場，有一個擺設獨特的小房子，這是一家專門播放台灣本地獨立製片的小店，叫做「小路映画」。「小路映画」的主人叫黃米露，目前從事廣告文案工作的她說：「想把片子一部部的介紹出去」，為的只是希望提供台灣獨立製片表現的平台。

從小學時期開始，黃米露對寫作已經充滿興趣，但是因為當時父母一直認為寫作沒有前途，於是在完成學業之後，她考上並任職公務員，在她二十三歲開始在網路上寫作，曾出版《搖滾青春》、《暗戀者》等文學作品，之後有人找她寫劇本，從此開始黃米露接觸到影像工作，結束了十年的公務員工作，也開始了獨立媒體人的生涯。

黃米露（右）喜歡與客人聊聊天。攝影／李頴

二○一○年三月，黃米露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一果影藝空間」的工作團隊，並選擇台中忠信市場的一家小店作為基地，開始投入獨立製片的事業，為獨立製片提供放映的地方，店名就叫做「一果影藝」，後來因為合作夥伴都希望留在台北，團隊裡的其他人都離開了位於台中的「一果影藝」，只剩下黃米露一個人繼續留在台中經營。二○一一年一月一日，她把店名正式改為「小路映画」，堅持為台灣獨立製片提供一個放映的空間。

黃米露表示，在「小路映画」這個店名中，小路代表的是眼前即便是一條小路，只要堅持下去就能走出一條康莊大道，而「映画」則是日文字中放映的意思，但以中文字的字義來說，「映」是放映，「画」意為插畫，原因是他們的影展海報都是結合新銳插畫家的作品，而成為一個特色。

黃米露說，「一果影藝」當初經營的時候，每個月平均會播放一、兩支影片，向觀眾收取每部片五十元的清潔費用，但後來發現這樣的經營模式一定會賠錢，因此他們開始尋找合作的單位，後來他們與台北當代藝術館合作，辦了第一次的影展「青春崇拜」，得到很大的迴響，也為他們增加不少知名度。

二○一一年，黃米露開始一個人獨自經營「小路映画」，當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首先是資金不足的問題，以前整個團隊共同分擔的支出，每人每月要支付二千五百元去維持經營，到了拆夥之後，店裡的所有支出都是由她一人負擔，她以工作的薪水來維持店面營業。雖然有金錢上的壓力，但黃米露仍一直保持五十元的票價，買三張套票也只要一百二十元，她從沒想過藉由漲票價來維持收入，她說：「開『小路映画』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便宜的票價才能吸引更多客人，也是希望有更多人能欣賞到台灣的獨立製片。」

除了資金不足之外，影片來源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黃米露表示，要公開播放影片首先就要取得版權，但因為自己的人脈不夠廣，因此她會先聯絡影片的導演，有很多時候版權都不會在導演的手上，她只好向擁有版權的公司聯絡，而且因為資金有限，她沒有辦法付出大量資金來買版權，只好利用其他交換條件去得到影片的版權，例如是幫影片做宣傳等。

「小路映画」的經營方式非常特別，黃米露每次會把找到的影片聚集在一起，以一檔的影展方式做短期放映，並預先在網路上公佈自己所排的場次表，供觀眾參考，因此沒有影展的日子，「小路映画」就不會開門營業，以節省成本。

對黃米露來說，「小路映画」最特別的地方是它所在的地點，忠信市場是一個已漸漸沒落的老市場，目前有很多老居民住在這裡，而對面有人煮飯的場面也見怪不怪。她曾擔心前來「小路映画」的人潮會影響到鄰居的生活，因此她努力學習要如何融入在其中，現在隔壁的鄰居看到「小路映画」有開門營業，也會特地走過來串門子。

「小路映画」的店面雖然設在台中，但是台灣能提供本地獨立製片的地方實在有限，因此有很多人會特地來這裡看一整天的電影，黃米露表示，有一次有兩個學生想看曾獲得第三十二屆金穗獎的紀錄片《秘密海》，但他們一直都找不到可以看的地方，剛好「小路映画」有上映這部片子，之後這兩個學生還特地從台北坐三個小時的車來，一口氣在同一天內看了三次這部片，讓她覺得既驚訝又開心。

小鹿與「小路」同音，是小路映画的代表圖案。 攝影／李頴

黃米露對她所放映的每一部影片都非常尊重，當她看到客人在觀賞影片的途中離開，或是手機響起，她都會立刻追問客人是否對服務或影片有不滿意的地方，如果客人覺得片子不好看，她甚至會退票給客人，讓他們看一部他們想看的片子。除此之外，每次有人來看影片，黃米露都會準備飲料，像冬天會有溫暖的熱茶，夏天會有冰凍的汽水，都是為了提供客人一個舒適的地方去欣賞作品。

常常會有客人問，「你們放的影片跟電影院放的有什麼不一樣？」，黃米露說，一般電影院放的影片長度一定要有九十分鐘才可以上映，但其實有很多台灣獨立製片的影片長度只有一小時左右，因此都沒有辦法在電影院看到，儘管是沒有利益可言，黃米露仍堅持她對獨立媒體工作的支持，經營「小路映画」來為台灣獨立製片提供一個發揮的平台，也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台灣獨立製作媒體的成果。

李頴欣／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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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印漂移》看見外省第二代的失落傷口

《鄉印漂移》導演許富美分享創作這部紀錄片的原因。／攝影 王湘綾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鄉印漂移》紀錄片的英文名字是，「The imprint of Drifting」意思是一種漂流感的印記，導演許富美表示，這部片子，探討的是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的生長經驗，「漂浮不定就像是外省第二代的潛在基因」，不斷隨著生活和情感的改變去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

之所以拍攝《鄉印漂移》，許富美表示，自己跟丈夫分別來自本省和外省，兩種不同情調的家庭，藉由深入了解夫家，「我想探討兩個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對身分認同的差異性」，許富美花了七年的時間，記錄丈夫丁仁傑一家人的生活，並藉著歷史資料和拍攝畫面的交錯呈現，才完成《鄉印漂移》這部作品。

導演許富美(右)、主角丁仁傑(左)，分享《鄉印漂移》拍攝過程。／攝影 王湘

《鄉印漂移》裡有一段提到，丁仁傑的母親以前在山東，是大地主的女兒，當山東被攻陷，共產黨把全村子的人集合起來進行清算，母親整個家族被共產黨抄家，只好搭船，逃到台灣來，許富美說：「拍完這部片子的感想，是很心痛的」，了解公婆的故事後才知道，國共內戰讓外省人不得不離開家園，帶著很無奈的心情才來到台灣。

對於外省人來到台灣，許富美說，台灣人經歷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被當成次等國民，所以聽到國民政府要來到台灣，內心很歡迎，沒想到國民政府一上岸就派駐軍隊，對台灣人進行高壓統治，加上二二八事件的衝突和白色恐怖，使得本省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抗拒，連帶地對跟國民政府一起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們，在情感上產生排斥。

許富美說，在這塊土地上，外省人背負著本省人對國民政府的投射，既跳脫不掉歷史的枷鎖，又看不到回到家鄉的可能性，藉著這部片子，導演想讓社會大眾看見外省人在台灣生活的心境。

丁仁傑分享身為外省第二代，在台灣成長的生命經驗和心情。攝影／王湘

身分認同上，許富美說，對外省第一代來說，身分認同不是問題，他們對家鄉的情感很強烈，而外省第二代實際上在台灣出生、成長，但被父母灌輸很多對家鄉的情感，小時候丁仁傑從沒去過山東，卻憑著想像夢見了山東，「外省第二代對原鄉的想像，很難割捨」，也讓他們對自己的家鄉是台灣還是大陸？他們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有更多的矛盾。

一九八O年代台灣主體意識崛起，丁仁傑說，在團結民眾的過程裡，政治人物為了增加社會凝聚力，需要找到妨礙「去中國化」的要素，進行排斥，以凝聚民眾團結，外省人則因為血緣被當成第一個目標。

許富美說，政治力量的介入，讓台灣人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思考族群劃分的意義，「族群劃分的用意應該是讓人認識自己的血緣跟身分」，但外省第二代卻因此成為去中國化的政治標籤。

觀眾賀湘儀(左二)在放映會結束後，與其他的觀眾一起交流觀賞心情。攝影／王湘

看過《鄉印漂移》的賀湘儀說，自己的父親也是外省第二代，成長的過程中，他看見父親因為外省第二代的標籤，長久以來被痛苦帶著走，一生中沒有離開過台中，「就好像是要緊緊抓住這個地方」，找尋對根和土地的認同，第一代是離散的一代，他們的傷口很明顯，也很容易被同情，但對於第二代來說，他們的痛苦卻很難被陳述。

被問到如何定義外省第二代，丁仁傑說，「我會定義外省第二代是不能講出口的正當性失落的一代」，第二代背負上一代沒有解決的政治衝突，內心的情感卻沒有宣洩的管道，也無法被理解，只能帶著失落感和歷史的包袱，活在自己建構的堡壘中。

因為這樣的失落感，許富美說，外省第二代對身分認同的選擇，就隨著工作、生活和情感，不斷的再改變，「不斷地尋找我是誰？我的根在哪？和我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

放映會結束後，觀眾(右)向導演許富美(左)討論《鄉印漂移》的內容。攝影／王湘綾

被問到拍完這部片的感想，許富美表示，拍這部片以前，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是台灣人，拍完以後會開始思考所謂的台灣人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和基礎之上，「社會應該用更開放、多元的角度去討論身分認同的問題」，不要拘泥在省籍、血液和族群，而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跟身邊的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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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印漂移紀錄片簡介

一個六年級外省第二代的恐懼：世世代代的綑綁／作者陳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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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糾紛 趣味競賽

【生命力記者／倪大程報導】台灣人權促進會日前主辦的一系列人權影展，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放映紀錄片「勞資趣味競賽‧你濃我濃」，並邀請該片導演兼攝影師羅興階參與會後座談。「勞資趣味競賽‧你濃我濃」這個標題乍看之下或許會讓人以為是場溫馨的勞工運動會，事實上這代表的是部充滿血淚的工運事件紀錄片，是羅興階第二部獨立製片的得獎作品，曾獲邀參與一九九九年的日本山形紀錄片雙影展。

「勞資趣味競賽」紀錄片的背景在台南新營，有二十八年歷史的東洋針織工廠，以緊縮營業為由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宣布停業，並將員工五百一十一人全部資遣，但資方僅願意付出五成一的資遣費，剩餘的四成九需待變賣工廠土地後求償，同時資方更逃避員工退休金達兩億多元。為了維護自身權益，東洋的勞工只好成立自救會，不但圍廠抗爭，也北上向勞委會請願多次，歷時達兩年之久。

羅興階從東洋勞工抗爭的初期階段就前往拍攝紀錄片，抗爭過程中羅興階的鏡頭一方面紀錄著所發生的一切，跟著自救會從新營的工廠到台北的勞委會；另一方面也在工運碰到瓶頸時放下攝影機，上前以自身參與過社會運動的經驗指導工人如何處理，「我雖然不懂法律，但搞工運至少也有一點心得」，由於政府在這場勞資糾紛中無法保護工人的權益，在放映後的座談會裡他有感而發的表示，「如果一個政府的成立不能保障人民，那要來幹嘛？」

在拍攝過程中羅興階也記錄下了許多人性的弱點：在抗爭開始時工人方面可以分成爭取自身權益組成自救會的一派；以及退縮不敢參與自救會的一派。在自救會數次自掏腰包坐車北上請願、日夜圍廠等措施的努力下，總算先爭取到了部分的資遣費，但此時非自救會派的也要出面要分一杯羹，造成勞方內訌。所以羅興階在日前得知官方發放兩百五十萬慰問金下來，興沖沖地通知自救會長朱秀琴趕快去領時，朱秀琴表示懶得去領，「領了大家又要來吵」。

對這樣的狀況，一同出席座談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同時也是執業律師的魏千峰表示，以他經手過的許多案例來看，勞資糾紛本來就不出一種情形，就是「資方分化，勞方團結」，不可能所有的勞工都參加自救會。

在東洋抗爭時曾指導過自救會工人發展工運的女工團結總幹事陳素香，在會後的座談會中表示，雖然最後東洋工人一毛錢都沒拿到，但她卻樂見參與抗爭讓許多女工成長，從原本成天在工廠埋頭苦幹，賺取微薄薪水養家，到走上街頭，大聲的為自己權益吶喊。她以紀錄片中的主角自救會會長朱秀琴為例，說明抗爭中女性的韌性較強，儘管一開始男性也有可能主導抗爭，但出面堅持到最後的卻多是女性。經由抗爭，改變了性別的權力關係。

陳素香也表示，東洋抗爭事件最後之所以沒辦法解決，是出在勞委會的承諾跳票，無法為工人向資方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勞基法中規定好的白紙黑字，工人卻拿不到一毛錢。所以她覺得台灣應該有所謂「代位求償」的機制，也就是在勞資糾紛中如果工人無法獲得原有薪資時，政府應先代為墊付，再由政府出面向資方催討這筆錢。

對此律師魏千峰則表示，「代位求償」目前在法理上無法成立，因為在資本主義體制裡勞資的關係本來就是對立的，政府只是配角，勞委會沒有那麼大權力代資方承諾，而且就算在溫和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也尚未發展出「代位求償」，這也是在東洋抗爭中為何勞委會原本的承諾、決議常會被法院推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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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興階　街頭Ｓ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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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巴之火

【記者陳家珍／生命力報導】「庫巴」是鄒族部落男人的訓練會所，「火」是鄒族重要的精神象徵，鄒族的智賢的長老在會所裡講述著族群歷史、英雄事蹟，以及神話傳說﹔青年男子在會所裡學習傳統習俗、祖靈信仰、以及狩獵技能，而「火」在會所裡也從不缺少，甚且終年不熄，這也就是「庫巴之火」書名的由來。

「太初時天神「哈莫」搖撼楓樹，樹果落地變成人，是鄒族及瑪雅族的祖先﹔其後「哈莫」又搖茄苳樹，樹葉落地變成人，是漢人「布杜」的祖先」這是鄒族神話中人類誕生的一種說法，在庫巴之書中，還有多種的說法，作者不但收集鄒族的神話，也做了相當多的比較，由這些說法和比較，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鄒族的神話中的特色。


「庫巴之火」主要描寫的是台灣鄒族部落的神話研究。而作者不但在書中對整個鄒族的神話和口傳文學做了探討，他並且將所有類似的文化包括台灣其他原住民的神話和南亞原住民族的神話做了一般詳加的比較，讓讀者能更清楚的比較出這些族群之間文化的不同。另外，作者也把鄒族神話的特色和價值以及影響鄒族神話的因素做了一般更深入的探討。

「庫巴之火」作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漢名浦忠成，鄒族特富野社人，一九五七年生。在台灣師大取得碩士學位後，又從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作者長年致力於民間文學的研究，現任教於花蓮師範學院。

「庫巴之火」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三十日由晨星出版社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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