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淦 為勞工發聲的孤獨筆耕者

生命力記者／王珮瑤報導

「我是個反骨個性蠻強的人，直到現在當記者還是這樣子」，聯合報勞工線召集人徐國淦自稱其生命特質是倔強、愛打抱不平、不肯屈於現實，這樣的個性，讓他對政治記者的光環避之唯恐不及，反倒自願投身在被視為冷門路線的勞工新聞。

出身農家的徐國淦回憶，小時候在家幫忙的長工在每年過年時，往往都送自家最好的閹雞給他家，使他心中產生，為何長工長期幫忙家裡事務，卻把其家中最好的東西送給雇主？讓徐國淦感受到勞工身為弱勢者的處境。


進入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後，徐國淦曾對當時擔任老師的王洪均表示他對台灣政治體系的不滿，看不慣政治社會體制的規範。王洪均回他說，這社會上有太多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如果你只是這樣叫一叫，你能發揮什麼什麼力量呢？只會被這個社會所摒棄，但「如果這個社會，因為你的正義之筆而改變了一個社會的不公平的現象，你可以做多大的事業。」點醒了徐國淦從此決心走入文字記者的行業，以筆來對社會產生影響。

從早期的中華日報、台灣時報到現在的聯合報，原先跑政治線十多年的徐國淦表示，雖然在報社享有較高地位及重視度，不但「走路有風」還能和高官接觸，但政治圈中的利益、力量的交換的黑暗面與他愛打抱不平、不肯屈於現實的個性衝突，因此在聯合報工作時，決定離開政治線，加上原本就對勞工議題有相當的興趣，他便向當時的採訪主任表示希望能轉到勞工農業路線，成為勞工線記者，並以在職生的身分跑去念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鑽研勞工法令。

常以農人和記者做比喻的徐國淦說：「一個農人用農耕製造稻禾、造福很多民眾；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應該靠筆耕來影響這個社會。」勞工線讓他找到能為弱勢者發聲、爭取尊嚴的空間，即使勞工新聞不受重視，他仍抱持著寧願做一個很孤獨的筆耕者，來為這個社會追求到一些公平正義的理想。

「台灣勞工很可愛、但是台灣勞工也很可憐」，經常接觸勞工運動的徐國淦回憶起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工運。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台灣發生多起勞動者為了老闆惡性關廠倒閉進行抗爭的事件，其中，桃園聯福製衣廠勞工為了抗議老闆李明雄惡意倒閉也走上抗爭之路，當年，徐國淦就陪聯福員工夜宿勞工委員會門口。

徐國淦說，聯福工廠百分之七十的工人來自金門，這些心態單純的勞工認為，能夠進入聯福是他們的光榮－即使一個月不到二萬元的薪水，多數員工在工廠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年，勞工們在耗盡一輩子的心血後，即將領取退休金時，老闆卻突然關廠倒閉，一毛錢也拿不到，他感嘆地說，他們（聯福勞工）把青春、希望賣給了老板，最後卻落得這種下場。但這不是少數案例，「台灣社會上這種案子比比皆是。」

「報社不認為這些新聞是新聞」徐國淦說，媒體老闆不考量社會責任，而是考量讀者喜歡看什麼、報紙內容就做什麼，相對之下，讀者不常看的勞工議題等公益新聞，也就不受重視。

談到台灣勞工面臨的困境，徐國淦點出政府與勞工雙方的問題。他說，在台灣，不論是哪個政黨執政下的政府，從來不曾告知農民、勞工「你有很多的權益被遺忘了！」許多藍領、白領勞工都不知道勞基法能夠保障勞工的工作權益，如雇主在哪些情況不能隨意解雇勞工。而農民工人更因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對於其基本權力的自覺性低，缺乏平日與資方溝通、爭取基本權利如：工資、遣散費制定等觀念。在事後被老闆關廠倒閉、權益受損之後，才來勞委會進行抗爭。「變成一個被剝削、再剝削的團體。」

因此，在報導內容上，「我承認有私心」。徐國淦面對政府在法令制定上給與公司企業及勞工的利益與保障，是像一高一低的翹翹板一般不公平的情況時。他採取對於勞工運動者的部分苛責不會那麼重；但對政府機構的批判會較犀利的報導手法。試圖透過新聞扭轉勞方、資方在法規利益上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徐國淦表示，如何讓勞工在公民社會教育中了解自身權益，是幫助勞工擺脫被剝削困境的方法。因此，在報導勞工議題之餘，他也親身投入勞工教育、擔任勞工法規講師。徐國淦說，因為勞工教育需要許多人願意全心全力投入推動，但「從事勞工運動實在是太苦了！」因此，他不會寄望徵求投身勞工教育者和勞工教育的效果如何，只求能持續推動下去，雖然「效果可能永遠看不見，但是不管有沒有效，就是去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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