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紋嬬報導】目前在全國自主勞工聯盟擔任執行長的黃莉珺說:「我想做這工作,讓我更確立生命的目標吧。」從事勞工運動已邁入第四個年頭,薪水只有兩萬出頭,生活勉強可以溫飽。但她認為這工作可以看到社會結構面,幫助社會改變。
雖然是念傳播出身,但她認為現在的傳播環境太差,選擇做個逃兵,黃莉珺說:「我也有想過要當個記者,在小時候的幻想裡,記者就是個無冕王,可是看現在媒體的發展,新聞一下就過了,深度報導越來越少,快沒有發展的空間。」
黃莉珺坦言做這工作很難有快樂的時候,在不斷接觸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勞工中,發現許多問題,例如在法律與勞資雙方等。她認為無力感是各國都有的現象,在八○年代,勞工運動蓬勃發展,只要有要求,資方的讓步空間比現在還大。至今全球化,資本家基於比較利益將產業外移,勞工抗爭的實得成果不多,所以他們也在探討現今勞工運動沉寂的原因。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夜間部畢業後,黃莉珺考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進去的第一年就碰上九二一大地震。她說:「那時候所裡的老師學生都投下去了,協助災區的重建和紀錄,我跑新莊博士的家做訪問紀錄,那時候大概就開啟我想走這條路的方向吧。」
除了工作上的壓力,家人起初也不甚諒解。黃莉珺說:「我爸一直很希望我能找個『正當職業』,從以前就很反對,不過現在他們的轉變很有趣,我爸有時候看到電視還會揶揄我,什麼時候要搞抗爭啊?老爸扛著鋤頭跟你一起去。」研究所畢業後她先到勞工服務中心從事社會關懷的工作,她認為如果要做這類工作養活自己,會比較順遂,但那不是她真正想要的,她笑著說:「這和我『勇於改變』的人生觀不一樣。」
黃莉珺接過不少勞資爭議的案子,隨經驗累積,在調解過程中,便可預測勞工大概能爭取到多少權益,也看著不少勞工在過程中轉變。她表示,在調解過程中看到很多社會結構面的問題,許多時候被裁員的勞工根本就是「小蝦米對大鯨魚」。她舉例,如財稅中心的勞資爭議,立法院當初廢除的組織精簡行政命令,行政部門卻不遵守,到後來這些勞工「只是要爭一口氣。」黃莉珺又說:「很多勞工到最後常掛在嘴邊的就是,『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
在這一行工作,也發現許多資方對勞方的恐嚇與無理,她說:「有些案子就很誇張,資方帶著同事和主管圍攻一個抗議員工,不停的用言語羞辱她,想強迫她簽契約,那名員工被搞到差點精神崩潰。」黃莉珺認為,因為身邊有這麼多需要關心的人事物,她已經習慣用比較大的角度去思考,較少關注自己的情感層面。她說:「我會提醒自己看比較大的東西,不要只關注眼前的東西。」
日前香港世貿抗議全球化行動,她也飛去參加,對外國的工運組織相當佩服。她說:「他們真的很有組織紀律,像韓國,他們一罷工就是全部產業一起。我們台灣的工會比較零散,不知道是不是民族性的問題。」黃莉珺發現,台灣人會期待一個犧牲的英雄,就如她的朋友對於她的工作,反應往往是「你好厲害!好好加油!」,他們都在期待一個英雄,「我覺得大家都忽視集體的力量。」黃莉珺很希望,大家一起來搞運動,讓大家都成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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