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武裝青年 唱出社會核心問題

「阿公咧說起是這條埤圳的水飼大了子兒細小平安又順遂,如今政府財團要來這搶奪這條百年歷史的水圳」農村武裝青年在新專輯《幸福在哪裡?》的〈望水〉一曲中這樣唱著。

關渡社區 用藝術守護城市綠肺

漫步在關渡老街上,兩旁矗立著古樸的磚造民房。再往前探去,鑲嵌在民房的竹枝與竹節製成的軸心根根串聯,迎著風旋轉舞動,彷彿候鳥鼓動著翅膀悠然飛翔,在陽光灑下的午後巷弄中形成自在自適的小小世界。這是二○一二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的作品之一「風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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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5日 星期日

泰北華校面臨師資短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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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光復中學志工教師鄭錦聰。
記者黃惟伶/攝影
【記者黃惟伶/台北報導】「你救一個孩子,是不是就等於救一個家庭,改善他們的生活。」在泰北光復中學當志工教師的鄭錦聰說,到泰北當志工老師不需要什麼條件,每個人都可以去,只要大學畢業、有愛心,「愛心」才是最重要的,竭誠歡迎大家的加入。

泰緬地區華裔難民權益促進會及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泰北地區華語教學與推廣」講座,由泰緬地區華裔難民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同時也是泰北光復中學副校長的劉小華介紹泰北環境與生活習慣,並詳述現階段泰北華校面臨師資短缺的困境,講座也邀請了現在在泰北當教學志工的鄭錦聰、游雅娟分享經驗,希望可以招募更多華語教學志工的加入。

現在全球華語熱,但是泰北的華校卻陷入了師資短缺的困境,劉小華表示,泰北華校師資的主要來源有當地老師、緬甸的華語老師以及台灣的志工老師,由於志工老師基本上是沒有薪資的,「沒有薪資的工作也讓老師可以自由的來去,因此造成師資不穩定。」

由於泰北當地老師通常年紀較大、也無學歷證件,而且由於薪資低,當地青年大多不願回鄉當老師;緬甸華語老師也多半只有高中畢業,因此泰北華校相當依賴台灣的志工老師。劉小華表示,中學以上的班級都希望由台灣老師當班導,一旦志工老師因故離開就會很難讓當地老師接替,隨著學生的班級增多,困擾自然也就越來越大了。

劉小華說,因為從台灣到泰北的老師不是教育部,也不是僑委會派的,而是社會上有意願、有熱情的人自己申請到泰北當志工老師,然而很多教學志工雖然很有意願,也很喜歡泰北,但是因為台灣家裡難免有牽掛,所以能夠留在泰北當長期志工的老師真的不太多。

為了傳承中華文化,讓華人的孩子有機會學到自己的母語,因此康良惠先生在民國四十七年開辦泰北光復中學,民國五十年光復中學得到了僑委會的認可,也是目前唯一得到泰國政府立案的中文補習學校,九十三年開辦高級中學,目前已有兩屆畢業生,約有十五位畢業生到台灣升學。

九十七年度泰北光復中學有一位成績最好的畢業生申請到交大和清大兩所學校,但因為家裡實在太過於貧窮,而且父親罹癌,他又是家中長子,考量到不能再增加家裡負擔而放棄來台升學的機會,劉小華說,真的非常可惜,而且那位學生的數學是滿級分,「其實在泰北艱困的環境裡還是有非常優秀的孩子。」

「退休後走這條路我沒有後悔過。」教師退休後到泰北擔任教學志工的鄭錦聰說,原本她到泰北之前也曾有擔憂,但到了華校一下車,一個小男生就以九十度鞠躬跟她說「老師好」,並問「老師你的行李要幫你搬到哪一個宿舍?」接著就有好幾個學生過來幫他們幫行李,鄭錦聰對於當地孩子的乖巧有禮感到驚訝,如此好的第一印象,也讓她的憂慮一掃而空。

鄭錦聰表示,「在泰北推展華文,對孩子有很大的幫助。」一個不會中文的泰國大學生到曼谷應徵,頂多拿到六、七千元的月薪,但泰北光復中學第一、二屆畢業的學生,因為他們會泰文、中文兩種語言,也懂會計,加上曼谷的台商很多,畢業的學生去應徵,可以拿到一萬二千元的月薪,有些甚至可以拿到一萬五千元。

至於在泰北光復中學的教學內容,鄭錦聰說,除了希望能傳承中華文化的精隨之外,輔導他們就業的技能也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學生的課程包括國文、英文、數學、地理、歷史、電腦、會計,三年內要修完一百多學分才能畢業。

「第一屆來台升學的學生成績都是All Pass!」鄭錦聰表示,目前學生的成果讓她感到驕傲,她也會持續的努力下去。志工游雅娟也說,由於華校都是使用台灣捐的課本,以台灣的教材、台灣的教學方式上課,「在那邊教書比台灣還成就感,而且那裡的孩子非常謙虛、善良,非常尊重老師,只要好好引導,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進步。」


延伸閱讀

來自泰緬孩子的部落格

公民發聲有「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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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雄講課(鄭喻文/攝影)
【記者呂岳修/台北報導】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台灣公廣集團)自二○○五年開始醞釀成立「peopo公民新聞平台」,而後在全台各地舉辦演講,傳播公民新聞的概念,從商業電視台轉入公廣集團的王建雄也投入其中,王建雄表示,透過公民新聞讓民眾發現不同的新聞價值。


公視新媒體部企劃王建雄認為,公民新聞是個新名詞,它的概念其實還在建構中,不過就如同「peopo」名稱的由來(people post)與slogan「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聞」,民眾報導他們關注的人事物,傳統新聞學的近身性、即時性等概念,甚至是寫作、攝影的手法,對公民新聞來說都不是那麼必要。

王建雄指出,一般的媒體報導,以弱勢福利來說,即便呈現多方觀點,報導角度還是看記者去如何處理,或是受到主管影響,又大多的受訪當事人都是已在社服體系中的一員,記者很少會去接觸到那些不在體制之內需要幫助的民眾,然而,這些民眾的問題更是需要被看到。

推動公民新聞就是希望愈來愈多人知道,原來現在可以利用簡單的器材與文字就可以替自己發聲,並有許多平台能夠刊載,那麼這些沒有被看到的議題就能透過當事人的觀點,從更貼近問題的角度呈現,王建雄說。

這樣的報導內容會不會失衡,王建雄表示,處理新聞的方式不一定要用傳統新聞學的概念去思考,重要的是議題,例如很多「peopo」上的影音報導時間都很長,OS聽起來沒什麼力道,甚至畫面十分搖晃,乍看之下很不吸引人,但是內容卻十分值得受到大眾的觀注,一般媒體看到了,覺得有價值就會跟進,或許這樣就會從別的角度切入,但至少這項議題會被更多人看到。

第二屆公民新聞獎參賽者黃寶莘表示,是王建雄讓我知道,原來只要我能提供值得大眾討論的公共議題,我也可以是公民記者,所以也報名參加第二屆公民新聞獎。

從商業電視台轉入公廣集團,王建雄回憶,以往都是對收視率負責,主流媒體常犯的錯誤,他都看過,或是身歷其中,包括查證不足、模擬、誤導、造假等,但很少會去思考新聞播出後對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新聞工作者每天都必須反芻自己每天所做的報導,給自己反省機會,才不會逐漸忽略媒體的社會責任,現在新的新聞價值正在形成,媒體必需想辦法重拾民眾對新聞的信任。

2009年2月14日 星期六

農業外交役 用心耕耘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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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廖俊欽,右為王惠宗
【記者陳怡君、黃惟伶台北報導】台灣的農業技術團歷史悠久,在外交替代役政策實行之後,國內許多擁有農藝專長的役男也被派駐到各邦交國幫忙。在大約一年的時間當中,除了將台灣的農業技術帶到邦交國,他們也在該國體驗到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文化風情。「當兵,可以很有意義」去年剛從聖克里斯多福服畢兵役返國的王惠宗說。

聖克里斯多福是一座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小島,當地經濟主要仰賴觀光收入。我國農技團指導當地農民開墾土地,種植適宜當地氣候環境的高經濟性作物。外交替代役政策實行後,技師可向外交部申請農藝專長的役男到該國服務。王惠宗便是經由這樣的管道,去了聖克里斯多福,參與農產品加工計畫,並且滿載而歸。

王惠宗說,當地加工技術設備非常簡陋,他們提供的主要便是技術升級。他們開闢示範農場,種出又大又甜的水果,吸引當地農民的注意與興趣,願意跟著學習。另外先從將收成的果樹加工製造成果汁、果乾與果漿等不需要花費太多金錢技術的加工品做起,帶動當地農產加工的興起。

在那裡,王惠宗搖身一變成為「二老闆」,要學習的事情一籮筐。每個禮拜一他都必須用英語跟農民開會,因為有一層語言的阻隔,無法像用中文暢談自如,他都得先想好閒暇時與他們聊天的主題,才不會「冷掉」。

在聖克里斯多福一待十個月,王惠宗見到了與台灣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當地觀光資源豐富,許多人在海邊販售手工藝品度日。他說,當地人總會好奇台灣人辛勞工作的原因,他回答他們說「因為這樣可以賺錢,來你們這裡那麼漂亮的地方旅行」,但當地人認為他們已經坐攬美景無須遠遊,更不必辛苦工作為金錢。

異國生活雖然豐富有趣,但當回憶起當時智齒發炎的痛楚,王惠宗說「那時我好希望自己乖乖在台灣當兵就好!」他翻箱倒櫃找出陳舊的醫藥箱,將裡面的止痛劑全部吃下肚,還是未能減輕一絲疼痛,這種時刻「最能加倍體會台灣的好,轉個彎就有診所可以看病。」

另一名到印尼泗水服役的役男廖俊欽則是從事畜產技術的提昇。來自台灣的農技團送當地人民羊群,並以簽訂契約的方式約定養大一頭羊必須還送他們兩隻小羊,不用花費鉅額資本就可獲得羊群確實吸引許多農民,也因此技術推廣的成效不錯。

廖俊欽在國內受行前訓練時被分配到英文組,但實際到了印尼,才發現英文行不通,前三個月他笑稱自己「很自閉」,且語言不通使得他與當地人之間形成隔閡,彼此都在提防對方。他只好拿起書本從頭開始「啃」印尼語,幸而漸漸有了成效,溝通也就不再是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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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奕錡
廖俊欽第一天到牧場工作結束後,因為安排有誤,他一個人餓著肚子回到住處。沒想到在桌上看到一個便當盒,原來是國合會配給的當地司機買給他的,廖俊欽覺得「很感動」,司機的溫情化解他剛到異地的惶恐不安。

與王惠宗和廖俊欽不同,被派駐到尼加拉瓜的黃奕錡是第一次出國,他說,一下飛機就被西班牙文圍繞,一開始就感受到語言的衝擊。他的專長所學為植物病理,到了尼加拉瓜主為輔助農技團,從事水稻改良的工作。

黃奕錡說,尼加拉瓜生活水平比台灣低落許多,即便是首都,平房散佈,不像台灣到處都是緊鄰的高樓大廈,且廁所也是傳統的糞坑,雖然各種設施簡陋,「但當地人民還是生活得很快樂」。他說,當地人很熱情,有空時常常與他們一同打籃球、以及用簡單的西班牙文聊天。

在一個新的國度,用陌生的語言與當地人溝通、吃從沒吃過的紅豆飯、搭公車隨性地穿梭市區……他帶著一顆更勇敢與大膽的心回到台灣,「在那邊人生地不熟都敢如此,在台灣有何不敢去的呢?」變得更勇於嘗試新事物是黃奕錡從尼加拉瓜歸來最大的收穫。

羅一鈞馬拉威服役 改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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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一鈞醫生。記者陳怡君/黃惟伶攝
【記者黃惟伶、陳怡君/台北報導】「在去非洲前,我從來沒想過會成為一位感染科的醫生。」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羅一鈞說。一年十個月在馬拉威服役的日子,讓他看到了愛滋病對馬拉威的摧殘,回台後,他選擇了當時台灣很冷門的感染科,並進疾管局擔任防疫醫師。在非洲服役的經驗,不僅使他更珍惜現在的生活環境,也讓他對醫病關係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在馬拉威,十五歲以上的成人有百分之十五的愛滋帶原率。羅一鈞說,「在那邊看HIV比我看過的高血壓、糖尿病都還要多。」馬拉威醫療團曾到當地大學辦過捐血活動,收了二十五袋血,其中有五袋就是HIV陽性,雖然這些大學生現在還沒有症狀,但預估約五、七年後會發病,然後大概一、兩年就去世,所以頂多再活個十年,當他們可能正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份子時就去世了,對於當地的社會經濟是很大的損害。

非洲資源的缺乏,所造成的醫療不平等讓羅一鈞印象深刻,曾經有一個罹患糖尿病的七歲小女孩,需要長期注射胰島素,但胰島素需要低溫保存,可是當地沒有電、沒有電冰箱,使得小女孩的病情難以控制,醫院裡的英國醫師預估女孩可能活不過十歲,「在台灣這個病一定可以控制,但在那邊這種慢性的病會讓人很快死掉」羅一鈞說。

在非洲服役時,有一個藥師拿了一盒利尿劑大約二十支給羅一鈞,但二十支的分量只足夠給一個病人使用,因此他必須在住院的四、五個病人當中自己評估,誰還可以救得回來就給他用,羅一鈞說,那是扮演一個上帝的角色,是一個倫理上很大的挑戰。

有些在台灣的觀念是否適用於非洲是必須注意的,在台灣我們可能可以投入很多資源去救活一個病人,因為台灣資源很多,可是在非洲就必須考量當地的成本效應。

羅一鈞表示,當時醫療團將一盒抗生素給一個醫生使用,那位醫生為了搶救一個治癒機率很低的病人,不到一個禮拜就把藥用光了,但後來那位病人還是不治,因為那位醫生是用台灣的觀念,覺得他不能眼睜睜看那個病人死,就先把手頭上的資源用完再說,然而,後來醫療團卻因此沒有那種藥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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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一鈞醫師於當地服務情形。照片由羅一鈞提供
在非洲,醫病關係很單純,所有人都是公費醫療,看病只要二十元掛號費,大家都是享受很平民化的醫療,雖然有的病人很難治癒,羅一鈞只能盡量減輕他的症狀,但病人對醫生都充滿了感激,所以他很喜歡馬拉威的醫病文化,也一直想再回馬拉威服務,他曾和當地人訂了一個口頭約定,等他回台當六年住院醫師會再回去,然而今年初馬拉威卻和台灣斷交了。

羅一鈞說,馬拉威人很樂天,由於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九歲,馬拉威人不會覺得生病或死亡很可怕,「對於生死他們看得比台灣人看得淡很多。 」 馬拉威人共享共有的觀念很深入,也沒有什麼儲蓄的概念,所以「借錢在那邊是很常見的事」,羅一鈞說,醫療團的司機在當地算是高薪,每到月初發薪水,他回到家,家門口就會有一排人等著跟他借錢,所以當地有一個習慣,男生領到薪水,回家前一定會到酒吧大醉一場,至少讓自己先享受完再回到家,因為錢一拿到家就通通發光了。

由於現在當兵的役期縮短,外交替代役男實際在海外服役的時間只剩十個月。羅一鈞指出,役男大概要半年工作才會上手、了解當地文化、開始想自己可以做什麼幫助他們,可是再來就要回台灣了,這樣對於替代役男是很可惜的,因此他相當鼓勵醫療外交替代役男,如果服役完,仍有時間與意願可以留在當地,不管是當志工或是當短期的團員,繼續多體驗一下當地的生活。

「那時我出去就是抱一個想法,就是我是要去奉獻,沒有那麼偉大,但至少是體驗看看『奉獻』這個事情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羅一鈞說,那時曾有一些國內的專家到當地視察,覺得當地很特別,可以做學術研究、發表論文,然而羅一鈞告訴他們,他想體驗純粹奉獻的感覺,所以不想利用他們做研究。

此外,羅一鈞因為看到一些外交替代役學弟的部落格裡,很多都是服役時玩樂式的內容,他認為雖然那是認識當地文化的過程,但還是要思考如何去幫助當地人,不管是幫到多少,畢竟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服務機會,他建議欲申請外交替代役男的人要先確認自己是否喜歡奉獻和服務,而不是只是抱著玩樂的心態服役。


延伸閱讀

非洲小醫師" 慚愧的幸福

外交替代役 培育援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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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技術合作處副處長李志宏。
記者黃惟伶、陳怡君攝
【記者黃惟伶、陳怡君/台北報導】為了培養駐外技術團的人才,台灣從民國九十年開始實施外交替代役的制度,到今年為止總共派遣了五百一十九位役男到海外服役,有四十名役男回台後加入了援外技術團的行列,財團法人國家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技術合作處副處長李志宏說,「對我們來說,目前成效還算不錯。」

成立外交替代役男制度的宗旨就是為了銜接台灣駐外技術團的人力斷層,並儲備未來的技術合作人才,李志宏表示,透過外交替代役這個平台,讓國內的青年可以貢獻他的專長,到技術團去歷練專業,除了開拓他們的國際視野,其實最後還是幫國家培養援外人才,希望外交替代役男服役完後加入技術團。

在徵選外交替代役男標準上,李志宏說,「外交替代役男是專長取向,專長一定要符合。」負責外交替代役的國合會計畫經理彭靖婷也表示,外交替代役男大部分多以有證照,有參加國家考試,具有國家考試資格為主,再來就是學歷,以碩士為優先。

徵選上的外交替代役男將會先接受一個月的軍事訓練和兩個月的專業訓練,專業訓練的內容主要有語言訓練和役男各自專長的訓練,以及海外生活適應的生活訓練,此外,也有一些外交課程,例如:外交禮儀、國際關係等。由於台灣技術團所在的國家除了英語系外,還有西班牙語、法語、葡語,因此語言占了專業訓練大部分的時間,是主要的訓練內容。

外交替代役男在駐外技術團裡是助理的角色,以輔助性的工作為主,李志宏說,「我們有一個類似tutor(家教)的制度」,例如:專長為農藝稻作的役男加入了農技團後,團長將會指派一位農藝稻作的技師或專家帶領他服務,若是加入人數較少的團,則會由團長帶領、指導。

外交替代役男在行前訓練時,會讓歷屆表現不錯的役男回來分享經驗,給即將前往海外的替代役男建立正確的服務觀念,希望役男不要以遊樂的心態服外交替代役。「你要真的是這個意願去,而不是只是去逛逛。」李志宏說,雖然當兵是義務,但來申請替代役是自己的意願,並沒有國家逼他一定要參加替代役,因此自己要來,自己要有責任。

李志宏指出,由於役期的縮短,現在役男實際在海外服役的時間不到一年,只有十個月,「所以相對上成本和訓練效果就會受到影響,成本比較高,訓練效果比較差」,而且有些役男申請上了也有可能因延畢或繼續升學等因素無法如期服役,導致幾乎每年都有缺額的情況發生,是目前外交替代役面臨的困境。

未來台灣役期的縮減是在所難免,李志宏說,仍然希望在外交替代役還存在的時候,每年內政部役政署給我們的名額希望都能夠招滿,「培養更多的後起之秀,將來可以提高他們投入海外技術合作的行列,對我們來說,外交替代役就不虛此行。」


2009年2月13日 星期五

公園咖啡 另類的展演空間

DSC05359 【記者何孟珊/台北報導】「當我們知道這家咖啡廳要被頂讓時,我們第二天馬上跑來跟老闆簽約,為的只是不想讓這我們從以前就愛來的地方消失。」Le Park公園咖啡老闆小洪和哞這樣說著。就在二○○八年六月中旬,公園咖啡正式交棒給懷有咖啡夢想的四位年輕人。

沉穩的哞和留著一頭俏麗紅短髮的小洪是親姐妹,另外兩位公園咖啡老闆則分別是兩人的男朋友,大餅以及小溫。其實在交棒之後,公園咖啡在外觀以及內部裝潢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哞說:「我們對於原本的裝潢其實蠻滿意的,就是一股舊舊的、老老的感覺。」但其實除了原本的設計,還是可以在店內看到不少他們的巧思。


DSC05351在公園咖啡的二樓,緊鄰著窗台的小小角落,陳列著公園咖啡新主人的收藏。指著一張老一輩留下來的搖椅,小洪笑著說:「這張搖椅可是小溫從他隔壁阿姨家A來的!」而另一個醒目的紅色鐵行李箱,也是小洪本身使用過的。「有一次我用它裝著筆電登機,重死我了!後來實在是不符合實用標準,我就把它拿來這裡讓大家欣賞囉!」

而這個小小角落,除了陳列老闆的收藏物,它還會變身成為獨立樂團的小舞台。在之前,店內就曾經邀請「朵莉的藥盒」來做表演。小洪表示,自己在學生時期是玩樂團的人,對於獨立音樂她總是抱持著一股熱愛。因此在店內,入耳的不是輕柔的古典音樂,而是別有特色的獨立音樂。「我超支持獨立音樂的啊!其實應該是說我支持創作吧!」環顧一、二樓的公園咖啡,可以看到吉他以及特色小鼓。但這些可不僅是裝飾品,小洪害羞的說:「雖然我和小溫都不是吉他手,可是我們還是會彈一點點啦!閒來無事的時候,我們也會彈彈吉他。」

公園咖啡除了獨立音樂,其另外的特色為,店內會不定時的推出展覽,如在二○○九年一月,店內將會有北藝大學生所辦的攝影展。對於提供這樣一個空間讓學生辦展覽的想法,小洪表示,因為自己本身是學設計的,能夠了解這辦展覽的辛酸。「我能夠了解學生在找尋場地的痛苦,有時候被拒絕真的會讓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也因為這股熱心,讓公園咖啡不僅只是咖啡廳,也是特殊的展覽空間。

其實,從決定接手至今並未有很長一段時間。為了接手,這四位年輕人各自放棄了原本的工作,毅然決然的加入未知的咖啡世界。有人會質疑,這樣的決定是否下的太快。但他們卻不這麼認為,哞表示,自己到現在都不後悔反而覺得相當開心。「如果當初沒有衝勁,也不會有今天!」小洪則在旁補充:「我印象很深刻記得有一次,在我去收餐盤的時候,我發現桌上有一個小雲朵紙條上面寫著『加油』,雖然只是普通的紙條,但真的是讓我超感動的!還是有人支持著我們!」

對於未來,兩姊妹不約而同的表示,自己抱著樂觀的心態、努力的經營、維持公園咖啡。「我們希望,可以多吸引一些年輕人來此。來喝喝咖啡、聽聽獨立音樂。」公園咖啡,四位年輕人正在慢慢的實踐著他們的咖啡夢。

媽媽嘴咖啡 給你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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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嘴咖啡/記者何孟珊拍攝
【記者何孟珊/台北報導】寧靜的午後,伴隨著徐徐的微風,騎著單車漫步在八里左岸,生活好不愜意。長長的八里自行車車道,瀰漫著一股淡淡的咖啡香味。隨著香味由遠至近,咖啡的香味也越來越濃厚。赫然發現,原來在自行車車道的中段,有著一家小小的咖啡廳,正烘著自家使用的咖啡豆,那咖啡廳則名為「媽媽嘴咖啡」。

說到媽媽嘴這個名字,在坊間傳言,是因其老闆的媽媽愛喝咖啡,所以常叫兒子幫忙煮咖啡。媽媽嘴的老闆呂炳宏聽完後隨即爽朗大笑,並說著:「這是一句玩笑話啦!」媽媽嘴Mommouth是一個自創的英文單字,Mom指的是母親,而mouth除了嘴巴外,還有港口的意思,而合起來的Mommouth則是主人希望媽媽嘴能夠做咖啡的母港。

媽媽嘴最特別的地方,就是Bike Friendly,它指的是腳踏車友善店。在自行車道旁的媽媽嘴,常能看見許多意外事件。「我不知道看過多少人『破輪』,然後這方圓百里又沒有修理的地方。我就這樣被慢慢訓練出來,會幫人補輪胎!」除了簡單的修理,媽媽嘴還免費提供借廁所、奉茶。「我還被朋友笑,『哪有開咖啡廳還免費讓別人裝白開水勒,這樣誰還會買你的咖啡!』我的想法則是,如果我的咖啡會被白開水比下去,那我倒店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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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 Friendly的媽媽嘴咖啡有提供腳
踏車簡單維修和加水等的服務。
記者何孟珊/拍攝

因為愛跟客人聊天呂炳宏,每每都很自然的跟進門的客人、等咖啡的客人閒話家常。久而久之,客人都慢慢的成為了朋友。今年中秋辛樂克颱風來襲,深怕淡水河暴漲的他,留守店內。就在他喝著咖啡、看著DVD的同時,突然傳來砰砰巨響「我還以為風大大要把我的鐵門吹破了呢!結果我門一打開,是一群人站在門前對我說:『颱風天沒地方去,來這裡找你喝咖啡啦!』」就在風雨漸小的下午,竟又有好幾個客人跑來,「然後我們就在樹蔭下開起了中秋節派對,桶仔雞、啤酒,大家都玩的很開心。」

呂炳宏有著自己一套的熟客則學,「我希望大家來到媽媽嘴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覺,而不只是冷冰冰的咖啡館,帶著咖啡就走人。」每個客人都當成是自己的朋友是他的想法。或許就是因為這樣,媽媽嘴的玻璃聖誕彩繪,是自行車車友的傑作。用水性麥客筆隨性的畫出聖誕樹,聖誕樹上面掛的不是傳統的雪人、柺杖,而是一顆顆的蘋果。他笑著說:「他們就很愛亂畫,其實這樣也不錯。」

說起自己和咖啡的淵源,呂炳宏表示,自己在大學時期,閱讀了中國時報的一篇報導,該篇報導是有關一個醫生,每天自己烘豆子然後自己煮咖啡。看了報導後的他,覺得自己烘豆子、煮咖啡很有趣,因此他買了一台烘豆子的機器,決定也要開始來自己烘自己煮來喝。他笑著說:「在我那個時候,自己烘豆子、煮咖啡喝可是一種潮流呢!」

大學畢業後,呂炳宏的工作是負責賣實驗用的檢測儀器,例如說天枰等。「那時候,我覺得賣那些東西,真的是有些無聊。跟客戶聊天的過程中,再怎麼聊話題還是受限,只能聊天枰能夠量的多精準,或是能夠量到小數點下幾位。」就在前幾年,其父親因為癌症入住安寧病房,固定前往陪伴父親的他,在那期間,看盡了來來去去病人。在父親去世之後,他決定要把握當下,不再蹉跎時光,「人生也就不過是那短短的幾年。我應該好好把握人生。」憑著自己對咖啡的熱情,進入一家公司負責維修咖啡機。

過了幾年,他決定自行出來創業。早期的媽媽嘴是在樹林工業區某個廠房的某個小小角落,那時批發咖啡豆是他們主要模式。在二○○八年的四月,呂炳宏跟他兩位合夥人找到了現今八里的這個地方,將媽媽嘴遷移至此。「除了烘豆的地方,我們還規劃出一個小小的吧台,想說假日的時候我們可以賣賣咖啡。」如今,因為車友的捧場,媽媽嘴開始了平日營業。「這可是我們當初想都想不到的結果!沒想到在這個偏僻的小地方,我們還可以有穩定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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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豆師阿狗師/記者何孟珊拍攝

在媽媽嘴烘了一年多的烘豆師父阿狗師說:「媽媽嘴就像我們的兒子一樣。」希望媽媽嘴的未來,能夠穩定持續的發展。呂炳宏笑著表示,「我們的目標是三個合夥人一人一家店啦!」至於地點,阿狗師在旁邊大笑著說:「這是商業機密!」就是這股輕鬆、有趣的氣氛,讓媽媽嘴充滿著溫馨的感覺。八里的左岸,有著一個媽媽嘴,讓你感受家的感覺。

地址:台北縣八里鄉龍米路二段八十六之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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