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蟲王國 典藏不朽小生命

圖說（上）：琉璃蛺蝶。
圖片來源：臺大昆蟲標本館數位典藏

 【記者林倩宇／台北報導】台灣由於特殊的地形及多變的氣候，因此有生物多樣性的特色，也造就了昆蟲物種的多樣性，使台灣成為世界的昆蟲寶庫，而台大昆蟲數位典藏則將多年來製作、保存的昆蟲標本進行數位化的工作，讓大家透過網路資源進而對更多的昆蟲可以更加了解。

此計劃主持人台大昆蟲系教授蕭旭峰說，昆蟲數位典藏的目的在於減少標本的損耗，數位的資料只要好好保存，就可避免此問題，雖然數位檔案也有壞掉的可能，但資料備份、異地備份的觀念，可免去此疑慮。

昆蟲數位典藏的流程，首先從標本的分類與整理開始，其次要挑選合適的標本，再來要利用專業攝影器材LEICA顯微鏡、Chroma數位攝影機、NIKON D1數位相機等拍照存檔，之後還必須為影像做後製處理，如去背、修色等。最後還有標本照的命名與建檔、查詢昆蟲標本照的分類資料等工作。而由於標本數量龐大且歷史悠久，所以需要有熟悉標本處理及有昆蟲分類背景的工作人員做處理，才能順利完成上述程序。

談到數位化過程的困難之處，蕭旭峰說，人力是一大問題，由於這項工作要完成的時間很長，需要有相關知識背景及懂得攝影的專業人力參與，但人才不好找，訓練不易，往往訓練好一個人才，卻因對方臨時變卦而變成後繼無人，導致「人力的持續性不夠」。

另外，蔡宗儒還補充道，影像後製處理也是遇到問題的地方。他說，其實為這些昆蟲拍照是很快的，但是在照片後製部分需要花較久的時間，像他處理一張照片快則五分鐘，慢則一小時，而有些很小的蟲，光拍照可能就花費半小時。蔡宗儒說，他因為喜歡拍照，又是昆蟲系畢業，也對昆蟲分類有興趣，所以才會做此工作，要是沒有這樣的背景，「工作起來可能會有無力感」。

對於昆蟲數位典藏的好處，研究助理蔡宗儒表示，昆蟲數位典藏的實行，可讓民眾節省時間及交通費用，不必親自前往昆蟲標本館即可看到展示品。蔡宗儒也說，數位典藏還有導覽的功能，免費的文字說明，讓民眾能深入了解各昆蟲的習性及分布的地區。

蕭旭峰說，現在網路上台灣大學昆蟲標本館數位典藏提供的資源多元，包括動畫、電子書，特別的是提供3D的影像資源。而談到未來的展望，他則表示，由於有幾十萬的標本，所以離數位典藏工作完成的目標還有一大段距離，「可能民國兩百年都還做不完」，但即使如此，還是希望能盡力將此計劃做得更完整一點，這就是目前的目標。


昆蟲3D影像資源，將滑鼠移動游標操作即可(此操作網頁來自於台大昆蟲標本館3D昆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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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探館說「再見」 相約在未來

【記者林宜萱／台北報導】媽媽相機閃光燈閃不停，舞台上小朋友穿著小青蛙戲服，手舞足蹈的開心大笑，原來是兒童探索博物館的「明星小劇場」提供不同的戲服，讓孩子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創意。這個充滿孩子歡笑聲的博物館，在十一月五號要暫時熄燈，舉辦一連串和大家告別的活動，約定好將來在某個地方再見。

「台灣都以填鴨式教育居多，所以小朋友較缺乏探索新事物的興趣。」兒探館專案執行人員黃鈺能說道，因為執行長發現美國有很多為孩子設計的博物館，而台灣卻沒有，就決定要引進兒童探索學習概念的博物館。「在這裡我們不告訴孩子該怎麼做，而是小朋友告訴我們他要怎麼做。」她說，引導式教育，是要在孩子做的時候鼓勵，在孩子做錯後才糾正。




在兒探館裡有虛擬小城市，提供各種主題，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平常生活瑣事。「神奇超市」裡有各式各樣商品，每樣物品上都被貼上了條碼，只要拿著商品到收銀機輕輕一刷，就可以知道物品價格。黃鈺能說，「神奇超市」除了可以培養孩子獨立購物的能力，排隊的概念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學到的，因為它是最受歡迎的展區之一，只有乖乖排隊，大家才能開心的一起玩。

在「神奇超市」的後面，站著一個牙齒寶寶，逼真的陳設，好像真的來到牙醫診所。媽媽躺在診療椅上，旁邊站了個小小牙醫，有模有樣的拿著工具。黃鈺能笑著說道，通常小朋友都想當牙醫，要爸媽當病人，這讓孩子們覺得診所更親切，看牙醫變得不再那麼可怕。

兒探館開幕三年來，營運成本一直偏高，經營得很吃力，黃鈺能表示，美國雖然很盛行兒童自我探索學習的概念，台灣卻因為環境因素，父母希望小孩在課餘時間去學習才藝，比較少帶小朋友來博物館；又由於十歲以下小朋友要父母陪同才能進入，所以許多家長也因為工作繁忙，沒時間陪小朋友來。

為了能夠畫下完美句點，兒探館從十月開始便陸陸續續舉辦告別活動，在多功能教室的牆上，無論是你想跟博物館說的話，或是你想送甚麼圖給它，家長和小朋友都可以恣意的在上面揮灑，黃鈺能說，希望能夠透過集體創作的方式，替博物館留下美好回憶。

「希望兒童博物館可以趕快找到新家」，館外有一面牆上貼滿了明信片，小朋友用注音一字一句的拼出自己的願望，送給未來的兒童探索博物館。「有家長打給我們，叫我們絕對不能關館。」黃鈺能說，也有孩子知道我們要關了，眼淚在眼眶打轉問我們：「是不是要不見了。」她說，我們也感到很捨不得，但更高興我們所提出的兒探概念，被大家如此重視。

「這是一個夢想，我們把它帶進台灣，希望它能夠發揚光大。」黃鈺能表示，現在雖然礙於資金要暫時閉館，未來還是有機會見面。目前正尋找更合適的場地，希望可以降低成本，同時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大家，「我們還有好多準備好的概念尚未實現，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再見面」。

兒探館和小朋友說再見（黃鈺能小姐）

圖片來源：記者林宜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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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探索博物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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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觀看移工 照見自己

左為《我們》封面插圖繪者曹麗華，
右為《我們》作者顧玉玲

【記者陳怡君／台北報導】公園裡有長得茂盛的蘋果樹，有在長凳上玩耍的小孩，有做早操的老人，有散步的居民，有以大地為家的流浪漢，更缺少不了移民勞工的身影。緬甸新娘曹麗華所見所繪的台灣公園多元形貌被選為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的新書《我們》的封面插圖，這本書記載了她自己、國際勞工協會與在台灣島上移工彼此交織的真實故事。

書中，移工不再只是平常與我們擦身而過，陪老人曬太陽、在工廠中沒日沒夜趕工的廉價勞動機器，而是活生生的、有名字的、有想法的、有愛恨情仇的、有各種專長嗜好的人，顧玉玲描寫台灣郎與菲律賓移工戀愛的情狀、移工在聖多福教堂與同
鄉聚會的短暫歡樂時光。勞僱關係的拉扯以及政策所致的歧視當然也如實被紀錄下來。顧玉玲以真實的生命故事取代生冷的教條，完整地紀錄這幾名主角截至目前為止的人生。

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上的聖多福教堂是顧玉玲在十月十八日舉行新書發表會的地點。中山北路三段對廣大的在台菲律賓移工具有非凡意義，它承載了日據時代到美軍駐紮這段漫長的異國史，一九九二年後，以英語彌撒著稱的聖多福教堂成為菲籍移工調適心靈的去處，附近也開始有菲律賓商店進駐，菲籍移工可以與同鄉一同吃家鄉菜、可以在網咖與遠方親人互通視訊、甚至也有pub供他們勁歌熱舞。相反的，也有許多無助移工無法享受服務，而是到也位於此的國際勞協求援。菲籍人士解鄉愁、求協助的「小菲律賓區」，是《我們》許多故事的萌芽之地。

二十歲以前，顧玉玲是熱衷於創作新詩與小說的文藝少女，二十歲那年適逢解嚴，她認識並參與當時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從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更全力投入勞工組織，從此大多數的創作都是較為生硬的新聞稿書寫。直至二十年後，她重拾感性的文學筆觸，紀錄下這些與她生命牽連交錯的移工故事。

「為了賺錢。」顧玉玲毫不遲疑地說出當初在百忙之中決心動筆撰寫《我們》的原因之一。錢，當然不是放進自己口袋，而是為了補貼資源嚴重不足的國際勞協。她以十五萬字的《我們》參加台北文學獎，獲得評審一致青睞，奪得第一名的殊榮與四十萬元的獎金，顧玉玲毫不猶豫地將獎金以及版稅全數回捐國際勞協。

賺取經費是動機，寫作最大的推動力來自她與筆下這些與她生命有著緊密連結的移工。他們將生命中最強健的幾年奉獻予台灣，但身影經常被忽略，權益始終被漠視。顧玉玲連用了「邊緣的、弱勢的、底層的」三個形容詞說明移工的處境，強調她希望藉由書寫與紀錄，讓這群「沒有被注意、沒有被看到」的東南亞移工能夠「被歷史記住」。

「如果不是大家共同的參與，我沒有條件紀錄下來。」她說，《我們》來自於國際勞協的工作者、志工與移工的「集體創作」，他們匯聚自己的力量為爭取移工在台灣的人權而努力奮鬥，每個人在此之中扮演的角色與生命經驗造就了《我們》，顧玉玲參與其中，也有幸能夠將這些動人的故事紀錄下來。

為什麼是「我們」？顧玉玲說，台灣人慣於將「內」與「外」區隔得清清楚楚，外籍勞工、外籍配偶、外國人，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在這邊生存、打拼、勞動，他們的故事就是我們的故事，就是這麼平凡的故事」，《我們》的書名由此而來，閱讀書中密利安、喬伊、麗亞等人的故事，就如同從鏡子中照見自己，如果刻意別過頭，「就看不見自己的侷限跟褊狹」。

顧玉玲白天為移工權益奔波，夜晚才有空寫作，「其實很累，但常常有一種幸福之感」，她筆下的人物與其他更多沒有被寫進來的移工，因緣際會走入了她的生命，也讓她有機會將他們在台灣的痕跡以文字刻印下來，顧玉玲說，「可以一面搞運動，可以一面做這種歷史紀錄，我覺得很幸運」。

白天工作、晚上寫作的生活型態，反而讓她筆下的故事顯得更加真實。顧玉玲並不是以採訪者的身份從移工身上挖掘題材，而是做為一名勞工運動者，與移工彼此走進對方的生命裡頭，她長期與移工親身接觸，將日常細瑣的談話組織起來，呈現出這些移工身為「人」的樣貌與個性。

《我們》目前正由顧玉玲的好友翻譯成英文，明年或後年菲籍移工或許就能夠以自己看得懂的語言，閱讀這些廣大移工縮影的同鄉生命史。她也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大賣，期盼文學與文化的力量能夠漸進地改變移工的命運，試圖以柔軟和謙卑的姿態，讓大眾能夠對這一族群能有更深厚的包容與理解。

圖片來源：記者陳怡君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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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新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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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呎的距離」看盲棒

【記者王諺玫／台北報導】在記錄片「一百呎的距離」中，盲棒全盲隊員張國瑞說一般盲人都只能在室內做活動，因此盲棒最吸引他的地方是能夠讓自己在陽光下，草地上作活動。

紀錄片「一百呎的距離」為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的六位學生所共同製作。導演曾祈惟表示因為對棒球很有興趣，且自己本身也打棒球，得知盲人也可以打棒球，想去了解，所以就拍了這部紀錄片。而之所以取名為「一百呎的距離」是因為盲棒中的一壘到三壘距離為一百呎。曾祈惟說：「一百呎好像沒很長，我們明眼人實際矇著眼睛去跑，才發現真的不好跑。」

影片以全黑畫面為開頭，沒有字幕只有聲音，讓觀眾體會盲人的世界。透過此片可以了解台灣紅不讓盲人棒球隊、視障盲胞們的生活，以及盲人棒球的棒球規則。盲棒規則中，投手與捕手皆為明眼人，打擊者為視障者，壘包為一個一點二公尺高的圓柱體，在球打擊出去後，圓柱體會發出聲音引導盲人撲壘，壘包僅有一壘及三壘，若球擊出後，打者先觸碰到壘包而防守球員未接到球，則得分。

曾祈惟表示，原本以為盲人棒球的比賽規則與一般明眼人打棒球的規則相同，但在接觸盲棒後才發現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在規則上，最明顯的不同就是壘包與得分計算方式不同；在成立球隊的出發點上以及為何打棒球的原因也截然不同，明眼人成立球隊打棒球多半是因為比賽，但盲人棒球隊之所以成立，不完全是為了比賽，而是為了讓平常僅在室內活動的視障朋友，能夠出外活動。盲棒由美國引進，當初成立的宗旨，就是讓盲人能夠出外活動。盲棒隊長王兆熙在片中表示自己從小上體育課，老師只讓他在一旁看同學運動，所以很少接觸運動，直到加入盲棒後，覺得體力變好，也因此，認識更多盲人朋友。

在片中，淡江紅不讓教練陳吉堂說：「我們社會大眾，對於弱勢團體的看法都是同情跟可憐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在盲棒裡面我注重的是一個心理的輔導，讓他們如何走出陰影，從盲人棒球找回他們的自信心。」並表示盲人棒球對於視障朋友的幫助是相當大的，從盲棒中讓視障朋友去做大一般社會大眾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因此讓視障朋友瞭解到，只要自己願意去做，很多事情自己還是辦得到。像是片中的視障朋友，傑閔和清閔除了參加盲棒外，還參加了樂團活動，拉得一手好琴。

曾祈惟表示，透過這部片想要告訴觀眾「對於自己，不要輕易放棄」，並且希望在大家把眼光放在國內棒球，或是盲人棒球身上。「一百呎的距離」目前在高雄電影節尚有播放。

圖片來源：記者王諺玫拍攝

盲棒規則動畫（影音來源：曾祈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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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觀心 「媽媽的臉」舉辦講座

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

【記者林宜萱／台北報導】「媽媽妳要去哪裡，我也要去。」畫面中的小傑，牽起媽媽的手，漾著幸福的微笑。但自從媽媽患肝癌末期住進安寧病房後，小傑就不肯探視媽媽，因為他怕看到媽媽經化療後腫脹變形的臉。改編自真實故事，全台首部安寧動畫創作──「媽媽的臉」，安寧照顧基金會用淺顯易懂的動畫，分享兒童藝術治療及安寧照護的概念。

故事中，小傑媽媽很希望能夠見孩子一面，直到遇到安寧病房內的藝術治療師，教導小傑用畫作、串項鍊來表達對母親的思念，小傑才打開自己的心房，進去病房看媽媽；藝術治療也引導小傑，正視媽媽生病的事實。六歲的小傑將自己親手串的項鍊幫媽媽戴上，媽媽眼眶盈著幸福的淚水說「謝謝」，不久後就辭世了。

「媽媽的臉」在十月十八日舉辦講座，執行長張嘉芳說，希望能透過動畫，將原本很沉重的議題，以大家較能接受的方式呈現。不僅是看動畫而已，更希望大家能夠經由討論，充分了解大家平常比較抗拒的安寧議題。

「許多孩子在面臨哀傷時，反而會表現異常的亢奮。」講師李佩怡說道，大人會認為，小孩還不懂什麼是分離，所以依然很開心，事實上，這也是一種創傷後的行為表現。這時候若沒有適當處理孩子的情緒，影響會是一輩子的，「小傑真的很幸運有接受藝術治療」，不然他一定很難接受母親離開他的事實。

李佩怡表示，通常孩子在經歷親人死亡後，會開始缺乏安全感，對於現在的照顧者會黏得很緊，或是會常常抱怨身體不舒服。「那時候的孩子需要『過渡性的客體』提供安全感與逝者連結。」她說，這些客體可以是逝者的衣服、從小抱著的玩偶，或是毛毯。

另一位講師呂素珍本身是位藝術治療師，這個動畫腳本更是她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藝術創作就是情緒的容器」她說，在創作過程中，我們可以紓發情緒。例如：一個小孩對於父親的逝世看起來或許沒有影響，卻會在畫作上展現他對父親的思念，例如他會畫出全家福，或者是和爸爸比賽騎腳踏車。

有人會說，自己不會畫畫怎麼辦，是不是無法達到藝術治療的效果，呂素貞說，事實上人人都可以畫畫的，她舉九二一心理受創孩子的案例，孩子畫出來的畫，是用鉛筆用力的在圖畫紙上塗色塊，再用橡皮擦輕輕擦拭出線條，用來表現當時的恐慌、黑暗，以及他經過一個又一個覆蓋著白布的屍體。

用心觀看創作，可以看出創作者的心情，呂素貞說道，「藝術已經超越了語言的力量」，從外表很難讀到一個人心的表情，但畫作卻可以以一種尊重的方式，了解創作者內心的故事。然而，分析畫作並不是藝術治療的全部，而是治療的第一步，讓他們找到力量繼續活下去，才是重點。如同故事中的小傑，等媽媽過世後，我們又再輔導了半年，為的就是要讓他適應新的家庭。

張嘉芳表示，這次巡迴講座也希望能夠充分推廣安寧概念：安寧病房不只是一般民眾想的，而是包括完整的身體、心理照顧，如同故事中的藝術治療。「因為安寧議題與每個人切身相關，所以更需要大家的推廣。」她說，目前巡迴講座的報名皆已額滿，但是各機關還是可透過申請講座，一起加入宣導行列。

圖片來源：記者林宜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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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照顧基金會http://www.hospice.org.tw/chinese/index.php

「媽媽的臉」預告片http://www.wretch.cc/mypage/hosp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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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和平營 教育建立希望

林雪非、林柏勛、劉佳昇、劉怡吟

【記者黃惟伶／台北報導】四位台灣青年劉佳昇、林柏勛、劉怡吟、林雪非，懷抱著各自不同的理想，在二○○八年夏天參加由南韓組織The Frontiers舉辦的和平營隊，踏上阿富汗的土地，他們試圖以教育的方式為阿富汗建立和平的希望。

南韓組織The Frontiers是始於一九九三年的基督教祈禱團體，在國際中飽受衝突與戰火侵襲的區域致力於重建和平的工作，目前已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東帝汶、印尼等地長期駐點，主要活動內容包含「World Service（世界服務）」和「Peace School（和平學校）」，前者為一年的長期志工，後者則是招募各國的志工於暑期中的Peace School對當地兒童進行和平教育。

二○○六年，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的陳瑤華老師在一次的國際會議中巧遇The Frontiers組織的成員，而將該組織舉辦營隊的訊息帶回台灣，並公佈在人權學程辦公室外的佈告欄上，那年夏天，四個東吳人權學程的學生加入The Frontiers舉辦的東帝汶和平營，自此，The Frontiers舉辦的和平營才開始有了台灣志工的加入。

劉佳昇、林柏勛、劉怡吟、林雪非是今年阿富汗Peace School的台灣志工，於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七日至阿富汗巴米陽（Bamiyan）教當地兒童英文，使用The Frontiers編寫的教材，主要內容包括差異、合作的概念以及歧視、發現自我等主題，將學生依年齡分級上課，較特別的是，由於當地的回教文化，學生必須男女分開教學，而且男志工不可以教女學生。

劉佳昇 每次出去都想找一些解答

文化政治系的劉佳昇今年是第三次參加The Frontiers舉辦的和平營，他就是二○○六年東帝汶和平營的台灣志工之一，去年和今年的暑假他則是到阿富汗服務，再次到阿富汗服務是因為去年到阿富汗時正好遇上了韓國人質事件，導致去年所有的活動皆被取消，所以他決定今年再次到阿富汗。

劉佳昇說，對他而言，到阿富汗服務並沒有什麼「最大的收穫」，因為他去海外服務了三次，每次的感想都不同，「每次出去我都想找一些解答，對和平、對自己、對未來規劃的答案」，有時第一次出去找不到的東西，在第三次出去時可能就找到了，但可能又有新的東西出現，讓他再去探索。

劉怡吟 讓自己的信念更加堅定

東吳英文系的劉怡吟在選修人權學程的機緣下，參與了阿富汗和平營，因為有時對於人權課程的內容會感到遲疑，所以想到外人眼中動盪不安的阿富汗服務，並審視、實踐自己的理念，確定「絕對的和平到底是否存在」，這次服務後，她更加堅定了自己對和平的信念，也更確定了對人權領域的熱情，明年若是去同一個村莊，她仍會想要再去服務。

劉怡吟因為到了阿富汗發燒、身體不適去看醫生，讓她對伊斯蘭文化有了很深刻的體驗。她一進入當地市中心的公立醫院，就看到女生排排站在一邊等待，因為當地女生不能自己去掛號，要讓男生去幫忙掛號，而且進入診療室時，女生連診療室的門也不能開，必須讓男生開，這次的經驗也讓她對阿富汗的女性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雪非 國內的服務更刻不容緩

東吳社工系的林雪非也是因為人權學程參與了阿富汗服務，她曾有過多次國內志工經驗，阿富汗和平營則是她第一次到海外服務。她表示，在海外服務，由於文化背景差異大，會有某些侷限性，相較之下國內可以做更多，國內的志工服務是更刻不容緩的，所以她希望能藉由自己的關注，和別人交流。

林雪非曾問阿富汗人：「我們來這是否真的對你們有幫助？」當地人回答：「即便你們來一天也有幫助」，林雪非對於他的回答很訝異，也開始思考志工的幫助是否給他們英文很重要的錯覺，因為阿富汗是農業社會，她認為當地最需要的不是英文學習，而是經濟層面的幫助，但問每個學生的志願，答案都是醫生、工程師等需要知識的職業，她認為志工服務要深入了解當地需求，否則「就像颱風過境」，沒帶給他們任何好處。

林柏勛 更珍惜台灣的人事物

政大東亞研究所的林柏勛在劉怡吟的介紹下，參與了阿富汗服務，現在他「覺得台灣很好，開始珍惜身邊的人事物」，他感慨的說，台灣學校的設備都很好，但學生卻常會翹課，「若是讓阿富汗的學生來看一定會很驚訝」，因為他們並沒有這麼好的環境，林雪非也說阿富汗的學生相當好學，她有一次早起，發現「阿富汗的學生早上四、五點就在讀書。」

「男生不能主動和女生打招呼。」林柏勛說，當地男女間的隔閡讓他們與阿富汗人有些交流上的困難，他們曾應邀去參加一場當地婚禮，但賓客必須男女分開，他「想要多了解阿富汗女性，但是卻無法親近。」

難忘的最後一堂課

至於在阿富汗最難忘的事，四位志工不約而同的表示，在最後一堂課時，他們讓學生用英文句子寫信或短文，雖然沒有規定學生寫的內容，但幾乎每一個同學寫的都是對志工的回饋、希望志工再回去教他們英文，劉佳昇對此感到心情複雜，因為學生覺得學會英文才可知道更多的事情，但他「本來想帶出的是和平的觀念，不只是英文。」

「I want to see you in the future.（我希望能再見到你）」在最後一堂課，一位學生的願望書上這樣寫著，劉怡吟表示，她看到時覺得罪惡感很深，因為學生都希望志工能留下來，但他們卻待了八天就離開，她說當地的女生其實很有野心、很想去上學，但似乎卻沒有管道。

當海外志工 心態很重要

「先不用抱持著自己一定要做什麼。」劉佳昇說，第一次擔任海外志工、到外地去，才會發現自己能做的並不多。「看見不一樣的東西，也看見自己。」他建議想當國際志工的人以此心態服務。

劉怡吟表示，如果抱著「當海外志工很酷」的心態去服務是很危險的，因為會碰到什麼衝擊完全不可預期，所以她認為當海外志工「審視自己的動機是很重要的。」

圖片來源：記者黃惟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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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文 為勞動權益奮鬥

工運人士林子文。記者陳怡君拍攝

【記者陳怡君／台北報導】一九八七年，台灣勞工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任職新海瓦斯的林子文協同三十幾位基層員工一同成立新海瓦斯工會，從此踏上工運的不歸路。回首過去二十年的風雨，林子文說，「回頭看看自我的足跡，每一步都是一個階段、一個故事、一場戰鬥。」

去年林子文揭發任職的新海瓦斯不當收取管線補助費而遭資方以「散佈不實言論、破壞勞資感情」為由解僱，之後他開始發起抗爭活動，讓社會大眾開始注意到瓦斯管線補助費的不合理之處。

今年九月，新海瓦斯工會結合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等社運團體發起「抗議民不聊生九二六討暴利火大遊行」，主要訴求便是要求瓦斯公司退還十億管線補助費，此舉也引起能源局的重視，在遊行前兩天登報表明「管補費」是違法收費，要求瓦斯公司自十一月開始停收。

在成立新海瓦斯工會以前，林子文對勞工運動其實認識不深，他知道的僅是公司獲利一年比一年高，員工薪水卻六、七年未曾調漲且沒有升遷的管道，再加上當時正值解嚴「社運黃金年代」，勞工、農民與環保運動紛起，使他們萌生創立工會團結爭權益的念頭。

林子文說，他們的工會屬於「戰鬥型」，對於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會積極主動要求資方改善。例如他曾要求公司廢除「禁孕條款」，也就是一旦女性員工懷孕便會 請她離職的不合理規定，另外於二〇〇六年，工會要求調薪，高層卻遲遲不答應，原本就要罷工以示其決心，但在罷工前一天晚上，雙方終於達成調薪協議，否則台 灣的罷工史又將記上一筆。

林子文認為，社會運動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因為「如果沒有小的戰鬥積聚能量，就不會有大的產生」，他說，不管最後有沒有達成預期的目標，每一場「戰役」都有意義存在，而且每一次抗爭，都會創造新一批具有「勞工意識」的工人。

正大尼龍兩百八十三天的罷工是他於台北縣產業總工會擔任理事長任內發生的，罷工的那段期間，一有抗爭目標，他便開著「工殤車」引領五、六十名正大尼龍員工 尾隨在後。這次罷工女性員工佔大多數，他以協助者的角色以及運用過往經驗給這些初次罷工者許多建議，但最後的決策仍回到這些真正受害的員工身上，他說，這 些女性勞工的毅力與執著讓他非常感動。

罷工並不全然都是可以順利進行的。林子文說，在私利與團體利益之間必須取得平衡，團體運作中，每個人各自持有自己的意見也是正常的，協調的方式便是進行辯 論，每個人提出自己的論點直到全體擁有共同意志。每一次罷工也須計算成本代價，考慮什麼樣的結果是大家可以承受的，例如僱主是否會秋後算帳以及罷工過程中 可能造成的危險都必須列入考量，「叫得兇不代表態度堅決」，莽撞行事才會誤了大事。

從事工運二十多年，也許過程中可能會因為自己的能力與抗爭方式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目的無法達成，但他不曾懷疑自己的信念，況且「理論並不是目標，而是一種參照作用，是一種指引」。他說，他會持續走工運這條路，為提升台灣勞動權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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