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悍衛者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生命力記者／李芸樺報導】「當時，感覺鯨豚是這麼的友善，但是與船隻會有溫暖互動關係的鯨魚和海豚，漸漸在減少當中，於是一群帶著瘋勁和傻勁的人，便組成海上工作小組來記錄與觀察他們。」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負責人廖鴻基說。

民國八十五年台灣尋鯨小組在這樣的一個機緣之下動了起來，二年後，以關懷海洋台灣為宗旨的基金會在同樣一群人的熱誠中開始運作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五年多以來，對於在發現台灣鯨靈上努力不斷，其中最受到肯定與回響的，是發表「1996~1997台灣東部海域鯨類海上生態調查報告」論文，這項論文並榮獲亞洲海洋生物科學期刊錄用。


廖鴻基指出，海洋文化泛指人類生活領域和海洋領域重疊部份所產生的一些經驗，而海洋資源是有限自然資源裡的一環，當人類使用這資源的程度超過她繁殖再生能力時，我們得反過頭來保護這項自然資源，如此海洋資源才算是被合理與有效的永續利用。而基金會便是以非營利方式落實海洋資源研究與教育工作，並且廣結社會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及財力資源，舉辦社教、訓練或各式各樣活動，以期達到這樣的目標。

會以黑潮海洋為基金會的名稱，是因為黑潮在海洋中有著意義，廖鴻基表示，黑潮是一股流速、流量都相當穩定，溫暖清澈的洋流，黑潮靠岸流經台灣東部海域，她為台灣海域帶來豐盛的漁業資源、鯨類資源等等，也默默影響臺灣島上的地理與人文環境。黑潮海洋基金會的成立是因為我們自許是黑潮裡的游魚或鯨魚海豚，我們不單只關心鯨類動物，也關懷整體海洋環境、海洋生態及海洋文化。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一開始是在花蓮海域做鯨豚生態調查，不過他們也提到，地球上所有海洋連成一氣，他們不會自我設限在一定範圍，所以在繼八十五年的鯨豚調查之後，目前進行中的海上調查計畫包括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鯨類調查計畫以及與海洋生物博物館合作的台灣東部海域鯨類調查計畫。另外，在去年五月基金會完成約三十分鐘片長的尋鯨記教育帶製作，並且已經贈與無數國中小學，主要希望下一代能知道什麼是海洋以及海洋和我們什麼關係等等。

在這一路走來的過程中，基金會也曾經遇到瓶頸與困難，廖鴻基說，一邊工作得一邊擔心生存問題，也還得面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質疑與惡意扭曲，不過透過跟大自然與跟野生動物學習，最大的成就在自我成長。

對於整個台灣海洋環境現在的處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期望將來大家在海邊可以喝咖啡，也期望民眾盡到責任與義務，將岸上生產的有毒物質留在岸上，更期望儘早能有一套健康的海洋政策，來保護已經受傷的海洋。

聯絡方式：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電話：(03)8334133

地址：花蓮市和平路349號2樓

延伸閱讀：

1.黑潮與東海陸棚交換過程研究

2.賞鯨賞豚重點─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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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奧林匹克 不讓智障孩子孤單

【生命力記者／王敬智報導】由「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所舉辦的「第八屆台灣北區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於今日（五月三十日）在師範大學的運動場舉行。新竹以北的教育單位，有包含國小、國中、高中各校啟智班，教養機構等共有96個團體參加，總共有一千五百名身心障礙者出賽，規模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台北市長馬英九，立法委員陳學聖均到場與會。

從開幕典禮開始，就可以看見這些心智障礙的小朋友帶著笑容進場，負責引導的義工這時就得提起精神，隨時照顧著對凡事都過於好奇的小朋友們。而等到比賽一開始，這些孩子也不管他們的身體會不會覺得不方便，都能努力地將比賽完成。看他們滿臉的喜悅與流下歡樂的汗水，場邊的每一個人都有著滿心的感動與安慰。比賽的過程趣味橫生，有的孩子在比賽中可能因為過於緊張而嚇哭了，這時媽媽和老師們就趕快在場邊安慰他們，這些畫面也讓這場比賽，在歡樂與競爭中多了些人情趣味。

負責主辦這次活動的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理事長蔡淑如表示，這次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便是希望能讓身心障礙者有多一點接觸外界的機會，也希望讓他們能在運動中獲得成就感。所以除了在比賽中前三名的孩子有獎牌外，得到其他名次的選手也將頒發小獎牌給他們，給他們一些小小的鼓勵。

除了小朋友之外，場邊的家長與老師們也是這次活動中的主角。今天從桃園東門國小帶隊來參加比賽的鄭淑華老師說：「這個活動不只對心智障礙者有益，對這些孩子的家長來說，其實也是一種學習，因為家中有這樣的孩子，可能讓家長覺得不平衡，但藉著這個運動會能讓他們接觸到許多有智障孩子的家庭，讓他們能知道自己不是那麼孤單。」

從台北縣帶孩子來參加運動會的劉秀卿就表示，平常由於工作忙碌，根本很少有時間能帶孩子出去走走，而且就算有了時間，也不知該帶心智障礙的孩子到那去，因為根本不知道那有適合的場所和活動。她笑著說，希望像這種為心智障礙者舉辦的活動應該多一些，讓她的孩子能有和人群相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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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植物人 讓愛沸騰台北城

【生命力記者／楊方儒報導】為了幫植物人籌募安養治療的基金，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在二十九日下午，舉辦了一場「讓愛沸騰台北城」的募款活動。五十七個剛剛獲得「第七屆大專青年社會服務獎」的大專社團，也派出所有的同學站在街頭向路人義賣手錶、花卉盆栽，義賣所得全部捐給創世基金會的清寒家庭植物人安養基金。

這場募款活動在台北市的誠品西門店、懷恩堂、以及火車站前的ATT廣場同步舉行，台北市長馬英九、藝人曾寶儀、蟑螂合唱團也一同到場共襄盛舉。馬英九現場簽名的筆記本，一本賣到一千元，而蟑螂合唱團提供的「幫個忙」T恤，也有很多民眾認購。五十七個大專青年社團更是展開一場義賣的大競賽，比一比誰募到的金額最高。


台北市長馬英九指出，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社會上有很多的愛心團體，針對很多不同的公益議題在作奉獻，而台灣也由過去的「愛心輸入國」，提升到現在的「愛心輸出國」。

馬英九說在他自己在出訪南美洲國家時，還曾經看過一個黑人小孩身上穿著一件印有「大溪國中」的制服，向旁人查詢，才知道是由國內愛心團體飄洋過海捐贈來的。馬英九更鼓勵年輕學生在唸書之餘，能夠多關心社會上弱勢的族群。不用出太多的錢，只要有心投入志工的行列，相信也能獲得不同的人生體驗。

創世基金會社會資源部周汝玲表示，創世自民國七十五年籌設以來，基於「照顧一個植物人，就是照顧一個家庭」的理念，一直開辦免費安養清寒家庭植物人的措施。目前在北中南三區，共計六所的清寒植物人安養院中，總共收容了一百二十九名常臥不醒的植物人病患。他們大多數是因為受到外傷，導致腦細胞不能再生，而變成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植物人。

創世基金會認為，要照顧植物人，不管是家人、還是整個社會，付出的心血和社會成本都大到難以想像。植物人中有些原本可能是家庭中的經濟支柱，可是在發生意外之後，整個家頓時就陷入了愁雲慘霧之中。而植物人不會哭、不會笑，身體的痛苦更講不出來，病患家屬往往要全心全力的投入，才能照顧好他們親密的家人。至於像創世這一類的社會福利團體，除了自己設有植物人安養院外，也輔導植物人家庭申請政府補助、以及教導照顧植物人的技巧。所以現在創世做的工作，一方面讓植物人能得到最好的照顧，一方面也是讓一般大眾警覺到人的生命真的非常脆弱。

為了籌募善款和讓社會大眾知道照顧植物人的辛酸，創世近年來也舉辦了一連串的募款活動。像是「捐發票，救植物人」的活動，就受到社會大眾的熱烈響應。去年一整年已經蒐集到四百多萬張發票，到前幾個月為止，更兌換到了超過六百萬元的款項。而這次「讓愛沸騰台北城」的活動，除了募款之外，更讓一大群年輕的大專學生走上街頭，把植物人安養的觀念推廣給社會大眾知道；因為照顧植物人不只是一個家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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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自信心 殘友們從愛自己開始

【生命力記者／潘杏轉報導】隨著殘障人士在就業市場上的權益愈受重視，「中國障礙者就業協會」在今天下午於國立師範大學舉辦「身心障礙者生涯規劃」的座談會。中國障礙者就業協會表示希望著由這次活動，能夠幫助身心障礙者規劃其個人生涯，以活出更亮麗的自我。出席這次座談會的除了有立委林重謨與賴世保等，中國障礙者就業協會也邀請了身心障礙人士在台上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意見，現場並有學者教授發表看法。

在場身心障礙者之一的張裕益先生是一位中度的視障者，由於七年前的一次意外，使得他的眼睛被灼傷，因而導致雙眼失明。他說﹕「那時候，我真的的看不到未來，因為我的眼睛從此再也看不見。」


突如其來的傷害，使得張裕益接受不了事實，所以他一直選擇逃避眾人。意外發生之後，他都沒有工作，只是一直待在家裡。直到有一次他參加了中國障礙者協會舉辦的進修課程之後，才開始規劃自己的人生。張裕益說﹕「藉著協會裡的義工的幫助，讓我能夠勇敢的站出來，認識更多的朋友。」

「雖然眼睛看不見，但是我可以用我的頭腦。」張裕益笑著說。「古語云，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和優點。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定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鼓勵障礙者走出去，就必定能夠推薦更多的人走出去」。另一位障礙者宋萬花小姐也表示，身心障礙者不要隱藏自己，應該儘量走出來，把自己成功的經驗分享給別人。宋萬花是一位中度視障的殘障者，雖然只讀過半年小學。但是目前的她卻是是兩個公益電台的主持人，並且也從事障礙者的特殊教育工作。她覺得只要對自己有信心，做每一件事情都會成功。

在提到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規劃時，目前任教於彰化師大特教系的林宏熾認為，生涯規劃在技能方面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可轉移的技能、二是不可轉移的技能。不可轉移的技能是指，在一般的心目中對身心障礙者存有歧視，他們會擔心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態度和人格問題，這些都是不能改變的。而可轉移的技能是指，個人的工作態度，努力和學習。藉由可轉移的技能，身心障礙者可以不斷的進修，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

除此之外，林宏熾也認為，身心障礙者在就業市場上所遭遇的困難之所以還沒有完全突破，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一般機構的規定外，身心障礙者對自己能力信心的缺乏往往也是他們在就業上無法突破的一大主因。因此，林宏熾便認為身心障礙者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好好愛自己。愛自己，就是不自憐、也不自怨；同時相信自己，永遠不放棄自己。而不放棄自己才是愛自己的表現。

林宏熾表示，有些身心障礙者常常覺得比不上別人，有這種想法往往是因為缺乏信心所致，再加上社會外界所給予殘障者的壓力，往往使得身心障礙者雖然有能力，但還是不能完全發揮出來。也因此，林宏熾鼓勵殘障朋友們在面對外界的質疑時，對自己一定要更有信心，因為「生命是有無限可能的」，若要自己有所展現，就必須從愛自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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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就業經驗 殘障朋友自我學習

【生命力記者／黃偉達報導】在台上的一群人，娓娓且真誠地敘述著他們就業的經歷，並且也熱烈地與現場的聽眾們一起分享他們自己的生涯規劃。此時台下不時傳出鼓掌的聲音，因為這是聽眾們給予他們的肯定。

他們是一群肢體不健全的人，在中國障礙者就業協會的安排下，五月廿九日在台北師大綜合大樓的演講廳，這群人參加了「就業經驗分享座談會」的活動。希望藉由台上台下的熱切互動，使得身心障礙者可以檢視他們個人的生涯規劃、增進謀職的技巧、了解障礙者就業市場，以便能夠在慎選自己未來的方向時，能夠走出人生亮麗的道路。


在這群人中，患有小兒麻痺症而導致重度殘障的唐峰正認為，在請別人給予協助時，先要認識自己內心的切實需要，別人才能給予適當的幫助。他舉例說，當他需要人家幫他推輪椅跨過障礙物時，往往別人說不知道要怎麼幫忙推。此時他就會慢慢替對方解說，讓對方學會了解推輪椅時力量應該如何發揮，這樣一來，他不僅可以獲得別人適當的幫助，也教會別人如何在推輪椅時善用自己的力量。

雙手拄著柺杖、目前擔任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翁玉鈴在分享她的經驗時也說，以前在學校所學的東西，未必就是將來一定要從事的。之前在學校念會計的她說，以前人家告訴她，因為他是殘障生，所以念會計的好處是；以後工作時，只需要坐在辦公室裡就好了，不用到處跑來跑去。可是誰又知道，當她去找會計工作時，老闆卻因她有肢體障礙的關係，拒絕了她的求職。不過翁玉玲並不會因此受挫而放棄尋找工作的念頭，在多次的努力下，她到先「伊甸」去學廣告設計，憑著自己的專業能力，翁玉玲終於找到了一份適合的工作──在一家公司從事廣告宣傳。「人生的路非常廣闊，學習一技之長也未必只侷限在工作上能發揮。」翁玉玲解釋，就像現在她也常常利用廣告宣傳的知識，替自己所參加的合唱團做許多廣告文案宣傳的海報。她提醒大家，把握現在的同時，一定要多加思考自己未來要怎麼走、或著是要如何把自己照顧好。「因為當障礙者邁向中老年的時候，真的會面臨無法行動的困境，而且家人也不一定會常常在身邊照顧自己，若是如此，到時要怎麼辦？」翁玉玲說。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裡規定，無論是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或是公私營事業機構都必須按照規定，錄取身心障礙者，違者將須繳交罰款。儘管如此，立法委員林重謨卻認為，由於部分民營事業都以繳交罰款作為手段，來避免錄用身心障礙者。如此在法令條文與現實狀況無法充分配合的情形下，要嚴格監督各公私立機關有否雇用殘障人士當然會比較困難。他建議勞工局應該多督促民間業者與公家機關，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求職，應該要投入更多的關注。

有鑑於身心障礙者在工作上或是求職上所遇到的問題，中國障礙者就業學會就業服務員陳君安說：「身心障礙者也像正常人一樣，工作與謀生是人生階段的一個部份，只是他們面臨的問題會比較多。」陳君安認為，社會上往往因為他們是身心障礙者，就否定了他們的工作能力；再加上有些身心障礙者自卑感也比較重，在找工作時，可能沒有辦法走出心理的障礙，因而影響工作能力。

陳君安說，同樣是殘障者的就業輔導，這次座談會的目的就在於，希望能夠將台上許多殘障人士在求職方面的經驗，分享給社會上同樣都是殘障人士的朋友們或是相關單位做一個參考，一來使殘障朋友們可以藉由別人的經驗，好好規劃自己為來的生活；二來有關單位也可以藉此機會，在往後對於殘障朋友就業的問題能夠更有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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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顧者 需要喘息的一群

【記者楊方儒 ／生命力報導】談到植物人王曉明，恐怕大家對她都不陌生，癱瘓了三十五年的王曉明。在她漫長的臥病期間，她的父親王雲雷、母親趙錫念把半生心血都奉獻在愛女病床邊，直到他們兩位老人家過世。接下來，王曉明的姐妹也無怨無悔的肩負起照顧的工作，繼續父母未完的遺志。社會大眾都看到了王曉明被照顧得很好，可是有誰能體會她家人身心壓力的煎熬？

病患似乎永遠是這個故事的主角，但是另一個主角卻被忽略，他們是「家庭照顧者」，二十四小時隨侍在側、不眠不休的照顧著病患，長年下來，我們隱隱約約可以聽到他們心裡的聲音「我需要休息」、「我好想好好睡一個午覺」、「好久沒去看看老朋友了」、「我真的有事非去辦不可，怎麼辦？」

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統計，台灣目前有超過三十萬的家庭照顧者負起了這項照顧病人的重責大任。同時在傳統女主內的觀念之下，女性佔了照顧者中的七到八成。她們付出的不僅是龐大的醫療費用而已，還有難以估計的歲月、工作機會和社交生活，她們疲累、痛苦、無人輪替的心聲，往往只能苦悶的藏在心中。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秘書長張錦瑤表示，照顧工作的繁瑣與沈重不是一般家庭能體會的，每一個乾淨、被妥善照料的病人背後，都隱匿著一個付出極多心力與體力的照顧者。

看到這些被社會遺忘的人們，張錦瑤說到「他們常常忘了珍視自己，不知道可以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不敢大方的接受他人的協助，不懂得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力。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是扮演著一個支持者的角色，希望能讓這些終年辛勤的家庭照顧者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想一想自己與家人共同的未來。」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自去年底開辦免費的居家喘息服務以來，迄今已經服務過一百五十八個家庭。陪同病患就醫、清潔、更衣、沐浴、鼻胃管餵食和情緒支持是志工主要分擔的照顧工作。除此之外，志工們也教導家庭照顧者一些照顧技巧，更輔導他們申請一些政府的社會福利資源，協助解決相關的照顧問題。

另一方面，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也曾經開辦過「照顧者訓練班」，讓專業的護理人員來指導有心從事志工工作的一般大眾。對象主要針對現任或退休的護理人員，以及學生階層。不過張錦瑤表示，照顧者訓練班從今年二月開辦以來，完全沒有人來報名參加。以現今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有限的人力與財源，很難讓更多身在角落的家庭照顧者走向陽光，目前只盼望這項議題能受到社會大眾關注，政府能投注更多的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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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復益智中心 心智障礙者的天使

【生命力記者／阮怡瑜報導】二十五年前，在天主教普愛會工作的英籍修女安美麗，因教會工作四處走訪，也因此看到在台灣有許多心智障礙的孩子，未受到良好的教育，於是決定成立瑞復益智中心，以專業的角度來幫助這些孩子與家庭。　

從民國六十三年成立至今，瑞復歷經三次遷址，而創辦人安美麗也因身體欠佳返國調養，而在民國六十五年由美籍的甘惠忠神父接手，一直到八十一年甘惠忠調回美國，而改由瑞士籍的吳道遠神父接任益智中心的工作。

座落在台南市安平區漁光路的瑞復益智中心，現有二百一十位學生，除了對學齡期的孩子，加強生活教育及認知學習外，瑞復也從事早期療育、學前教育及成人的訓練，不過，瑞復益智中心主要是從事教育工作，並沒有收容心智障礙者，因為他們希望心智障礙孩子也可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家長的配合教養是非常重要的！」吳道遠說。

在早期療育方面，主要是針對出生至三歲發展遲緩的嬰兒，指導家長如何在家養育及教導其發展遲緩的子女，這些年來，已有部份兒童能在三歲以後進一般幼稚園學習。至於學前教育則對三到六歲、重度智能障礙的孩子，著重常規訓練，以遊戲方式啟發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對於學齡期的學童，除了在教學上加強生活教育外，也注重認知的學習，為日後獨立生活儲備更多的技能，不過益智中心考慮讓這些學齡期的孩童回歸到校園，吳道遠表示：「因為於現在許多學校的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越做越好，而且，對孩子來說，校園的學習環境才是最自然的。」

雖然有許多學生的家長反對瑞復的決定，擔心自己的孩子到學校會被欺負或無法得到較好的照顧，但是吳道遠認為：「將心智障礙的孩子和世界隔離起來，對心智障礙的孩子不公平，對正常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因為這樣讓彼此都沒有相處的機會，只會讓心智障礙的孩子難以走出來面對社會，也沒有機會讓正常的孩子學習如何看待心智障礙的孩子。

對於一些成年的心智障礙者，瑞復益智中心除了對他們進行職業陶冶外，也設立福利工廠，並提供支持性就業的服務工作，此外，瑞復也考慮成立「社區家園」，結合社區力量共同照顧這些孩子，訓練他們大約五、六人住在一起，獨立生活，因為心智障礙者的父母不一定可以照顧他們一輩子，所以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上可以照顧自己，是最重要的。

吳道遠說：「對心智障礙者來說，學會如何穿衣服、如何用錢，比教他們唸英文、背國文都更實際，對他們而言，基本的生活技能，才能使他們過的更好。」

吳道遠神父接著表示，其實一些歐美國家在心智障礙者的社會福利上，也經常遇到和台灣一樣的問題與困難，例如經費不足，缺乏社會共識等，不過，臺灣在許多方面起步較晚，所以無法一下做的像國外一樣，但是，像臺灣近幾年校園努力在做的「融合教育」，就進步很多。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腦性麻痺的學生，騎著腳踏車準備上學，在車後掛放著一輛輪椅，我猜想輪椅是他在學校代步的工具吧！」吳道遠很高興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因為他知道在臺灣有越來越多像這樣的孩子，可以過更正常的生活，而這也是瑞復益智中心努力想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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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遭利用 遊民衍生新問題

【記者陳建文／生命力報導】「一張身份證，可以換到兩千塊，對於生活無以為繼的遊民來說，實在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台北市萬華社福中心外展社工員楊運生無奈的說。小林是身份證被利用的遊民之一，因為沒有工作，社工員在幫他申請低收入戶補助時，竟發現他有上千萬的資產，而且還是餐廳的「負責人」，因此從國稅局的資料來看，社會局根本沒有辦法讓他申請低收入戶補助，只好用專案的方式往上簽報。但即使是這樣，他身上還是揹著一筆上千萬的債務，無法償還。

楊運生說，現在遊民的身份證被拿去當人頭利用的情形很普遍。「有心人士」取得遊民身份證的用途，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商家為了少報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就利用遊民的身份證來增加公司的員工人數。第二種是不合法的茶室或酒店，會讓遊民掛名當負責人，等到警方查緝的時候，真正的幕後負責人就可以消遙法外了，而吃虧受罰的都是不知情的遊民。第三種是拿遊民的身份證到銀行開戶，再利用這個戶頭進行非法交易款項的提領。

由於遊民經常是把所有的家當帶在身上，有時在騎樓下睡覺，不知不覺身份證就被別的遊民偷走拿去賣了。而遇到身份證遺失，遊民也不曉得要登報作廢。揚運生說，這些被利用的遊民進入安置機構，如果不能適應，過一陣子都會跑回萬華，一方面要逃避警方的通緝；一方面也要小心黑社會更殘暴的討錢方式，或是再用現金來引誘他們從事不法行業。他說，雖然遊民待在收容機構會比較安全，但是「人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總不能把他們關在安置機構裡吧！」　楊運生強調，遊民們的心態大都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他們沒有意識到，出賣一張身份證固然可以換得幾千元的現金，但是，以後也許會遭到負債數千萬，甚至被警方通緝的命運！因為遊民的身份證價格低廉，又不必簽定任何字據，就算遊民指認出幕後黑手，只要矢口否認，沒憑沒據，警方也束手無策！有些有心人士還會到遊民的聚集地，看看有沒有「新來」的身份證可以買的。社工員只能做勸導，遊民們聽不聽得進去全看他們自己的價值判斷了。

對於這樣的現象，萬華分局的陳姓警員說，遊民身份證被利用的情形很普遍，如果遊民指控某人收購他的身份證，警方會成立專案小組調查，不過如果沒有確切的證據，對於幕後操控者仍然不能加以制裁。他說：「遊民願意犧牲自己的權益，把身份證賣給別人用，在法律上是沒有保障的。」

針對遊民對於自身權益及社會資源的認知不足，楊運生說，社會局在民國八十八年七月為遊民開班上課，讓因為生活困難而意志較薄弱的遊民一方面學習如何保護自己，一方面了解他們的福利與威脅又在哪兒？配合以工代賑的計畫以及宣導影片等，加強遊民的認知。楊運生感慨的說，社工員再多的努力，最後還是要靠遊民自己的覺醒，才有辦法杜絕身份證被利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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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遊民 台北縣市各有一套

【記者謝佩芳／生命力報導】根據台北縣市社會局最新的統計，目前台北市約有五百位左右的遊民，台北縣則是二百多名。針對流浪在外的遊民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影響社區居民生活、治安問題等，台北縣市的社會局各有一套因應對策。

台北市社會局社工員邱慶雄表示，現階段遊民的處置是依據八十三年所制定的「台北市遊民輔導辦法」，但基於憲法保障遷徙自由等基本人權前提下，社會局只能以尊重與勸說的方式進行輔導，並沒有法源強制遊民接受安置服務。「遊民如果有意願接受我們輔導，問題就好解決，但如果不願意，我們也拿他沒辦法」邱慶雄無奈的說，而街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這些不願意接納社會局安排的人。

根據調查結果，台北市的遊民多集中在中正、大同、信義、萬華四區，其中又以萬華地區的遊民最多，所以台北市政府也在那裡花最多的人力、物力。邱慶雄說，如果能夠解決萬華一帶的遊民，那台北市其他地方就好解決了。

目前台北市對遊民的照顧採用三層服務架構，包括緊急服務、過渡服務及穩定服務。在緊急服務方面提供遊民緊急庇護所、食物、衣物、財力救助，醫療與照顧等。過渡服務就是透過職業訓練、介紹以及身心治療，使遊民能轉型到健康、就業的狀態。而穩定服務是提供長期住宅、就業機會、以及長期諮商輔導。

其中以第一層的緊急服務做的最好，而後的服務因為職業轉介困難、就業市場緊縮及遊民個人等因素一直不能有效的發揮效能。例如在過渡服務方面，台北市政府提供「以工代賑」的機會給遊民，一個下午五百元打掃社區的工作，竟然沒有幾個遊民願意來做，原因是遊民有的認為錢太少了、有的則是因為時間的問題，甚至也有做一次兩次領了錢就跑的人。遇上這樣的遊民，邱慶雄也只能感慨的苦笑。

雖然台北縣的遊民數目不像台北市那麼多及複雜，但是對於分散各地的遊民，他們也只能採主動出擊的方式尋找，台北縣政府社會救助課課長黃玉麟說，北縣的社工人員確實有不足的現象，目前只有三位社工員實際在從事遊民輔導的工作，不過，從八十八年五月中開始，慈濟功德會的成員將會加入輔導行列，未來他們將會開著車四處尋找遊民，除了提供他們基本的物資，還要為他們做心靈上的輔導。

依據「台灣省遊民收容輔導辦法」，台北縣社會局對遊民問題的解決有兩個方案。首先是初步輔導策略，即是提供遊民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例如食物、衣物、醫療、保健、急難救助、緊急庇護等立即性的介入；再來就是採行積極性的輔導策略，以結合私人部門的方式，例如和慈濟功德會採取積極介入方式，主動提供專業性諮商輔導，協助遊民能早日自力更生，脫離流浪生涯。

此外，台北縣市也將首度合作處理遊民的問題，也就是如果在台北市發現非北市的遊民，就由台北縣負責調查戶籍，如果確定也非北縣的遊民，兩方就共同為其找尋收容機構。黃玉麟表示，以前北縣的人力少，無形中造成台北市的負擔，如今採行合作案將可使雙方都獲得有很大的助益。

和台北市遊民很大的不同點就是，北縣的遊民裡面自己有職業的仲介，一方面是因為北縣沒有「以工代賑」的措施，再者部份遊民曾經接觸過殯儀館的工作，如果殯儀館欠人手，就由這些遊民相互仲介，為自己找份臨時的工作。

雖然台北縣市對遊民的輔導都有一套方案，但是雙方承辦遊民的社工人員均認為，若是沒有社會結構性的改變以及政策的配合，例如抑制產業外移的趨勢、合理的國民住宅分配、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及減少外勞的引進等，只有在救助層面協助遊民是不夠的，因為這樣將沒辦法真正解決遊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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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 台北街頭的遊牧民族

【生命力記者／阮怡瑜報導】在忠孝西路的台汽車站裡，一個渾身骯髒，穿著落魄的男人，蜷曲在車站的一個角落裡，不理會身旁來來去去的旅客，自顧著呼呼大睡；在萬華的廣州街上，一個約五十幾歲的女人，帶著一個黑色大布包，坐在路旁，無視眼前的車水馬龍，也不去理會自己是否影響到交通，或自己可能被撞到，只是吸著煙，然後呆坐著。

根據台北市萬華社會福利中心及創世基金會萬華平安站的資料統計，目前遊蕩在台北市的遊民至少有五百人，而這項數據和實際的情況仍有著落差，因為有更多根本不接受社會局或平安站輔助的遊民，在各地流浪著。

對於大多數的民眾來講，遊民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髒亂、精神病、好吃懶做及危害社區安全，總覺得那些遊民有手有腳，為什麼不去工作 ，而甘願流浪街頭，不但造成社會問題，也自毀前程。可是事實上，有許多遊民是非志願性的，是社會的變遷 ，將他們逼上街頭，所以，在整個社會體系下，遊民固然造成一些問題，然而他們未嘗不是被社會潮流所淹沒的一群弱勢團體。

造成遊民的原因其實有很種，萬華社福中心的社工員楊運生提到：「以台北市目前的情況來說，中正區聚集了較多精神病型的遊民，而萬華區則有較多經濟型的遊民。」前者可能是家屬遺棄患病的親人，任其流浪街頭；後者主要是因經濟景氣、產業外移及引進外勞等原因，造成失業而流浪街頭。

創世基金會社工劉靜璋說：「其實，你我都有可能成為遊民，因為當自己的一些環節和社會銜接不上時，就被淘汰下來，老人問題是這樣，遊民問題也是。」

而楊運生也提到：「很多人想到台北打天下，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天下，失敗了，無顏回家鄉去，自己又無法跟上主流勞動市場，於是成了遊民。」

台北車站裡，一個六十年次的年輕人，已經在車站裡睡了三個月，小學畢業的他，一直從事捆工的工作，但是，民國八十八年他的老闆決定將工廠遷到國外，一時之間沒學歷也沒太多其他工作經驗的他，沒有收入也無處可去，只好晃蕩在台北街頭。

遊民的存在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他們本身卻也是弱勢的一群。以台北市來講，目前為遊民提供服務的除了萬華社福中心及創世基金會平安站之外，位在歸綏街的平安居、中和遊民收容中心、慈濟等，都有相關的服務，不過目前這些機構為遊民提供的幫助都屬於消極性的維持他們一些生活上基本需求，如吃飯、洗澡、疾病……等，「但是，防飢防寒防疾之後呢？遊民還是無法跳脫他們所處的困境‧」楊運生在親身和遊民接觸之後，發覺這些消極性的服務，沒有辦法真正解決遊民的問題。

對於一些有工作能力的遊民，楊運生說： 「只要有機會，其實大部份的遊民都還是願意工作的，但我們也要擔心他們過度依賴社福資源及受周遭環境影響，而失去工作動力。」目前由社會局撥經費，委託創世平安站，所做的「以工代賑」及遊民收容中心的輔導員，都是在幫助遊民重新建立時間觀念及勞動力，以隨時回到勞動市場。

但是，一些患有精神病或殘疾的遊民，卻缺乏收容所及後援機構的協助，以台北市來講，目前只有中和遊民收容中心及平安居收容遊民，但是，這些患病的遊民卻很少可以再從收容中心轉介到其他專門的養護中心，而造成收容中心床位的不足，甚至一些遊民將收容中心和精神病院畫上等號，而不願到收容中心，接受輔導幫助。

遊民所造成的社會現象，其實是廣泛且環環相扣的，尤其在一般民眾對遊民反彈厭惡心態下，遊民的問題並沒有辦法真正獲得解決，將他們趕走，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他們還是過著這樣的生活，他們還是會到其他的騎樓或樓梯間睡覺 。「由於社區民眾的反彈，從事遊民的社會工作時，總是會有很大的壓力，聽到很多反對的聲音。」楊運生略帶無奈的說。

遊民收容中心裡，四十幾歲的張師父正認真的粉刷牆壁，他帶著笑容，似乎沉浸在自己工作成果的喜悅中，因為，收容中心裡新整建的幾個房間，都是他一手粉刷及貼磁磚的。收容中心的社工員呂杰倫略帶激動的說：「你們看！他可以做的，而且做的很好，可是因為他年紀大了，又有一點弱視，所以失業了，沒人要請他，只好流落街頭。」

創世基金會裡，八十二歲的老遊民，帶著爽朗的笑容，述說著自己的無奈；四十多歲的徐嬋娟，在去遊民收容中心前，還回頭去拿那碗放在木箱上的乾麵。流浪在台北街頭的這一群人們，有他們的故事，有他們的無奈，或許，在面對他們時，除了嫌惡之外，更該深思的是，遊民的問題該如何面對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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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空間問題多 北市計畫改善

【生命力記者／朱立人報導】目前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都在積極的建設無障礙空間，無障礙空間的設置情形被視為政府推動社會福利程度的指標，做為全台灣首善之都的台北市，無障礙空間設置的情況更是受到注目的焦點。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一科是負責處理無障礙空間相關建設事務的單位，在其中擔任技正的黃治鋒覺得，跟其他縣市比起來，台北市在無障礙空間的設置上的確是比較好，但是對於要求高標準的台北市而言，其實才離起點不遠，黃治鋒說：「我們才走沒幾步路，要達到目標還很遠。」


黃治鋒指出，早期的殘障福利法要求各級政府必須設置協助殘障人士的設備，於是民國八十四年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就下令成立了無障礙環境推動小組，小組成員包括了身心障礙團體的代表、學者專家、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人員。到了後來身心障礙保護法通過後，才正式規定必須設置無障礙空間。無障礙環境推動小組於是變成為無障礙環境委員會，前前後後總共開了六十二次的會議才決定出無障礙空間設置的方案。

起初市政府先檢查公用公有建築物是否有無障礙空間的設置，而且只有項目性的檢查，也就是說，只檢查有無相關設備，至於設備是否真的能發揮功能則不在檢查的範圍內，黃治鋒表示：「所以當時台北市就裝設了許多為了檢查而做的導盲磚。」

黃治鋒說，因為當時法令欠缺、國內沒有人才、也沒有文獻可以參考，而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經驗又無法派上用場，因為西方人的人體工學與東方人不一樣，例如之前捷運曾經設置了殘障人士專用的投幣器，可是參考的是外國的數據，投幣孔裝得太高了，因此國內的殘障朋友根本碰不到。而且過去認為無障礙空間只是針對殘障朋友，但是在西方的新觀念引進後，無障礙空間則是連孕婦、老人及兒童都要考慮在內，甚至是一般人在危急的時候，能救你一命的設備也包含在無障礙空間的觀念中；黃治鋒說：「所以我們台北市政府目前的作法是先求有相關的設備，再做逐步的修正。」

民國八十五年台北市政府要求各部門，如教育局、民政局、各區公所等單位，提出「五年計畫」，針對各部門所負責的事務提出五年內要完成的無障礙空間設置的計畫，之後再提交給無障礙環境委員會所屬的諮詢小組審核，通過後才可以撥款動工。

然而由於牽涉的範圍相當的大，事務又繁雜，甚至連地面的材質也要講究，於是在八十六年市政府匯集學者專家的意見編了一本「無障礙手冊」給各單位參考，儘管如此，審核的過程仍相當繁複，黃治鋒說：「有的企畫案一審就審了一年多，到現在還有新的企畫案在等待審核。」

目前許多計畫都已經在推動，例如台北市政府今年就斥資三億元給市立各級學校作為無障礙空間設置的經費，只要四、五個學校聯合起來與建商共同規劃無障礙空間設置的計劃，然後向教育局專案小組申請，通過後就可以獲得補助。而交通局所屬的公車處，也獲得補助，陸續引進了多輛「復康公車」，目前已經有五十輛服務殘障朋友，所謂的復康公車是針對需要輪椅代步的朋友而設計的，不需要旁人的幫助，殘障朋友只要自己將輪椅移動到升降板上，就可以用機器進入車廂。但是復康公車並沒有固定的路線，而是像電話叫車一樣，只要殘障朋友有需要，打電話給台北市公車處，復康公車就會到指定地點免費搭載乘客。

黃治鋒說，無障礙空間的事務非常的瑣碎，不能分開處理，每一個環節都要注意到，若有一個環節疏忽了，對身心障礙者而言都是不便，例如一位殘障朋友要從某地到另一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無障礙空間都做得很完備，但是連接兩地之處卻沒有做好，殘障朋友根本過不去，對於這位朋友而言，兩地的無障礙空間根本沒有發揮效用。黃治鋒說：「台北市政府雖然才剛起步，有些部份做得還不是很好，但是已經在逐漸研究改善了。」

然而，根據中華民國無障礙空間推廣協會的調查，目前全台灣各縣市無障礙空間設置的情形都做得不好，只有台北市是做得比其他縣市好的，所以全台灣各縣市在無障礙空間的設置仍然須要再加強。

台北市公車處 電話：(02)2759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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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新城 居民親手打造的社區夢

【生命力記者／韋奇宏報導】風聲、水流激石聲、蟲鳴鳥啾聲、花草樹木的呼吸聲，在新店市花園新城的居民耳裡，這些天籟可不是各種世俗之音所能及於萬一。更重要的是，在對生活環境要求日益高漲的今日，花園新城的居民愈加珍惜這些天賦的生態資源，並在長時間的投入與關注下，逐漸凝聚出社區居民強烈的環境意識，成為當地的社區文化。

花園新城位於新店與烏來交界處的半山腰，屬於台北水源區範圍，佔地近七十坪，居民約一千戶，呈現地廣人稀的特性，尤其山路盤桓蜿蜒，若不仔細問路，還真不容易到達，宛如現代「桃花源」。但花園新城也因遺世而獨立的特性，而與其他強調文史為特色的社區不同，是以珍貴的生態環境為社區特色。

花園新城自民國五十八年開發以來，當地居民一眼到處都是高大而密生的原始樹林，低海拔山區的動植物又非常豐富，投身其中幾乎可以隨處體現自然之美。尤其當地居民慣稱為「四份子」的後山一帶，盛植油桐花，每當五月時節，可以欣賞到落英繽紛的油桐花雨景象，因此當地稱之為「五月雪」。而流經社區的「蘭溪」，水質清澈，成為當地的飲用水，尤其溪畔又不時可以發現台北盆地幾乎絕跡的螢火蟲的蹤跡。因此，「流螢，花雨」是當地居民最引以為傲的事物。

日常生活即與大自然為鄰，環境意識也就無形中在當地居民的心中萌芽。花園新城所在的新店市粗坑里里長詹松達就表示，很多居民視此一環境為上天所賦予的，不能忍受有破壞的行為發生，並有追求高生活品質的意識。尤其為避免危害螢火蟲等自然生態，社區嚴格規定禁止使用殺蟲劑、農藥以及螢光劑等，以放任的態度代替人為的開發。

社區裡另有部份的居民是原住民，他們對於生態資源更加重視。本身就是原住民且從小住在這裡的詹松達說，當地原住民土生土長，對於這塊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大多與大自然維持良好戶動，因此花園新城附近的山區面貌，從他小時候到現在幾乎不曾變化。他舉例，在花園新城較靠「內山」裡，就有一塊近一百年未曾開發的處女地，保有許多珍貴的動植物資源，而這些都是居民努力維持的成果。

三年前，花園新城為展現社區的特色，每年均舉行一次名為「新城花蟲季」的生態活動，以「流螢，花雨」的社區特色凝聚居民的環境意識。不過，花蟲季舉辦至今年，當地居民發現到蘭溪的螢火蟲有逐年減少的趨勢，為了保護稀有資源，當地居民結合了生態保育人士，正積極進行培育螢火蟲的工作。

另外，花園新城原則上不拒絕外來客的參訪，但為避免隨之帶來的破壞，均會要求訪客尊重生態。社區的管委會表示，每當花蟲季對外開放時，管委會會向訪客宣導不能以手電筒直接照射螢火蟲，而必須裹以紅色紙張，同時還必須輕聲細語，因為螢火蟲不喜歡有強烈光源且多音的環境。一旦訪客有破壞環境的行為，當地居民為維護自己的環境，大多以報警處理。

曾經，社區為了架設電線桿，而必須砍掉幾棵樹，居民聽了都相當痛心，因為平常居民就是習慣與花草樹木為伍，並以此裝飾社區的面貌。而一旦換上了冷冰冰、高矗的電線桿，並纏上糾結的電線，居民害怕整個社區的感覺便會頓時消失。因此，現在花園新城的居民都主張電線必須地下化。

特別的是，社區裡有一塊牆相當醒目，上面刻著「以家園環境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等字，可以說是社區文化的寫照。甚至走進花園新城裡，當地居民會勸說：「不要開車進入，步行就好」，在居民的眼中，即使是些微的汽車噪音或是微量的廢氣，只要會危及環境，當地居民都會起而拒絕。

幾個月前，花園新城經里長詹松達的爭取，而獲得新店市公所提撥八十萬元的建設基金，用來整建「蘭溪」以及後山「四份子」，進行挖淤泥以及鋪設柏油路等工作。但部份居民擔心即將落實的建設是否符合實際需求，而引起不同的意見。因此，社區在日前舉辦了一場公聽會，期盼以此方式整合居民意見，並促成居民與公家單位達成共識，由下而上串連社區理想，共同打造社區未來願景。

幾個月前，花園新城經里長詹松達的爭取，而獲得新店市公所提撥八十萬元的建設基金，用來整建「蘭溪」以及後山「四份子」，進行挖淤泥以及鋪設柏油路等工作。但部份居民擔心即將落實的建設是否符合實際需求，而引起不同的意見。因此，社區在日前舉辦了一場公聽會，期盼以此方式整合居民意見，並促成居民與公家單位達成共識，由下而上串連社區理想，共同打造社區未來願景。

走在花園新城，可以發現每一個人都熱愛自己的社區、熱愛這片生態環境，居住在此，每人心底都有著沉甸甸的幸福感，因為這個環境非止於天賦，更是當地居民群策群力共同加以維護而來，這份感覺好比似現代版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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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針灸 腦性麻痺兒的復健幫手

【生命力記者／林育珊報導】張晉賢醫師，曾任職於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針灸科，在他擔任住院醫師的期間，曾替那些經西醫診斷為「腦性麻痺」的小朋友針灸，許多孩子在漫長的療程中，增強了復健的效果，也讓父母親不辭辛苦的付出，有了少許的回報。

張晉賢表示，腦性麻痺的成因，至今仍是個難解之謎，一旦被西醫宣判為腦性麻痺，就必須轉入復健科做長期的復健。許多腦性麻痺兒的家長，在復健科的推荐之下，來到針灸科做雙管齊下的治療，因為，針灸配合西醫的復健同時並行，有加速復健的效果，許多的病童，從原本爸媽抱著來，到最後可以牽著爸媽的手靠自己走。


由於腦性麻痺的治療與復健，都必須要要趁早，所以，張晉賢的病人，大多在五歲以下。張晉賢說，每個腦性麻痺兒背後都隱藏著一則辛酸的故事，他自己也有小孩，同為父母，他更能體會那種必須面對現實、卻又不願認命的心態。

曾經有一位病童，在兩歲多時被台大醫院宣告成為腦性麻痺兒，之後醫護人員認為多治療無益，建議轉入復健科，身為高中老師的父母，為了讓孩子未來能和正常孩子般的生長，多方打聽，知道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有做針灸治療，於是不顧往返的辛勞，一週兩次，帶著孩子從台北南下台中接受治療，在將近一兩年的療程後，那位小朋友，現在除了頭形比同齡的小朋友略大外，其餘的行走和四肢活動都與一般正常人無異。　

每個小孩都害怕進醫院，常常還沒看診，就已經嚎啕大哭；張晉賢在他的行醫手記中提到，曾經有一位三歲的小病童，樣子十分可愛。但是，這位小朋友卻無法站立行走。當他第一次接受針灸診療時，也被軟針嚇得哇哇大哭，孩子的媽紅著眼睛哄著說：「等針灸完，我們去麥當勞，乖乖不要哭、不要哭。」小朋友為了可以去麥當勞，忍住恐懼重複大聲嚷著：「麥當勞叔叔！麥當勞叔叔！」日後每星期兩次的針灸治療，他一定聲嘶力竭的哭喊著「麥當勞叔叔！麥當勞叔叔！」張晉賢說，孩子的哭聲和父母呵護愛兒心痛不忍的神情，常常令他難過的無法入針，當他輕輕握起那些瘦弱的小手針灸時，實在不忍入針。

漸漸地，張晉賢也較能坦然面對孩子們爬滿淚水的臉龐，同時和父母親們閒話家常，當家長們告訴他小孩子如何如何進步時，他內心滋生的喜悅是無法形容的。張晉賢說，就是因為有這些家長們的堅持與愛心，讓腦性麻痺兒能夠勇敢的迎向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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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愛心城市 阿瘦仔用愛走天涯

【生命力記者／阮怡瑜報導】由伊甸基金會與阿瘦皮鞋共同舉辦的「小生命、大希望──籌募零至六歲遲緩兒早期療育基金」的義賣會，今天（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在阿瘦皮鞋忠孝店拉開序幕，現場由王建火宣與其夫人、及立法委員陳學聖輪番上陣，義賣皮鞋。主辦單位阿瘦皮鞋並率先捐出一百萬元，為義賣活動掀起了熱潮。

為了讓全台灣十五萬八千名發展遲緩兒得到及時的幫助，伊甸基金會與阿瘦皮鞋共同舉辦的「小生命、大希望」義賣活動，從五月二十一日開始，為期一個月至六月二十日，在全國二十三家阿瘦皮鞋門市，義賣愛心傘與接受愛心捐款。阿瘦皮鞋忠孝店並在今天營業時間裡，提供一百雙當季流行鞋款義賣。


由伊甸基金會與阿瘦皮鞋共同舉辦的「小 生命 大希望」義賣活動，為發展遲緩兒 籌募早期療育基金會。

阿瘦企業董事長羅水木表示，「阿瘦皮鞋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舉辦義賣活動，也期社會大眾與『阿瘦仔』一同為孩子撐起希望的雨傘。」而伊甸基金會資源發展處總幹事林錦川也提到說：「生命的本身就是奇蹟，或許遲緩兒誕生時有些不完全，但仍不減他們生存的權利，只要社會大眾多點關懷，加上實際的行動，這些不完成、挫折也都無損遲緩兒生命的圓滿。」

參與義賣活動的王建火宣說：「早期療育是非重要的，在三歲以前接受療育的效果和三歲以後接受療育的效果差了十年。」他也鼓勵一些家庭可以編列愛心預算，這樣要發揮愛心的時候，才不會因一時手頭緊而不方便。

整個義賣活動在主持人郎祖筠及聶雲的帶動下，吸引許多人潮參與這次的義賣活動。買下王建火宣夫人挑選的義賣鞋的黃金業女士表示，她和先生及女兒剛好經過附近，看到有義賣活動就過來看看，她說：「這樣的活動很有意義，而自己也有能力幫助別人，同時也給小孩一個機會教育。」

義賣會在下午三點半結束，從中午開始的義賣會在短短幾個小時裡，就籌募了十一萬，將來一個月內在全省阿瘦皮鞋門市，持續有愛心傘與愛心捐款的活動；活動期間只要參與義賣的民眾，阿瘦皮鞋就提供當季正品八折的感謝優惠。

義賣諮詢專線：02-22781887轉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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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基金會 給兒童行的方便

【生命力記者／王敬智報導】今年三歲的趙韋閔因為重度肢殘而無法行走，但由於家裡買不起兒童專用的輪椅，所以每次外出時趙爸爸只好把他放在娃娃車裡，不僅坐起來不舒服，行動也相當不便。而在伊甸基金會研發出四合一智慧型兒童輪椅後，趙韋閔將不用再坐在狹小的娃娃車裡，並能享有一台特製而且舒適的輪椅了。

伊甸基金會在今天（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了伊甸輔具服務中心暨四合一智慧型兒童輪椅發表，監察院長錢復夫人田玲玲女士，以及伊甸愛心委員張琪都到場與會。從前國內進口的兒童輪椅價格過高，許多的身心障礙家庭根本無力購買，有鑑於此，伊甸基金會便與廠商合作研發，生產出國內第一台自製的兒童輪椅，至今已造福了一千五百二十六位身心障礙兒童。


伊甸資源發展處總幹事林錦川說：「在三歲的時候，我得了小兒麻痺，從此我都要依靠一張小板凳扶行，每次出門上課更要勞煩家人背負，那時根本沒有兒童專用的輪椅，就算有我們家裡也負擔不起。」他同時表示，「雖然我小時候只能在地上爬，但今天能看見因為我們的努力而使得更多心智障礙的孩子能有輪椅可坐，我的內心是充滿喜悅的。」

除了能造福行動不便的兒童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款輪椅將由身心障礙者來負責製造。伊甸「五股輪椅組裝維修庇護工廠」目前生產成人輪椅及新發表的四合一智慧型兒童輪椅，讓中重度的身心殘障者經由訓練後負責生產。林錦川表示，以輔具服務中心的主要產品輪椅為例，伊甸將輪椅組裝的技術當作職訓的職種之一，學員在接受過半年訓練後，即可參加生產。這種訓練、產製、銷售一元化的作業，讓身心障礙者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而不再被視為社會的負擔。

另外，目前國內的輔具廠商多半只負責進口，一旦輪椅壞了，身心障礙者只有到機車行碰運氣，而花上一大筆錢重新購置輪椅的情況也所在多有。伊甸輔具中心提供的服務除了輔具的諮詢、銷售、贈送外，也提供輪椅維修的服務，今後身心殘障者將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售後服務」，而不必在輔具出問題時求助無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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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以街為家 居民百般無奈

【生命力記者／陳建文報導】走進台北車站地下停車場的人行出入口，破舊的毯子、泡水的紙箱、塑膠籃子，它們的髒亂引來了路人的目光，接著一股刺鼻的臭味襲面而來，很難想像是什麼人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台汽西站裡，一個微胖的中年女子，鋪著幾張報紙，坐在她的「地盤」上，身上散發著一股難聞的味道，距離上次洗澡已經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了？

台汽車站駐站服務員許絹絨說，台北市社會局曾派人來對此地的遊民做收容安置，但是往往成效不彰，過不了幾個月，遊民們又跑回來了。許絹絨說，主要原因是這裡沒有人管，有時還可以拿到民眾的救濟物品，比起遊民收容所是自由多了。而他們除了會亂丟衛生紙，造成衛生問題外，竟然曾經有遊民在深夜時，就在台汽車站的走廊上，發生不正常的男女關係，令駐站人員頭痛到極點。對於長久以來的遊民問題，連警方也感到無奈。


台北市的遊民大都聚集在萬華龍山寺、西三水街市場、台汽車站等地，這些地方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開放。使得遊民將這些地方當作棲身之所，卻因為缺乏管理，也造成了不少的社會問題。

萬華西三水市場一家雜貨舖的老闆許朝城說，遊民問題在萬華地區已經由來已久，卻始終沒辦法有效的解決。他說，社會局光是帶遊民去洗澡或發放救濟衣物都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在隔天就會用一件三百五十元到五百元不等的價錢把衣服賣了，拿錢去買酒喝，問題還是存在。他擔心將來十二號公園興建完成後，遊民的聚集，會使得這座公園的功能大大的降低。另外，遊民聚集在觀光聖地的龍山寺附近，也使得外國觀光客對台北的印象大打折扣。

現在龍山寺因為僱請保全人員看守，遊民比過去少。他們規定遊民只能坐著不能躺下來，只要躺下來就會被趕走，而且龍山寺過去也是二十四小時開放，現在卻到晚上十點就關門了，使得遊民只好棲息在寺的外圍。而遊民之間也常會起爭執，喝了酒之後，會打架鬧事，但是他們較不具攻擊性，一來因為年紀大；二來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亂來的話，肯定會被趕走。

萬華區糖廓里里長莊李秋琴說，附近因為有創世基金會的街友平安站每天都會發便當，吸引許多遊民從龍山寺附近聚集到這裡來，在西園橋下或是三角公園喝酒打架，甚至會搶東西，或是偷看婦女上廁所等，都造成居民極大的反彈與恐慌。少數會具有危險性，但是大多數卻知道一般人不喜歡自己，同時他們年紀又大，所以會比較安分。此外，由於有些遊民喜歡喝酒，於是酒後鬧事的情況便層出不窮。對於這些問題，警方也已經無力解決，消極的驅離，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罷了。

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說，「遊民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其實不大。」這些都只是少數遊民的問題，民眾應該去思考遊民形成的更深層原因，並用包容的心去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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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出對老人的關愛 從修指甲開始

【生命力記者／尤念敏報導】你有否想過，要為年邁的父母或是長輩去修剪指甲嗎？對於年輕的一輩，我們可能會想到當父母老的時候，要注意他們的健康、有空的時候和他們去散心。可是，對於剪指甲這個細微的事情，可能就不曾想到而把它忽略。其實，對於老人家來說，由於年紀漸大，行動也漸漸不方便，手腳可能會顫抖，加上因老化而指甲會變硬，那麼，剪指甲便再不是一件輕鬆簡單的小動作。

「其實老人家很簡單，只要有人跟他聊聊天，按摩一下手部他們就己經很開心！」清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京珍說。她說，很多人都不曉得或是根本沒想到修剪指甲對老人家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小心的話，很容易受傷流血。在一次閒聊當中，他們想到這個計劃，因為這樣，連同文化社區發展協會、社區補給站；資源交流協會一起舉辦了一個為期一個月的課程，從了解銀髮族、修指甲的技術到如何與他們溝通，都是課程內容之一。


周京珍表示，在剛籌辦開課的時候，他們接到了很多不同人的支持電話，有一些表示鼓勵，有一些則為他們提供一些技術上的幫助，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精神支持。在第一次投入服務之前，義工媽媽們因為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都會害怕自己做不來或是做得不好，會弄傷老人家的手，加上也不曉得會碰到什麼樣的情況，著實需要一個調適期，但當有了第一次經驗之後，大部份的義工媽媽都從老人家臉上的笑容得到了很大的滿足感，都嚷著說：「其實也沒什麼，而且很簡單！」

其中一位義工媽媽鄭寶琴談到她最深刻的印象時說，其中有一次，有位老人家帶著她那二十歲有殘障的女兒請他們替她修指甲，原本他們的宗旨是說只為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服務，可是想到這樣的一個宗旨歸納來說也不過是希望為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服務，而殘障者也算是行動不便的人，就這樣，他們很樂意的替她修剪指甲。

而那位老人家非常高興，之後每次到北投區公所修指甲的時候，也會帶一些小東西過去，有喝的，有實用的，他們之間，漸漸變成好朋友。她說:「有時候替一些阿媽去修剪指甲、塗指甲油，偶而漂亮一下，他們會覺得很開心，心情都會很不一樣。看到他們高興，自己都覺得算是對社會的一個回饋和貢獻，也充實了自己的生活。」

她也說，其實這個替銀髮族修剪指甲的服務，並不單單只是令到他們的外表看起來比較整潔而已，也讓老人們有跟別人聊天的機會。譬如讓他們說說往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抒解心情的辦法。與老人家這樣的一個互動，令他們感受得到別人對自己的關心和尊重、體會到社會的溫情，令他們生活愉快。

現在每一個星期二和星期五早上九點至十一點半，在北投的區公所四樓，你都會看到一群滿臉笑容的老人家在那裡聚集，帶著享受的心情讓義工媽媽們為自己修剪指甲，並且和跟他們分享自己的快樂與憂愁。這對那些終日待在家裡的老人來說，那可說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休閒活動。在短短不到十次的服務當中，就已經有上百位的老人家接受過他們的服務，有一些更是常客。

周京珍表示，對於這個課程所出來的成果比她們預料的滿意很多，在三十二位學員中，有二十九位完成課程並投入服務。他們的排班時間是採取自願式的，只要有空又樂意的話，義工媽媽們都可投入為老人家服務，不過這當然是會以不防礙他們家庭生活為大前題。她又表示，現階段沒有打算再增加服務的範圍，因為若要提供更多的服務，先決條件是要更專業，對於要照顧家庭小孩的義工媽媽們可能會很吃力。而她希望，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們可以漸漸走出區公所，到公園等地方去為更多的老人作出服務，令他們也可以分享得到他們對老人的關愛。同時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讓年輕的一代體會得到關心老人的方法和重要性，也讓他們漸漸懂得該用耐心和溝通去對待、尊重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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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罪犯 國家社會共築法網

【生命力記者／何佩純報導】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顯示，從民國七十年以來，台灣的強姦犯罪持續大幅成長，到了民國八十六年已成長達一倍以上，由於傳統的貞操觀念，加上報案後追訴過程不易，困擾頻生，造成性侵害案件的報案率最低，強姦案的黑數是實際報案數的十倍。然而，這種情形可望在民國九十年強姦罪由告訴乃論改為非告訴乃論，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完成後改善。

致力於推動這個法案通過的立委謝啟大表示，強姦行為對個人而言是重大性，對社會而言是有危險性，所以不應只是告訴乃論，且告訴乃論只會加深傳統社會的貞操觀。若一個婦女受到傷害，她要提出告訴就要再度成為受害者，因為她不僅被視為不清白、不乾淨，還會被責難其人格問題，導致被害人在身心俱創之後，還要遭受更大的難堪與傷害。律師尤美女也表示，在貞操的迷思及告訴乃論的體制下，多數受害者不敢站出來指控加害者，以致於雖然抓到了嫌犯，卻因無人出來指認而最後獲釋，造成加害者逍遙，受害者噤聲。


此外，謝啟大也指出，由於告訴乃論的追訴期只有六個月，被害人在心情平復，決定站出來指控後證據已不足，或追訴期已過。尤有甚者，加害人會用盡一切卑劣的手段壓迫被害人，因為告訴乃論在第一次審判期間可撤回告訴。而警方搜證不主動積極，審判的過程也不公正，使得加害人心存僥倖，因此，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的研究員陳家玲指出，強姦的再犯率高，每抓到一個強姦犯就代表有二、三十個婦女受害。這些因素都造成法律反而是在保護加害人。

勵馨基金會的輔導專員王玥好表示，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最大的意義在於向社會大眾宣示，強姦罪就像殺人罪一樣，一定會被追訴且絕對沒有和解的機會。而謝啟大也認為非告訴乃論可嚇阻、懲罰強姦犯罪者，而不是姑息，且非告訴乃論的追訴期有十幾年，被害人傷痛過後可以再站出來追訴加害人的刑責。

另外，尤美女表示這次法修正的重大意義不只在於將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罪，也將傳統的性侵害觀念抽出，強調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性自主權。她指出，過去的強姦罪是依妨害風化罪起訴，因為中國傳統的觀念認為貞操是女性的第二生命，若遭到侵害剝奪的是其夫家的權利，損害的是社會風俗而不是自己，採告訴乃論表面上是尊重女性的貞操，實際上卻是在維護社會善良風俗。所以這次刑法的修正將妨害風化罪改為妨害性自主罪，並將強姦、姦淫的字眼改以中性的「強迫性交」，對於兩性平權的提昇有重大的突破。

強姦罪改採非告訴乃論是否會使受害人受到更嚴重的二次傷害？謝啟大表示，維護社會正義和保護被害人之間並不衝突。二度傷害的來源是社會觀念的不正確，以及偵審機關的扭曲及疏忽，可透過教育、偵審機關的改善及媒體的自律來改進。陳家玲也表示，除了要完成各縣市性侵害防治所的建構，對受害人採用一次偵訊、訓練專業的訊問人員，在指證嫌犯時採隔離措施、避免受害人在媒體曝光以及給予適當的治療輔導等都有助於降低二度傷害，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導正社會大眾的觀念，讓社會大眾明白被強姦並不是受害人的錯進而給予受害者支持。

最後，這些專家學者們都強調，將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可破除社會上的貞操迷思，加上相關的配套措施陸續完成，對於保障受害者權益絕對有正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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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推手 王清峰、謝啟大掌舵

【生命力記者／楊方儒報導】「把強姦罪列為告訴乃論的理由，無非是要保護被害婦女的名節，使被害人免於受到二次傷害。但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婦女被強暴了就沒有名節了嗎？又是誰造成二度傷害，踐踏被害者的尊嚴？」長期推動婦運的人權律師王清峰說，台灣的司法體系長期以來都沒有保障被害婦女，強姦罪如果不改為非告訴乃論的話，政府根本沒有力量去執行保護受暴婦女的責任。

曾經擔任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的王清峰律師，自民國七十六年以來一直極力推動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這段期間以來，她也曾擔任監察委員、從事公職選舉，不過對這個法案的改革推動卻從來不曾鬆懈。王清峰找了許多有志促進法案改革的各界相關人士，包括了立委謝啟大、立委潘維剛、以及警察、社工、婦運和法律界的人士，針對刑法中的缺陷，舉行不定期的小組會議討論。會議的共識，則由謝啟大、潘維剛等民意代表在立院議會上提出。

王清峰感慨的說到她的出發點，「強姦罪維持告訴乃論，使這個號稱創造經濟奇蹟、民主奇蹟的社會可以長期活在「名節」的迷思中，任勇於提出告訴的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任罪犯眼裡沒有法律的存在，這是什麼社會？」

立法委員謝啟大在推動「刑法妨害罪章修正案」的立法過程時，可說是在困難重重中闖關成功。因為整個立法院的程序高度重視政治性議題，民生問題往往一延再延。再加上立法院開議的前半段時間是空窗期，總是到了後面的會期才辛苦趕進度，結果這個法案在常被其他法案插隊的情況下，案子一直沒有讀完。

謝啟大在提出這個法案之後刻意低調，既不宣傳、也不向媒體大張旗鼓，原因在於一旦立法院內每個人的焦點都在某一件法案上的話，很多小細節引起的爭議往往浪費時間，甚至法案很難過關。謝啟大推動法案的策略是「修正案在進入立法程序前花很多時間研議，但開議期間則爭取時間，讓法案儘速通過。」之後她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立法院內到處遊說，集中個人力量去推動這個法案，最後終於讓這個十分具有前瞻性的法案通過立法程序。

「你知道台灣每年有多少婦女的冤屈不得伸張？她們的身體歷經受暴的侮辱，她們的心靈卻得不到法律正面的回饋。」參與推動法案的尤美女律師也講到她自己親身接觸的一個個案，「一個國中女生被老師帶到學校的教室內強姦，被強暴後不敢講出來，怕被同學恥笑。再加上小女生又怕老師的權威，結果又被老師強姦了好幾次。最後在法庭上，法官以被害學生沒有反抗，認定學生與老師之間有曖昧關係，判了老師無罪開釋。」受害者不只受到二次傷害，更因為不了解司法的運作流程，讓施暴者逍遙法外。「親眼看到這些不可理喻的惡質現象，我們才發現到其實代表政府公權力的法律出了問題，其中影響最嚴重的就是強姦罪列為告訴乃論。」尤美女語氣強硬的說。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也就是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剛剛一讀通過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的刑法修正草案時，正當婦女團體驚喜婦女權益有了大幅度的進步。不過實際執行法律的法務部卻提出了不同立場的看法。政務次長姜豪指出，「如果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可能導致被害婦女為了顧及自己的顏面、貞操而不願出面作證，使得強姦案件的黑數增加，而這類案件只有當事人知道，檢警很難主動發掘到相關證據。因此改為公訴罪的實益不大，反而可能造成被害婦女的恐懼。」

對於法務部的說法，王清峰則提出了強烈的質疑，「近十年來每年大約有七百件左右的強姦案提出告訴，但未提出的犯罪黑數則有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十倍。現在的法律不能給受暴婦女一個正義、公理的環境，已經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還要讓這些婦女躲在陰影裡多久。父權文化的桎梏、片面貞操的枷鎖，還要多久才能打破？」

今年三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案，終於從婦女人權立場看待性侵害犯罪行為。法案的通過，展現了兩性平權與人道觀點，她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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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與照顧 黏多醣兒的明日之窗

【生命力記者／何佩純報導】這裡沒有寬敞華麗的辦公室，沒有權責分明的組織及為數眾多的工作人員，也沒有政府基金的補助，只有一台電腦，一具電話、一台傳真機以及一個充滿愛心，總攬所有事務的人。但是這個天地不只是蔡瓊瑋的住家，也是台灣一百多位黏多醣症病童溫暖的家園－中華民國台灣黏多醣症協會。

黏多醣症的全名為「黏多醣貯積症」，是一種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可分為六種類型，病發率約為十萬分之一。造成黏多醣症的原因是因為身體的細胞缺少能將黏多醣分解的酵素，因此細胞內的黏多醣分子便會不斷堆積，使患者的智能和生理機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惡化。而罹患黏多醣症的典型表徵有：身材矮小、聽力障礙、大頭顱、臉部多毛且濃眉、大舌頭、關節變形僵硬、疝氣等。目前黏多醣症患者皆無法治癒，因此大多數患者都在童年病故。


協會的發起人及理事長蔡瓊瑋表示，之所以會成立這個協會是因為自己曾經有過一個患黏多醣症的兒子周道。十年前得知兒子罹患這種罕見的遺傳性疾病後，她與丈夫都陷入悲痛中，只有四處尋求名醫以求延續兒子的生命，但是當時台灣對於黏多醣症尚無研究，他們只有到英國求診。

到英國就診期間，在英國黏多醣症協會的專業協助及關懷下，他們逐漸走出心中的陰影，並被協會不分國籍、種族及膚色的大愛深深感動，因此在英國期間就萌生了在台灣發起黏多醣症協會的念頭，想和丈夫共同為台灣的黏多醣兒盡一份「周到」的心。於是在他們的努力下，八十六年五月三日，「中華民國黏多醣症協會」正式成立，可惜的是，周道已經在當年的四月十四日離世。

「我以道道為榮，因為他讓我知道怎麼去愛別人，也讓我知道要做什麼。」蔡瓊瑋表示，成立協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協會的運作喚起社會與醫界對台灣黏多醣症這種罕見先天性疾病的認知與重視，使罹病者早日得到妥善照顧，並推動優生保健之工作，以期防患未然，因為這種疾病不容易發現，等到病徵出現時，往往都已為時太晚了。

而協會的主要工作包括：找出國內黏多醣症病童，使得家庭得到互相連繫，彼此勉勵與幫助，推動國內外較先進之診斷技術，尋求病童缺損之基因，推廣家族篩檢及孕婦產前特殊檢查，以杜絕此病之遺傳，並推動國內醫院與國外黏多醣症專門醫療機構與研究單位之交流。從協會成立至今，共有九十幾個家庭，一百多位黏多醣兒加入，透過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互相交流，他們不但獲得了更多的醫學資訊，更獲得了心靈上的慰藉及支持，共同渡過生命的難關。

蔡瓊瑋表示，目前可能可行的醫療方式是骨髓移植，但是適合的骨髓不易尋獲，而這種手術又要在一歲以內施行才可奏效，就算移植成功也有感染的危險，況且骨髓移植也無法使患者病癒，最多只能讓維持現狀。儘管如此，她仍強調，她會和協會的成員繼續努力，就如同協會的主旨－「今天的照顧，是明天的希望！」

中華民國台灣黏多醣症協會 E-mail: ttmps@ms32.hinet.net 網址：http://tacocity.com.tw/cks49

電話：北區－2503-2125　南區－（06）2822290 地址：北區－台北市錦州街357號　南區－台南市公園北路78巷7號 劃撥帳號：1904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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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及長大的孩子 黏多醣兒周道

【生命力記者／何佩純報導】十五年前，周道在全家人的期望下呱呱落地，可愛的樣貌，健康的身體讓蔡瓊瑋沈浸在初為人母的喜悅中。豈料，在周道五歲半時，醫生證實周道患了罕見的遺傳疾病－黏多醣症。在與病魔對抗十多年，歷經了十二次大小手術後，周道還是走了。然而，周道短暫的生命為國內黏多醣症醫學研究留下完整的個案記錄，也促使蔡瓊瑋將悲痛化為大愛，為台灣的黏多醣症協會催生，使台灣的黏多醣兒看見一絲曙光。

「辛苦的是周道，我是心疼。」每當有人稱許蔡瓊瑋照顧周道的辛勞時，她總是這樣回答。她表示，在周道三歲半時，出現了種種異常現象如：表達方式慢、走路重心不穩、記憶力減退等，在幾經檢查後都無從得知病因，等到得知兒子患了這種連醫生都無法解釋清楚的疾病後，她和丈夫周艾都陷入悲痛的陰霾中無法釋懷，由於當時國內對於黏多醣症尚無研究，所以他們尋遍了各國的名醫，但是都無法治癒周道，他們只有看著孩子隨著病情的惡化外貌改變、智力衰退而束手無策。


然而，他們還是不甘心兒子被台灣的醫生宣判死刑。民國八十二年，周道得到英國研究黏多醣症的首席醫生診治，於是蔡瓊瑋帶著黏多醣症末期的周道，以及一堆在三小時內學會的急救器材遠赴英國治療。「即使生命是如此短暫而脆弱，我仍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讓它平白從手中流失。」蔡瓊瑋堅定的說。

在英治療期間，周道經過了大大小小的手術，他的生命也一直在生死之間盤旋，但終究在醫護人員的搶救下重拾生命。但是回台之後，周道孱弱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一波波併發症的襲擊，必須依靠氣切管呼吸，腦壓過高及腦水腫也使他無法躺著睡覺，身體所承受的疼痛連打嗎啡也無法減輕，終於在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離世，成為國內存活最久的黏多醣兒。

「道道是我永遠的驕傲！」現在的蔡瓊瑋不再是個傷心的母親，而是個快樂又堅強的黏多醣兒大家長。感同身受，是她成立「中華民國台灣黏多醣症協會」最大的動力。她強調，雖然周道只有十三歲的生命，但就如證嚴法師看到周道時所說的，他是「示現菩薩」，以小生命所承受的身心痛苦，讓社會更多人來瞭解這種疾病，而她和丈夫則會更堅定的幫助其他病童及茫然無助的家長，使黏多醣兒的生命尊嚴受到更多的關懷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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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慈賢 開懷迎向人生的「糖寶寶」

【生命力記者／賴雅淳報導】第一次見到向慈賢的時候，她正好從酷熱的室外回來，臉上爬滿了汗水，一直不停的說「久等了」，爽朗的笑容讓人一點都看不出眼前健壯黝黑的她，是個每天必須注射胰島素，才能正常生活的幼年型糖尿病患者。　

十五歲那年，向慈賢生了一場重病。起初醫生診斷為腸胃炎，但是吃了藥後，病情卻毫無起色，直到大醫院驗血時才發現血糖偏高，在醫生的懷疑下，證實她是得了國內少見的幼年型糖尿病。


「每次去看病的時候，旁邊的阿公阿婆都以為我是來替家人拿藥的，因為他們不相信，年紀輕輕的我也有糖尿病。」今年二十七歲的向慈賢無奈的說。

發病後，向慈賢必須天天幫自己打針，一天四次，「在我的手臂、大腿和腹部上，可以找到無數的針孔。」而最麻煩的就是控制血糖，每次吃飯前都要扎一滴血，用血糖機測血糖指數，然後施打胰島素，再決定這一餐吃多少卡路里。「在外面吃飯，我都是躲到廁所打針，因為怕別人看到，以為我在施打毒品。」

「生病以來，最大的困擾就是周遭異樣的眼光，以及社會給予糖尿病人的壓力。」高中的時候，向賢慈就是因為害怕同學異樣的眼光，所以沒有和同學解釋，而造成一些誤會和人際關係上的衝擊。有些同學看到她打針不會當面問，而會在私底下傳她吸毒，害她被別人誤會；也有一些不知情的同學，會自動到她的抽屜拿糖果餅乾吃，害她低血糖要補充能量時，才發現：奇怪，餅乾怎麼不見了？也因為害怕同學的閒言閒語，所以在學校，她都是躲在廁所裡打針。有一次，她不小心把空針筒和藥掉在洗手間，被同學撿到拿到教官室，造成不小的風波。「老師知道後，為顧及我的自尊，所以沒張揚，只是跟我說，以後打針可以到保健室，不用到廁所。」

這些生活上的困擾，以及因請假過多而留級的打擊，讓向慈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她開始自暴自棄，也曾企圖自殺，幸好有一群關心她的醫生、護士和輔導老師從旁開導，才讓她不再對生命心灰意冷。後來，她在十八歲那年，參加了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舉辦的夏令營，接觸到幼年型糖尿病的病友團體，感受到病友給予的支持和鼓勵，才讓她真正的走出生病的痛苦和陰影。「現在，糖尿病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我越心平氣和的接納它，就越能得心應手。」她還調皮的補充：「如果和病友們一起出去吃飯，我們會大大方方的在餐桌上打針，不理會旁人詫異的眼光。」

以前唸書的時候，體育老師不讓她打球，升旗的時候，老師要她待在教室，她的父母也反對她參加戶外活動，讓熱愛運動的她失去許多活動的空間。「事實上，運動對糖尿病人不會造成身體上的不適，只要事先估算運動的時間，再準備一些吃的就可以了。」所以每當跑步、打球、或登山之前，她都會隨身攜帶一些甜的飲料，一邊運動一邊喝，讓血糖不因活動而降低，「但是，最怕的就是游泳這類的水上活動，因為總不可能游到一半就吃起來了吧？」向慈賢幽默的說。

除了運動之外，她受到最大的限制就是在「吃」的方面，和父母最大的的衝突也都是因為「吃」。她父母不讓她吃太甜的東西，限制這限制那的，而家人生日時一定沒有蛋糕吃，家裡也沒有糖和飲料，她媽媽也只煮清淡的食物，「因為煮得實在太素了，所以有一陣子，我弟弟都藉口不在家吃飯。」「其實，只要吃前估算熱量、控制食量，糖尿病人一樣什麼都可以吃。」因為要算熱量，她媽媽還特地去買一個秤，吃東西之前都要先秤一秤，「再好吃的東西，都變得不好吃了。」向慈賢無奈的說。

很多糖尿病人身上都會有一張識別卡，以防因血糖過低昏迷時被誤診。「就有病友因為沒有習慣帶識別卡，被送去醫院的時候，醫生直接幫他打點滴，結果讓病情加速的惡化。」所以，向慈賢平常都會把她的識別卡放在皮包裡，隨身攜帶著，而這張識別卡也曾發揮了它最大的作用。

有一次，向慈賢在美國騎腳踏車時，不小心摔斷了手，前來幫忙的警察，在她的皮包裡發現了這張識別卡，讓她不用多做解釋，就得到最好最快的急救。「所以我要告訴病友們：不要因為可恥，或怕別人知道，而不願攜帶這張識別卡，因為我們不能保證自己不會發生任何意外。」

向慈賢說，生病以來最值得慶幸的事，就是藉由這個病，讓她認識了她的宗教，也讓她認識了很多愛她的人，「糖尿病是天主送給我的禮物。」她也因為糖尿病更懂得珍惜自己寶貴的生命。「以前年幼無知，以為命就一條，玩完就算了；現在珍惜它，是因為覺得還有很多事想做，還有很多事值得我去期待，不想因為這個病，而放棄美好的人生。」

問她可有夢想？她靦腆的說，生病之前最想當軍人；生病以後，最想開闢一個廣大的營地，讓所有跟她一樣有糖尿病，或是心臟病、四肢有缺陷的朋友，都能來這裡盡情的活動，讓他們享受真正的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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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愛 溫暖「兔寶寶」成長路

【生命力記者／鍾慧敏報導】「媽媽！為什麼我跟別人不一樣？」今年十歲的李詩婷小妹妹輕聲的問道。「因為你在媽媽的肚子裡時，被兔子咬到啦！」媽媽林郁瑤摟著她，溫柔的說，眼中帶著深深的疼惜。

出生時，詩婷就患有嚴重的唇顎裂，左上顎塌陷，那時外婆第一眼看到她，就慫恿林郁瑤把她丟到孤兒院，「這種沒有鼻子的小孩，為什麼要養她？」林郁瑤不顧媽媽的強力反對，堅持要留著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都不愛，誰還會愛她呢？」在先生同樣的不捨與支持下，展開了十年來的辛苦奮鬥。


剛開始，由於詩婷無法用嘴唇吸食母奶，媽媽便用大針筒一口一口的餵她牛奶，又怕她吃不飽，所以幾乎一個小時餵食一次，非常辛苦。詩婷的爸爸那時以打零工為生，工作時間不定，常常是三天捕魚，兩天曬網，所以家庭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一個唇顎裂的孩子所要負擔的醫療費用，是非常龐大的，幸好那時求診於長庚醫院的羅慧夫醫師，並間接得知顱顏基金會的消息。基金會定期出版的月刊及舉辦的座使得原本求助無門的家庭，得到一些經濟上的幫助。

在詩婷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便是學習語言。與別的小朋友不同的是，三歲之前，詩婷的發音仍很模糊，「爸爸」常唸成「嘎嘎」，三歲之後，她開始接受語言的訓練，除了接受醫院的訓練，林郁瑤會在家中製作小卡片，一個字一個字的矯正她的發音。「在這方面，我對她是很嚴厲的。」林郁瑤表示。

「媽媽，妳今天身體不舒服，要不要陪妳去看病？」詩婷體貼的問道。在媽媽的心理，詩婷一直是一個貼心的小女兒。她今年就讀國小三年級，是一個開朗的孩子。樂觀的她，很少為自己的外貌而自卑，即使同學嘲笑她，也不會因此而沮喪。因為擁有一副好口才，最喜歡看故事書及說故事，繪畫方面也得過不少獎項。自動自發的個性，在功課上更是不用家人擔心。

從出生三個月至今，詩婷已經動過五六次的手術，除了略塌的鼻子，外貌上並沒有與別的小朋友不同的地方。今年暑假，她還要繼續接受牙齒的矯正，牙齒的矯正是不列入健保給付的，由於手術費用龐大，對家人來說是一大負擔。「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家，到那裡找的到幫助呢？」林郁瑤苦惱的說。

為了詩婷，林郁瑤不顧已惡化的母女關係，甚少回娘家探視。「我不會後悔！」她語帶哽咽的說。「或許是補償的心裡吧，我只想盡我的所能，看著她平安長大，那是我最大的心願。」對詩婷，她沒有偉大的要求及期望，所期待的，就像任何一位平凡的母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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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學習 焦雅佩讓幼童重拾課本

【生命力記者／郭姝敏報導】「Say hello to 大姊姊！」「對不起別人時要say sorry！」「大哥哥要走了我們是不要跟他say good bye？」這不是美語補習班的上課過程，而是在安康希望協會中上課的情況。看著班上的小朋友大聲的唸著今天所教的單字及踴躍舉手回答問題的情形，擔任美語老師的焦雅珮開心的說：「他們終於找到自己的興趣了。」

「Say hello to 大姊姊！」「對不起別人時要say sorry！」「大哥哥要走了我們是不要跟他say good bye？」這不是美語補習班的上課過程，而是在安康希望協會中上課的情況。看著班上的小朋友大聲的唸著今天所教的單字及踴躍舉手回答問題的情形，擔任美語老師的焦雅珮開心的說：「他們終於找到自己的興趣了。」


擔任美語老師的焦雅珮曾經是台北某知名美語補習班的老師，在辭掉工作之後就到安康希望協會去擔任美語老師與協會的活動企劃，原本以她的條件可以去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高中及大學時都在外國唸書的她，卻選擇了這一份薪水不高，卻要做很多事的工作，「這裡的薪水當然不能跟以前比，不過因為我喜歡小朋友，所以也不在乎酬勞。」除了星期一、四要上美語課，二、五則是開放給小朋友問功課或是解決生活上的瑣事，其餘時間則是忙著編上課的教材及做一些有關社區活動的企劃。

有別於一般的美語補習班，這裡的課程沒有課本也沒有進度，因為在這裡上課的學生從國小到國中都有，而吸收的程度也相當不一致，此外這些小朋友的在校成績也普遍地不理想，更何況這裡教的是他們從未碰過的英文。因此，她也會特別的注意年紀較小或是吸收較慢的學生，「如果不多注意他們的學習過程，他們可能會因為跟不上而放棄學習了。」在課堂上或是下課後，焦雅珮總是和他們打成一片，學生們總是叫她「大姊姊」而從不叫她「老師」，在小朋友的心中大姊姊的隨和遠比老師的嚴肅來的好相處。

「我不認為我是以老師的身份去教導他們，而是以一個大姊姊的身份去教他們，因為這裡的學生普遍都不愛讀書，對於老師這個名詞更是敬而遠之。」為了不使他們覺得自己好像在上課，她會想盡辦法去加入他們及參與他們的想法，雖然他們並不喜歡唸書，但唸英文卻成為他們的興趣，「在學校裡他們已經是被學校所放棄的一群人，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他們可以重拾對讀書的興趣。」

除了一些淺顯易懂的單字之外，焦雅珮最常教的課程就是「請、謝謝及對不起」，因為她覺得這些小朋友雖然很乖，但是確缺乏生活教育，在她剛開始教學時，很不適應他們的說話方式及態度，因此她就慢慢的在教學的過程之中，加入一些打招呼的句法或是禮貌的用語，在小朋友不小心犯錯時，她總是會適時的提醒他們應該說什麼話，而在見到其他人時則是要主動的打招呼。「我覺得與其讓他們背再多的單字，不如讓他們學習待人處事的方法。」除了上課之外，她也會關心小朋友平日的生活情況，以大姊姊的身份去注意他們的問題。

在這個小小的教室裡，由於資源相當的有限，每堂課只能擠下十個小朋友「其實還有很多小朋友想進來唸書，但是這裡容不下那麼多的人，因此那些小朋友在放學後只能繼續在外遊蕩了。」而她也擔心這些在外遊蕩的小朋友，在家庭的疏於管教之下，會行為有所偏差或是教到壞朋友，因此她也跟希望協會的其他人員都希望能儘他們的能力，以及獲得其他單位的協助再增加教學資源，及改善讀書的環境，除了讓這些小朋友在放學後有正當的地方可去，也能讓他們重拾課本走進學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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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代替收容 遊民才能重生

【生命力記者／林揚程報導】遊民收容中心是提供遊民居住的「中途之家」，協助遊民重返社會，不再流浪街頭。邱慶雄說，目前遊民收容中心可以收容遊民的數量還算可以負荷，但是後援安置機構仍是很欠缺的；如果遊民在收容中心裡只進不出的話，很快地收容中心也會面臨不足的情形。

當遊民被送到收容中心時，收容中心會先安排他們做醫療檢查，有病的要先送醫治療。進一步確認他們的身份，有家屬的就聯絡家屬領回；身體健康有工作能力和意願的人，輔導他到職業訓練所、就業訓練；而身份不詳則留在中心裡等候安置。


台北市遊民收容中心社會工作員吳家鳳說，「協助遊民重新進入社會或是給予他們適當的環境生活，才是照顧遊民目標。」她感嘆地說，收容中心不是長期的收容機構，更不是醫療、扶養機構，加上收容中心床位有限和時時會有新遊民被轉介進來，如何安排遊民到適當的安置機構，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和工作。台北市社工室社會工作員邱慶雄也表示，遊民最需要的是後續的輔導，而不只是臨時性的收容。

在台北市遊民收容所裡的遊民，有大半是失智或精神異常的遊民，他們比較缺乏自理能力，需要旁人協助他們生活。吳家鳳說，中心這邊一方面協尋他們的親屬，一方面也安排他們到相關醫療、安養機構。但是坊間的醫療、安養機構參差不齊，要送得適當的安置機構也很難，因此很多遊民還是在中心裡等候安置。

吳家鳳表示，有些遊民習慣在收容中心裡生活，還會捨不得離開了。但是為了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還是要鼓勵他們到安養機構，讓他們受到夠好的照顧。

邱慶雄對於遊民收容的問題表示，遊民不能只是安置就好，應該去了解他們的需求，去輔導他們。收容中心做的不只是收容而已，更要輔導、安置遊民。有些遊民可能是工作上失業，經濟問題而流落街頭；有些可能是家庭糾紛，離家出走等，應該針對不同遊民給予輔助，如：安排身心障礙遊民到殘障安養院、獨居老人安排到老人安養機構、離家出走的輔導返家、失業的就安排就業，讓他們各得所需。

吳家鳳表示，遊民收容中心是一個「臨時」、「仲介」的處理機構，並不能徹底解決遊民問題。她說，要解決遊民問題是整個社會、政府、各個福利團體和安置機構等共同配合，建立更完善的福利體系才能幫助遊民脫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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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重重 老病遊民何處去

【生命力記者／陳建文報導】遊民流浪街頭，衛生品質惡劣也使得遊民染病的機會大為提高，他們最容易得到皮膚病、肺結核、梅毒、疥瘡等傳染病。萬華社福中心外展社工員楊運生說，去年慈濟人醫會在做街頭義診時就發現了十個開放性肺結核的案例，這還只是遊民自行受檢所發現到的，而沒有診療的遊民，染病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對於民眾或是遊民來說，莫不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楊運生說，曾經有個遊民的腿受了嚴重的外傷，潰爛的程度已經到了下雨天就會有蛆鑽出來，而他卻仍堅持不肯就醫，為的就是要博取路人的同情，可以多拿一些賞錢。遇到這種情況，社工員只好強制他到醫療單位接受治療，以截肢來阻止病情的惡化。遊民的心態，也是造成醫療問題的原因之一。


「身染重病的遊民得不到療養機構的照顧，最後只能在收容所裡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台北市遊民收容中心社工員吳家鳳感慨地說。

現在遊民的後送醫療體系並不健全，收容所裡的病患並非每一家療養院都願意收留，若台北市合法立案的療養機構都不收，那麼只好根據病患的個別狀況，到外縣市尋覓適合的單位來轉介。但是，有些情況甚至造成了收容所成為他們最後的「歸宿」。吳家鳳語重心長地表示：「這是目前我們最大的難題，雖然我們也不願意，但是不能否認，的確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收容所的情況，正凸顯出遊民醫療體系後援單位不足的嚴重性。遊民收容所在轉介病患時會經過「殘障鑑定」來決定需不需要轉介，如果身上有插「三管」者或是患有法定傳染病者，他們也不敢轉介出去。所謂「三管」就是如氣管內管、胃管、尿管等，而法定傳染病則如愛滋病、肺結核、梅毒等，因為老人福利法規定療養機構不准收容以上兩類病患，這些病患應該是待在醫院而非養護所。而且，合法立案的轉介單位，在台北市只有十家，而其他縣市更是少得可憐，如此的後援體系，實在是叫人擔心。

遊民的醫療還有另一個問題，台北市社會局社工室社工員邱慶雄說，一般在路上昏倒或是病倒的遊民，經過民眾報案後，警察單位會開出「路倒單」，直接送醫救治。但是，有些遊民因為沒錢繳健保費，所以根本就沒有全民健保，此時就會由社會局出面與健保局合作，以加保的方式來處理。至於遊民無力支付以後的健保費用，社會局會依「社會救助法」，替他們辦理社會低收入戶補助。

不過，社會局並不支付遊民過去積欠的大批健保費。邱慶雄說，總不能拿納稅人的錢去幫遊民繳費吧！「健保對於沒有收入的遊民來說，只是增加他們的負擔罷了」。邱慶雄感慨的說，「這就是健保不通人情的地方！」。對於這種情況，中央健保局承保處曹專員說，遊民積欠的保費將會尋求慈善團體來認養支付，而健保局未來也會以成立「基金」的方式，讓這種問題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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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遊民收容所 急徵志工

【生命力記者／陳建文報導】台北市遊民收容所因為志工不足，只好找所內情況良好的遊民擔任協助送醫的工作。但是，畢竟礙於他們本身能力的限制，往往會漏失來自醫院的訊息，也會誤傳收容所傳達給醫院的訊息。再加上收容所的護理人員只有兩位，常常遇到同時要將好幾位病患送到不同的醫療單位，這時收容所的出動護理人員往往感到分身乏術。

因此急需志願工作人員來參與協助送醫的工作。時間是每天三個小時，例如：早上八點三十分跟著警察的護送出車到醫療單位，十一點三十分回到收容所。收容所每天會有兩次的送醫，志工服務的時段可再分配。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遊民收容所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圓通路143號

電話：(02)2247-3005

傳真：(02)2247-2812

連絡人：社會工作員吳家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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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林萬億看遊民問題

【生命力記者／謝佩芳報導】「遊民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也是社會的附屬品，更能直接反應社會問題的症候。」現任台北縣副縣長，同時也是國內研究遊民問題權威的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表示。

他接著說，世界各地都有遊民，尤其是大城市，西方國家因晚近高失業率的影響，造成都市邊緣有眾多的遊民，但是台灣和其他國家的遊民形成原因不同，我們不是高失業率的緣故，而是出在社會福利體系不健全的問題上，目前很多的法令及福利不能適時的照顧精神病患和身心障礙者，甚至是一些因產業外移失業的勞工，導致他們流落街頭，成為遊民。


「量」是遊民會成為問題的主要因素，一個、兩個就不會造成問題，但人一多起來就會影響都市、社區居民的生活。除了社會福利體系的問題，林萬億還指出都市更新所帶來的衝擊，例如拆除貧民住宅、闢建道路，無形中造成很多人流落在外，而得不到照料的精神病患和身心障礙者，以及因家庭因素如婚姻暴力流浪街頭的人，都是造成今日遊民問題的主因。

其實遊民和一般人一樣，只不過他們流落在街頭。林萬億表示，在國外他們叫遊民「Homeless」，不是「Houseless」或「Familyless」，這是因為「Homeless」不是沒有房子，也不是沒有家庭，而是他失去了家的感覺。這個道理和我們的「遊民」的意思是相通的，只不過國人普遍都對遊民都存有負面印象，使得遊民問題一直沒辦法獲得解決。

台北市萬華地區是遊民聚集最多之地，尤其是龍山寺一帶，林萬億指出，這樣的現象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宿命」。在過去，萬華地區就有「乞丐寮」之稱，不但因為艋舺碼頭繁榮富庶，商賈旅客絡繹不絕便於行乞，而附近的龍山寺、青山宮、清水袓師廟，香火鼎盛之餘也被認為是慈善布施的發源地，於是，沿襲至今也成為遊民的聚集地，而且遊民並沒因為艋舺碼頭的沒落而減少，相對的因為臨近夜市的興起及商家林立，使得萬華成為遊民最多的地方。

對於現在台北縣市的遊民問題，林萬億提出他個人的看法，他認為要解決遊民問題就是要做到「三層式的輔導」，這也是現今台北市政府所採行的辦法。

第一層就是緊急救護，例如定點發送便當、棉被、睡袋等，以及提供緊急醫療救助都屬之。第二層是轉型過渡服務，但礙於國內「配套措施」執行困難，一直不能達到預定效果，所謂的「配套措施」就是指收容中心、職業介紹所及醫療機構間緊密合作，將合適的人選轉介，讓有工作能力的人有工作，身心障礙者有棲身之所。

而最後一層就是對遊民的持續追蹤的永續服務，不過，因為其他政策無法配合，常導致前面所做的努力功虧一簣。例如，現行國民住宅制度不能提供遊民「住」的問題，間接使得遊民又回到街頭，形成循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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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運生 街頭遊民的守護神

【生命力記者／阮怡瑜報導】「在慈濟大愛台工作時，老在一旁拿攝影機，看別人做社會服務工作，雖然不知道適不適合，卻很想親身投入社會工作做做看。」在這樣一個信念下，楊運生放棄許多人求之不得的工作機會，而一頭栽入遊民的服務工作。

楊運生是台北市社會局萬華社福中心的社工員，也是全台北市唯一直接在街頭從事遊民工作的外展社工。原本擔任電視台攝影記者的楊運生覺得：「當攝影記者是將人生很多的時間去花在和別人擠來擠去，然後聽一些重要人物的廢話上。」楊運生略帶誇張的說：「其實我現在有些恨記者的工作，因為雖然努力的在建立自己的道德標準及第四權，但看到的成效還是很少，不如直接投入社會工作，可以實現更多自己的理想。」


秉持這樣的理念，在離開慈濟大愛台之後，楊運生甚至甘願放棄到TVBS當攝影記者的工作機會，而參與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在柬埔寨的人道救援工作。他說，當初因為TOPS急需一位到當地可以很快適應的接手人，剛好我曾到過柬埔寨工作，所以，馬上被錄用，且在很短期內即前往柬埔寨。

不過，在柬埔寨的那段時間，剛好遇到柬國內戰及空難，電視上常播放著柬國一些血腥、搶劫等社會不穩定的新聞，讓楊運生在台灣的母親為他感到憂心忡忡，身為獨子的他，為了孝心，只好放棄柬埔寨的工作。

回到台灣後，在家休息了兩個月，但楊運生仍然沒有放棄從事社會工作的理想，剛好當時台北市社會局希望找一位專門負責遊民外展工作的社工，於是，楊運生在沒有太多社工經驗的情況下，仍努力爭取，終於取得這份工作，再一次的投入他所嚮往的社會工作。

前台北市社會局局長秘書許傳盛說：「希望有一個外展的社工，才可以主動出擊，讓政府福利體制可以和遊民聯繫起來。」因此，楊運生在台北市政府對遊民的照顧輔導工作上，始終站在第一線，深入遊民，聽他們的故事，幫助他們。

「防飢、防寒、防疾之後呢？遊民還是沒有跳脫它們所處的困境。」因為和遊民有許多的接觸，楊運生真正想做的不是只有維持遊民基本的生活條件，他更積極的希望可以幫助遊民重新站起來，投入社會的主流勞動市場。

許多次，在深夜裡，楊運生載著流落台北街頭的異鄉遊民，回到他們戶籍所在的縣市，可能是花蓮、是台東，不管多遠，楊運生在乎的是，是否可以為遊民申請到補助金。甚至當自己及遊民收容中心苦心輔導的遊民，因人頭冒用的事情，被法院傳令審訊時，楊運生二話不說，自己掏腰包為遊民付了一萬多元的交保費。

戴著一頂小圓帽，楊運生為遊民東奔西跑，甚至來回各縣市，他帶著苦笑說：「從事遊民的社會工作其實壓力很大，因為許多民眾很討厭遊民，所以也不喜歡我們為遊民做的工作。」雖然如此，楊運生仍努力為遊民爭取更多福利、做更多事。

沒有太多官方做法的死板，楊運生抱著更多的熱誠、更直接爽直的作法，為這群流落街頭的人們，建立一個可以依靠、可以得到幫助的庇護所。

問他如果不做遊民工作，想做什麼，他說：「想去非洲！」不一定是從事國際人道救援的工作，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始終會抱著熱誠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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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愛華 用聲音陪盲友走學習的路

【生命力記者／林育珊報導】于愛華，目前任職於警政署，她擔任盲友會的義工已經將近十年，十年當中，她所錄製過的有聲書，造福了許多的盲胞朋友，甚至還有盲友會拿著書來指定要于愛華替他們錄音，于愛華的聲音，不僅在學習的過程中陪伴盲友們，更溫暖了每個盲友的心。

民國七十九年，于愛華在報紙上剪下了一則關於盲友會招募義工錄製有聲書的報導，但是，她當時並沒有立刻就加入，只是把這個剪報放在辦公桌的桌墊下；直到有一天，她在警廣的廣播中聽到了一個盲人的社團－－「秋風社」，這個社團之所以取名為「秋風社」，是因為盲人在社會上屬於弱勢團體，就好像落葉一般，秋風一吹就不見蹤影；于愛華說，當她聽到這裡，突然覺得一陣感動，她很希望能為盲人做點什麼，於是，回到辦公室，就找出當初的剪報，撥了電話，正式加入錄製有聲書的行列。


于愛華說，其實幫忙錄製有聲書，有的時候不是很輕鬆的一件事，因為需要錄製成有聲書的並不是容易消化的散文或小說，而是學理性濃厚的教科書或是命理的書籍，像她就曾經錄過中藥和易經，對這兩者都外行的于愛華說，實在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她也曾經幫忙錄製醫學辭典，書裡有許多深奧難懂的原文專有名詞，很多在普通字典裡根本找不到，所以她只好照本宣科，把英文單字一個一個唸出來。不過，也因為在錄製有聲書之前，她都必須先預覽過，而這些經驗，讓她又多學了不少知識。

很多盲友在聽了她的有聲書之後，都會主動寫信來感謝她的幫忙；像是一位來自新加坡的讀者莊淑珍，特別從遠方捎來感謝的信息，因為她聽過于愛華錄製的幾本智慧叢書，而從此浸淫在聽書的樂趣中。

于愛華說，錄製有聲書不會影響到家庭生活，又可以幫助別人，所以，當她聽到人家稱讚她長期做義工很了不起時，她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她認這沒什麼特別的，因為在從事這樣服務的人並不只她一人，而且，她只是做一份她能力範圍可以勝任的工作。

于愛華說，在錄製的過程中，其實很像在演廣播劇，因為她常常必須要一人分飾多角，這也是錄製有聲書的樂趣之一。

一份無給職的工作可以維持那麼久，于愛華說，家人是她最好的支柱，她的兒女們現在只要聽到她要錄音，都會自動把門帶上、電視聲音變小，而老公也常常在她錄完一本書時給她鼓勵和打氣，或者是利用下班時間，「順路」繞到很遠的地方幫她買錄音用的空白帶；這些小小的動作，都讓于愛華感覺溫馨無比。

于愛華說，如果有可能，她將會一直不斷的錄下去，即使錄到六十歲都沒關係，她會一直錄到她太老了或聲音不適合了，她才會停止，于愛華說，她願意做個終生的義工，做盲人一輩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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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盲心不盲 賴建名走出視障親視窗

【生命力記者／林育珊報導】賴建名，今年剛修完清大外文系的課程，因為出生經過母親的產道時受傷，而造成了終生重度弱視。他也曾經因為自己生理上的缺陷而沮喪失意，但是，現在的他，已經走出視障者的陰霾。目前，賴建名還留在學校裡繼續修習中學教育學程，賴建名說，他的願望是有一天能成為一位春風化雨的好老師。

從小，因為眼疾的關係，賴建名常常被鄰居和親戚作弄，他說有些人喜歡把他的東西丟到地上，然後看他心急如焚的在地上摸索而幸災樂禍。因為視力的關係，賴建名從小在正規教育就讀時，他的學習能力比一般的同學來的緩慢，因此，他一年級就被留級，二年級他被當成智障送進了啟智班，一直到五年級才進入啟明學校就讀。賴建明表示，在學齡的萌芽期就承受如此大的挫折和壓力，實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啟明學校裡，賴建名像其他的盲人一樣，接受按摩的職能訓練，畢業時，他和其他同學一樣順利地取得了國家級物理按摩師執照。在剛畢業的半年，賴建名就是靠著作息不正的按摩工作來維生。求知若渴的他，每次在幫客人按摩時，常常會問自己，難道盲人就只能做按摩師或算命師嗎？他認為，視障者不該侷限自己的發展，賴建名說：「其實視障者不只是手很靈巧，頭腦也不比別人差」，所以，當他看完鄭豐喜的《汪洋中的一條船》後，他對自己的人生有了另一種的領悟。賴建名表示，視障者只有生理的缺陷，只要努力一點，沒什麼做不到的事。賴建名說，「如果鄭豐喜可以克服自己的障礙，那他也想試試看。」於是，他在畢業後一年，靠自修參加殘障的特種考試，而他原本對英語學習就很有興趣，程度也不差，加上清大又有招收盲生，所以，他最後選擇了清大外文系做為他的第一志願。

大學的課程不比高職，而且並沒有針對視障者特別設計教材，所以，賴建名的學習過程比其他的同學要辛苦的多。從大一起，賴建名就必須把每一本教科書、老師發的每一張講義，請同學一字一字的唸給他聽，他在自行打成點字書，同時他也在製作自己的英語點字辭庫，直到大一下系上添購了視障者的掃描器，可以直接掃描文字成點字模，才讓他比較輕鬆一點。

賴建名說，他大一時有一堂「西洋文學概論」，老師有一次發了一本廿八頁的劇本請他們閱讀，他花了三、四小時，幫他唸劇本的同學也換了三批，點字版打了十幾頁，才等於實際劇本的四頁，好不容易完成將近十頁的劇本內容，結果，第二天的上課進度，還是超過他所準備的點字講義，他前一晚的心血結晶，還是不夠派上用場，最後，他只好先放棄這門課，直到大三時，因為輔助器材的幫助，才讓他有能力再重修。

賴建名表示，在清大他學到了勇於面對自己的缺陷，過去，他對於主動提起自己的視力感到很自卑，但是現在，只要是新的場合，他就會主動的告知別人他的視力不好，請大家包涵；賴建名說，他知道其實大家都很樂意幫忙他，但是如果沒有事先溝通好，大家會以為他看得到，而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賴建名說，視障的人對挫折的忍耐度，必須比一般人的高很多，到目前為止，他受過很多的挫折但也都走過來了，未來，他還是會碰到挫折，但是，他會以更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賴建名選擇了執教鞭做為未來的職業，他認為許多視障的孩子在主流教育中很容易被剝奪學習的機會，所以他希望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幫助視障兒童早日走出陰霾，開創屬於視障者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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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珍 從悲苦的命運中自立

【生命力記者／朱立人報導】大安高工補校印刷科三年甲班的學生平均大約只有十七、八歲，在其中卻有一名已經二十五歲的女學生特別引人注目，一部分可能是因為年齡的差異，然而最讓人注意的是她瘦弱的身子。由於小時候的悲苦命運，讓她嚐盡人間冷暖，後來因為過於勞累，加上營養不足，導致慢性腎臟病，一周必須洗腎三次才能維持生命，這個可憐的女孩子叫做張世珍。

大多數人的童年都是在父母細心呵護下平安度過的，然而對張世珍而言，卻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張世珍說，由於母親未婚生子，在當時保守的社會中是必須承受很大壓力的，所以從她一出生，就被母親拋棄，而父親則不知去向，到五歲之前都是由住在台南的外婆扶養長大的。


外婆過世後，張世珍被安排給舅舅領養，可是舅舅跟母親的關係並不好，對待張世珍也不像對待自己的外甥女一樣，張世珍說：「他們家覺得我是多餘的，何必多花錢養我，所以他們就把我當作佣人，他們全家七個人沒有一個對我好的，家裡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我來做，做得不好還會被打、被罵，甚至不能吃飯。……有時候我真的很羨慕我舅舅家裡的那一條狗，牠吃的東西都比我好。有一次我事情沒做完，就被舅舅的小孩罰不准吃飯，可是那一天我真的餓得受不了了，只好去拿狗的飯來吃。」

一般人七歲就必須上小學唸書，但是張世珍想讀書卻被舅舅拒絕，張世珍說，九歲的時候，她很羨慕舅舅的小孩可以讀到高中大學，所以也跟舅舅談她想要唸書的事，可是舅舅卻說對她說，沒有必要讓她唸書。

九歲是張世珍改變命運的一年，有一天她因為做錯事，被兩個表姐打得遍體鱗傷，於是離家出走，張世珍說：「當時我也不知道是哪來的勇氣，只覺得只有離家出走，我才能得救，才能活得下去。」後來張世珍被一對好心的夫婦收養，讓張世珍唸小學，視她如己出，可是這段快樂的日子只維持了五年。

由於張世珍的母親嗜賭，國小五年級下學期期末，當時十四歲的張世珍被親生母親私下從台南的學校中帶到台北，把張世珍送到職業介紹所，後來在一家餐廳當幫傭，張世珍說，在這家餐廳五年的工作期間，所有的薪水全都被母親拿走，而她卻不能離開，因為身份證件全都在母親手上，好在餐廳的老板娘可憐她，付了一筆錢給張世珍的母親，要求把張世珍的戶籍獨立出來，這才使得張世珍獲得自由，但是從此後張世珍卻再也沒見過她的媽媽。張世珍說：「以後如果有緣的話，我們還會見面的。我覺得我對我母親已經做得夠多了，可是她卻沒盡到為人母的責任，……所以我很討厭過年過節、過生日，我不要什麼生日蛋糕、生日禮物，我的願望很小，只想要在我生日那一天，有愛我的父母親對我說『生日快樂』而已。」

此後，張世珍就自己一個人租房子半工半讀的繼續她的學業，進入大安高工補校的第一年，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足，加上工作勞累，造成腎臟逐漸壞死，後來經過醫生的診斷，宣佈她罹患了腎衰竭，張世珍說，當時她相當的自暴自棄，甚至有輕生的念頭，後來在社工人員的輔導下，才漸漸變得比較樂觀。

現在張世珍每週必須到醫院洗腎三次，大安高工陳主任教官說，既使如此，張世珍卻很少曠課，學業也維持良好的成績，學校裡的教職員也都相當關心張世珍。未來張世珍準備報考初等公務人員，再報考大學的推廣教育，繼續她最喜歡的上學讀書。

目前張世珍在國科會當工讀生一個月大約領一萬多，台北市社會局每個月又提供七千元的補助，張世珍說：「這樣就夠了，除了醫院的掛號費、三餐、房租以外，平時我不花什麼錢的，每個月我還可以存一點錢，為以後念大學做準備。」

張世珍說：「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雖然沒什麼錢，可是跟過去的苦日子比起來，現在的情況已經讓我很滿足了，更何況我不是最可憐的，世界上有比我更可憐的人，而且只要人生還有目標，就會有想辦法讓自己活下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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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主題公園 從心出發

【生命力記者／謝敏芳報導】「心臟是人體的中樞，身體的力量要從心出發，任何事情都是由心開始。」「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創辦人許錫松希望未來的「心臟主題公園」，能夠帶給社會這個健康的訊息，他認為要以心臟為第一步，再延申到身體其他器官，認識自己才會懂得關懷別人。

「心臟主題公園」是「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努力推動的目標，地點選定在台北市內湖區的碧山，計劃以五年的時間完成興建，而目前，除了市政府提供用地，市議會也通過預算補助外，五期的工程中已完成第一期。


提到這個世界首創的「心臟主題公園」，許錫松說這全然是協會的夢想付諸實現，並且獲得各大醫院小兒科醫師的參與支持。「心臟主題公園的建立，目的在於教育社會大眾認識自己的身體、瞭解健康的重要，傳達關心自己也關心別人的概念」，許錫松以堅定的口吻強調健康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重要。

在硬體設施方面，「心臟主題公園」的外觀是一個人形，公園內設計有腦部、心臟、肺臟、肝臟、腎臟、胃等各部器官的主題館，以及模仿人體血管的健康步道，關懷心臟病童協會希望藉此讓人們實地見識到身體的內部構造，並親身碰觸這些與人們互依互存的器官，透過最簡單、直接的模型與設計，使人們感受到生命的奇妙力量。

對於當前面臨的難題，許錫松指出是軟體部份至今還未成形定案，軟體的規劃是一項大工程，必須結合醫學上的專業知識與社會上人力、物力的資源，他建議由各大企業共同承擔，就不同的器官主題區分別認養，進而為公園創造更大的發揮空間。

此外，公園所在地的碧山，其實是協會深具意義的發源地。十年前的植樹節活動就是在碧山展開，而那次正是協會成立以來舉辦的第一次活動，他們邀請了日本社團來台，一同種下樹苗、許下願望。而如今，許錫松提到明年三月底的第二屆世界小兒科醫學會議預定在台北舉行，屆時希望「心臟主題公園」的工程進度能夠超前，讓外國人見證到真正的台灣第一。

「心臟主題公園」有如「關懷心臟病童協會」為這個社會催生的孩子，他們要為社會帶來一個健康、慈愛的人心，「社會就好比人的身體，身體會出毛病，社會同樣會有問題，『心』關係著身體和社會的健康與不健康，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從心出發」許錫松道出了他對人、對社會的心聲，也為這個公園的存在下了最好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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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錫松 助人自助的「關心」人

【生命力記者／謝敏芳報導】「心存感激，全力以赴」，這是「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創辦人許錫松的座右銘，也是他投入社會服務事業的最佳寫照。

成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許錫松其實有切身之痛。十一年前，他的初生女兒即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從此開始，他和太太兩人就過著擔心受怕、隨時備戰的日子，為了因應女兒不定時發燒必須緊急送醫，徐錫松與太太兩人排定班表，輪流看護女兒以控制病情。由於女兒的智力嚴重受損，十一歲的外表下只有五歲兒童的智力，然而，他仍因女兒的生命得以延續而感激不已，許錫松說，如果沒有女兒的一場病，他永遠也學不會什麼是包容，認不清什麼是無私的愛。

四十九年次，現任中視新娘世界副總經理的許錫松，有著低於實際年齡的年輕樣貌，但他的心卻像是走過許多人生歷練後的豁然開朗。他回憶十一年前，那段全家人被病魔打擊的歲月並沒有讓他怨天尤人，反而對其他心臟病童家庭更能夠感同身受，促使他投入關懷人群的服務工作；另一方面，他也體認到「訓練自己，服務人群」的信念應該有更積極的實踐，於是主張「自助才能互助，互助才有人助」。

早先，許錫松與在青商會的朋友加入榮總的「心臟病家長聯誼會」，民國七十七年，他發覺心臟病童的家庭愈來愈多，為了做到直接回饋，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於是成立了「中華民國關懷心臟病童協會」。他希望藉由協會舉辦活動，教育社會大眾對心臟病有正確的認知，並以協會作為家長聯誼會，提供經驗分享的空間，同時，也讓協會扮演家庭和醫院的溝通橋樑，給予心臟病童更完善的幫助，最重要的是，期待協會能做到幫助心臟病童在就養、就學、就業三方面的自助互助。

十年的服務歲月，許錫松內心裡累積著一份充實，他強調自己是以個人的力量不斷去做，而未來只要協會需要自己，他依然是義不容辭，此外，許錫松還提到「為善要讓別人知道，但不要膨脹」的服務態度，原因在於要讓別人有學習的機會，學習從身體力行中去幫助別人。

許錫松將一切的付出視為收穫，尤其在協會中可以找到屬於他的精神糧食，「我的休閒活動就是做公益，我把公益當作休閒」，他認為幫助別人是很快樂的事，關懷別人也是自我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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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寧秋 青少年的慈愛天使

【生命力記者／朱國溢報導】板橋市親子服務協會執行秘書白雅娟，在敘述理事長黃寧秋為何會投入輔導青少年的行列時表示，秋媽媽原本三年前在中山國小擔任義工，但在某天巧遇一位蹺課女孩之後，認識了一群中途輟學的小孩，由於不忍心看著他們無家可歸，就利用她的鋁工廠當做臨時的『少年之家』，來安置他們。

「總不能沒有地方去，至少讓他們有地方可住，才不會變壞。」秋媽媽激動地表示。可惜的是，當時在鄰居不諒解的抵制下，而被迫停擺了。她感慨地說：「由於種種的原因，所以無法繼續維持下去，我們都很難過。」所幸在許多人的協助下，尤其是三民社區協會理事長鐘明允的幫忙，終於在少年之家停擺半年多之後，在八十五年五月成立了板橋市親子服務協會，來繼續為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白雅娟表示，在協助中輟學生與家庭親子關係惡劣等個案時，都是秋媽媽親自去溝通、瞭解以及協助的。秋媽媽則說：「由於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所以都是我去輔導，也希望有能力的人能來協助我們。」她表示，這些青少年雖然自己有錯，但是有些父母其實也有缺失，尤其是教導方式方面，不單只是小孩方面，此外，「中輟生不只有復學的問題而已，就連復學之後的問題也需要解決的！」

秋媽媽回憶著說，先前就有一位國中生，因為結交了年紀大她三歲的男朋友，並住在一起，然而母親就一狀告到學校，使她被記了一個大過，再加上之後同學在背後的指指點點，也就受不了而休學了。不過，那位女孩之後就沒回家了。之後她母親來求助秋媽媽，當時秋媽媽就表示，如果找到她時「千萬不要罵她，也不要怪她，這樣反而不好。」秋媽媽就陪她去找女兒的男朋友，而且母親也聽從秋媽媽的話，對他也很客氣，幾天後她女兒就回家了，也回去上課了。

秋媽媽說：「他們是真的很相愛，而且那個男生也很上進，父母親應該不是一昧地反對他們來往，而是要敞開心胸去瞭解。」之後，她母親也覺得那為男生真的不錯，也就接納他了。秋媽媽微笑地表示，現在那個男生很努力地打工賺錢給那女生用，也常常去接她下課呢！

此外，她也表示要多給小孩一些不一樣舞台，好讓他們去發揮專長，這也是協會的目的之一。邱媽媽提到之前她輔導過一位新竹的國中女孩。原本她是一個很會跳舞的女生，但是由於一次的受傷，使她手臂上留下了一個疤，但學校因此不讓她上台表演。從此使得她放棄了自己，之後就輟學了。「原本是一個活潑的小女孩，就因為不是她本身的錯誤而輟學。不是很可惜嗎！」秋媽媽有些氣憤地說。

之後，秋媽媽就帶她來服務協會，請她來教授舞蹈的課程，並將在六月時會有一場對外的表演，秋媽媽說：「雖然學校的表演沒有了，但是我們要針對特長，給她另一個舞台去發展，讓她不至於放棄自己。」最後，她也回去學校唸書了。

秋媽媽所輔導過的個案，有小到十幾歲，也有大至三十多歲的，更有遠從新竹、花蓮上來尋求她的協助；有學生本身的問題，也有家長教育小孩太過嚴格所引發的親子問題等等。她表示，目前沒有不能輔導的個案出現，只要用心去瞭解之後，都能完全地解決。秋媽媽很誠心地建議：「父母親管教小孩不可太嚴苛、霸道，這樣反而會形成小孩與父母的對峙，造成之後的問題。」

秋媽媽表示，有些受過輔導的小朋友，在之後都會回來協助他們，她開心地說：「他們在之前受過幫助之後，都會帶著感恩心來回饋，這才是最重要的。」她也表示，創辦這個協會就是要讓他們來這裡學習待人處事的道理，學習一些專長，這樣才能在出社會之後受人尊敬。

社團法人台北縣板橋市親子服務協會 電話：﹝02﹞29525807 傳真：﹝02﹞29525842 地址：台北縣板橋市板新路103號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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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學習 焦雅佩讓幼童重拾課本

【生命力記者/郭姝敏報導】「Say hello to 大姊姊！」「對不起別人時要say sorry！」「大哥哥要走了我們是不要跟他say good bye？」這不是美語補習班的上課過程，而是在安康希望協會中上課的情況。看著班上的小朋友大聲的唸著今天所教的單字及踴躍舉手回答問題的情形，擔任美語老師的焦雅珮開心的說：「他們終於找到自己的興趣了。」

擔任美語老師的焦雅珮曾經是台北某知名美語補習班的老師，在辭掉工作之後就到安康希望協會去擔任美語老師與協會的活動企劃，原本以她的條件可以去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高中及大學時都在外國唸書的她，卻選擇了這一份薪水不高，卻要做很多事的工作，「這裡的薪水當然不能跟以前比，不過因為我喜歡小朋友，所以也不在乎酬勞。」除了星期一、四要上美語課，二、五則是開放給小朋友問功課或是解決生活上的瑣事，其餘時間則是忙著編上課的教材及做一些有關社區活動的企劃。


有別於一般的美語補習班，這裡的課程沒有課本也沒有進度，因為在這裡上課的學生從國小到國中都有，而吸收的程度也相當不一致，此外這些小朋友的在校成績也普遍地不理想，更何況這裡教的是他們從未碰過的英文。因此，她也會特別的注意年紀較小或是吸收較慢的學生，「如果不多注意他們的學習過程，他們可能會因為跟不上而放棄學習了。」在課堂上或是下課後，焦雅珮總是和他們打成一片，學生們總是叫她「大姊姊」而從不叫她「老師」，在小朋友的心中大姊姊的隨和遠比老師的嚴肅來的好相處。

「我不認為我是以老師的身份去教導他們，而是以一個大姊姊的身份去教他們，因為這裡的學生普遍都不愛讀書，對於老師這個名詞更是敬而遠之。」為了不使他們覺得自己好像在上課，她會想盡辦法去加入他們及參與他們的想法，雖然他們並不喜歡唸書，但唸英文卻成為他們的興趣，「在學校裡他們已經是被學校所放棄的一群人，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他們可以重拾對讀書的興趣。」

除了一些淺顯易懂的單字之外，焦雅珮最常教的課程就是「請、謝謝及對不起」，因為她覺得這些小朋友雖然很乖，但是確缺乏生活教育，在她剛開始教學時，很不適應他們的說話方式及態度，因此她就慢慢的在教學的過程之中，加入一些打招呼的句法或是禮貌的用語，在小朋友不小心犯錯時，她總是會適時的提醒他們應該說什麼話，而在見到其他人時則是要主動的打招呼。「我覺得與其讓他們背再多的單字，不如讓他們學習待人處事的方法。」除了上課之外，她也會關心小朋友平日的生活情況，以大姊姊的身份去注意他們的問題。

在這個小小的教室裡，由於資源相當的有限，每堂課只能擠下十個小朋友「其實還有很多小朋友想進來唸書，但是這裡容不下那麼多的人，因此那些小朋友在放學後只能繼續在外遊蕩了。」而她也擔心這些在外遊蕩的小朋友，在家庭的疏於管教之下，會行為有所偏差或是教到壞朋友，因此她也跟希望協會的其他人員都希望能儘他們的能力，以及獲得其他單位的協助再增加教學資源，及改善讀書的環境，除了讓這些小朋友在放學後有正當的地方可去，也能讓他們重拾課本走進學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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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鬼屋裡生活

【生命力記者／陳建志報導】隨著暮色低垂，燈火通明的萬華西昌街夜市早已淹沒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但是遠在街道的另一端，隱沒在黑夜的西昌街九十二號卻顯的相對孤寂，這是一棟沒水沒電俗稱「鬼屋」的五層樓公寓，但它卻曾是慈慧春子一家三口唯一的避風港。

民國五十二年出生的慈慧春子，是花蓮玉里的阿美族原住民，十幾年前由於受不了丈夫的虐待，隻身來到台北尋找年輕時的初戀情人呂國明，並在十年前生下了曉雯。現年五十歲的呂國明，原本是工地的水泥師傅，一天二千多塊的工資，還能維持不錯的生活，但隨著這幾年建築業的不景氣及外勞的引進，它的工作機會大減，在無其他技能下只好在龍山寺前等待臨時工的機會，但僧多粥少下一次五、六百塊的喪事、廟會助手，一個月往往只能排到二、三次，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



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而慈慧春子又為了要照顧國小三年級的曉雯無法外出工作，經濟拮据的他們，終於在付不起每月一萬五千元的房租下，被迫搬離華西街的租屋處。但沒有好轉的經濟，使他們又輾轉搬了貴陽街等數個地方，甚至住進了旅館，但最後都因付不出錢被房東趕了出來，慈慧春子感慨的說：「我只要求房東寬限我們一星期，但他第二天就把水電都切斷，把我們趕出來了。」最後在走投無路下，經由在萬華十二號公園裡的遊民介紹，去年十二月他們住進了被稱為「鬼屋」的西昌街九十二號公寓四樓。

慈慧春子回憶說：「當時進去時，除了地上到處是大便外，更有一大堆已經發霉、腐壞的食物」，但為了有暫時棲身之所他們只好忍耐了。由於這是一幢沒水沒電的空屋，所以每天晚上都七、八點就睡覺，唯一的照明就是街上的路燈和小小的蠟燭，所使用的水更是從長沙街土地公廟要回來的，但面對這樣的環境曉雯卻天真的對媽媽說：「我們住這裡不用被人家趕真好！我已經被人家趕怕了。」

牆壁的裂縫，使得只要一下雨，雨水就會滲進屋裡，慈慧春子說，有一次他們睡到半夜，突然感到背後一陣冰涼，起床一看整個地板都已經是雨水了，所以他們只好到外面撿廢棄的木板釘成床板。因為沒水沒電當然更遑論會有瓦斯，所以在去年寒冷的十二月，他們只能用冷水洗澡，問曉雯說：「妳不會冷嗎？」她說：「不會啊！因為我很勇敢」，說完又是燦爛的笑。

解決了住的問題，但呂國民仍然沒有穩定的工作，所以他們除了靠同住在公寓裡的遊民，從創世基金會平安工作站拿回來的麵包果腹外，更幾乎賒遍了每一家熟識的麵攤，而為了省錢常常是母女兩人共吃一碗二十元的陽春麵，慈慧春子說：「曉雯吃麵，我喝湯這樣我們就飽了」。

這樣的情況直到當時的平安工作站站長何棋生發現後，才獲得改善，何棋生在瞭解他們的狀況後，馬上通知台北市社會局萬華社服中心，在社工員楊運生的幫助下，他們住進了西昌街夜市的一間地下室出租公寓，並順利取得民間機構約五萬塊的贊助，雖然三個人要擠在不到五坪的房間，甚至要在共用的廁所裡煮東西，但他們終於離開沒水沒電的生活。

在平安工作站的幫助下，目前慈慧春子在大理街的工作站內擔任清潔打掃的工作，每個月可以領到社會局「以工代賑」一萬二千五的薪水，而呂國民也已經找到搬運工的工作，但由於每次只有二、三百元，而且工作並不固定，加上社會局「以工代賑」經費只到今年六月，七月以後必須看議會是否通過下一年度的預算，才可知道能否繼續工作。因此對於曉雯來說，她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大房間，可能還是一個不容易實現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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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西祥 資深的生命線義工

【生命力記者／劉潔穎報導】瘦小的身軀，嚴肅的神情，五十幾歲的許西祥看起來精力充沛，在人群中像個孩子，看不出來，她已奉獻了十四年的光陰服務於生命線，且樂此不疲。

許西祥從小對人就很好奇，對觀察人的行為很有興趣，再加上後來孩子也大了，想要為這社會做些什麼，所以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生命線正在徵選義工，就決定加入這個行列。「畢竟這年齡想要找工作也難，有技術的人實在太多了，而且我的人生的哲學在於如何自在的過生活，對於物質的追求並不注重。」


許西祥是一個主動又熱心的義工，她說生命線並沒有明確為哪一階層的人服務，在案例之中從幼稚園的小朋友到七十多歲的老先生都有，至於服務項目也沒有限定，不過根據統計，大半人數都因男女感情問題而打電話尋求輔導。「一個有效的輔導最好在一小時之內結束，因為諮商員的耐力和聽力有限，除非案例非常複雜，他人情緒非常高亢而很難去撫平，就會稍微延遲一點，但不會超過兩小時。」許西祥表示。

問她是否做了那麼久的諮商人員而因此比較容易與孩子相處，她樂觀的回答：「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不像傳統社會裡，孩子是自己的骨肉就把他「拴在臍帶上面」。其實，自從進來這裡服務之後，我學習尊重我的孩子，她們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溝通很重要，而不應該用說教的方式。」她又表示：「要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一些價值觀與雜念清理後，協助他，接受他。如果你否定一個人是有行為能力的話，並把自己的觀念加進去，那別人就會感覺沒被尊重，話也談不下去了。』 這是許西祥十幾年以來所得到的收獲。

講到這些年在生命線服務的挫折，許西祥顯得有些嚴肅，但她樂觀的表示，剛開始她會被個案的不能解決而遷罪自己，後來覺得個人的改變只能靠自己的決心，諮商員的角色只是表達一些看法，無法代替他們決定。她表示，諮商員是站在被動的立場，無法與個案主角直接聯絡，挫折感是難免的，但經過了十四年的磨練與服務，這些困難已漸漸克服。

「不過我們會有些不滿，一小時在電話中是不能做出完全的輔導，也就是說，雖然知道對方現在不是個健康、或是個願意改變的人，但之後又不知事情的後續發展，就算他有落實的改變，我們也不知道，如果能夠與那個人當面談一、兩次的話，這樣效果會更好。」許西祥這樣指出。

她說輔導工作會一直做下去，因為人的閱歷越多，經驗與感受也就越多，但因自己聽力漸漸衰退，而在這以「聽」為主的工作，繼續下去或許對那些需要輔導的人不尊重，所以如果該退休的話，她也不會再勉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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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社發所 以專業扶助遊民

【生命力記者／謝佩芳報導】在萬華地區成立「工作坊」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當初之所以會有這個構想，完全和系上創立的宗旨有關，社發所助理教授夏曉鵑表示，系上除了要做研究以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協助那些基層的團體能夠站起來，為自己的利益發言，同時提高他們對問題的分析和解決能力。

社發所的工作坊和一般社會上救濟、社工團體最大的不同點就是，他們並非把遊民當成是「待援」的對象，而是藉由工作坊的各種團康活動、議題討論等過程，激發遊民對自己的危機意識，甚至是對所有遊民的共同意識，希望遊民都能了解彼此的真正需求，不再只是等待社會伸出援手，反而能夠化被動的態度為主動，最後能夠達到自給自足，能為自己權利發聲。


夏曉鵑認為遊民的問題絕對不是個人的問題而已，否則以目前的社工人員輔導的情形來看，遊民人數應該會減少，但相反的，社會上的遊民卻愈來愈多，這種現象顯示我們對於遊民分析上出了問題，一直以為只要給他們吃和工作，就可以解決問題。同樣的道理，倘若遊民只是個人的問題，那解決一、二個遊民，那所有遊民問題應當可以迎刃而解，為何實際上遊民的問題卻遲遲不能解決，而且也成為國際主要城市所共有的困擾。

因此，只是單方面的給是解決不了遊民的問題，就像有些遊民常常跟他們說，有很多社會福利機構一直都在幫助他們，只不過這些機構總是認為他們要的只是食物和棉被，以致於遊民常常領了兩、三條的棉被，還是沒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

據參與工作坊的研究生羅加鈴表示，他們每周都會到萬華的平安站去辦活動，來參加的人大多數是三、四十歲的男性青壯年，不過也有年紀較大的遊民。工作坊每週根據不同的主題設計不同的活動，例如「艋舺的一天」這個主題，就是透過經驗分享的過程促進遊民的認識；而「信任」這個主題則是藉由遊戲，讓遊民扮成瞎子相互引導對方，培養之間信任的默契。夏曉鵑相信透過這樣階段性的目標，除了讓遊民能辨別工作坊和一般的社會單位的不同，也能讓部份的遊民正視自己的問題，將來也能形成一股力量。

不過，夏曉鵑也說他們目標不是在短期內就能實現的，因此他們並沒有刻意去規劃出一個時間表，夏曉鵑反倒是認為有時專家學者所制定的藍圖，根本是強化了權力結構，也就是似乎大家都要依循專家學者方式去做才可以，忽略了遊民本身也有能力去改變生活這個觀點。

目前包括夏曉鵑在內只有四人的工作坊，以最少的經費和最大的精力來從事遊民工作和研究，堪稱是國內第一個以非救濟的觀點來協助遊民重建生活。沒有時間表壓力的他們，或許支撐著他們繼續做下去的原因，正是遊民們能夠形成共識自立自強，不再只是單純依靠外界的物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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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志工服務 讓種子健康長大

【生命力記者／朱立人報導】一百多位由靜宜大學和東海大學學生所組成的志工服務隊，從去年九月開始投入青年發展基金所主辦的「大專生伴讀計畫」，就地緣關係輔導台中縣濱海的龍井、永寧、瑞豐和大秀等四所國小共近三百位的單親與貧苦學童。

參加伴讀計畫的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學生柯錦雀說，當時知道有這個計畫，又跟自己所學的有關，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加入了服務隊，剛開始的時候，她說她覺得很累，原本計畫一名志工輔導兩名學生，可是由於志工招募不足，變成一名志工要輔導四到五名的學童，造成輔導的效果降低；而小朋友面對這群不認識的大哥哥、大姊姊，一開始會排斥、用不禮貌的言語對待、甚至故意搗蛋。後來志工增加，回復到原先計畫一比二的型態，而小朋友與志工接觸久了之後，也不再有敵意，反而成為朋友的關係。


東海大學企管系二年級的吳伶麗也是伴讀計畫的志工，她說：「有些小朋友太好動，有些又太安靜，一開始的確比較困難，但是相處幾次後，他們會感覺到你真的關心他們，後來還會主動做卡片、畫畫給大姐姐。」她曾經輔導過一個非常安靜的小孩，只做自己的事，不說話，問他問題只用搖頭或點頭回答，後來熟了之後，還會主動跟大姐姐要卡片。

在輔導的過程中，柯錦雀說，她發現這些小朋友的確需要關心，因為平常的時候父母忙著一家大小的生計，沒有時間陪伴他們，小朋友遇到事情就悶在心裡找不到人能分享，造成學童荒廢學業，甚至行為偏差。而在輔導過一段時間之後，柯錦雀也發現小朋友開始會自己唸書做功課，會期待志工來的那一天，有心事也會跟大哥哥、大姊姊們分享，所以志工在輔導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是亦師亦友的角色。

提出計畫的靜宜大學西班牙文系四年級學生薛佳琳表示由於輔導的成效不錯，希望將來可以推廣到其他地區，而服務對象也不再限於弱勢兒童，孤苦老人和身心障礙者都可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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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歡喜 為特殊的孩子盡一份力

【生命力記者／王敬智報導】走進位於萬大路的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為了準備即將為身心障礙孩子所舉辦的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協會裡堆滿了文宣和獎品，讓本來就不大的空間更形狹小，工作人員雖然因為籌備活動而疲憊，卻還是帶著微笑，耐心的接聽著每通電話。就如同協會總幹事蔡淑如說：「我們都是真正的喜歡這份工作，帶著熱心來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

民國七十六年，一群執著於服務工作的青年成立了全國第一支「智障服務隊」，後來為了擴大服務層面，於民國八十年正式成立了「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和其他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不同的是，該協會是由一群有服務熱誠的義工所組成之財團法人，和身心障礙者並無特殊關係（如心路文教基金會是由智障者的家長組成），而在無任何固定財團支持下，卻仍為身心障礙者籌畫許多公益活動，讓他們能夠走出戶外，有更多接觸人群和世界的機會。


雖然協會的經費相當有限，人員更是不足，但蔡淑如表示，他們仍是盡最大努力，用少量的資源辦出最好的活動，她舉例說：「以前舉辦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時，有些學校的校長並不表支持，但這些年下來，與會的校長越來越多，這正顯示出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日受重視，也代表著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

蔡淑如說：「每年舉辦活動，我們的前任理事長王光旭老師都會帶著他智障的女兒來參加，但前幾年老師在日本過世了，當我們又在中正紀念堂舉辦活動時，老師的女兒孤伶伶的站在場中，我看見這一幕，真的難過的掉下眼淚。」。她表示，其實每一個智障兒的家長都會擔心「當自己走了之後，孩子怎麼辦？」，而這正是政府主事者應當解決的問題，讓身心障礙者擁有更好的就學，就業和就養的環境。

雖然目前協會的財源和人手都相當不足，但仍計畫在未來為智障孩子設立一個庇護中心，提供他們就業技能的訓練。「我們正在做這樣的努力，希望讓那些家境不好的孩子也能在庇護中心裡得到受教育的機會。」蔡淑如說。

電話：23037629、23055423 傳真：23053836 劃撥帳號：1525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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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傷害 媒體扮演加害者

【生命力記者／韋奇宏報導】今年二月，中壢「基督教門徒教會」爆發牧師唐台生涉嫌以性輔導的名義，猥褻女教徒，兩名任職於中壢市某診所護士的女教友，因為曝光而引起媒體的追蹤，不但精神受到曝光的極大壓力，而且該診所負責人在不堪媒體的騷擾下，該兩名護士甚至遭到解聘的命運。

事實上，上述的例子只不過是受暴婦女因為媒體報導不慎，而衍生出的二度傷害問題中的冰山一角。長期從事推動婦女權益的勵馨基金會就表示，新聞媒體在「新聞戰」的壓力之下，往往忽視對受暴婦女隱私權的尊重，而助長了受害人二度傷害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在媒體競爭日益劇烈的情況下，相關案例更是層出不窮。該基金會就曾輔導過不少這樣的個案。


勵馨基金會根據以往個案表示，這種因為媒體報導而衍生出的二度傷害問題，大多是因為媒體對受害婦女採取「緊迫盯人」的方法。受害人可能在剛報案、做完筆錄之後，就在媒體的簇擁下，接受採訪，談受暴過程，對受害者來說，心中的創傷又被揭起。而到了隔天，消息見報曝光之後，又會受到親朋好友的異樣眼光，讓受害者沒有繼續走下去的勇氣，甚至控告加害人的意願也可能打退堂鼓。

唐台生事件發生後，勵馨曾經在公開的記者會上，請數位自稱受到性侵害的婦女現身說法。但現場記者卻一度懷疑受害者的真實身份，認為可能是勵馨工作人員假扮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真正的受害者，並「滿足」新聞媒體的需要。當時記者甚至要求勵馨提供更多受害者的資料，想要追蹤採訪當事人。因此，勵馨基金會也表示，現在的婦女團體對媒體都沒有信心。

此外，媒體造成的二度傷害，還包括對受害者受暴過程俱細匪靡的報導，以及不堪入目的用字遣詞。勵馨基金會就表示，坊間許多「八卦」雜誌以其聳動的寫作方式就曾讓許多輔導的個案相當反感。而唐台生事件發生後，有些媒體更以色情小說的敘事方式描繪其性輔導過程，讓許多受害婦女感到難堪。

針對此一情形，該基金會也表示，去年底時，勵馨曾邀集媒體工作者，以及專家學者舉辦一場「媒體工作者談性侵害議題」座談會，參與人士普遍認為，新聞媒體在面臨新聞自由、新聞壓力與隱私權的兩難下，仍應以尊重受害者的隱私權為優先考量，以避免二度傷害。同時，也有部份學者主張，媒體對於性侵害一類的新聞，可以換個角度，報導受害者可以用來使用的社會資源，幫助婦女保障權益，同時也可發揮媒體社會公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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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有成 性自主展新頁

【生命力記者／謝敏芳報導】今年三年三十日，是婦女權益嶄新的一頁，施行已有六十四年之久的「刑法妨害風化罪章」，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案後，新增定「妨害性自主罪章」來規範性侵害行為，其中最大的變革是，除了夫妻間強姦、近親間的亂倫行為與未成年之間的性行為延用告訴乃論外，自民國九十年起強迫性交一律採行非告訴乃論。該案的促成不僅展現兩性平權與人道觀點，為我國性侵害保護工作邁進一大步，而另一方面，對於長年投注心力的立委、專家學者、婦運人士以及婦女團體來說，更是一劑強心針。

回顧刑法修改的歷史，立委吳延環早在民國五十八年就提出修正案，而「妨害風化罪章」修法的起源點是在民國七十八年，趙少康擔任立委期間，同年，時任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的王清峰，也展開近十年研擬與推動相關法案的歷程，民國八十七年五月，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大幅翻修刑法強姦罪部份條文，重點包括將強姦罪改為非告訴乃論，及強姦罪的被害客體男女適用等，整個法案的主體是以立委謝啟大所提的草案為籃本。「刑法部份條文修正案」的初審完成，帶動謝啟大、范撰綠等女性立委朝二讀的關卡前進，而其中採納婦女團體的先進觀點，也促使婦女權益推動者將目標拉得更遠，提出增定「妨害性自主罪章」的訴求。


歷經近三十年的開議討論，擱置近十年的「刑法妨害風化罪章之修正草案」在謝啟大、潘維剛等民代的奔走，與王清峰、廖書雯等婦運人士的陳情之下，在今年三月三十日於立院三讀通過，而「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也終告出爐。

「妨害性自主罪章」的增定是為配合「刑法妨害風化罪章」關於強姦罪的修正，其平權觀念在性侵害對象擴及男女兩性，將男性權益納入保障範圍中展現，新修正案也以婦女人權的立場來看待性侵害犯罪行為，例如將強暴由原來「妨害風化罪章」更名為「妨害性自主罪章」，而強姦也由「致使不能抗拒而姦淫者」重新定義為只要違反對方意願就統稱為「強制性交」，以及有關「姦淫」字眼一律改為較中性的「性交」，而為達遏阻犯罪之效，加重刑責、要求接受治療都是強制執行的。此外，更重要的變革是將「惡性重大」的強姦立即改為非告訴乃論，而一般「惡性輕微」的強姦則至民國九十年元月一日起實行，新法也擴大重度強暴罪的範圍，並且認定配偶之間的強迫性行為亦可用告訴乃論追訴，至於近親之間的亂倫行為與「兩小無猜」的性行為則屬告訴乃論。

此次法案的闖關成功，幸賴有婦女團體與婦運人士長年的投入推動，其中又以王清峰和謝啟大為主導修法的靈魂人物，王清峰律師以十年的時間研議法案的具體內容與可行性，為「妨害性自主罪章」勾勒雛形，而立委謝啟大則奔走於朝野各黨派黨鞭之間，進行遊說協商，讓修正案得以跨出關鍵性的一步，真正落實在陽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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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被害 非告訴乃論的必要性

【生命力記者／李秉晉報導】「妨害性自主罪章」在今年三月底三讀通過，其中最大的變革是強姦罪由告訴乃論改為非告訴乃論，而條文中也明定強姦罪分為「惡性重大」與「惡性輕微」，其中「惡性重大」的強姦立即採行非告訴乃論，此外，新法也擴大重度強暴罪的範圍。但另一方面，為避免衝擊過大，立院增列「落日條款」，給予一般強姦罪兩年的緩衝期，至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再者，夫妻之間的強迫性行為、未滿十八歲男女的犯罪以及惡性輕微的強姦仍延用告訴乃論追訴。就這個刑法修正案來看，關於強姦罪部份有上述三項但書，而關心此法案的學者專家皆認為有其必要性。

過去，強姦罪一律是告訴乃論；現在，強姦罪區分為「惡性重大」與「惡性輕微」，只要犯罪被認定為惡性重大，一律採非告訴乃論起訴。法案推動者的立委謝啟大說，所謂「惡性重大」指的是加諸其他包括強盜、殺人、凌虐等犯罪行為，或導致被害人受傷或死亡的結果。至於「惡性輕微」的強姦，大多數是男女朋友間的「約會強暴」。惡性重大與惡性輕微的區分，關鍵在於犯罪事實的認定問題，並非是就強姦行為本身而論，所以有罪刑區分的必要。


對於夫妻間的強暴行為為何不適用非告訴乃論，律師尤美女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許多受暴婦女礙於家族顏面，或無法面對自己的孩子，所以經常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造成證據不足。除了有離婚決心的婦女外，大多的案件都無法起訴加害人。他鼓勵婦女如果真的受到侵害，一定要出面控訴，不要姑息養奸。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的研究員陳家玲表示，這個部份是經過妥協的結果，當初許多男性立委都以戲謔的口吻說，如果連夫妻的部份都改為非告訴乃論，那以後跟老婆親熱是不是要簽同意書。

至於未成年男女部份，屬於「兩小無猜」型的性犯罪仍採告訴乃論，彭婉如基金會董事長洪萬生主張，如果雙方的年齡相仿就不罰，只作記錄。因為法官必須兼顧情、理、法，不能用冷冰冰的法條解決。但是婦運人士劉毓秀持相反意見，她說，按照世界的潮流，發生性行為的年齡越來越低，類似的案件會增多，到底是不是強姦很難由雙方家長判定，很可能形成兩方互告的情況，所以乾脆列為非告訴乃論，由司法體系來衡量。

一般惡性輕微的強姦罪在法案修正後並未馬上執行，中間還有兩年的緩衝期。謝啟大表示，緩衝期主要是面對法務部的阻力所作的妥協，雖然覺得很可惜，但勉強可以接受，也希望在緩衝的期間能讓司法警政體制做好準備，而且讓政府有加強宣導的時間。尤美女說，目前各地的性侵害防治所形同虛設，沒有足夠的專業人員協助輔導，如果馬上改為非告訴乃論，曝光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可能會增加十倍之多，司法體系與救助單位無法負荷，緩衝期是有其必要的。勵馨基金會的輔導專員王玥好認為，緩衝期最主要是為了建立完整的保護體制，也許將來可以學習美國某些州實行的一次訊問，避免被害者因反覆的偵訊而受到多次的傷害。

經過十年來的努力，「妨礙性自主罪章」終於三讀通過，對參與改革的婦運人士及團體來說是一大鼓勵。但因為惡性輕微、夫妻及未成年男女的強姦行為牽涉到兩性關係與社會文化的複雜，犯罪事實無法靠法律來認定，所以保留告訴乃論是目前的因應之道。至於緩衝期部份，多位投入法案的人士都認為緩衝期是有必要的，如果倉促執行，也許會因為制度的不完整而產生更多的問題，在一切尚未就緒之前，需要時間來建立完整的司法體制與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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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有愛 開啟殘友無障礙的窗口

【生命力記者／李秉晉報導】「哇！真的好辛苦喔！」「這坡這麼陡，輪椅都快翻了！」這些乍聽之下看似抱怨話語，其實都是一般民眾在參加無障礙體驗營後，真心說出的感受。為了促使政府及民眾重視建立全面無障礙身心環境的重要性，使身心障礙者在行動上均能感受到無障礙空間的好處，台北縣新莊市溫馨助人協會與中華民國無障礙環境廣協會，十六日早上在新莊國小體育場舉辦了「溫馨有愛」無障礙環境體驗營。

本次的活動設計了各種體障的道具，包括有肢障、視障、聽障、及老人障礙等。參加的民眾必須坐著輪椅做上坡前進、開門、轉圈等動作，才算完成第一關，第二關是蒙著眼睛上下樓梯，體驗盲人看不見的不安全感。最後一關是戴著道具，耳朵塞上棉花，藉著聽音樂及穿衣服的動作來體會老人因生理退化而造成行動上的不便。


中華民國無障礙協會的秘書李明洪說，以往舉辦類似的活動都是在校園，希望透過對學生再教育，進而把無障礙的觀念推廣到社會，可是學生們因為年紀輕，社會歷練少，很難體會障礙者的不便，有時候只是把這樣的活動當成是一種平實的經驗，並沒有對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的不便有深刻的體驗。不過這次活動參加的民眾不分老少，有很多甚至是四、五十歲的成年人。對他們來說，豐富的社會經驗，加上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所以更能體會殘障者在生活上的不便。

李明洪說，無障礙空間其實不只是在校園內、大樓中，其實很多休閒設施都需要無障礙的環境讓殘障人士也能使用。他感慨地說，日本的迪斯奈樂園都有專門為殘障朋友設置無障礙的空間設施，但是台灣在這方面則是落後太多。他接著說，很多人誤以為無障礙環境只是有形的硬體方面，其實殘障朋友更需要的是一般人以無障礙的態度去對待他們。他們需要的是社會的尊重，而不是憐憫；希望的是用平常心去看待他們，而不是要把殘障當成是異類。殘障朋友都比較害羞，其實只要給他們多些關心，他們還是很樂意走出來面對人群。

一位參加活動的民眾吳美燕小姐說，殘障人士真的很不方便，必須坐著輪椅前進，遇到上下坡時還會更吃力；而且開了門後還要轉圈關門，生活上的困難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這次活動只是該協會幫助殘障朋友工作的一部份，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讓正常人體會殘障生活的辛苦。」溫馨助人協會理事長楊乙郎說。同時他也希望殘障朋友除了得到社會的接納外，本身也要自立自強，才能勇敢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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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黃阿平 電腦能力一級棒

【生命力記者／劉家凱報導】黃阿平，是位重度視障者，除了擔任台中啟明學校工友，更克服視力不良的困難，負責校內電腦網路和校外多項視障資訊業務。他謙虛的說：「自己努力是應該的，人家給我機會才是最重要的。」

由於先天性白內障，加上延誤了治療的時機，黃阿平從小就是重度視障，每天上學得背著兩個大書包，裡面裝滿了放大字體而數量為原來三四倍的書本，他笑著說，名字叫阿平、阿平，意思就是被兩個大書包「壓平」(台語)。


一直到國中唸了啟明學校，在一次殘障生的交流中，偶然看見別人用放大鏡和望遠鏡來協助看書、看老師上課，和應付平常生活的需要，黃阿平才學會利用這些輔具來減輕讀書和作息上的沉重負擔；至於在使用望遠鏡時，旁人的異樣眼光，他說，是靠著自己的意志力，才逐漸克服了心裡的障礙。黃阿平覺得，小學唸的大字體課本，是他後來投入資訊化的啟發；而自己使用輔具的經驗，更讓他深深體會到：「只要有適度的輔助，身心障礙的學生可以學得更好。」

高中畢業後，黃阿平曾在青果運銷合作社工作過，之後回到了母校台中啟明學校服務。他透露當初會想要學電腦，其實是為了應付工作──因為工作上要求必須撰寫日誌，但是他的字很不好看，為了能把日誌漂亮的交出去，就花費三個月薪水，買了台二八六電腦和印表機。黃阿平感嘆的說，那時候學校連一台電腦都沒有，也沒人教導他，完全是自己買書看著學的。

靠著一支放大鏡，從基本的文書處理到後來的網路知識，幾乎都是黃阿平貼近著書本，一點一點學來的，他說：「十倍數的放大鏡和書本，是我學電腦最大的利器。」自學進修電腦的辛苦，除了有疑問時，常常找不到人解答之外，黃阿平說：「大多的時間是在跟視力挑戰。」也因為看不清東西，所以在學習電腦的過程裡，由於接錯那些五顏六色的電線，造成線路燒掉；裝光碟裝到冒煙；軟體灌到一半，不小心按錯一個鍵，結果又得重灌；都是黃阿平記憶中曾經出過的狀況。

黃阿平謙稱自己是「玩」了十幾年的電腦，直到前年才正式上課進修。但是黃阿平說，他用望遠鏡看老師上課，經常一眨眼就找不到老師的滑鼠點到哪去了，也看不清老師按了幾下鍵盤；一堂課的內容，回去之後得花兩三天時間才能弄懂。所以上課對黃阿平來說是一個開端、啟發，必須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時間，反覆看書和電腦的教學錄影帶，才能真正的學會。

「因為自己比較雞婆，想利用沒事的時間幫忙打打學生名冊，結果一下去就沒完沒了。」從幫忙同事處理文書開始，到後來使學校全面電腦化、建立全校的網站架構，黃阿平現在的工作，除了一個人要負責整個台中啟明學校的網路中心，並承辦盲用電腦等多項資訊業務之外；另外從自己學習經驗裡，深深體驗到「科技」能提供視障者許多方便和幫助，讓他們有機會可以獨立自主，因此就以自己學習的經驗和從視障者出發的觀點，投入科技輔具的研發。

雖然因為資格的限制，黃阿平只能佔工友的缺，雖然他經常早上五點就要到學校，每天晚上得忙到八點、甚至深夜一兩點才能回家，放假時也常因為一通電話，而跑回學校去「打火」(處理電腦的故障)，黃阿平卻沒有什麼怨言。他覺得學校和社會大眾已經給了他機會，他很珍惜這個機會，所以想去衝、去全力付出，也希望能藉此證明視障者的能力。黃阿平說：「表現得好一些，也可以向別人證明，視障者是有工作能力的，只要大家願意給他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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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媽媽 安寧病房中的彌勒佛

【生命力記者／劉潔穎報導】馬階醫院安寧病房中，七十九歲的唐媽媽因為骨折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身軀，身上又帶著糖尿病及心臟病，讓人無法想像她已經在安寧病房服務了十九個年頭。

二十年前，由於女兒是護士，常常接觸癌症病患的照顧工作，讓唐媽媽開始接觸到這個領域。之後女兒出國，讓唐媽媽下定決心投身做一位安寧照顧的義工。雖然自己身體並不是很好，但是她仍然保持著開朗的心情從事這份工作，「人的身體都會『故障』，它只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個工具。」她樂觀的表示。



看起來非常純樸的唐媽媽，其實從小家境就很好，很富有，也因為被照顧得太好，所以身體抵抗力一直都比一般人差，容易生病，但她的心靈卻非常的堅強與樂觀。她還得意的強調當初她是校花，而且也是個優秀的學生，同時又半開玩笑的說自從嫁了之後，就不斷的生病。

但是這些並卻沒有擊倒她，信仰使她一直堅持下去，忘記自己的病。唐媽媽常說，是神一直帶領著她，給她平安，她解釋這種平安與世間的平安是不同的，她也以這種心情來愛那些需要關懷的人。幸運的是，她的家人都非常支持她，唐先生與兒子都曾經投身過志工的工作。

安寧照顧的工作，常會面臨到生離死別的情況。熱心的唐媽媽只要一知道有人得了癌症，就會不停的為他禱告，所以常會與病患培養出深厚的友誼，有時突然停止聯絡時，她便知道那位朋友大概是離開世間了。儘管如此，唐媽媽也不會太傷心，因為她深深的相信，世界上有神的存在。

在安寧照顧的過程中，唐媽媽發覺癌症病患似乎沒有生活目標，徬徨無助。就如買一張飛機票，卻不知到目的地的感覺，等到走到出境大廳，發現無法帶走所擁有的一切，心只會更慌，她很清楚病患都有這個失去目標的過程，所以在與病患的相處中，她會把自身的經驗與他們一起分享，把樂觀的一面呈現出來，讓他們減輕不安。

「死只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是一個有形的體變成一個無形的體，所謂無形的體就是性靈和生命。」唐媽媽這樣的說，一般中國人都認為人死後若是沒人去拜的話，就怕他變成鬼且糾纏不放，不祭拜也可能會變成餓死鬼。但這些對她而言不真實，只是迷信。

信仰卻也使她一直堅持下去，忘記自己的病，看著唐媽媽小小的身軀躺在病床上，感覺很脆弱。醫生叫她多休息幾天，她還很堅持要趕快離開，因為不只是病患在等著她，而且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還要與另一個義工廖媽媽一起燉雞湯給所有安寧病房的病患者喝，所以她要趕緊打起精神，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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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 幫助遊民遠離街頭

【生命力記者／林揚程報導】小陳原本是一個生活穩定的水電工，但突發性的小兒麻痺症，讓他為了醫療雙腳花光了所有積蓄，在經濟失去依靠下，只好獨自在街頭遊蕩。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平安居的社工員在外展訪視時，恰巧遇到小陳，在瞭解了他的困境後，邀請他到平安居來尋求協助，一方面幫他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和低收入補助，另一方面也提供他工作資訊，協助他到台北職訓中心進修，在社工員全心的照顧下，小陳不但獲得丙級水電工執照，也在一家飯店內擔任水電工，生活從此穩定下來，不再流浪在外。

或許你常常在街頭巷角、公園、地下道、火車站等公共場所，看到許多類似小陳的流浪漢露宿街頭。偶而也會看見那些疑似罹患精神病、身心障礙的老人，他們整天在四處徘徊遊蕩卻無人照顧，嚴重的甚至就昏死在路邊，對於這些遊民的照顧除了主管機關外，最積極的應該是相關的民間福利機構了。


關於遊民的照顧問題，目前是由警察局、各縣市社會局接受民眾報案，再將遊民轉送到療養機構安養。在台北市有二個協助遊民民間機構，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平安居和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平安工作站，這兩個機構提供遊民日常生活補給、發放便當、健康檢查、簡單衛浴設備、臨時居住場所等，也有簡單的代工讓遊民謀生，給予遊民生活上的支助；另外在中和，台北市社會局也設立遊民收容中心，收容那些遊蕩在外而身份不明的失智老人、精神異常的病患等，提供遊民一個暫時借住的環境，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

台北市遊民收容中心社工員吳家鳳表示，通常遊民是由警察局、醫院轉介到收容中心裡。收容中心這邊會先安排遊民到醫療機構檢驗，先了解遊民的健康狀況，協助他們就醫。進一步社工員深入訪談，幫助遊民申請社會救助，如低收入補助、殘障手冊等。吳家鳳說：「身份不明是鞤助遊民申請社會福利時最大的阻礙。」她說，很多失智老人、精神異常的遊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而身份不詳的話，就不能申請健保卡就醫，也無法申請福利補助。遇到這種狀況時，收容所會和警察單位溝通，重新給予遊民新的身份證。

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平安居社工員陳鴻裕說，目前的平安居是定位在中途之家，提供遊民一個暫住的場所。他表示，遊民最需要的不只是經濟支援，生活輔導更重要。他說，平安居和平安工作站都致力轉介、輔導的工作，了解遊民的生活問題，提供管道、資訊給他們，鼓勵他們自立、重回社會。

「事實上還是有很多遊蕩街頭的遊民需要協助。」陳鴻裕說出這樣的感嘆語。他說，目前現有的社工員礙於人力上的短缺，可能不能常常外展去訪視遊民，所以比較不能全面性地照顧到所有遊民。吳家鳳也鼓勵民眾要發揮人溺己溺的愛心，打一通電話給警察局、社會局，就能幫助遊民脫離生活的困境。

要減輕遊民流浪街頭的問題，得靠社會大眾熱心的協助，如果您看到有人流浪街頭，請您聯絡當地派出所、社會局等，請他們派人援助遊民，這樣將能幫他們遠離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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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冰心 都市邊緣的流浪人

【生命力記者／陳建志報導】「小朋友，我們都是好朋友……」，滿口牙齒幾乎與牙床齊平的曾冰心，熟練的唱著年輕時上課的兒歌。滿佈皺紋的黝黑臉龐露出愉悅的神情，但在這背後除了刻畫著歲月無情的痕跡外，更隱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辛酸故事，因為八十二歲的他，居然是無以為家四處遊蕩的街頭遊民。

民國七年出生於福建的曾冰心，二十八年加入了抗戰的行列，直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隨著國民政府的先遣部隊來到台灣，初來台灣的他，除了繼續在部隊服務外，也曾當過船員、賣過衣服，並在中國大飯店與亞都飯店當過游泳池與三溫暖的管理員，直到民國八十六年才正式退休，而這也開始他的遊民生活。


早已結婚的他共育有四子四女，其中老三由於受不了士官學校的壓力，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因精神病發作走失，他的太太也因為這樣遠走日本從此失去聯絡。至於其他的三個兒子，家住三重的大兒子是他較常依靠的對象，但是喜歡酗酒的他只要一喝酒就開始吵鬧，曾冰心說：「他有時候會罵我，甚至會打我」，所以他並不喜歡去找他。

而二兒子住在宜蘭，目前只在環保局工作的他要扶養五個尚在唸小學的小孩，所以家計負擔非常沈重，加上曾冰心覺得媳婦似乎不是很歡迎他，所以去年中秋節離開後就沒再去找二兒子了。而四兒子目前以開計程車為業，居無定所的他連曾冰心都不知道如何找他。那問他為何不去找女兒，他說，她們都很忙，而且都已經嫁出去了，不應該去麻煩她們，現在的生活自由自在，反而更為快活。

由於沒有孩子可以依靠加上付不出房租而流落街頭，但是他卻開朗的說「變換環境是我的興趣」，所以他曾住過公園、圖書館、車站、運動場與寺廟，他覺得這樣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其中寺廟因為環境清幽更是他的最愛。而不同於一般遊民的不注重清潔，喜歡泡溫泉的他，除了常到北投進賢路的長春溫泉洗澡外，有時候也會花錢到陽明山泡溫泉，他並且認為萬華、龍山寺一帶太過複雜，所以他最常休息的地方都選在北投。

一個藍色小背包裡裝著毛巾、內衣褲、肥皂、牙刷、牙膏和開水，另外再加上一支雨傘、身上穿的毛衣和藏在固定地點的毯子，這就是曾冰心的全部家產，問他這樣寒流來難道不會冷嗎？他說不會！接著又說，如果真的很冷的話，那我就找一個有燈光的地方，「然後在晚上的時候看書，等到白天天氣較溫暖時再睡覺就好了」，說完仍然滿臉堆著笑容。

生性樂觀且自尊心極強的他，在談到過去的回憶時不時手舞足蹈、開懷大笑，對於現在的處境雖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他說「我不希望別人可憐我」，接著說有一個早餐店的老闆娘常常會拿錢或三明治給我，但我不會跟他拿，雖然原本二十元的三明治他算我十元，「但至少這是我用錢跟他買的！」而曾經唸過師範學院並且當過代課老師的他，除了對　國父的思想大表推崇外，各種經文更是信手拈來滔滔不絕，甚至自己在陽明山看到自七星山往紗帽山流逝而去的磺水而做了「兩岸夾一溪，岸上水淒淒，無沙也無漓，樂樂在其中」的詩句，或許這也就是他心境的寫照吧！但其中又包含了多少的無奈。

問他希不希望政府將他安置到養老院，他說：「我還不到享福的時候」，只希望能給我一個住的地方，這樣我就能夠寫字和休息了。說完拿起了他的背包和雨傘說該走了，問他要去哪裡，他說：「不知道」，孤寂背影就這樣漸漸的消失在街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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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圖書資訊網路 推動社區互動

【生命力記者／黃君鼎報導】「提供各社區圖書館使用者一個更『自動化』的借閱、查詢環境。」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組專員楊敕貝在提到為何耗費兩千多萬元鉅資，將十五個鄉鎮圖書館連線時談到。

今年四月八日剛啟用的台南縣圖書資訊網路，從八十三年開始規劃建構，獲得省教育廳兩千一百六十萬的經費補助，目前共有縣內十五個鄉鎮的圖書館上線，提供使用者預約及查詢的服務。


包括縣立文化中心、鹽水、柳營、東山、仁德、歸仁、關廟、永康、佳里、學甲、安定、新化、善化、新市、六甲、官田等十五個圖書館，館藏共五十五萬餘冊，民眾在任何一座連線圖書館辦理借閱證，即可在網路上其他做連線圖書館辦理借閱。

楊敕貝表示，資訊網路不僅增加圖書作業上的效率，另一項特色是透過網路，推廣各鄉鎮特有的文藝活動，「台南縣不僅是農業大縣，也是相當富有文藝氣息的地區，資訊網路將各社區做更進一步的交流，也展示了各鄉鎮『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成果。」她說：「包括聞名全台的玉井芒果節、白河蓮花節，以及關廟鳳梨節、左鎮白堊節產業文化活動等社區鄉鎮活動，都可以在資訊網路上得到最新的消息。」

柳營鄉長黃國安則認為圖書資訊網路最大的意義是資源共享，台南縣目前正朝科技縣發展，圖書資訊網路的啟用，「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科技人。」

談到使用情形，楊敕貝說，目前還算不錯，只是仍有推廣的空間，而且目前全縣尚有十六個鄉鎮因為經費問題，還沒參加資訊網路，「現在最主要的工作，是申請補助款，將全線的鄉鎮社區圖書館完成連線。」

延伸閱讀：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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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豪 樂觀克服肢體障礙

【生命力記者／秦綾謙報導】九歲那年，因為周圍神經病變，使得吳振豪的四肢開始萎縮；這樣的情況，讓他在成長的道路上走得比一般人還要辛苦。雖然辛苦，但樂觀開朗的他對於未來卻依然充滿著希望和規畫。

目前就讀於輔仁大學法律系一年級的吳振豪，回想國二到高二病情惡化最嚴重的那段時期；他說，雖然父母親帶著他看遍了全省的醫院，試過了各種治療方法，但手腳的活動能力還是一天不如一天，再加上同學時而有意無意的取笑；無法接受自己可能再也好不了的他開始抱怨，抱怨父母親為什麼生下他讓他得到這種病；那時的他，難過得書根本就唸不下去了。


也許是生性就比較樂觀開朗，再加上師長的鼓勵；漸漸的，吳振豪不再那麼介意自己的病情，不再那麼介意同學異樣的眼光，當然，更不再埋怨辛勞的父母。吳振豪說：「和其他肢體殘障者比較起來，照樣可以寫字、走路的我，病情可以算是輕微的了。而且還有那麼疼我照顧我的父母，從小帶著我，看過一位又一位的醫生，即使每一位醫生都對我的病情不抱任何復原的希望，父母親還是從不放棄找尋另一個可以治癒的機會；能夠擁有這樣愛自己的父母，還有什麼好埋怨的呢？」

至於面對某些同學異樣的眼光或言語，吳振豪說，當初堅決不進入特殊教育學校或班級，和一般人一樣讀升學班、考聯考，就是希望自己不要被保護得太好，所以會碰到這些異樣的眼光是必然的，因為他和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也正因為如此，讓他可以提早接觸到許多人，適應不同的人際關係，面對未來出社會反倒不會那麼的害怕，也不會那麼的封閉自己。

現在的吳振豪，一個人離開家鄉，獨自到台北來念大學，除了台北天氣的轉變，讓他的身體還無法完全適應；對於大學生活及未來，吳振豪可是有充分的規畫及準備。過去一年，他曾經加入醒新社勵德隊，成為少年監獄服務隊的一員；吳振豪說，在少年監獄裡的受刑人和他一樣，都是必須受到外界異樣、否定眼光的一群；他是因為外表肢體的殘障，而那些受刑人則是因為一時犯下錯誤而留下難以消滅的污點。所以，他希望能聽他們說話、瞭解他們的想法，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他能夠發揮所學幫助這些朋友，幫助他們導入正途。

至於大學畢業後，吳振豪給自己三年的時間，希望能考上律師執照。他說，想當律師，並不是因為要賺大錢；而是希望能藉著自己專業的法律知識，來幫助一些弱勢朋友爭取他們的權益。就像現在，雖然政府大聲呼籲民間企業團體要給殘障者的多一些就業機會；但實際上，政府的行政部門對於殘障者的工作名額都還有一大堆嚴格的限制，連政府都不願意給殘障朋友多一些工作機會，又如何來要求民間企業團體呢？為殘障者爭取工作機會的保障，就是吳振豪將來希望可以為殘障朋友做的事。

面對將來不知道會不會繼續惡化的病情，吳振豪不願意多想。他說：「無論未來如何，我都會堅持自己的路，努力達到自己的目標和理想──能幫助多一些需要幫助的朋友，這樣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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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希望協會 青少年的避風港灣

【生命力記者／郭姝敏報導】走進教室裡，小閔〈化名〉不像其他接受課輔的小朋友拿起書來唸，而是到處與今天來上課輔的大哥哥或是大姊姊們打招呼，接著就是跟其他來自安康社區的小朋友聊天，看到她喜歡的大姊姊便會從後面抱著她們，並告訴這些大姊姊她的近況及一些事情。安康希望協會擔任義工的徐新富表示，小閔能變的這樣開朗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小閔今年十三歲，目前是個輟學生，由於家庭環境不能提供她繼續升學，所以她就拿著其他同學的課本，在每個週末都到希望協會去讀書。不過她並不是跟其他小朋友一樣都是為了讀書而去的，而是為了找尋一份關心，「我也很想跟其他同學一起唸書，但是家裡沒錢讓我再升學。」

徐新富表示，小閔來自一個暴力家庭，在長期的家庭暴力環境底下，使得她對任何人都抱有不信任的態度，加上她又有癲癇，所以無法像她的姊姊一樣在外半工半讀，而且在家裡得不到父母的疼愛、也沒有姊姊的關心，讓她覺得自己在家中好像被孤立一樣，常常會覺得孤獨而無助。但是看到其他國小同學能夠繼續的升學，令她很羨慕，所以她就趁週末希望協會有課輔的課程去求得一些協助。

她剛到希望協會時，常常都是一個人坐著看書不發一語，對人充滿了戒心及不信任，但是在經過幾個月的相處之後，她也逐漸的打開心房去接觸其他的人，不但變得比以前開朗，也會主動的跟其他人打招呼。「我想她會改變的這麼快速，是因為在這裡她找到她要的關心。」同樣也是義工的賴榮賢表示，在他們剛接觸到希望協會時，小閔曾經是他們心中的問題人物，因為她會經常地打電話給這裡的義工們，說她有自殺或是離家出走的念頭，雖然這些義工們會暫時的用一些話安撫她的情緒，但是這樣的問題並不能完全的根治，所以他們也設法去做一些心理及生活輔導。

「他們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你不知道他們會丟什麼問題給你。」賴榮賢表示，小閔只是案例的其中之一，因為家庭環境對於人格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力，這些小朋友之所以會有人格或行為偏差問題發生，原因都是因為她們在家中得不到關心，在長期被忽略的環境之下，使得他們會顯得相當的自卑及封閉，在遇到問題時如果得不到解決的方法或是援助的話，常常會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青少年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

「功課不能代表全部，如何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學會在團體中過生活才是對他們最有幫助的。」徐新富希望與其他的義工能夠協助這些小朋友不但能走出家庭，也能試著走進社會去開拓他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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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媽媽 無聲無悔的付出

【生命力記者／潘杏轉報導】母親節當天下著大雨，十位聽障媽媽在子女們和家人的陪同下，一同出席由「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所舉辦的「十大聽障媽媽楷模選拔活動」，這次楷模頒獎典禮，獲提名的聽障媽媽當中，有的是子女聽障，有的本身是聽障者。

十大聽障媽媽之一的李美芬女士，是聲暉協進會提名她參加這次活動。由於女兒在七個月大的時候患上德國麻疹，病情嚴重因而變成了聽障，而且在講話方面也有困難。李美芬說﹕「當醫生宣布她因德國麻疹而引起聽障，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彷彿是晴天霹靂。」


當李美芬獲知女兒患有聽障，因而引起語言障礙時，對她而言是雙重的打擊。「回想起來，最初的時候，我有一種求救無門的感覺，真的不知道未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後來經過朋友的介紹，她加入了聲暉協進會，在那裡獲得更多有關聽障的資訊。

李美芬自從加入聲暉協進會之後，參與協進會所舉辦的演講及座談會，「聲暉」幫助她解決女兒就學問題，能夠讓她的女兒能和平常人一樣，有讀書的機會。現在，李美芬的女兒正在學發音，已經能夠講簡單的句子。

當李美芬接受訪問時，身旁的聽障女兒嚷著說﹕「媽媽、媽媽。」那時候李美芬突然停下來，哭著說﹕「我覺得這是對女兒的虧欠，也是我這一生中最大的遺憾。」雖然女兒患有聽障和語言障礙，但是她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反而更積極參加各類團體所開辦的課程，如手語班、口語訓練。

在「聲輝」中，李美芬認識了一位朋友柯淑真，她的鼓勵讓李美芬更加堅強。柯淑貞曾告訴她要勇敢走出來，多參加相關的社團，吸收資訊，才會不知所措。李美芬表示，如果不參加「聲暉」，很多資訊都不知道。未來，她會盡量帶女兒參加各項活動，如果躲在角落裡，永遠也得不到別人的幫助，現在走出來，才發現比自己更不幸的人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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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 腦性麻痺的希望工程

【生命力記者／陳建志報導】已經三歲的小宇，戴著厚厚的眼鏡穿著定製的矯正鞋，吃力的站在站立架上，纖細的小手正以不甚協調的動作，將積木一塊一塊的往上堆。小宇是一個腦性麻痺兒，將近一歲時由於家長照顧的疏忽，使得尚未發育完全的腦細胞受到損傷，造成了視覺和肢體運動的多重障礙，也影響了小宇的學習狀況。

每天早上九點不到台北市的同舟發展中心附設腦性麻痺幼兒園裡，都會有好幾個類似小宇的小朋友由媽媽和老師為他們進行鬆筋，開始一天的復健課程。在親子班的團體課上，小智、心潔和義文在媽媽的陪伴下一起上課，老師拿著鈴鼓、黏土和圖片，訓練他們的聽力、握力和辨識力，其中心潔是狀況最輕微的所以也學的最好；小智則躺在地板上，不時要媽媽給他零食吃，否則就大吵大鬧；而義文則因四肢肌肉的高張而行動困難，早期治療老師廖心翊說：「你可以感覺到他想要拿東西，但手就是無法配合，他也常常因為這樣而生氣、沮喪」，但在這裡他們能得到最妥善的照顧。

一般人第一次看到腦性麻痺患者，常常以為他們就是智障者，但事實上約有四分之一的患者不但智力正常甚至比一般人還高。他們只是大腦在未成熟前因感染或其他原因，造成運動機能或感覺發展上的多重障礙。因此同舟發展中心社工員林書瑜說，「社會大眾不應該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排擠他們，這樣他們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平穩」。

由於心態上無法接受，所以當家中出現一個腦性麻痺兒時，有些家長會選擇逃避，將小孩關在家裡不敢帶出去見人，但是同舟發展中心主任葉玉玲卻語重心長的說：「三歲以前的療育和復育，一年的療效往往勝過三歲以後十年的療效。」因為此時小孩子肢體及學習都尚未成型，所以如果能在此時由專業的老師給予物理和感官的治療，會對他們未來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

葉玉玲舉凱凱的例子說，凱凱是正在中心做治療的院童，已經四歲多的他在去年十月剛到中心時只會躺著，甚至連牛奶都不會吸只能用灌的，但是經由老師的教導，半個月後他就可以坐起來；三個月後已經可以吃稀飯；而現在不但會吃乾飯更可以讓人家牽著走路。由這裡就可證明腦性麻痺兒只要能在早期給予正確的教導，他門也會有很好的學習效果，所以她說：「孩子是有潛力的，只是家長不知道開發，一直把他們當嬰兒看」，也因為這樣使他們的發展更遲緩。

對於這樣的現象，廖心翊也說：「現在的治療不是復原的機會有多少，而是能充分開發他未來的潛能」，因此，給予腦性麻痺兒在早期一個專業而正確的治療，才是讓他們將來能活的更快樂的最好方法。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台北市私立同舟發展中心 電話：（02）2781-8363 傳真：（02）2781-8362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26巷1號5樓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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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列車 一路走來有喜有憂

【記者／黃君鼎生命力報導】以推行成人終身教育為目標的社區大學，最近一年來在全台灣各地紛紛成立，從當初台大教授黃武雄構想推動，台北市長陳水扁支持發展社區大學開始，社區大學就成了各縣市積極規劃推動的目標，目前全省有台北市文山及新竹青草湖兩間社區大學已經成立，而另外十四間正在籌畫中。

在黃武雄教授的構想中，社區大學的推動，「要和社會改革一起進行」，使台灣各地普遍設立大學，並與社區發展運動相結合，培養公民對公共領域的關懷及批判思考的能力。


台北縣社區大學籌備處主任秘書梁至正表示，社區大學雖是是參照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的社區學院，基本精神都是發展成人教育及在職進修，但也針對台灣特殊的環境而作修正，「九０年代中期後台灣的民主化告一段落，民眾對社會運動的熱情減低，因此特別在課程中安排了社團性課程，使台灣的公民活潑起來。」

從民眾的熱情反應可以看出，社區大學確實受到了廣大的迴響，在社區大學上過課的黃麗琴認為，社區大學把象牙塔中的知識外放出來，而且把課程設計的更加生活化，「許多從前有志唸書，卻被聯考淘汰的人，現在都可以重新滿足願望。也因為真正了解自己的需要，更能投入在其中。」

但是目前社區大學有個最關鍵的問題──教育部不承認社區大學所發的文憑。許多網路上的討論顯示，有意參加社區大學的民眾在意的還是文憑。梁至正談到這個問題時表示，經費及宣傳問題一定會碰到，但是教育部不承認文憑會大幅影響社區大學的發展，雖然教育部目前也有推動社區學院的計畫，「但那是兩年制度的技職教育，與主要由民間推動，強調通識教育社區大學本質完全不同。」

中央政府不承認社區大學，不代表地方政府也不支持，宜蘭縣政府計劃將社會教育課改制為「終身學習課」，以示對全民終身教育的重視；台北市長馬英九就任後宣布，追加社區大學的預算兩倍半；苗栗縣長傅學鵬更早在選舉時，就承諾任內開辦社區大學，「各地方縣市政府提供社區大學場地及經費的補助，配合企業的贊助，使民間團體更容易推動社區大學。」青草湖社區大學主任秘書洪崇榮說。

許多縣市雖然都積極籌辦社區大學，但教育資源分佈的不均勻，使一些地區的社區大學發展顯的較為困難，「除了文憑的問題外，另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師資的尋找」，洪重榮指出，台北市的教育資源豐富，使社區大學的發展相當迅速，但是像彰化縣籌備設置社區大學，但全縣只有一間彰化師範大學，在師資的尋找上就顯的困難，但也突顯了彰化社區大學設置的意義。

「從國中到高中再到大學，一路淘汰了許多想升學的民眾，台灣的教育資源與其他國家比較相當匱乏，民眾又非常渴望知識，」梁至正說，「目前一切都按照我們的預期在進行，一些問題我們相信都能迎刃而解。」對社區大學的發展，他顯的相當樂觀而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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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廠 在環保與經濟中掙扎

【生命力記者／韋奇宏報導】「為子孫，反海渡」，長久以來對台中港居民來說，港區工廠煙囪排放的黑煙就似惡夢一般，籠罩著附近純樸的小鎮，一談起污染問題，每個人都是滿腹的苦水。然而，更另當地居民憂心的是，屬於高污染燃煤發電的「海渡火力發電廠」，在幾經抗爭之後，今年三月已經正式動工興建，這對於原就有「台中火力發電廠」在側的居民，情何以堪。於是，在幾經串聯下，一股愛鄉意識似乎在慢慢累積它的能量，等待時機爆發。


〈商港景觀〉──遍地砍「翡翠」　海岸失點綴

一九九九年的四月，天氣乍暖忽寒，尤其到了台中港區附近，陣陣強勁的海風凜人入骨，如針刺一般，令人不禁縮著身子顫抖。但對於居住在台中港附近的清水鎮、梧棲鎮、龍井鄉等地的居民來說，這種風勢，他們老早就習以為常。因為，自從港區原有的一大片「木麻黃」防風林被砍除之後，他們就必須適應。

「反海渡設廠行動聯盟」會長楊子均痛心地指出：「為了海渡電廠設廠的前置作業，已經有近五公頃、二萬棵的木麻黃遭到砍除」。這片木麻黃，當地慣稱之為「台中港的翡翠」，在居民心中有無價的地位。因此，對於防風林因為工業區的興建，而一點一滴地逐漸消失中，當地居民在乎的不是風勢日大影響生活，而是對於從小就看著長大的木麻黃有著無限的惋惜。

楊子均記得，民國六十五年，台中港正式開港，港務局為防風定沙，曾出錢請當地居民在港埠附近種了大片的木麻黃。當時不過十多歲的他，和村中的同學都加入了行列。「當時的風更大，木麻黃又非常難活，我們一群人種了幾次，好不容易才種了起來」。現在一排排的木麻黃就是在他們以時薪不過五塊錢的工錢而種植起來。但是，現在看著木麻黃被人無情地砍伐，看在居民眼裡，心中都相當不捨。

更重要的是，防風林被砍除之後，從海上往內看，台中港區如今不再有「翡翠」點綴，代之的一部份是光禿禿的一片，而大部份就是煙囪矗立的工廠密佈在海岸線上。楊子均描述這景象說：「這就是台中港的特色」。他解釋說，世界上的國際大港都有其特色，如輪船駛進紐約，直接印入眼簾的是自由女神像；到了雪梨，一眼看到的就是宏偉的歌劇院。然而，到了台中港，看到的卻是冒著黑煙的工廠。現在，當地居民更擔心的是，海渡建廠之後所架設的三面高壓線，恐將破壞台中港的景觀，國際商港的形象恐將更形低劣。

然而，為了開發工業區，台中港區三十多萬居民所付出的代價豈只有這樣而已！

〈空氣污染〉──白衣變黑衣　身體易染疾

最明顯的情形就是空氣污染。「台灣教授協會」環保組曾做過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以來，台中港區因排放大量的硝硫化物、氮氧化物以及懸浮微粒，導致台中縣沿海八鄉鎮的空氣品質十分惡劣，尤其台中港區的空氣品質及二氧化碳、硫化物等污染物每人的承受量，在海渡未設廠的現在已佔台灣第一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可供判斷空氣品質良窳的能見度，已從民國七十年代的二十公里，遽減為十二公里。現在，台中港區已列為三級污染區。

當地居民抱怨空氣污染的最大原凶就是位於大肚溪出海口、號稱東南亞最大火力發電廠的「台中火力發電廠」，現設有八個燃煤機組，自民國八十年開始運轉，每年約燃燒三百多萬頓的煤，排放大量的空氣污染物。因此，當地居民反對海渡設廠的理由，就是擔心在環境已如此惡化的條件下，又在距台中火力發電廠僅七公里的大甲溪口再設火力電廠，將會對居民形成「南北夾殺」的局面，空氣品質會日益惡劣。

龍井鄉麗水村因為最靠近台中火力電廠，居民腹中的苦水也最多。當地居民最常用來描述空氣污染程度的例子是：「下午穿著一身的白襯衫出門，回家之後就變成黑襯衫」。民眾近來又發現，民房外牆已從過去卡著灰塵，變成滿佈黑色的油垢，難以清洗。

就因為空氣品質不佳，居民的健康狀況也來得差。根據當地居民的統計，居住在台中港附近之清水、梧棲、龍井等地，甚至彰化縣的伸港、線西、和美等鄉鎮居民，因為受到空氣污染的侵害，所罹患的呼吸道疾病、氣喘病、過敏及肺部疾病比例都比其他等地偏高，引起居民的恐慌。楊子均說，根據一項委託中國醫藥學院做的「台中港區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台中港區居民罹患器喘病的機率是其他地方的六倍。

有趣的是，台灣的風向受季風影響，台中縣以及彰化縣沿海鄉鎮的空氣污染程度也受季風影響，而有所更替。楊子均說，每年春、夏之際，西南風大起，台中火力發電場所排放的黑煙就吹向電廠以北的龍井、梧棲、清水等鄉鎮；而等到秋、冬，東北風旺盛之時，就輪到電廠以南的龍井、以及彰化縣的鄉鎮受苦了。因此，即使南、北兩地的居民都期盼季風不要把黑煙吹來自己住的地方，但他們也知道，至少半年的苦日子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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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廠 在環保與經濟中掙扎（續）

【記者／韋奇宏生命力報導】

〈汪洋生機〉──親海不可得　水污魚群隔

空氣品質如此，就連上天賦予的近海權利，當地居民也有所抱怨。「靠海吃海」的人，天性最樂觀，因為浴著海風、身付汪洋、眼觀浪花，再多的俗事都拋諸腦後。但自民國六十五年開港以來，當地居民就有一個感覺：台中港區是附近鄉鎮的一塊「割地」。


台中港區自大甲溪口至大肚溪口口近十八公里的海岸線幾乎全被劃為港埠用地，全是民眾不得自由出入的管制區，尤其對於台中港區大部份所在的清水鎮來說，當地居民若無「正當理由」，即不得任意接近。

現在，海渡正式動工興建，當地居民唯一僅存、建地周圍約三公里的海岸線又即將封鎖起來，屆時當地居民恐怕將「與海隔絕」，當地居民認為，為什麼原本住在海邊的人，如今到頭來卻喪失了天賦與海親近的權利？

尤其台中縣沿海居民長期以來就是過著「靠海吃海」的日子，但自從台中火力發電廠運轉以來，長期抽取海水冷卻、清洗燃煤機組，並直接排入海洋，造成附近海域水質污染嚴重，海水溫度估計至少上升九度，破壞魚蝦良好的生存環境，漁民的捕貨量漸漸減少。當地居民以前出海一晚，至少可以捕到十萬隻的魚苗，但現在連捕一百隻魚苗都有問題。以前鼎盛的「梧棲漁港」，現在就像夕陽落在台灣海峽上，已是日落西山。目前的魚貨量都是由嘉義東港運來，以往漁民、魚販、漁船、旅客聚集的熱鬧景象已不復見。

然而，居民抱怨、擔心的，還不是僅有這些而已。

〈濕地危機〉──海渡運轉時　「高美」恐消失\n

當初台中火力發電廠設廠，造成了當年亞洲四大濕地之一，面積有三千公頃的大肚溪河口濕地目前正逐漸消失中。現在當地居民擔心的是，一旦海渡正式運轉，位於大甲溪出海口、海渡電廠緊鄰的「高美濕地」，很有可能步大肚溪河口的後塵，面臨消失的命運。

根據台中縣政府委託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林惠貞在八十六年，針對高美濕地所做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高美濕地面積雖只有三百公頃左右，是以前大肚溪河口濕地的十分之一，但其棲地相卻比大肚溪河口還豐富，有機質豐富、生態既多樣又獨特。此外，還擁有七十一科二百三十五種維管束植物、全台面積最大的「雲林莞草」以及世界僅存的「大安水蓑衣」。尤其底棲生物滋生，魚蝦繁盛，提供南來北往的候鳥一個聚集之地，種類高達三十三科一百二十二種，甚至還有黑面琵鷺、黑嘴鷗、魚鷹等珍稀鳥種。因此，高美濕地已經成為大肚溪口環境惡化之後，野鳥群聚休息的優先選擇。

正因為高美濕地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近幾年來已成為中部各級學校戶外教學的唯一場所，及自然生態的現成教材，因此，不但台中縣沿海居民，就連台中縣政府也表達反對海渡的設廠，以保護這顆「大甲溪口的明珠」。

當地居民認為，一旦海渡設廠在旁，施工時的污染問題，煤炭的運送儲存的污染問題、輸配電鐵塔必經由高美濕地而過，以及電廠排放出的污水、溫水等情形，這對於原就有廢棄物入侵灘地以及受到台中火力發電廠空氣、水污染等危機的高美濕地來說，無異是雪上加霜。

〈愛鄉意識〉──激情為代言　只為保家園

「火力發電已不合乎現代能源趨勢」，楊子均說，台中港區民眾一定堅決反對海渡設廠。去年三月，清水鎮公所就曾對全鎮二萬多居民，針對海渡設廠做過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三的民眾反對海渡設廠。而事實上，打從海渡打算在台中港區設廠之後，當地居民的抗爭便不斷上演，從台中港到環保署，從地方到中央，一群群長年與世無爭，只懂得種田、養豬的人們也走上街頭，到處陳情、抗議，只為了保護家園免於污染，為後世子孫留下一塊淨土。甚至，海渡所提出的回饋金，當地居民一文不取。

今年三月一日，即使場外有大批居民抗議，海渡仍然在台中港區正式舉行開工儀式。當地部份激動的青年一度釀起組「自衛隊」的念頭，但經楊子均的勸阻下，而暫時按捺下來。因為，目前海渡並未持續動工，而成停頓狀態，據楊子均表示，海渡面前正面臨財務吃緊狀況，無力支出高達三百七十五億元的投資，動工典禮只是儀式。目前，「反海渡設廠行動聯盟」正在等待時機，一旦海渡開始動工，當地居民一定反對到底。

「不同於核四，也不像濱南開發案，海渡事件不是國際事件，無法引起國人更大的注意力」，楊子均略顯無奈地表示。不過，當地居民反對海渡設廠的決心卻並未改變，並從中體認到，捍衛家園不能靠別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力量。在「反海渡設廠行動聯盟」的整合，並融入當地文史團體的力量下，目前當地一股的愛鄉意識似乎正默默地茁壯，隨時伺機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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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啟智中心 為智障者謀福利

【記者／林育珊生命力報導】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仁愛啟智中心，為積極籌募「晨曦教養大樓」興建基金，並慶祝廿四週年校慶，特別選定母親節，在清華大學大草坪，舉一場別開生面的「新世紀的歡舞者──迎接晨曦之年」愛心園遊會。

日前有熱心公益人士將坐落在新竹龍山國小附近，一塊一千五百坪的農地捐贈給仁愛啟智中心，內政部也已經核准把這塊農地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仁愛啟智中心希望利用這塊土地建設為綜合大樓──晨曦教養大樓，為智障者提供教育、治療及養護的服務。由於法令的限制，仁愛啟智中心必需自籌五千多萬元，目前來自各地的捐款，已經累積到三百多萬元。仁愛啟智中心希望藉由母親節愛心園遊會以及其他的活動，廣集各界的愛心，共同為智障者謀福利。


今天，仁愛啟智中心特別挑選了音樂班內二十名協調能力及節奏感較好的學生，組成了「天使打擊樂團」，他們的表演，為義賣會掀起了高潮。第一首「媽媽的眼睛」，是這群孩子獻給在他們身後含辛茹苦、默默付出的偉大母親的禮物。在數位老師聲嘶力竭的數拍子以及不斷的糾正協助當中，他們賣力的揮舞著雙手，打鼓的打鼓、敲木琴的敲木琴，完整地呈現了整首曲子。他們燦爛的笑容，以及因為興奮而搖擺的身軀，感動了全場的觀眾，也濕潤了媽媽的眼睛。

智障兒徐振綱的母親王慧娟說：「我每次看他的練習，都會忍不住想哭，振綱很喜歡音樂，看到他很快樂，我就很滿足。」對於兒子完美的演出，王慧娟感到無比的驕傲。

仁愛啟智中心創辦人匈牙利籍的葉由根神父在致詞中表示，廿五年前，台灣沒有一個像仁愛啟智中心這樣照顧智障者的地方，經過大家的努力，從原本的兩個學生，到今天有一百六十多位的學生，得以在仁愛啟智中心得到適當的教養服務。高齡八十八歲的葉由根說：「智障兒，是天父的孩子。他的心願，就是讓這些孩子，能夠和一般人一樣，健康的成長，快樂的學習。」

即使天公不作美，綿綿細雨也澆不熄與會民眾的熱情。現場有來自龍山幼兒園及愛心幼稚園才藝表演、長青學苑與飛鳳舞蹈藝術中心的舞蹈表演、曙光女中青年會的帶動唱，讓原本濕冷的空氣，注入了一股熱流。　

除了才藝表演外，現場也擺著一面愛心鑼，凡是現場樂捐的民眾，不論金額的大小，都可以敲一下響鑼，同時領取一朵康乃馨，作為對母親愛的宣言。現場還有「媽媽我愛你」大聲公比賽，看誰能把對媽媽的愛喊的最大聲。最後，由今年四年級的洪偉銘以一百二十七分貝奪冠。其中，身體微恙的仁愛啟智中心董事長景耀山神父，也上台與大家同樂，他使勁地喊出了一百零八分貝的成績，贏得了現場熱烈的掌聲。

本次園遊會有來自各界團體共九十八個愛心攤位的協辦及一百個贊助單位，包括愛德會發起「慈母心捐熱血」，邀請大家熱情響應捐血活動；新竹市立保護動物協會，原本計劃一個愛心認養的活動，不過因為下大雨，只好先把狗兒送回去。聞名新竹的新勝發餅店，不但是捐出今天義賣的全部所得，甚至還提出自今天起，凡是購買該糕餅店的產品，將捐出百分之十做為慈善基金。　

除了民間團體外，新竹市內的居民也是為善也不落人後，在科學園區工作的許先生就帶著一家大小來到會場，爸爸媽媽捐血，小朋友們用自己的零用錢買喜歡的凱蒂貓和皮卡丘玩具，雖然下雨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許先生還是認為，這是一個最有價值而且最有意義的母親節。

半天多的活動，就在擴音器優揚的音樂聲中落幕，筋疲力盡的工作人員忙著結算捐款以及清掃場地，即使衣服早已濕透、鞋子早已被泥濘的草地弄髒，他們仍然樂此不疲。啟智中心社工蔡宜芳就表示，如果是為了籌款，即使要再多累一點，她都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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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社區治安關懷 讓媽媽更安心

【記者／楊方儒生命力報導】「讓媽媽安心跨進二十一世紀，和地方政府攜手打造媽媽國」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七號上午公布一項調查數據，針對母親最擔心的事，也就是子女安危的問題，以及子女照顧的托育問題，提出讓媽媽安心的做法。希望能喚起社會上對小朋友的關心，讓媽媽的國度裡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母親節前夕，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公佈了兩項調查。一個是針對全國八百一十二位目前有就讀國小子女的媽媽，所做的「媽媽安心指數調查」，主要詢問媽媽們對治安、子女安危、以及托育安親的問題。另一個是向全台灣二十二縣市政府所做的「地方政府安心承諾」問卷調查，期望能藉著這份問卷讓縣市首長們更注意學童上下學的安危。


在調查數據公佈的記者會上十幾名的媽媽，志工當場宣讀希望全家平安快樂的禱文。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張雅惠表示，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八成五的媽媽對於現在社會上的治安狀況不滿意，九成三擔心子女被綁架、九成二擔心子女被恐嚇、八成六擔心子女被毆打，這些讓人驚心觸目的數據，都讓全台灣的媽媽們非常憂慮。

女兒就讀台北市螢橋國小，自己也擔任學童課後照顧工作的李媽媽說到他的親身經歷。有一次她在晚上九點多，去美術班接女兒下課時，看到了一個穿著螢橋國小體育服大概是三年級的女生在公園裡閒晃。趨前一問，小女生竟然說她今天晚上要在公園裡過夜。李媽媽一聽，心想如果小女孩遭遇不測的話該怎麼辦，就趕忙聯絡警方和學校的愛心媽媽前來處理。後來才發現這個小女生的父母親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疏於照顧女兒，晚上女兒沒有回家也不知道。李媽媽說她看著家裡兩個孩子，想到很多在街上還沒有被發現的小孩，心裡就非常不安，「能救多少就盡我們所有力量來做」。

這兩年來在全國五十一個學區施行的「社區治安關懷委員會」，彭婉如基金會期望以這模式作為基礎，能夠讓媽媽們安心，並且能夠和社區居民、警察、以及相關單位一起來參與看顧社區兒童的重大任務。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五的媽媽覺得自己所居住的社區有必要成立這類的組織，更有高達八成一的媽媽願意主動加入社區治安關懷委員會的行列。

社區治安關懷委員會的作法是結合居民和警察局、鄰里長，及地方政府的力量。找出社區內治安的死角，與商家設立安全愛心站，並為孩子規劃一條上下學的安全路線，避免危機發生。而社區課後照顧則是讓社區內有能力、學歷、經過專業培訓的媽媽，在小朋友放學後到晚上七點的時間指導學生功課，及提供生活教育。各縣市政府首長也大都願意配合社區推動社區治安方案，以及課後照顧支持系統。張雅惠也希望她們提出的這些很好的想法，能夠得到行政系統的支持，落實到全國每一個社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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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前的創舉 登頂盲人的傳說

【記者／朱慶文生命力報導】今年視障者組團計畫征服台灣百岳，已非台灣登山史首見。根據資料顯示，民國七十四、六年分別有兩位視障者吳明威、陳敦邦先後征服玉山成功。

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七日，完全失明的視障者吳明威在台南市山岳協會協助下，與其他十一名肢體障礙者以四天的時間完成登頂；另一視障者陳敦邦則是在妻子余月霞及同事詹秀瓊的協助下完成壯舉。


現從事小提琴教學的陳敦邦，回想十餘年前的玉山登頂往事仍是歷歷在「目」，十二年中他雖未曾再重返玉山，但每一段路程卻依舊鮮明。陳敦邦說，對明眼人來說，玉山的美可能只是外在而短暫的，對我而言，卻是豐富而常留心中。

陳敦邦說，登頂不是他攀登玉山的主要目的，整體攀登過程對我而言都是高潮。尤其在玉山風口到峰頂的劇烈強風可以讓他感覺玉山的高與險峻；而上達峰頂的九百公尺鐵鍊步道，則是他最喜歡的路段，路雖陡，卻因有鐵鍊可以導引，他可以不需引導，自己領會登頂的快樂。

登山的下坡路，對明眼人而言，當然比上坡路來得輕鬆，但是對陳敦邦而言卻剛好相反，他記得當時從玉山主峰下八通關草原，往北峰大碎石坡的鐵鍊步道中止後是最艱苦的路程。他不曉得下一步是什麼？多久踩得到地？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滑下斷崖，這種障礙對明眼人常是兩三步就跨過去了。

陳敦邦也以過來人的經驗，提出二點注意事項給這次計畫登頂的視障者。首先，要注意飲食與排泄的問題，一定要把生理狀況調到最好，尤其該上廁所時千萬不要忍，否則在後續行程中，就不能專心領略自然之美；其次就是引導，引導者就是視障者的眼睛，帶路的人不要急，要考量視障者的速度，雙方的默契要好，過多的指點視障者反而會感覺勞累。

常爬郊山的陳敦邦，對於十二年後有視障者組團要征服玉山感到高興。他認為視障者千萬不要受外在環境影響而封閉自己，要勇於走出去，也祝福參加的視障者，在往返玉山的漫漫長路中，擁有更多不同的感覺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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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就業輔導 訓練智障者謀生

【記者秦綾謙／生命力報導】患有重度智能障礙、癲癇症及精神躁鬱症的小雯，半年前的她，精神狀況不好的時候只會大吵大鬧，一刻也安靜不下來，這樣的情況讓她的父母及家人傷透腦筋。在進入「台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的這半年來，在專業老師的輔導、及接受支持性就業的訓練下，小雯改變了。白天在工作站裡的她，會安安靜靜、很專注的做手工；晚上回家，也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動不動就大吵大鬧。

患有重度智能障礙、癲癇症及精神躁鬱症的小雯，半年前的她，精神狀況不好的時候只會大吵大鬧，一刻也安靜不下來，這樣的情況讓她的父母及家人傷透腦筋。在進入「台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的這半年來，在專業老師的輔導、及接受支持性就業的訓練下，小雯改變了。白天在工作站裡的她，會安安靜靜、很專注的做手工；晚上回家，也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動不動就大吵大鬧。


台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是一個台北縣裡家有智障兒的家長們所組成的社團法人組織。十年前，政府對於智能障礙者的社會福利政策還未落實，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這一群家長根本不知道自己智障的孩子能受教育嗎？他們的未來該何去何從？以後誰來照顧他們？於是，他們決定站出來，為了自己的孩子，也為了其他同樣智能障礙的孩子們，成立一個組織，聘請專業輔導老師來教導這些孩子；讓他們可以受教育，甚至是學習未來謀生的能力，也讓家有智障兒的家長們有一個可以交換資訊、分享經驗、分擔壓力的地方，這就是台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在十年來的努力下，現在的台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在全台北有六個分站、八個工作定點，輔導共一千五百多名智能障礙者，他們就學、就醫、就業、就養的問題，都在協進會的輔導範圍中；其中還包括一百五十多名接受支持性就業輔導訓練的智能障礙孩子。

理事長李舜興說，協進會的服務重點就是智能障礙孩子的支持性就業輔導訓練。只要有專業的訓練，即使是重度智能障礙的孩子，也一樣可以擁有謀生的能力。目前已有很多曾受過就業輔導訓練的智能障礙孩子已經可以在速食店、洗車場、電子工廠、或是麵包店裡工作；情況較不穩定的孩子，也都能在協進會的工作站或其他工作定點，由老師輔導做一些簡單的手工。雖然，這些工作可能薪資微薄又辛苦，但對於智能障礙的孩子來說，可以自在的活動，不用整天被關在家裡或教養院中，又有輔導老師的關心和照顧，實在是件快樂的事；而對於這些智能障礙孩子的父母們來說，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謀生的技能、有協進會的支持與幫助，對於孩子的未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擔心、徬徨與無助了。

智能障礙者的就業，除了就業前的輔導訓練，社會大眾的接受與否更是他們能否就業成功的關鍵。當外界用質疑的眼光和態度───這些孩子教得來嗎？真的能工作嗎？協進會的專業輔導老師吳秋美說：「答案是肯定的」。雖然他們的智商不如一般人高，沒有辦法一教就懂，但只要一步步訓練的累積，他們的工作表現甚至比我們一般人還要好。因為在他們簡單的腦子裡，不會知道什麼叫做偷懶，不會計較工作的辛苦與否或是薪資的多寡，他們只知道要努力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看著他們每天快快樂樂的出門工作，吳秋美說，他們是上天巧妙安排的小天使，來到世界讓成天爭名奪利的大人們，學學他們的純真無邪；真的很希望社會大眾能發覺他們的好、他們的認真，給予智能障礙孩子打從心底的支持與接納。

繼續增加工作站、落實智能障礙者就業的社區化以及永續經營，是台北縣智能障礙福利協進會裡每個成員的理想。看著智障福利協進會裡的孩子，一天天慢慢的進步、看著他們對自己的信任和依賴，李舜興和吳秋美都表示，雖然這十年來，工作站裡所有的設備、開銷這些金錢壓力，讓協進會支持得很辛苦，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只有協進會繼續存在的一天，這些智能障礙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們，對於未來才會有多一分的希望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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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益宏 勇敢走出腦性麻痺的陰霾

【記者林育珊／生命力報導】蘇益宏，就讀於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在他未滿一歲時，因為發燒過度導致輕微的腦性麻痺，身體上的殘缺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也是他這一生最大的遺憾；但是，現在的他已經懂得以更成熟、樂觀的態度走出殘障的陰霾。

蘇益宏表示，因為父母親做生意的關係，他從小就遊走於親戚家之間，他自己戲稱這叫「周遊列國」。而且因為家人不擅表達情感，偶爾也會因為生活中的不如意，把他當成出氣筒。過去他常常問自己，為什麼只有他要承受這樣待遇？但是現在，他比較能以豁達的心來面對自己的障礙。雖然，他在外觀上與一般人無異，但是，肌肉控制的失調，使他在表達能力、寫字速度以及行走姿勢上，有些微的障礙。蘇益宏說：「從小就有同學會學我講話的樣子或者是走路的樣子，當成笑話，而且上了大學，這種現象更多，不過，習慣了就不覺得有什麼了啦！」


因為身心的缺陷，蘇益宏一向覺得很自卑，甚至也曾有過輕生的念頭。在國中到高職三年級的這個階段，他因為對學校課業適應不良，加上正值叛逆期，蹺家、留級，幾乎什麼壞事都不缺席；直到最後一年，因為老師對他的主動關心，才讓他成為回頭浪子，最後，在重考後，順利考上二專。

二專畢業後一整年，蘇益宏回想，那段時間找工作並不順利，他曾在一家紡織廠當打色員，可是依舊是逃不了被佔便宜的命運；蘇益宏說：「一個月薪水一萬八的工作，我做了兩個月，只拿了一萬九千多。」最後，蘇益宏還是決定回到校園，繼續升學，於是，他參加甄試，並錄取第一志願－特殊教育系。

蘇益宏表示，他最難忘的回憶是去年八月的日本行，那是「高雄無障礙協會」針對考上大學的身心障礙學生，舉辦抽獎遊日本，他很幸運的抽到，因此有一個機會能夠展開生平第一次的跨國旅行。

在特教系剛入學的這段時間，蘇益宏的同學曾找他一起參加「大專生活營」，蘇益宏說，這是他第一次親自和證嚴法師面對面。因為證嚴法師的一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讓他不再畫地自限，對人生又有了新的領悟。他也曾經在勵志錄音帶中聽到主講人引述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名言－「不要放棄，永遠永遠不要放棄」，這句話成為他人生新的座右銘，讓他在面對困難時，勇往直前。

蘇益宏現在已經能夠包容同學們無心的玩笑，更能諒解爸媽拙劣的情感表達方式，對於自己，他以更豁達的心去面對未來，把所有的情緒，都寄托在文字的創作中。蘇益宏說：「現在只要沒事，我就會寫寫文章，散文、新詩，我都喜歡。」蘇益宏希望未來他除了當一名稱職的特教老師外，還能夠寫書，把自己的創作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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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Ｌ熱愛雜誌 為同志族群發聲

【記者楊方儒／生命力報導】「GnL熱愛雜誌的發刊，不但宣示了同志主體的正當性，更有著一種溝通的功能，促進同志與非同志之間的認知。」GnL熱愛雜誌創辦人安克強說，在同志所處的大黑櫃中，這本雜誌就像一座心靈的橋樑，串起了社會各個角落中同志朋友的喜怒哀樂。

安克強，現任GQ雜誌總編輯，三年前與兩、三個朋友共同創辦了GnL熱愛雜誌。他們最初希望透過這本非主流、沒有廣告的小眾雜誌，帶給同志朋友一個新的資訊管道，去了解其他同志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進而反思並追求新的生活目標。三年的努力下來，現在已經有許多的同志朋友，願意把他們的生命故事和性別體驗，與讀者們共同分享，而讀者交流情況的熱烈，更遠超過他們的想像。


「現在有很多傳播媒體，告訴一般大眾如何去當一個新好男人、新好女人。在這個異性戀大環境下，卻從來沒有人去讓同志做一個好的同性戀男人。」安克強說，GnL熱愛雜誌肩負了社會認知的教育功能，過去一個人的力量不足，但現在透過資訊無遠弗介的影響性，使每一個閱讀雜誌的讀者都能學習到別人的生命經驗，進而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

「其實台灣各地都有很多正在成長中、缺乏接觸機會、認不清自己真正性向的青少年。在他們所屬的環境中，完全沒有任何同性戀的資訊或是團體，能帶給他實質的幫助。不過現在他只要上書店翻閱雜誌，就可以吸收到很多在主流媒體中看不到，但跟自己切身相身相關訊息。」安克強也指出，GnL的創刊不僅是同志運動的一大步，這個顯而易見、公開的資訊來源更是台灣同志族群共有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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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鼓DIY 從玩樂中傳承文化

【生命力記者／尤念敏報導】一張厚紙板、瓦楞紙、銅鈴和鐵絲線，你會聯想到什麼？會想到它們都是製鈴鼓的材料嗎？而且還是透過小朋友的小手所做出來的鈴鼓，打起來叮叮作響，好不可愛。這些東西，我們都能在新莊文化藝術中心所辨的「鼓藝千秋──響仁和鐘鼓廠」的展覽中看見。

由新莊文化藝術中心承辦，八十八年新莊文化醮「舞足融合、新新莊」系列活動之一的「鼓藝千秋──響仁和鐘鼓廠」展覽，我們能透過這個活動加深對鼓的認識。響仁和鐘鼓廠是台灣有名的製鼓廠，很多很有名的劇團，如楊麗花歌仔戲、朱宗慶打擊樂團和小西園掌中劇團等所用的鼓都是響仁和的製品。


這次展覽的負責人李佳玲稱，希望透過這個展覽，不僅讓新莊的民眾知道，原來在他們所住的地方，有一個著名的製鼓廠，此外把這種越來越少人承繼的傳統手工業藉此宣揚出去。整個展覽分好幾個部份，有圖片展示、影片的放映和現場彩繪表演，而其中，最特別及吸引小朋友的，則是「蒙在鼓裡」。

「蒙在鼓裡」是讓小朋友自己DIY做鼓，以一些簡單的材料，如厚紙板、瓦楞紙、銅鈴和鐵絲線等，隨他們的創意，去作出不同花紋的鼓，整個過程分為三部份，以三個站作區分，每一個站都設有工作人員以協助他們。李佳玲表示，由於小朋友還小，如果只是跟他們說一些鼓的歷史、源流或是製作過程等，他們可能會沒有興趣或者根本就不明白，那也就白費了這個展覽的舉辨。

而計劃這個DIY活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小朋友通過做鈴鼓的過程，得到了成就感，進而結合所看的展覽，加深小朋友對鼓的認識和印象。最特別的地方，是這個DIY活動沒有像其他手工班一樣限定時間，在固定的開放時間之內，只要小朋友想做做看，工作人員都隨時可以教他們做。而事前也不用報名。這都是為了方便家長，不用特地抽出時間帶小朋友過去參加，也讓更多的小朋友都能參加。

李佳玲說，小朋友都很聰明，他們很多一教就學會，還會主動協助其他的小朋友去做，這也是小朋友學習對外溝通的一個好機會。另一位協助教導小朋友的義工黃淑珍表示，除了小朋友之外，也有一些年紀較大的老人家去學去做，聽說還是要學回去做給孫兒玩的。

現場所見，小朋友都樂在其中，很專心的做他們自己的小鈴鼓，問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時，年紀太小的小朋友還是不太曉得鼓到底是什麼，只知道是一種可以敲響的東西。而較大的小朋友，他們就比較了解整個的展覽，還因為想得到紀念品，而很專心看整個展覽，來回答問卷的問題。

現場中也不難看到一些媽媽，除了陪伴小孩去做鈴鼓之外，他們自己都跟著動手做一個，更有一些高中生也來參與，問他們怕不怕因為來賓大都是小朋友而覺不好意思時，他們都說：「不會呀！我覺得蠻好玩的！」一位家長陳先生則表示，他覺得這次展覽很好，除了讓民眾知道在自己的新莊地區有這樣的一個傳統手工藝之外，也讓小朋友透過DIY這個活動的參與，加深印象，而他，也是在看完這個展覽後，才知道新莊有「響仁和鐘鼓廠」這種手工藝。

這一次活動除了能讓民眾知道自己所住的地方的特色之外，還可以透過做小鈴鼓的過程，讓小朋友更了解到底什麼是鼓，而不會只是看完整個展覽之後，對鼓只留下印象。更能知道，自己所住地區所製造的鼓，原來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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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教育 三民社區的努力

【記者朱國溢／生命力報導】「您看，這是我們創意的耶誕老人，服裝都是義工們自己動手做的喔！」板橋市三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鐘明允指著板上的照片笑著說。「我們的活動都是從文化面切入。」他驕傲的說，並指出他們與其他社區所不同的，就是在每一個社區活動中，除了凝聚社區意識之外，也能帶給民眾文化上的啟發與瞭解，進而能教育民眾，也就是寓教於樂。

「快樂活力拾字郎」，就是他們所舉辦含有文化及教育的活動之一。在活動當天，許多義工扮演著台灣早期的廢紙回收者──背著竹簍，一手搖晃著會發出聲響的鐵罐，沿街向民眾換取廢紙回收，而民眾所能換得是現在台灣已非常少見的麥芽糖。


這次的活動吸引了許多民眾來參與，特別是小朋友搶著用廢紙來換取麥芽糖。鐘明允臉上露出笑容地說：「這次的活動真的吸引了許多人，有些小朋友就連地上的宣傳單也忙著收集起來，只可惜我們的麥芽糖很快就被換完了！」就在此時，一陣響亮卻又不刺耳的聲音傳來，原來是在一旁的義工媽媽陳淑芬與其他小義工開始把玩起大小的鐵罐，彷彿回到了活動當天的氣氛。

他表示，拾字郎的活動不僅讓義工們體驗到台灣早期的生活，也使得民眾能回億起當初的情景，更讓現今的小孩能藉此瞭解到我們台灣的文化。「如果台灣的小孩都不瞭解台灣的文化，這不是很可惜嗎？」他感慨地道出。

除了發揚與傳遞文化外，「寓教於樂」也是他們辦活動的重心。就像他們協會成立之後，第一次所舉辦的活動「厝邊人、鄉土情、活化社區宣傳活動」，因為在當時板橋發生多起機車縱火所引發的火災，所以為了能讓民眾瞭解火災的危險，而舉辦了這次的活動。除了防火常識的教育之外，更費心地去借來一輛煙霧車，讓民眾去親身體驗火災的恐怖。然而為吸引小朋友進入煙霧車，他們就拿糖果來當誘餌，但是，沒想到煙霧車比糖果更吸引他們。陳淑芬笑著說：「本來進去一次就可以拿一個糖果，不過有些小朋友卻吵著說：『我要再玩一次，我不要糖果了！』。」

鐘明允表示，從文化面切入，不僅是文化傳承與生活教育，有時也有其它層面的效果。「根芽采風行」就是一個這樣的活動，這是讓孫子帶著祖父母參觀台灣廟宇，瞭解台灣文化而舉辦的。除此之外，也讓老人家出來到處走走。他說：「只有小孩子的力量，才能把上了年紀的老人從家中帶出來，讓他們經過此活動與他人接觸之後，才不會孤獨地在家中。」

他表示，雖然板橋市有社區總體營造的計劃，但是目前卻是各個社區管理各自的區域，他希望從「文化面」切入進而帶動社區營造，讓由下往上的力量能讓政府更積極的推動社區營造，而不只是民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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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義凡、武名琳 與殘友作伙開店

【記者謝敏芳／生命力報導】「他們只是做不好，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做。」石義凡看著聾啞的阿珠、腦性痲痺的阿香，以及包括智障、弱視、重聽等多重障礙的阿珍，在自己一手建立的早餐店裡，娓娓道出這半年多來的心得。

石義凡與武名琳，是自小在育幼院長大的同伴，成年後各自進入社會就業，去年四月間，他們計劃合資開設早餐店，發展自己的事業，而後偶然在朋友的穿針引線下，他們與中國障礙者就業總會接觸，成為庇護性的就業點，這才開始了他們與身心障礙者的因緣。石義凡說，自己剛來到世上就被父母遺棄，當時身體又患有重病，但幸好有善心的人願意花五萬元才救活他，他認為自己也是受社會的恩惠長大，對於有困難的人更能夠感同身受，自然也多一份關注和感情。


僅僅十六坪大的店面裡，就有五名不同殘障別的員工在忙進忙出，而其他包括採買、聯繫等對外事務則由石義凡一手包辦，除了監管營運、輔導員工外，石義凡目前還身兼兩份送報工作，目的是希望有更多資金來維持這家店的營運，不致使這些障礙者再度失業，另一方面，不論盈虧狀況如何，他都要求自己每月要發足員工薪資，所以不時要動用工作所得來補貼，除了石店長在店內不領薪水外，負責帶領和教導障礙者的武名琳，在繁重的工作負擔下，拿得是和障礙者一樣的錢，他們共同一致的目標就是要支持這家店的營運、給予障礙者應得的酬勞，更堅持由自己去承擔虧損與風險，而從不讓員工們知道。

在石義凡與武名琳眼中，這些障礙者是很正常的，每位員工剛到店裡時，聽到的第一句話是「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在教導障礙者的過程中，石義凡認為障礙不是阻礙，重要的是雇主如何排除他們的不便、發掘他們的潛能，而自己在做的不僅是給他們機會也賦予他們責任。除了工作上的指導，石義凡還會對障礙者做私下的心理輔導，以目前累積的經驗而言，他認為要幫助障礙者首先要聽他們說話，以同理心去思考他們的想法，獲得他們的信任是最根本的。不過，他也坦承過程是困難重重，除了針對不同對象改變溝通方式外，有些溝通方式對他而言是相當吃力的，像是為了與聾啞員工保持交流，他索性準備一箱紙放在店內備用，靠著滿滿的文字來傳達心聲。

相較於石義凡，武名琳與這些障礙者的接觸更深、更頻繁。回憶起剛開始的情形，武名琳說「前兩、三個月的時間，自己常常因挫折感太大而躲到廁所裡哭。」她說真正面對時才發現比原先想像的困難太多，但是她告訴自己要更有耐心，也要求員工們好還要更好。「在工作上我是嚴格的老師，但私底下我是他們的朋友」武名琳談到與障礙者的相處時，指出了自己的角色與界線，她也提到最好的教導方式是以身作則，所以她常常是不停的找事情做，好不容易坐下來又馬上站起來，而目的就是要做個好榜樣，讓他們明白加倍努力的重要。

對於相處上的問題，武名琳表示早先的確有衝突發生，由於障礙者的情緒不穩定，且長期對社會缺乏信任感，許多不滿與誤解在壓抑過多後就一次爆發，過去還曾上演過障礙者出走十四日的怠工事件；而如今，武名琳與他們在閒暇時總是又親又抱又打的，像好友般閒話家常、互吐心聲，有時候障礙者還會特地買東西到店裡來請大家吃，武名琳說「就是因為他們真誠、單純，所以你接受還不行。」長時間的相處，武名琳竟在從未學習手語下可以理解聾啞員工的每個意思，猜到他每個感覺，就連聾啞員工自己也對她佩服不已。

石義凡認為自己並沒有改變什麼，他只看到障礙者比以前活得快樂，而自己得到的是幫助人的成就感，對於未來的路，石義凡說他只看到眼前這一步，「自己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最重要的是把這家店的壽命延續下去」，而武名琳在一旁則說「希望在穩固這家店後，能夠陸續開設分店，而且是屬於障礙者自己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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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安 帶領殘障者迎向陽光

【記者謝佩芳／生命力報導】在中國殘障者就業協會工作三年多的陳君安，說起加入協會的過程神情愉悅的表示，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如果沒有上帝的指引，他不會輕易的改變人生，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會有機會參與這份他有興趣又有意義的工作。

要不是一開始就拄著拐杖進門，外表斯文有禮、眼神中還不時透露出一股自信心的陳君安，還真難讓人想像他本身是個小兒麻痺患者。他說，兩歲時他患了小兒麻痺症，加上小時候個性孤立、脾氣也不好，身體上的缺陷固然是個原因，兒時同伴以歧異的眼光看他，甚至用台語叫他：「跛腳」，總是讓他對自己感到很自卑、很沒有信心，這樣的想法一直到高中，因為同學不再以取笑的態度待他才漸漸改善。


高中畢業後，陳君安從事十二年鐘錶店的工作，直到三十五歲的那年他才有了轉業的念頭，於是他參加新竹職業培訓中心的電腦程式設計班，但從來沒接觸過電腦的陳君安竟然順利的完成電腦程式設計的課程。之後還到一家結構公司，開始他這輩子第一次的「上班」生涯。在公司繒製工程結構的陳君安，因為繁忙的工作，加上假日經常性的加班，在工作四年後提出了辭呈。失業的他由朋友口中得知，中國殘障者就業協會正在開設免費的電腦美工班，就這樣的他接觸到這個協會。

剛開始，他加入協會當義工，兩個月後正式成為協會的行政人員，在就業組擔任輔導的工作。熱心開朗的陳君安表示，這裡的就業輔導工作和一般的就業輔導中心不一樣，不但因為參加就業的人個個都是身心殘障者，而且協會所要做的並不只是職業介紹而已，還要包括對他們所做的職前訓練，例如，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就醫狀況、失業原因等，因人而異的輔導和安排課程。

陳君安回憶說，曾經有幾個來參加就業輔導的殘障者，因為走不出心裡的陰影，總是認為這個社會虧欠他們、社會應該給他們什麼樣的幫助，一直在怨天尤人的死胡同裡打轉，甚至上了兩、三次的課就不來協會，有時還故意性的「失蹤」，非得要陳君安一個個去找回來。

殘障者在心裡面常常會有不如人的心態，導致他們不願意見人，默默的躲在社會的角落。陳君安想起以前他也有這樣的情形，除了不敢和人隨便講話外，在路上要是有人走在他背後，他也寧願停下來讓他先走，因為他總覺得那些走在背後的人是在看他，要嘲笑他殘障的身軀。

或許本身也是殘障者的緣故，陳君安比其他輔導人員更能了解和體會殘障人士的需求，即使時常會有遇到一些「不告而別」的朋友，他也會以體貼諒解的心找他們回來，了解他們不適應的原因，並以過來人的經驗勸告殘障者，鼓勵他們用樂觀的心情面對人生。

陳君安表示，殘障者的狀況是最難掌握的，雖然接受協會的幫助出去工作，但不到兩個星期有的人就會打退堂鼓了，這和他們過慣了沒有上班壓力的生活有關，一但要過朝九晚五的生活就無法適應。不過，陳君安說，他還是會去「追」那些人，直到都能將他們開導成功。

然而，因為人力物力不足的關係，陳君安在這可說是身兼數職，不但是就業服務員、也是殘障朋友的心靈導師、更是協會對外溝通的主力人員等。工作雖然很辛苦，薪水更沒有他從前自己開鐘錶店多，甚至有時還會面臨領不到薪水的危機，不過，正如陳君安一再強調的，能夠在自己有興趣的地方工作比什麼都要來的重要，尤其是當他看到殘障者能克服心中的障礙走出去就業時，心中那份成就不言可喻。

他同時也呼籲社會，不要用刻板的印象來看待殘障者，雖然他們的身心有缺陷，但是服務大眾的心卻沒有差別，而且給他們一次機會，也等於是把關在痛苦深淵裡的他們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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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之師柳青松 教畫二十八年

【生命力記者／王惠貞報導】「我不是養，而是在教他們，讓他們能在下半輩子有再站起來的機會」柳青松說。

現年六十三歲的畫家柳青松，民國六十年起，他付出人生中將近一半的時間，共幫助了七百多位殘障學生學畫，讓他們能在困境中學得一技之長，並訓練獨自生活的能力，幫助殘障朋友們開啟生命的另一扇窗口，「讓更多殘障者勇敢的以復健精神走出來，也減少他們家庭的一些困擾」柳青松欣慰的表示。

柳青松出身貧困，只能以自學的方式學畫。民國五十六年，先總統蔣公八十歲生日時，他畫了一幅百駿圖作為壽禮，獲其賞識，後經當時總統府祕書長張寶樹安排進入國立藝專就讀，得前輩畫家李梅樹、楊三郎、李石樵、張萬傳、呂基正、洪瑞麟、梁丹丰等人指導後又赴國外深造三年，回國後，因感於國家栽培，加上自身窮困的背景，他便決定貢獻所學，教導殘障者作畫，使他們謀得一技之長。

一開始，他配合板橋縣政府辦理的「小康計劃」，教導二十一位殘障者作畫，但因只舉辦了一期的課程，要繼續下去不僅沒空間也沒經費，後來幸獲多方人士幫助籌措資金及購屋，因此才有了支撐自己繼續做下去的基礎。

柳青松表示，每個學生因其生理上的特殊，因此，在教導其作畫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也都不盡相同，如有一個因不慎觸電而失去一隻手的學生，在剛進去的時候，因為要釘一張畫布但卻無法用一隻手單獨完成，生氣的用自己殘缺的手瘋狂的敲畫板，直到流血，在這種時候，柳青松只是靜靜的在一旁任其發洩，等到他自己平靜下來時才和他好好的談、幫他上藥、收拾等。

他教導學生的方式，不只是教他們繪畫的技巧，並且還要教導他們生活上的自理能力。所有的學生在學畫期間都住在他家中。而除了那些沒有手或腳的學生，必須幫他們做一些生活上的衛生處理、沐浴外，在飲食方面，則要他們自己想辦法進食，他說：「今天沒有了四肢，但是嘴巴還在，人比動物聰明，自然會想出自己進食的方式。」雖然這樣的做法曾引起爭議，但他仍舊認為這樣才是讓他們學習自力更生最好的方式。

柳青松以作畫為喻表示，縱使練得了高超的繪畫技巧，但若沒有一顆能感受到愛的心，就無法表現出畫作本身的生命力，因此，他教導那些學生們，主要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瞭解「感恩、重義、孝道」的真諦，因為他認為，真正可稱為「殘障」的人，是因為心的殘缺而無關外表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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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資訊網 實現無障礙空間

【記者李秉晉／生命力報導】「我們真的不願意見到社會制度與人為的障礙，讓身心障礙的朋友再度成為虛擬空間中的弱勢者。」網站簡介中的這句話說明了身心障礙者資訊服務網的成立，是為了實現另一個「無障礙空間」。網站是由中華民國殘障聯盟、開拓文教基金會與蕃薯藤網路公司合作，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

開拓文教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簡伶光說，當初有這個構想是基於媒體對社會的責任，應該為社會出一份力。在政府還未來得及行動之前，先由民間的有心人士做拋磚引玉的動作，讓政府正視這個問題。殘障聯盟宣廣部的人員許朝富說，網路發達，上網的人越來越多，如果網路科技運用得當，將是一個人人可以參與而且公平獲得資訊的管道，如果無法協助弱勢者運用網路，他們在虛擬世界中仍然是弱勢族群。


可是要架設一個綜合性的資訊服務站並不簡單，工作期間遭遇不少困難。簡伶光說，收集資料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因為資料實在太多了，加上整理需要花很多時間，其中統計和分析的資料也不完整，增加網站完成的困難度。許朝富說，現在景氣不好，經費的來源有限，資源的整合並不容易。他還提出一點，由於國內接觸殘障這方面的學者相當少，所以能提供的資訊也相對減少了。

網站對於身心障礙的內容可說是無所不包，從身心障礙的定義、殘障權利運動的歷史、相關團體介紹、法令問答到討論區、留言版……。其中最特別莫過於討論區和留言版了，這兩個互動的園地是網友最感興趣的地方。常常可以看見網友在上面熱烈討論身心障礙者的話題，例如：殘障者的工作經驗、生活中遭遇的困難、徵友……等。有時候一言不合，網友也會激動地打起筆仗。對於這樣的情形，許朝富說，如果有吵架的情況發生，自然會有資深的網友出來排解。有人問問題，也儘量讓網友們互助，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通常最接近，除非都沒有人回答，才由工作人員解答。他說，其實討論區和留言版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上網的殘友能透過網路，開拓自己的生活圈，交到更多的朋友。

網站成立至今，約有三萬人次上站，對於這樣的成績，他們感到滿意。未來，他們希望與網友有更多的互動，除了目前的留言版、討論區、聊天室外，將來還希望發行屬於身心障礙朋友的電子報。藉由網站的成立，能把殘友的力量整合，透過網路替殘友們發聲，讓社會更重視殘障者的權益。

身心障礙資訊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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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洗車中心 讓障礙者迎向陽光

【記者何佩純／生命力報導】患有輕度智障的小勇帶著靦腆的笑容招呼著剛將車開進洗車中心的客人，旁邊顏面傷殘的阿基接著按開關將客人的車子送進洗車機中清洗，而後面有弱視的小蘭則按下改裝的收銀機替客人結帳，並親切的對客人說：「謝謝光臨！」。

「歡迎光臨！」患有輕度智障的小勇帶著靦腆的笑容招呼著剛將車開進洗車中心的客人，旁邊顏面傷殘的阿基接著按開關將客人的車子送進洗車機中清洗，而後面有弱視的小蘭則按下改裝的收銀機替客人結帳，並親切的對客人說：「謝謝光臨！」。這裡的員工雖然都是身心障礙者，但是他們的專業技能卻一點也不遜於一般正常人，更重要的是，他們所散發出來的快樂氣息感染並感動了每一位顧客的心，這裡就是「陽光洗車中心」。


陽光洗車中心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成立，當初是陽光基金會的傷友們有感於殘障朋友在社會上工作的艱難，才成立洗車中心提供給殘障朋友就業機會。目前洗車中心雇用五十多位、七種不同類別的殘障朋友，其中三分之二是中重度殘障，輕微者不到三分之一，殘障類別中又以心智障礙者為多，也就是針對不易進入自然競爭市場就業的殘障朋友提供機會。

「我的朋友告訴我，每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他都會到這裡來洗車，因為看到這些殘障朋友帶著殘疾卻還能樂觀的面對生活，就覺得他的問題不算什麼了。」陽光洗車中心的社服組長劉邦如在洗車中心工作了三年，對於殘障朋友的刻板印象徹底改觀。她表示洗車中心的員工有些曾經在外面就業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有些則是快步入中年才第一次工作，但是他們在這個職場表現的敬業精神及樂觀令人感動，自己反而從他們身上看到更多社會的光明面，學到更多東西。

「他們所需要真的只是一個機會。」劉邦如表示，任用殘障朋友一點也不麻煩，洗車中心雖然有多種障礙的員工，但這樣的工作環境讓殘障朋友不必再接受外來的異樣眼光，且由肢障者管理非肢障者做一些簡單操作且不需要思考的工作，反而產生互補的作用。另一方面，這份工作也幫助他們肯定了自我的價值，由於洗車中心是一個自負盈虧的企業體，若業績提高還會發獎金給員工，所以員工的工作態度都很積極，因為當他們拿到薪水時，他們知道這些錢不是靠補助而來，而是靠自己的勞力換取的。

「只要公司給予平等的對待，他們都會努力的為公司奉獻。」劉邦如提到一般公司不喜歡進用殘障人士並不是因為沒有職缺，而是因為沒有輔助工具，雖然政府會補助進用殘障人士的公司設置輔助工具的費用，但許多公司仍嫌麻煩而不予錄用。事實上，洗車中心將機器改裝讓殘障朋友便於使用，並加強通風設備，就能使殘障朋友像正常人一樣工作。更棒的是，殘障朋友的穩定度、對公司的認同度及向心力都很高，如今洗車中心的員工流動率低，百分之七十都在洗車中心工作了三年以上，這就是最好的佐證。

可惜的是，由於加油站和洗車場結合形成一個趨勢，因此洗車場將面臨轉型的問題。劉邦如表示，不管將來的方向為何，一定會朝服務業發展，讓殘障朋友站出來服務大眾，證明殘障朋友的工作能力，也藉此增進社會大眾對他們的瞭解，進而給予協助。「我們希望社會大眾不是因為同情而給予殘障朋友協助，而是瞭解他們之後體會他們的難處，所以給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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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理 讓六法全書變成點字書

【生命力記者／劉家凱報導】劉文哲是一個視障者，當他就讀中興大學法律系時，利用一套六法全書的點字書，克服了原來學習上的困難和不便；現在他已經畢業，考取公費，即將去德國留學。這套對於就讀或想考法律科系的盲生幫助極大的點字書，是省立台中啟明學校音樂老師王明理，以六年時間翻打完成的；在視障學校服務了二十一年的王明理，最近也因此由全國特殊教育協會推選為特殊教育優秀獎。

民國六十六年王明理從國立藝專廣播電視科畢業，偶然地在教會公報上看到徵求老師的消息，由於本身是基督徒，因此她決定放棄往傳播方面的發展，進入私立惠明學校任教。王明理說，剛開始的時候，覺得教學真是很不容易；因為惠明學校的所有教學都要用點字，所以到了惠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得先學點字。而她頭一次教課的時候，因為不知道該怎麼教，就從教室跑回了教務處；王明理還記得當時教務主任安慰她說：「這只是技術問題啦！」經過和其他老師請教和多方的學習，才終於克服了教學的困難。

為了想換個環境、磨練自己，王明理從服務九年的惠明學校，轉到台中縣立新社國中擔任音樂老師。在新社國中服務了四年，因為一個由惠明轉到啟明學校的同事說：「會點字而沒能發輝，是件很可惜的事，而且點字不用會生疏。」王明理離開新社國中，再度投入了視障教育的工作。

王明理從在惠明學校就開始將一般書籍翻打成點字書，當時學生即使在校外唸書，書也是由惠明提供；轉到新社國中服務的期間，她也在教學和生活穩定下來後，繼續翻打點字書籍；目前為止，已經翻打了百餘本的點字教材和書籍。

至於六法全書的翻打，王明理說，其實是一位惠明的柯燕姬老師找她一起翻打的。柯燕姬本身也是盲人，曾當選十大女青年，她從民國六十幾年就開始著手六法全書的翻打；在王明理來惠明學校後，因為也有心為盲生翻打沒有點字版本的專業書籍，因此柯燕姬就找她一起翻打六法全書。

王明理每天利用下班的空閒時間翻打點字書，寒暑假時更是全心投入，她說：「那時候一下班就打字，連有段時間我母親住院，我都帶著打字機到醫院打字陪她。」從七十一年開始，花費了六年的時間，王明理終於將六法全書翻打成點字書，由於點字的字體大，一套總共有三十幾本、三萬多張；目前除了啟明學校外，國家圖書館裡也有一套，提供給就讀法律系或對法律有興趣的盲生使用。

花了那麼多的時間和心力，而且一直是默默在做，完成之前幾乎沒人知道，當然也沒人給予鼓勵和幫助，王明理卻認為，反正這也不是限定要在什麼時候完成的工作，只是自己想盡快完成，好讓盲生能夠使用，所以不覺得翻打六法全書有什麼辛苦或困難。

王明理笑著說：「或許是我韌性大，所以不覺得困難，而且既然答應了，就一定要完成，免得掛在心上，這也算是我的一個心願。」而現在能如她所希望的，讓這套點字書幫助盲生比較容易地完成學業，就是她最快樂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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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其在我 楊政達認真舞動青春

【記者朱立人／生命力報導】從小就因為罹患視網膜黃斑體病變，而造成弱視的建國中學二年級學生楊政達，雖然眼睛不方便，但是卻積極參加校內外的活動，像是科展、詩歌朗誦、合唱比賽等，並且屢次獲得大小獎項。

國小二年級時，楊政達接受校內的視力檢查一直都不合格，於是到醫院檢查，證實是罹患了先天性的視網膜黃斑體病變，此後只能盡量防止眼睛繼續再惡化下去，並沒有治癒的方法。楊政達說，家人知道他的病情後，有一陣子全家都很沮喪，後來漸漸地就能以平常心來看待了。


因為眼睛的問題，楊政達要比同學花更多時間在書本上，他說，同學看五分鐘就可以看完的文章，他卻要花十幾分鐘才能逐字看懂，至於要吸收書本裡的內容，可能要花二十到三十分鐘，如果字印得很小的話，花的時間要更久，非常吃力。

儘管如此，楊政達在學校活動中卻相當活躍，日前校內舉辦了全校的合唱比賽，每一個班級都要參加，楊政達被全班推選為指揮，雖然只得了最佳伴奏獎；但是楊政達說，評審稱讚他「雖然是視障生，指揮得卻很好，實在難能可貴」。

高一的時候，楊政達擔任學藝股長，當時學校舉辦了很多活動，由於班上同學參加意願不高，楊政達就毛遂自薦，參加了詩歌朗誦比賽，表現優異，後來又在學長的引薦下，加入了紅樓詩社，升上二年級更被推選為副社長。楊政達說，詩歌朗誦很注重眼神的表現，然而他因為眼睛的問題，在練習詩歌朗誦時，眼睛不能像一般人一樣炯炯有神，往往為了看清楚字，眼睛必須往旁邊看，偶而還因此被詩社的指導老師糾正一番，不過楊政達並不氣餒，反而更努力的學習。

同樣在高一的時候，楊政達參加了校內的科展比賽，全班只有他一個人參加，楊政達說：「參加校內科展是因為全班沒有人有意願參加，當時擔任學藝股長，只好自己報名參加比賽。」對生物科學有濃厚興趣的楊政達就跟當時的生物老師討論，請老師協助進行研究，詳細地記錄了實驗的過程，結果得到全校第一名；因此今年二月代表建中參加全國科展。先前為了準備科展，楊政達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到中研院去，找中研院的教授幫忙，最後楊政達獲選為明年參加國際科展的儲備代表，將前往德國參展。楊政達說：「雖然做實驗很累、很辛苦，但是對我來說卻是件很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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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裕 戰勝命運的弱視者

【生命力記者／林揚程報導】「如果不給我們正常的學習機會，只是安排弱視者到啟智學校的話，對我們也是一種傷害。」同為弱視者的伊甸視障電腦老師沈松裕感嘆地說著。

沈松裕是天生的白化症，從小視力就比較差，只有零點一左右，很不容易辨視外界事物，也無法用醫療或戴眼鏡的方式來矯正。所以他在看外界事物時，都要貼的很近，才有辦法看清楚，而這樣弱視問題在他求學過程中造成相當大的障礙，即使上課坐在講桌前，也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他要抄筆記時，也需要貼近筆記本才能寫的正確、看的清晰，學習的速度當然比明眼人來的慢。


雖然唸書比明眼人來的吃力，沈松裕卻不以這樣的困擾而放棄求學，他反而花更多時間、精神去唸書，和明眼人一樣考上大學，完成他求知的心願，畢業後也不斷吸收新資訊，學習電腦等，現在在伊甸擔任視障者電腦班的老師，鼓勵弱視朋友多多學習新知，充實自己。

沈松裕表示「要靠自己多努力」，他強調要相信自己能力，多下功夫去念一樣可以念得很好。沈松裕從小就和明眼人一樣唸書、也參加聯考，從大龍國小、明倫國中、建國中學、到台大外文系，沈松裕都藉著自己課後的努力去填補上課時看不清楚的缺陷。他說，上課專心聽、課後加強複習是他念好書的不二法則。

但是考試中弱視的障礙讓他作答的比較慢，沈松裕說，畫卡是我在考試中最困擾的事情，因為一般人電腦答案紙上畫表卡可能只要二十分鐘，但是我一邊畫，還要一邊看表格在哪裡、有沒有畫凸出去了，也要花時間去檢查有沒有畫錯，需要四十多分鐘才能把答案畫好，這讓我在作答時數度慢了很多，造成比較大的困擾，幸運的是能考到理想的學校。

沈松裕說，他很多弱視的朋友就沒這樣幸運，他們大多被安排到啟智學校就讀，學習的事物也比較少、知識就比較不足。在啟智學校，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比較寬鬆，導致他們學習的知識比較少，這樣對頭腦健全的弱視者，幫助不大，反而是一種瓶頸的限制。沈松裕說，每當他看到他那群被送到啟智學校的弱視朋友，心裡會覺得如果他們也能有正常的學習管道，他們的知識會多點，這樣不論在工作或生活上，他們也懂得更多技能，更能去尋找適合的工作，生活也會好一點。

沈松裕說，「弱視不等於全盲」，我們不能剝奪弱視者的學習機會，應該讓他們有更多學習的管道，輔導他們求知。沈松裕表示，弱視者介於明眼人、全盲之間，如果用正常人的標準去要求學習速度，弱視朋友比較難做到；但是對待全盲人的標準去要求弱視者，對弱視者來說又太簡單，降低他們學習的水準。

沈松裕呼籲弱視朋友要多方面去增加自己的知識、技能，讓自己更有機會在職場上發揮，免得機會到時因技能不足而喪失工作機會。同時，他也鼓勵弱視朋友敞開心胸，多與外界接觸。他說弱視朋友往往會因看的不清楚、獲得資訊的管道也比較少，而不敢和人交談。他鼓勵弱視朋友應該多與人聊天，他說「聊天」就是增加資訊最快的方法，多與朋友聊天就能讓自己的視野寬闊，人際關係越好，生活也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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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教會 為老人打造快樂天堂

【記者郭姝敏／生命力報導】台北市文山區裡有一個長期推行老人福利的團體，這個由教會的教友所組成的基督長老教會公館教會，默默的為社區裡的老人做了一系列的活動，如：松年大學、老樹認養、愛心商店等，除了實踐福利社區化的宗旨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活動，拉進了社區居民的距離。而今年在政府極力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驗計劃成果展中，公館教會以提供老人需求連結社區福利，帶動社區民眾的互助交流，將社區營造向前又躍進一大步，因此被社會局表揚為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優良團體。

人稱「蔡牧師」的蔡三雄為推動老人福利社區化的推手，他表示教會剛開始只有設立松年大學以提供老人就學的服務，但是在他辦學的過程中發覺這些老人不只是需要實質上的幫助，更需要心靈上的寄託與慰藉，加上社區老年人口的逐日增加，「老人問題」並不再是一句名詞，而是在社會中會隨時面臨到的問題，因此在他與其他的教友商量之後決定提供更多的老人服務。他先聯絡里長並結合社區居民取得共識後，透過他們的幫助而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活動，「解決老人問題是迫切的需要，但是還是要有其他人的參與才能完成」。除了在這裡老人們得到了關心，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得到了應有的尊重。


「老人所需要的並不是施捨，而是大眾發自內心的關懷。」蔡牧師表示，因為我們都與這片土地有關係，在大眾的心理總是會有一份情感在；而老人也曾經為這份土地付出過，即使他們現在無法做什麼事情，但是大眾還是應該珍貴他們所付出過的曾經，而不是因為他們老了就把他們丟棄在一旁。教會所做的這些活動除了要使社區裡的居民能夠多關心社區裡所居住的老人之外，另外則是要透過人與人的交流溝通之後，社區民眾能夠不斷的學習且共同成長，在有了對社區的意識之後能對社區盡一點心力。

蔡牧師表示，社區裡的民眾現在已經能夠注重老人的需求，提供他們所需的援助與關懷，但是目前所能提供的服務對教會而言還是不夠的，老人需要更多樣的活動以提供他們不同的需求。「老人並不是都喜歡待在家裡的，而是外在的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可以去的地方」，「我們希望教會能成為老人的服務中心，提供他們更多的生活空間並得到心靈上的寄託」，在多次的活動之後，這些老人們已經逐漸的走出家門去接觸外面的世界了。蔡牧師相信只要有心去做，任何地方都能夠成為老人們的居住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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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佳仁雙眼全盲挑戰玉山

【記者朱慶文／生命力報導】民國七十九年的一場車禍，帶走了梁佳仁的嗅覺與視力，卻沒有奪去他天生的樂觀。梁佳仁笑著說：「從我知道失去視力的那一天起，心中從來沒有對未來產生一絲的恐懼，我知道只要努力，天無絕人之路」。現在梁佳仁正努力準備七月份攀登玉山。

梁佳仁位於忠孝東路的按摩工作室，佈置的與眾不同，除工作區外還有吧台與一堆書，他喜歡和朋友在吧台煮著咖啡聊天。梁佳仁這個人則和他的工作室一樣特殊，愛玩、愛唸書、愛和左鄰右舍串門子，晚上還利用時間去世新大學旁聽有關文學的課程。他認為喪失視力，不等於喪失學習的機會，在他的書架上排列著一堆書籍，從中醫醫學到文史傳記都是他所涉獵的範圍。


梁佳仁愛唸書源自於對按摩工作的尊重，多吸取新知提昇自己的專業程度，顧客會更尊重你。另外，除了點字書外，他的書架上還有許多正常人閱讀的書，問他要怎麼看，還是單身的他以俏皮的口吻說，這是留給我未來小孩的資產。

天性好動的梁佳仁，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忙著學煮咖啡、做辣椒醬，最近則忙著替七月份攀登玉山做準備。每天早上，他固定爬公寓樓梯幾趟，訓練自己的體能，他的一位客人知道他要爬玉山的壯舉，則自掏腰包送了一台跑步機給他訓練體能。梁佳仁說，我的體能訓練也只能做到這樣，目前台灣的無障礙環境，還不足以讓視障者安心的做運動。他認為台灣的視障者不常和外界接觸的原因，有大半要歸咎於無障礙空間的不足，讓視障者怯於出門。梁佳仁以自己為例，以他這麼好動的個性，要去超市購物都要考慮再三，或者請朋友引導才有可能成行，因為去超市就好像進入迷宮，除了沒有導盲磚外，商品陳列也沒有點字標示。

許多第一次接觸梁佳仁的按摩客人，總是對他的開朗與好動感到好奇。梁佳仁則反問，誰說視障者一定要愁眉苦臉，快樂生活不是很好嗎？梁佳仁希望這次攀登玉山的活動，能夠帶領更多視障者走出自己的天空，也讓外界注意視障者所需要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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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 癌症病患的另一個家

【記者劉潔穎／生命力報導】人的生命是很寶貴的，即使已經走到人生的終點，也應該受到良好的照顧，讓時日不多的病患走的有尊嚴，是安寧療護的最大心願。癌症末期的病患和其家屬所希望的並不是侵害性且增加痛苦的治療，而是多照顧他們、減少他們的痛苦。讓病人能完成心願、安然的離去。由於這個原因，淡水馬偕醫院在去年成立了安寧療護中心，希望結合醫療及教育，讓安寧照顧發揮最大的功效。

馬偕是最早把安寧病房的理念引進國內的醫院。因著大環境的改變，淡水馬偕的安寧病房除了有安寧照顧的目的之外，也希望成為示範中心的功能，所以新構成的安寧療護中心，也有訓練醫療團隊的目的，給那些尚未熟悉此療護照顧且有興趣的單位，提供一個示範與教育訓練。所包括醫療團隊有醫師、護理人員，社工，宗教人員、義工，其他則視病人之需求，加入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等。


新的安寧療護中心是在去年八月落成的，第一樓的平面圖包括了二十五張床，雖然不夠，但以後還會看情況增加，「像這間房才剛剛空出來，就馬上有新的病患住進，現在全部又滿了。」馬偕醫院安寧病房義工李昆楊說‧每個房間跟一般普通病房差異不大，但視野較好、而且都是電動病床、裡面設備齊全且易於照顧病患，但最重要的是這個團隊在病人精神方面的照顧較用心，讓他們感覺有「家」的感覺。特別的是，每個房間都取了不同鳥類的名字，他們不想要以「這是什麼病房，那是什麼病房」來稱呼，避免病人的情緒受到影響。

示範中心也有為病患家屬設立的一些場所如：教育廳、咖啡吧台、小孩遊樂室等，主要是讓病人親友來探訪時，可以有個非常舒適的家庭聚會場所，而不像沉悶且藥味充天的一般場所，以此目標來促使他們多來探望的意願。另外有放置兩間「彌留室」，讓剛離開人世間軀體暫放，讓親人及朋友有緩衝時間做後續的儀式。

這裡的每個義工不會接觸到所有的病患，他們會被分配到較適合的工作，陪伴較能處得來的病人，如同李昆楊所言：「能不能陪伴他們，這也得看“頻率”合不合」，所謂的「頻率」代表人與人相處的互動模式。例如，三年前有個才十九歲成功中學的青年，之後考上了輔仁大學，得了汗腺癌，後來癌細胞擴散到骨頭與腦部。一開始。李昆楊每次去都覺得他很冷淡，因為他們之間的「頻率」不對，沒有找到可以溝通的共同話題，但後來因為病患的視力一直退步，越來越差，但他又很喜歡看NBA，所以昆楊每次去看他就會聊起NBA的賽事，跟他報告最新消息，而且只要他遲到，那病患都會問：「昆陽大哥來了沒有？」「這種關係是慢慢建立的，而且要特別觀察哪些病人比較寂寞，是否希望有人陪伴聊天。」李昆楊說。這位青年病患後來還是去輔大讀了不到一年的書，雖然時間不多，但他在臨終前也算是了了一件心事。

「這個世界有苦難，但我已經贏過這世界。只要我們彼此相愛，死去的只是生命，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李昆陽最後道出了他對安寧照顧的深刻感想，安寧照顧不但提供病患完整的醫療照顧，更要在精神上給予他們支持，讓末期病患的臨終路不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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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就業 智障者的另一片天

【記者陳建文／生命力報導】內湖區江南街一棟不太起眼的大樓裡，樓下是熱鬧滾滾的菜市場，而四、五樓的博愛兒童發展中心卻是身心障礙者最溫暖的家。因為在這裡，每一位心智障礙者都能夠發揮所長，有的學習照顧小孩子，有的正在學習製作點心，一片忙碌的景況，讓人看到了心智障礙者的生命力。

「請坐！」一進門便看到一位正在辛勤打掃的青年，手腳靈活，不經詢問，還看不出他是位身心障礙者。博愛兒童發展中心教學組組長林淑芳說，他原本是在中心裡受訓練的學員，不過因為學習能力已經很不錯，於是就獲得在中心擔任工友的工作。

林淑芳說，其實身心障礙者進入社會工作自立，還有許許多多成功的例子。在博愛發展中心有個「庇護工廠」，其中設有三個教育訓練的小組，分別是烹飪組、烘焙組、代工組等，另外還有清潔工作隊。而庇護工廠的學員大部份都是在十八歲以上，等待就業的身心障礙者，他們在這裡可以習得進入社會所需的基本技能。

「那個麵糰搓圓一點！做起餅乾來才會漂亮呀！」烹飪組的吳老師正在細心的指導學員，製作巧克力燕麥餅。雖然這個烹飪班三月份才成立，六名師生都是新手，不過成績也很不錯，做好的成品會拿到三樓的文康中心銷售或拿給四樓的工作人員購買。

而烹飪班是負責製作中心每天的午餐、代工班則是尋找家庭代工承包，讓學員從中學習工作技巧。林淑芳說，這種重覆性、一致性高的工作，有助於提高學員的成就感，而中心也會依照每位學員的工作量、努力程度來發放薪水，雖然不多，但卻讓學員在有收入之餘也能了解在社會工作的狀況。

林淑芳說，在三個教育班訓練的學員，若表現不錯，可以參加由一位老師與五位同學的清潔工作隊，一起到大樓或是住家打掃。如果能力足夠的話，更可以直接由輔導員轉介到各企業或是店家─如７－１１、麥當勞、書局、咖啡廳、龐德羅莎等去就業，大部分都是以服務業為主。當然，在外就業不比在庇護工廠裡輕鬆，面對社會上的競爭，老闆的要求也會比較高。因此，中心便會在學員就業初期，每天陪著他到線上工作，密集輔導；中期轉為每週一或二次現場輔導；到了後期，就可以每月一、二次的電話追蹤輔導。經過這樣的方式，雇主也會比較放心的僱用身心障礙人士，這就是所謂的「信心就業模式」。

林淑芳說，經過信心就業模式進入社會工作的身心障礙者，也都能獲得社會上的好評，但是，要與社會競爭畢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能夠讓身心障礙者多培養職業技能，對於他們在工作上的穩定度，也會有實質上的幫助。

第一社福基金會 網址：http://www.diyi.org.tw/ 博愛兒童發展中心 電話：(02)2797-6606 傳真：(02)2798-7323

地址：北市內湖區江南街43號4樓 郵撥帳號：0517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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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佩 為愛滋病患伸出溫暖的手

【記者鍾慧敏／生命力報導】在希望工作坊的會議室中，有一位年僅十八歲、徬徨失措的女孩前來會談，女孩因為跟筆友出去，飲料中被下毒，因此被強暴而成為愛滋病的感染者。在她的旁邊，有一位年輕的社工，心中雖然難掩震驚及難以置信，卻仍然靜靜的聆聽女孩的遭遇，並盡力安撫女孩的情緒。

三年前，陳佩佩還是高雄醫學院社會系的學生，在希望工作坊柯老師的介紹之下，懷著忐忑的心情，開始接觸愛滋病患的照顧工作。最初，她認為愛滋病是一種因為犯了錯，才會感染的疾病，那時，柯老師舉了一例子給她聽，她說愛滋病就像冒險闖了紅燈，運氣不好的人就被開了罰單。柯老師的開導漸漸打開了陳佩佩的心房，「我們永遠沒有權利對別人的生命做任何的評斷。」她語重心長的說。


在希望工作坊的工作，主要是陪伴就診、病房探視及活動的參與等。在陪伴新的病患就診時，常會遭受旁人異樣的眼光。她還記得有一次，陪伴就診等候批價時，批價小姐當著眾多人群的面前問病患：「你這是什麼病？」這樣的情形，令病患感到非常的困窘，這時，也需要社工人員即時出面解危。「在很多情形下，我們常要為病患挺身而出，擋在他們面前。」

在一次的活動中，陳佩佩認識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由於年齡相近，讓他們相處的非常愉快，但是，在下一次見面時，那位朋友卻告訴她他得了愛滋病。「看到他哭了，我的眼淚也忍不住掉了下來，面對擁有好朋友及感染者雙重角色的他，我的內心好複雜。」她難掩失落的表示。

一年前，陳佩佩轉往高雄醫學院紅絲帶聯誼會擔任研究助理，協助醫院內愛滋病患的醫療工作。她表示，在醫院工作中，面對最大的阻力是病患醫療管道的缺乏，有些病患在緊急的情況下，仍沒有醫護人員願意醫治，因此延誤病情。

陳佩佩在當社工的那段日子裡，不但對愛滋病有了更正確的認識，更看到了疾病背後的問題，「愛滋病是一個隱藏在社會角落的病，愛滋病患需要的是一個正常平等的對待，不需要太好，更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她表示，平常人最需要的是增加愛滋病的知識，而不是一昧的逃避這個問題。

「愛滋病患和我們正常人一樣，臉上並沒有多一塊肉，我始終把他們當作朋友。」陳佩佩最後平靜的道出了她的心聲。在這三年裡，她跟病患一起吃飯，一起聊天，出遊，自然而然的，把溫暖包容的心奉獻給了這一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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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社區大學的催生 民眾是關鍵

【記者尤念敏／生命力報導】三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台南市教育改革協會主要針對團體、學術界以及民意代表的催生台南市社區大學的連署書中，得到了很好的回應，其中還包括五十多位學者專家。據這個催生會的執行秘書，也是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何宗勳表示，經過四月十二日的「為何要有社區大學的說明會」和往後的各遊說活動之後，他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對於是否能在年底就可以辦成立社區大學，並不太樂觀。

對於這次台南社區大學催生的成功機會，何宗勳說：「這是非成功不可！」即使碰到任何的困難或反對聲音，他們都會一直遊說到底。他表示，台南是一個擁有優厚教育環境的地方，就以場地來說，台南除了擁有多間大學和學院之外，更是擁有全國最多的社區活動中心的地方。但是，在這些活動中心，如果只是用來作一些聯誼或集會活動的話，著實有點浪費。教員方面更是不用擔心，加上現有各地社區大學的辨學經驗，更能吸取現在各社區大學的優點，去除他們的缺點，例如，現在的社區大學課程，有很多冷門科目沒有人去上，如果能加強各學院間選課的輔導，問題將會較易解決。

何宗勳表示，他們辨社區大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十八歲以上的民眾，不受到年齡、姓別以及學歷的限制，以及有彈性的上課時間，只要是民眾想吸取知識的話，都能讓他們回到學校學習。而教材將會以能結合生活、技能和學術等方面為主，與地方社區結合。培養市民關心自己的社區，共同解決社區問題，達到促進生活品質的目的。他們更希望能營造出具有「台南學」的新風格出來，保有他們台南源遠流長的優質文化，也好讓對台南本土文化有興趣的人，找到合適的管道去研究。利用社區大學去聚集各方人材，善加利用，將更有利於各社區的發展。至於學歷認可的問題，台南市政府將透過議會立法爭取得法源資格。一旦通過，社區大學的學歷將在台南地區獲得認同。

現階段，台南市教育改革協會所碰到最大的問題，反而是支持的人多，但願意實際地作出行動配合的人少，何宗勳表示，社區大學是需要廣大的民眾去推動的，如果民眾不成為主動的推動者的話，只是口說無憑，市政府就不會去配合和重視民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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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運動會 颱風天中的熱力

【記者李秉晉／生命力報導】將近六百位身心障礙人士參加的身心障礙運動會，今天齊聚在台北市立體育場展開多項競技。雖然他們跑得不快、跳得也不高、丟飛盤也丟不遠，但可貴的是他們能在這運動會中，勇敢地走向人群；並且不怕障礙，超越自我，向社會大眾證明自己的能力。

台北市八十八年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上午在風雨中熱烈展開，啟明學校以管樂隊吹奏「愛的故事」揭開序幕。雖然看不見指揮，但啟明學校的同學們也能演奏悠揚的樂曲。緊接著啟智學校學生大跳流行的剉冰舞，以豐富肢體語言，表達他們心靈誠摯的情感。在一般正常孩子中，這些都是不容易學會的才藝，但是身心障礙的他們卻做到了！這樣的表演，讓全場感受到熱鬧溫馨的氣氛。

台北市教育局長李錫津鼓勵在場所有的選手向困難挑戰，發揮自己的專長，做一個多元的明星。運動會聖火由坐輪椅的網球選手呂碧文點燃，視障學生王豪傑宣誓，然後再配合聽障生陳蘭鳳的手語。這樣的貼心安排，讓視障聽障的選手都能無障礙地參與大會的每一項活動，也使得開幕式格外感人且深具意義。

由於受到颱風影響，使得運動會部份的場地受限。大會工作人員將趣味競賽移至隔壁的室內體育館舉行，包括飛盤擲準、地點投籃、同心協力、杯水車薪等比賽項目。參賽者中雖然有的住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但每位選手都賣力地展現他們練習的成果。由於身體上的不便，比賽中為了能夠有效地使力，選手們的動作大都變了樣，往往在身體不協調的狀態下投球、跑步，所以不時會出現參賽者弓著身子，翹著腳的逗趣畫面。由於大部份的選手們志在參加不在得獎，使得全場歡笑聲、加油聲不絕於耳，讓原本應該緊張的比賽氣氛沖淡不少。

一位帶著智障小朋友參加的楊太太說，雖然他的小孩表現不如預期，但他的目的是要讓孩子感受這種歡樂的氣氛，讓他知道有好多人都關心他讚美他。另一位坐輪椅的李先生說，殘障朋友比一般人更需要信心，今天的表現不錯，他覺得自己不會輸給正常人，對於自己可是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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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反失業 原住民五一上路

【記者韋奇宏／生命力報導】在五一勞動節的當天，原住民團體為爭取工作權，連續第五年走上街頭。約二、三百名原住民昨日發起了「原住民失業大軍大遊行」，高喊「要工作，反失業」，並提出要求政府立即提供原住民一萬個工作機會、建立符合原住民需求的就業體系、檢討外勞政策等三大訴求。遊行隊伍最後前往總統府遞交陳情書，不過在接見官員並無勞工事務相關官員下，原住民團體揚言將在下星期三將前往國民黨中常會抗議。

這場遊行是由台灣原住民族勞工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以及北區原住民大專學生聯誼會等共同發起。一行人在十二點半從中正紀念堂出發，走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天空雖然不時飄起細雨，隊伍仍高喊「李總統，要工作」、「我們要工作權」等口號，並以原住民特有的嘹亮嗓音高唱山地歌曲，表達他們爭取工作權的決心。


原住民團體表示，台灣雖已名列「已開發國家」，但原住民的生活卻仍十分困苦，根據他們自己統計，原住民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是漢人的十倍。而當政府開放外勞之後，原住民從事的營建、建築等低技術性產業，又容易被外勞所取代，光是在台灣的外勞人數就有四十多萬，比原住民人數三十多萬還多。因此原住民團體呼籲政府重視原住民的工作權。

國民黨籍原住民立委楊仁福也前往遊行隊伍聲援。他表示，原住民長期即為台灣的弱勢族群，尤其近年來在政府引進大量外勞之後，原住民的就業機會遭到剝奪，成為「弱勢族群中的弱勢族群」，因此他主張加強立法工作，並停止引進外勞政策，以保障原住民就業權益。

針對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在遊行前夕提出多項的原住民就業與居住等利多，並呼籲原住民不要在勞動節走上街頭等回應，遊行隊伍總領隊馬耀谷木表示，根據以往經驗，政府只有在原住民團體採取激烈抗爭手段之後，才會有行動，等到抗議結束之後，原住民權益依然不受重視。他也認為，這些利多政策對原住民工作情況無具體幫助。他也表示，今年的遊行並非是第一次，自一九九五開始，原住民團體為爭取工作權，已經連續五年在勞動節舉行抗議、靜坐等活動，但結果仍是一樣，每一個工地仍是充滿著外勞，原住民的權益仍未改善。

遊行隊伍一行人在馬耀谷木的帶領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演出行動劇，藉由族人向酋長回報部落的窘境，包括高失業率、職災傷害頻傳、土地流失嚴重，以及教育程度不高等情形，使得一場原本風光熱鬧的「豐年祭」失色，年輕族人演出山地歌舞的腳步也日益沈重。

遊行隊伍之後在總統府前高喊「李總統，要工作」等口號，原住民團體表示，李登輝總統曾多次承諾重視原住民權益，並表示將在退休之後前往山地傳道，但現在原住民最急需的就是工作機會，因此希望政府立即提供一萬個工作機會。隨後，總統府請願科接見陳情代表，但因接見官員無日前承諾接見的相關高層官員，致陳情代表心生不滿，隨即離開總統府。原住民團體最後在總統府外憤怒地表示，他們將下星期三繼續前往國民黨常委會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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